展览前言
《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专题陈列共有展品103件，分为“商代的青铜器艺术”、“西周时期的青铜器艺术”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艺术”三个部分，主要展示从商代晚期至战国末期的中国古代青铜器，阶段性地演绎了我国青铜艺术的发展历程。
夏、商、周是我国的青铜时代，在夏代纪年范围内，青铜铸造已较为发达。商和西周时期，青铜铸造作为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顶峰，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青铜文化异彩纷呈，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从展品构成来看，每件展品皆堪称稀世珍品。
其中，有被誉为“中华第一鼎”的“后母戊鼎”，有商代最大的圆鼎“子龙鼎”（高达1.03米，与“后母戊鼎”并称商代青铜器双璧），有晚清出土的西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器内壁上铭刻商周易代的真正原因），有妇好墓出土的设计精巧、工艺精美的觥等，足以代表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历程各时期的重要成就。从中我们可以体味造型艺术、装饰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书法艺术演变的轨迹，并继而探寻创造这些艺术元素的源泉，即我们民族上承远古、绵延不绝的审美体系。
第一部分：商代的青铜器艺术 商代后期，青铜器多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底纹，主题则采用高浮雕形式表现，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有些浮雕还分成几个层次。器类大量增加，器形复杂多样，造型注重平衡、对称，并融入自觉而生动的艺术创作。
“后母戊”三字，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商代字体较自由，可以正写，也可以反写，因此“司”与“后”的字形一样，故此鼎初始定名时，专家释读其上铭文为“司母戊”。长期以来，在中小学历史课本中一直采用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等名称，为世人所熟知。然而随着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发掘出后母辛鼎，对比发现后母辛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均与该鼎一致，而历史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一个王后，专家由此断定出土后母戊鼎的墓的主人也是武丁之妻。后母戊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这样反推，“司”应当是“后”的意思。现在，教育部门正在修订教材，改用“后母戊鼎”一名。
后母戊鼎 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
“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因器腹部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而得名。“此器厚立耳（其中一耳为后配）折沿宽缘，直壁深腹平底，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缘饰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凹弦纹。根据铸痕观察，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身共使用8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范。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而且，制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同时必须配备大型熔炉。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鼎是中华文明的见证，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代表。青铜鼎，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是中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品。该鼎形制巨大，造型厚重典雅，通体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壁厚6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 堪称“青铜之王”。
“子龙”青铜鼎 商 商后期 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
子龙鼎，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该鼎造型雄伟，在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而且铸造精细，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经典之作。通高103厘米，耳高22厘米，腹高43厘米，足高36.5厘米，口径80厘米，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饕餮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凸弦纹。 器颈部所饰，一为有首无身饕餮纹，瓶形角；二为首身完整饕餮纹，卷角较宽， 尾部下卷，爪后有长距，以凸起的鼻梁部位为对称轴线，躯干向两侧同时展开，形成一首双身，意在以平面展示立体。两类饕餮纹相间环列，静中求变。整个饕餮纹带由一个单元纹样向左右两方反复连续伸展构成，整齐并富有节奏。器足上端所饰饕餮纹卷角如羊，角尖部内卷并高高凸起，愈显动感，也与鼻梁部位耸起的扉棱增加了器物的稳定。 据传，子龙鼎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子龙鼎所铸铭文“子龙”之“子”字较小，下“龙”字以双线勾勒，虬劲有力，恰如一竖立且尾部向右上盘卷的龙形，瓶形角，圆目，张口，生动传神。
青铜尊 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河南新乡出土
此器以繁密的云雷纹为地，浮雕式饕餮纹、龙纹作为主题凸起其上；同时，饕餮纹、龙纹身上又阴刻线纹，目部尤为鼓张。这种使用阴刻和浮雕两种技法打造高低不同阶次的表现方式，既突出了主题纹样，又形成层次丰富的视觉效果，改变了平面装饰的单调。
夔龙纹青铜觚为侈口，口径较大，体高腰细。腹前后饰二兽面纹，高圈足上以回纹为地，上饰夔龙纹，腹足纹饰上下也各有一周圆圈纹。整体端庄厚重。觚是青铜器中的饮酒器，造型秀美修长，有亭亭玉立之感。尽管上大下小，但在结构上采用了宽边喇叭口形的高圈足，就使重心安排在器物的中部，丝毫没有头重脚轻的感觉。在花纹装饰上，颈部采用狭长形的蝉纹，而腰部足部用雷纹、夔龙纹和四条棱扉饰之，使整个器物的结构和高、中、低三层、立体感很强的纹饰巧妙地结合成一体，充分体现了静态中的平衡与和谐。这种纹饰不仅保留和发展了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几何图案纹，而且以夸张的形式，将上古时代幻想中的动物头部融进了花纹图案中，庄重典雅又自然得体。该觚的锈色斑斓，层次丰富，由内部向外延伸，变化多端，非人力所及。从觚身的锈斑剥蚀处观其铜质，有大小不等的砂眼和气孔，这些都是晚商青铜觚的基本特征。
青铜角双翼下凹呈弧形，杯体如爵，兽首鋬，圜底，下承三棱锥状足。此器以云雷纹为地，两翼饰兽首与三角纹，杯体饰目纹，间置扉棱。器表鋬下铸图形 。此类图形在其他器上或省略其上部作 ，或连铸作器者先人庙号作 。宋代学者将此类图形解读为 “子孙” 或“析子孙”，意为子孙永宝用，如吕大临《考古图》云：“此便于书其文有若大小人形者，盖谓孙与子，小者孙，大者子，如称子孙永宝用之类。”王黼《博古图》云“曰析子孙，乃贻厥子孙之意”。近代学者对于此类图形的释读各不相同，如王襄释为“异”，叶玉森释作“桴”，丁山将此图上部释为“保”，下部释作“翼”，即古“冀”字，于省吾释为“举”字之初文，而郭沫若将其解释为古代氏族的标识。在众说之中，尤以王国维的考证发人深省。王国维云，此类图中的大小人形，如大人抱子为尸。《礼记·曲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 又《礼记·曾子问》引孔子语：“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可知古时为尸者的年纪恒幼，故作大人抱子之形。此类图上部或两旁所置之“ ”，乃“几”侧面之形。《周礼·春官·司几筵》：“凡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 左右玉几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周礼·天官·大宰》云享先王“赞玉几”，郑玄注：“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是故此类图形是大人抱子，将其放在几间为尸之状。
?爵 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爵呈菌状柱，杯体较长，壁较直，兽首鋬，圜底，下承三棱锥状足。器柱上饰涡纹，杯体上部饰两周弦纹。器尾内壁铸有铭文2行6字：“ 作父癸尊彝”。 父癸是作器者先考的庙号。
后？母斝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此器通高66.5厘米，口径30.7厘米，足高28厘米，重20.5千克，侈口，柱呈伞形，腹部分为上下两段，下段较大，底近平，兽首鋬，三棱形锥状足。口缘下环饰12个三角纹，柱顶饰涡纹，上端有两周凸弦纹，下饰4个三角形纹与一周云雷纹。腹部上段饰3组饕餮纹，角内卷；下段饰3组饕餮纹，角外翘，在其中1组饕餮纹的两侧各饰一尾部上竖的夔龙纹。器足部饰相对夔龙蕉叶纹。器口缘下内壁铸有铭文“后？ 母”。
饕餮纹觥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此器通高16.9厘米，长22.9厘米，足径10厘米， 整器由器身与器盖两部分组成。器身为扁圆体，短流，兽首鋬，圈足较矮。腹部三面通于圈足、流下各置三段扉棱。此器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口缘下饰夔龙纹，腹部饰饕餮纹，圈足饰目雷纹。器盖一端作龙首形，“臣”字状目，瓶形角，张口露齿。器盖中部铸一虺，上饰鳞纹，拱身成钮。器盖下缘为子口，与器口相合。
象纹铜铙 商末百越地区打击乐器
此铙为单件，高69.5厘米、铣距56.5厘米，铙腔体作合瓦状，口缘微凹呈弧形，舞部中部有管状甬，与腔体相通，甬上有旋。铙腔体外正中减地，饰浮雕式变形饕餮纹，目部饰云雷纹。饕餮纹四周饰云雷纹，鼓部正中饰对象纹。铙腔体内壁铸一象纹，其下又铸铭文“祖辛”，是作器者先人的庙号。此件铜铙，敲击起来声音低沉，是铜铙类器物中比较大型的。
饕餮纹编铙（3枚） 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这组编铙通高10～15.3厘米， 铙腔体作合瓦状，口缘内凹呈弧形，鼓部正中处有梯形凸起，舞部正中有管状甬，与腔体相通。铙腔体外两面均浮雕饕餮纹。青铜铙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打击乐器之一，始见于商代后期，西周早期继续沿用，敲击时器口向上。此型青铜铙主要出土于河南南部、山东南部与陕西关中地区，通常一编数枚，形制、花饰基本相同，大小依次递减，其中以3枚成编最为常见，余为4枚成编与5枚成编。此型青铜铙有些经过测音，其鼓部正中与两侧可发出两个频率音，音程关系有小二度、大二度、大三度与小六度，其中以大二度居多，已能构成合理的音阶序列。而且，在一编3枚的青铜铙中，3枚青铜铙之间均以四度半音程之差排列，三者最低基频为一度、五度、八度，大致与C调相符。
龙纹刀 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1951年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
此刀通长41.4厘米，宽8.2厘米，刀头上翘，平刃，短柄，棱脊镂空。棱脊下缘刀身以云雷纹为地，饰侧象龙纹。此型刀使用时需安装长柄，在商代出土文字材料中可见。而且，在河南安阳小屯墓中已发现此型刀的装柄遗迹。
玉援青铜内戈 商王武丁时期礼器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此戈通长27.8厘米，援长15.8厘米，穿径0.5厘米。 玉援呈青黄色，长条状，通体抛光。前锋尖锐，有上、下刃与中脊，援末端嵌入青铜体之中，近末端处有一圆穿。与玉援相接青铜体前段为长方形，上以绿松石嵌作饕餮纹。有上、下阑，阑后有柲槽，槽内残存朽木痕迹。青铜内后段作鸟形，歧冠，“臣”字状目，钩喙，卷尾，通体嵌绿松石。此器制作精致，应为礼器。器上使用的镶嵌绿松石工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从中可见两者铸造工艺的传承。
兽面纹铜钺 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1965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
这件铜钺形体巨大，两面均透雕着张口怒目的人面形，眉、目、耳、鼻、口均突起。直刃，双穿，两侧有扉。墓中还出土有铜鼎、斝、爵、矛、戈、镞、斧、锛等，其中在一件铜爵和铜锛残片上，都有“亚丑”铭文。过去苏埠屯出土的器物上也有“亚丑”铭文。由于苏埠屯村屡次出土“亚丑”青铜器，有人推测这里可能是“亚丑”族的墓地。据文献记载，商末周初这一带为薄姑氏所居，因此铜钺等青铜器或即薄姑氏的遗存。
乳钉纹方鼎 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此器内壁铸铭文：“小子父己”，通高22.3厘米，口长18.3厘米，口宽15.6厘米， 厚立耳折沿窄缘，腹部呈长方形，下部略有内收，平底，下承四柱足。器耳外侧饰两周凹弦纹，口缘下与四转角处各饰1组饕餮纹，腹部四面左、右两缘与下缘均装饰排列规整的乳丁纹3行，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凸弦纹三周。此器形制、花纹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后母辛鼎相似。在商代墓葬中，方鼎均成对出土。商代前期，方鼎腹部作正方深斗形；商代后期，方鼎腹部呈长方槽形，更显端庄稳定。
饕餮纹鬲鼎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此鼎通高20.5厘米，口径17厘米，器厚立耳，折沿窄缘，鬲腹较浅，裆部内凹，下承三柱足。口缘下饰云雷纹，腹部三分袋状，各以云雷纹为地，正中饰饕餮纹，两侧以夔龙纹相呼应。器内壁铸铭文，又铸图形，图形上部状如二人相向而食，此即“飨”字之初文。下部图形可隶定为 “宁”，即“贮”字之初形。商代前期，在鼎、鬲造型中，一足大多与一耳垂直成线；商代后期，两耳固定置于三足之间，造型如此鼎，视觉上更加对称、平衡。
乳丁纹?（gui）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作册般甗（yan） 商代末年
此器通高44.3厘米，口径27.2厘米， 绞索状立耳，侈口，上部甑体较深，下部鬲体较浅，下承三柱足。甑口缘下饰带状饕餮纹，下饰蕉叶纹，鬲体三袋足各饰一饕餮纹。商代末年，青铜器上出现了长篇铭文，内容涉及当时的战事、王室与贵族的关系及王室祭祀。
作册般甗铭文
器内壁铸有铭文3行20字：“王宜人方，无□。咸。王赏作册般贝，用作父己尊。□册。” 记述一个名为作册般的史官为商王出征进行祭祀，并得到奖赏之事。大意是：商末期帝乙帝辛时，商王想征伐人方，命作册般等人为出兵人方的事举行祭社。当时称为“王宜人方”，后《尔雅·释天》有解释，是“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这次祭社的结果“无”，大吉，可以出兵。商王大喜，在祭社完毕后，赏赐作册般贝。作册般用来铸造祭祀父己的甗，并在甗上铸铭，记载了这件事，并在铭文铸上族徽“来册”，隐含了册令史官的职位。这就是作册般甗的铭记。它提供了商末征伐人方以及伐前要进行祭社礼仪，确定吉凶的史料，是研究商史所不可忽视的可靠内容。
饕餮纹鬲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嵌绿松石饕餮纹罍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此器高10.7厘米，口径6.2厘米，底径7.5厘米，直口，圆肩，腹部微鼓，下部斜收，平底。器肩、腹四转角处与器腹四面中部均置扉棱。器表通体铸槽，内嵌绿松石。器肩部四面中心饰以浮雕式兽首，器腹部四面各以扉棱为轴线，饰饕餮纹，角部较宽，内卷。整器工艺精湛，色彩瑰丽，在商代青铜器中实属罕见。
觯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此器通高14.7厘米，口径7.4厘米，足径6.5厘米，器体扁圆，侈口，束颈，鼓腹，腹径大于口径，圈足较高。此器上腹部与圈足以云雷纹为地，饰变形动物纹。器内底铸图形 ，一立鸟侧像，其下铸铭文“父己”，是作器者先考的庙号。
目雷纹壶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1950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
此器通高28.3厘米，口径7.3厘米，足径9.3厘米，侈口，长颈，垂腹，提梁套链与器钮相连，圈足。器盖周缘饰三角纹，钮饰涡纹，提梁两端为龙首，中间作龙身，上饰鳞纹。此器颈部上饰两周凸弦纹，下以云雷纹为地，饰目纹，圈足饰云雷纹。
饕餮纹方彝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此器通高26厘米，器高17.1厘米，口长15厘米，宽12.2厘米，整器由器身与器盖两部分组成。器身口部为长方形，平沿，腹下部略内收，平底，长方形圈足，圈足四面正中各有一个弧形缺口。器身四转角处及四面中部均置扉棱，通于圈足。器身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口缘下饰对鸟纹，腹部饰饕餮纹，身尾上竖，圈足饰相对夔龙纹。器盖作四阿式屋顶状，四阿式短柱钮，中脊、四坡角及四面中部均置扉棱，通于器身。器盖四坡面各饰一饕餮纹，长边一面饕餮纹与短边一面饕餮纹造型不同。器身口缘长边一侧内壁与器盖内长边一侧中部均铸有铭文“亚启”。
饕餮纹尊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此器高25.5厘米，口径20.5厘米，足径14.2厘米， 形体似觚，略粗，上口侈大向外平展，腰部微鼓，圈足下作阶状。腰部鼓起部位上下各以两周凸弦纹为界，中间以云雷纹为地，饰饕餮纹。器内底铸图形，为一象，长鼻向上弯曲，刻画简约，生动传神。其下铸铭文“祖辛”，是作器者先祖的庙号。
鸮卣（you）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
第二部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艺术
大盂鼎 西周 传清道光年间陕西省郿县出土 1951年潘达于先生 捐赠
此器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 圆体，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口沿下环饰六个曲折角兽面纹，足上端饰卷角兽面纹，衬以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盂铸造的青铜鼎有大、小两件，被称为大盂鼎和小盂鼎。小盂鼎已失，只留下铭文拓片，大盂鼎堪称西周前期著名重器，该鼎曾被左宗棠收藏，是清末海内三宝之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大盂鼎铭文
大盂鼎内壁铭文19行291字，字体雄浑，其中的“有”、“厥”、“又”等字波磔分明，得于用笔过程中自觉的提、按意识。通篇文字布局规整，书风凝重。文中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告诫盂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赏赐盂鬯、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庶人等。铭文中语句“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体现了周人的天命观，而另一语句“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则是周康王告诫盂，商内、外臣僚沉湎于酒，以致于亡国，透露出周人对于商人嗜酒误国这一前车之鉴的警示。
天亡簋gui 周武王时期 清道光年间陕西郿县出土
此器旧称“大丰簋”、“朕簋”、“天亡簋”，高24.2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5厘米，侈口，四兽首耳，下垂方珥，鼓腹较深，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腹与圈足饰蜗体兽纹。这种四耳方座青铜簋，是西周初期独有的样式，簋身和方座装饰两两相对的夔纹，夔体卷曲，状如蜗牛，这种体态的夔纹也是周初特征。
天亡gui铭文
天亡gui内底有铭文78字，记述周武王灭商后在“天室”举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并取代商王的地位来祭祀天上神帝。作器者天亡襄助武王举行仪式，祭祀典礼之后，武王举行盛大的宴享，天亡受赏赐，铸造此器来铭记荣宠。
琱生簋 西周晚期
此器又名六年琱生簋。造型别致，甚为罕见。另有表制大小相同的五年琱生簋，早年流失美国，现藏耶鲁大学博物馆，较此完整。器体侈口浅腹，腹壁较直，底稍收敛，圈足高于器体而外撇。鸟兽形双耳较粗壮，五年簋耳下有外折的垂珥，长度与耳相当，六年簋垂珥残损。通体饰宽带组成的变体兽纹。器底铸铭文11行105字，内容与五年簋前后衔接，记述琱生在一次关于田地的狱讼中，得到本宗族宗主的庇护，达到了多占田地的目的。铭文所记史实，与《史经·召南·甘棠》所记同，可互为印证，是研究西周晚期土地状况及诉讼的重要史料。由于两篇铭文都提到召伯虎参与其事，过去曾命名为“召伯虎簋”，实际上作器者为琱生，因而久已订正为“琱生簋”。
琱生簋i铭文
铭文：隹（唯）六年（四）月甲?（子），王才（在），白（召伯）虎告曰：余告庆。曰：公氒禀（厥廪）贝，用狱?为白（伯），又（有祇有）成，亦我考幽白（伯）、幽姜令，余告庆，余（以讯）有（司），余典（敢）封，今余既（讯），有?（司）曰：令，今余既一名典献，白（伯）氏（则）报璧，琱（周）生（奉扬朕）宗君其休，用乍且（作朕祖召）公尝（簋），其万年子子孙孙宝，用亯（享）于宗。
释义：六年四月甲子这天，身为周王重臣的贵族召伯虎突然亲自驾临琱生家中，对琱生说，告诉你个好消息，你拜托我的那场官司的事，如今我已经替你摆平了，你大可放心好了。琱生听了召伯虎的话，如释重负，顿时眉头舒展，立即命家人摆酒设宴，款待召公。宴会上，琱生将家藏的一件价值连城的玉璧赠予召伯虎以示感激。
钟 西周中期
左钟通高25.7厘米，铣宽13厘米，钟腔体作合瓦状，较长，口缘内凹呈弧形，舞部正中为甬，有旋，无干，钟枚呈圆锥状，篆与钲部中央饰以斜角云纹。鼓部中央饰此类型云雷纹，为青铜钟的早期装饰特征。
右钟通高32.5厘米，1981年章立凡捐。钟腔体作合瓦状，较长，口缘内凹呈弧形，舞部正中为甬，有旋、干，钟枚呈圆饼状，下沿位弱于腔高三分之一。甬上饰目纹，篆间饰以斜角云纹，鼓部中央饰相对龙纹。
逨钟 西周中期 1987年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
此器通高64厘米，柄高21厘米，铣宽35.5厘米，重50千克，钟腔体作合瓦状，较长，口缘内凹呈弧形，舞部正中为甬，有旋、干，枚下沿弱于腔高三分之一。旋、舞与篆部均饰穷曲纹，唯旋上穷曲纹中又间饰目纹，鼓部中央饰相背龙纹，右鼓发音部位镌刻凤鸟纹。鼓部两侧与钲部中央铸铭文15行128字，记述器主逨继承祖考职事，为四方虞稟。器铭中“虞稟”一职，与《周礼·地官》中“山虞”、“林衡”、“川衡”、“泽虞”四职相似。
逨钟同出青铜钟与青铜镈共18枚，此枚逨钟与其他3枚铸铭钟同属一编。据现存4枚钟的音域组合推测，此编钟还缺少4枚。现已知美国克里弗兰博物馆藏有1枚，属此编8枚中之第2枚。
鼎 西周
此器通高29厘米，口径18.3厘米， 附耳微斜，腹部呈圆角方形，深且下垂，下承四柱足。器盖扁方，与器身子口相合，上置两个曲尺形捉手。器颈部正面饰有两个乳突，似为饕餮纹的简省。
南宫柳鼎 西周晚期 传陕西宝鸡虢镇出土
此器通高38.8厘米，口径39.8厘米，立耳，敞口，腹下部收敛成圜底，下承三蹄足。腹部饰一周凸弦纹，颈部饰顾首龙纹，龙身曲折。
南宫柳鼎铭文
器腹内壁铸铭文8行79字，记述了某年五月甲寅日，周王在康庙册命南宫柳为“西六师”牧人、场人等职官。“西六师”是西周王朝以西土贵族集团为主组成的军事组织，为周初克商的主力。据《周礼·秋官·司徒》一职，司徒下辖有“场人”、“ 牧人”等职，掌管军队的后勤补给。
穷曲纹鼎 西周
此器通高23.9厘米，口径23厘米，立耳，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且鼓，底部曲率较小，近平，下承三蹄足 。腹部饰凸弦纹一周，颈部饰穷曲纹，足部上端饰饕餮纹，鼻梁处置扉棱，是西周中期青铜鼎的常见式样。
饕餮纹甗 西周 山西洪洞坊堆出土
此器通高39.5厘米，口径23.5厘米，上甑连铸下鬲，甑立耳微外撇，侈口，鬲分裆，足下端作圆柱状。甑口缘下饰带状饕餮纹，鬲体三袋足各饰一饕餮纹。此式青铜甗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与商代同类青铜甗相比，此器甑体腹部略浅，鬲体升高，柱足较为细长。
重环纹簠（fu） 西周中期
伯吴盨 西周中期
此器通高17厘米，口宽18.4厘米，呈椭圆方角形，弇口，兽首耳，鼓腹，圈足中部内凹。器盖作拱形，上置两个曲尺形捉手。腹部饰瓦纹，器盖边缘与器腹近口缘处各饰一周穷曲纹。器内铸铭文3行15字：“鲁司徒伯吴敢肇作旅 ，万年永保用。”青铜 出现于西周中期，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基本消失。
觚 周穆王时期 1954年陕西长安普渡村长思墓出土
觚高25.6厘米，口径14.5厘米，足径8.5厘米，器口呈喇叭状，斜张较大，周缘外翻而平展，中段较细且外鼓，上有扉棱通于圈足。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上口饰蕉叶纹，中腰与圈足饰饕餮纹。
长思盉 周穆王时期 1954年陕西长安普渡村长思墓出土
此器高28.2厘米，口径17.7厘米，敞口、束颈，垂鼓腹，三袋足，一足侧附长直流。器盖顶有一半环钮，以链与兽首鋬相连。器颈部与盖缘以云雷纹为地，周饰穷曲纹，器流与鋬两侧袋足各斜饰两道平行凸弦纹，向上相交成直角。此器内壁铸铭文，记述三月丁亥日，周穆王在下域举行飨礼，期间又行射礼，作器者长思受到穆王勉励。
？罍 周穆王时期 1954年陕西长安普渡村长思墓出土
此器高24.9厘米，口径15.5厘米，敞口翻唇，束颈，圆肩体宽，兽首耳衔大环，腹部较矮，圈足低且外侈。器以云雷纹为地，肩部间饰穷曲纹与涡纹，腹部饰8组穷曲纹，分界规整。
潶伯卣 西周早期 1972年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
此器通高29厘米，口径12厘米， 呈直筒形，腹上部两侧有环钮，与一兽首提梁相扣。器盖纳于口中，拱顶，上有捉手。器腹上部以兽首为中心，两方连续饰顾首龙纹，足上部与提梁均饰龙纹。
戈 西周
通长23.2厘米， 器援狭长，向上倾斜，短胡，两穿，有上下阑，直内，是西周早期的标准式样。
侯戟 西周 河南浚县辛村出土
通长27.5厘米，器上端为扁形刺，中段作戈形，有脊，下连长胡，三穿，直内较短，是西周早期、中期的典型式样。器内部铸铭文“侯”。
镂空蛇纹鞘剑 西周 1972年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
通长17.5厘米，柄长5.9厘米，鞘长18.7厘米，宽10.5厘米，剑身较短，呈长尖三角形，中脊稍为隆起，无格，扁茎，无首。剑腊饰三角纹，剑鞘镂空，以盘蛇为饰，鞘口两侧各饰一牛。
第三部分：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艺术
春秋伊始，青铜器的总体面貌虽然承袭西周旧制，但已开始发生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周王室及王臣所做青铜器急剧减少，而代之以诸侯、卿大夫造器占据主要地位，甚至一些小国，如邓、邾、躖等铸造的青铜器在考古工作中也续有发现。这种现象无疑是这一时期历史背景的真实投射，即周王室统治的衰落与诸侯列强的崛起。而且，各诸侯国在竞相发展实力的同时，也在青铜铸造中融入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因此，春秋中晚期的青铜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一区域性特征在战国时期更加显著，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
蔡是周武王母弟叔度的封国，后因叔度参与商纣王子武庚的叛乱，被周公流放，周成王时改封叔度之子胡于蔡。春秋时期，蔡为小国，处于吴国与楚国之间，经常受到楚国胁迫，于公元前447年为楚国所灭。
1955年5月，安徽寿县春秋晚期蔡昭侯墓中出土了486件青铜器，包括武器、乐器、食器、酒器、水器，器类齐全，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其中 、豆、鉴、盘、匜、尊、簠等器型源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或稍有形变；而鼎、敦、缶等则与楚器相同。许多器物均铸铭文，反映出蔡国与吴、楚两国的密切关系。
蔡侯申鼎 春秋 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1955年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
此器为一尊饕餮纹大鼎，通高69.7厘米，口径62厘米， 器体硕大，附耳微侈，直口，方唇，腹深且宽，圜底，三蹄足。平盖，顶有圆形矮支柱捉手。器颈、腹间铸一周凸弦纹，上、下均饰蟠螭纹，足上端饰饕餮纹。器盖内铸铭文2行6字：“蔡侯申之食（鼎于）”。
蔡侯申鼎（3尊）（中） 春秋 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1955年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
此蔡侯申鼎共9件，立耳外撇，束腰，平底，蹄足。口沿及腹下缘饰密点纹，腹中间饰一道弦纹，周围有六片云状扉棱。足上部饰兽面。出土时各有一匕。其形制类似王子午鼎，但无盖，纹饰亦较简素，与同出蟠螭纹大鼎有区别。同出列鼎尺寸递减，最大的高约52厘米，最小的高约42厘米。寿县西门蔡侯墓青铜器显然受楚国影响，鼎的形制是期限明证。
鼎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可是，时至春秋晚期，一个小小的蔡侯竟也拥有九鼎之尊，也算当时“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混乱局面的一个佐证吧。
蔡侯申簋（4尊）（右） 春秋 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1955年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
此列簋通高37.7-35.6厘米，口径24.3-23.7厘米，座长24厘米，宽24.2厘米，侈口，束颈，兽首耳垂珥，腹部圆鼓，低圈足，下连铸方座。器盖顶置五瓣花状捉手。器盖、器身与方座均饰蟠螭纹，器耳饰重环纹。
蔡侯申豆 春秋 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1955年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
此器通高35厘米，口径17.5厘米，足径13.2厘米，器身作半球状，口缘下附四环耳，短校，圈镫。器盖扁圆，与器身相合成球状，上置四环纽。器通体以铜嵌作兽纹。
蔡侯申尊 春秋 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1955年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
此器通高29.7厘米，口径25.3厘米，足径19.7厘米， 器体似觚较粗，上口侈大作喇叭状，周缘外翻而平张，下腹部凸起，饰饕餮纹。器内壁铸铭23行95字，记述了公元前518年蔡昭侯为大孟姬作媵器之事。铭中语句“敬配吴王”，是蔡、吴两国通婚的证明。
蔡侯申方鉴 春秋 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1955年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
此器口长38厘米，宽37.5厘米，足长27.5厘米，宽27.3厘米，方体，直口，方唇，束颈，折肩，套环耳，深腹下微收敛，矮方圈足。器腹内壁四面各置一环，可与尊缶环钮相系。器口缘、颈腹之界与圈足饰蟠螭纹，颈部与腹部以铜嵌作兽纹。
蔡侯申戈 春秋 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1955年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
此戈通长21.6厘米，胡长10.3厘米，器援狭长且直，短胡，三穿，直内。胡上铸铭文2行6字：“蔡侯申之用戈。”
编钟（9枚） 春秋 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1955年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
此组编钟通高78厘米——48.2厘米，跣宽33.9——23.2厘米，形制、装饰花纹相同，大小依次递减。器腔体作合瓦状，较阔，口缘内凹呈弧形，舞部正中为上小下大柱状甬，有旋，干作方形，枚下沿大于腔高二分之一。器甬、舞、篆、鼓部饰蟠螭纹，细密繁复，凹凸有致。9器均铸铭文，字数不等，自名为“行钟”。春秋时期，编钟的数目比西周时期增加，构成完整的宫、商、角、征、羽五声音阶。
蟠螭纹提链壶 战国 魏 晚期 1951年河南辉县赵固村出土
此器通高37.8厘米，口径10.2厘米，足径14.5厘米，器口微侈，束颈，铺首衔环耳，圆鼓腹，低圈足。器盖缘铸接四铺首衔环，中央铸一纽连接二环，与提梁相扣，以防器盖脱落。提梁横直，两端下曲，各以四节链环下接两耳。器颈部又铸四小套环纽，可以绳索与器盖四铺首衔环相系，使器盖密合，壶中液体不易散溢。通体装饰繁缛，花纹精细。器盖饰蟠螭纹，提梁饰鳞纹，器体由肩至腹，各以两周凸弦纹为界饰六层花纹，最上层为绳索纹，其余均为蟠螭纹，圈足饰绳索纹。此壶在铸造之初，即注重使用细节，颇具匠心，殊为难得。
嵌铜鸟兽纹壶 战国 中期 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此器通高43厘米，口径12.2厘米，足径14.5厘米，侈口，长颈，铺首衔环耳，深鼓腹，圈足。盖略上拱，缘置四环纽。器通体铸纹槽，以铜嵌入，装饰五层花纹。每层纹带均由四组对称走兽构成，形态各异。各层纹带之间均以“工”字状纹间隔，每对走兽之间除第四层以饕餮纹间隔外，其余也均以“工”字状纹间隔。圈足嵌饰“工”字状纹带。器盖嵌饰内外两周卷云纹，一纵一横。
嵌绿松石勾连云纹钫 战国 晚期 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此器通高53.2厘米，口径12.5厘米，足径14.2厘米，方口微侈，方唇，长颈，铺首衔环耳，鼓腹、下部缓收，平底，方圈足。覆斗形器盖，缘置四环纽。器通体铸纹槽，以绿松石镶嵌装饰勾连云纹，精细繁缛。
虎足青铜器座 战国 早期 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此器通高7.7厘米，径13.9厘米，为四虎口衔圆形器状。虎通身阴刻斑纹，前爪上扶圆形器沿，后爪站立支撑，尾上卷，仿佛奋力向上攀爬，极为生动。圆形器外沿呈环状，内接一镂空八瓣花形，花瓣上阴刻云纹。花蕊稍内凹，饰镂空四龙，相互衔咬中身，对向两龙造型相同，与相邻两龙略有差异。四虎与器座为分铸，于虎口部位焊接。
嵌铜兽纹豆 战国 燕 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
此器通高35.9厘米，口径18.7厘米，足径14厘米，器盘扁圆，口沿两侧置环耳，校部细长，中腰内收，圆镫。盖顶有圆形捉手。器通体以铜镶嵌装饰花纹，器盖与圆镫均为回首兽纹，器盖捉手为两周“S”形几何纹，校上部为“S”形几何纹与三角纹，中腰处为菱形纹与三角纹。龙虎纹盘 战国 燕 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18号墓出土
此器通高12.8厘米，口径35.4厘米，足径19.7厘米，圆盘，口沿外折，附耳向外折曲，腹部下收，平底，高圈足。器口沿以铜嵌作菱形纹，耳饰饕餮纹，盘外璧周饰菱形纹与绳纹，圈足饰云纹。盘内底装饰花纹三层，内为三团双龙盘曲，中围绕四龙，首尾相逐，外周饰六虎，两两相望，顾盼有情。器通体装饰题材众多，错落有致。将水注入盘中，霎时水波荡漾，龙腾虎跃，生气盎然。
龙虎纹盘 战国 燕 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18号墓出土
此器通高12.8厘米，口径35.4厘米，足径19.7厘米，圆盘，口沿外折，附耳向外折曲，腹部下收，平底，高圈足。器口沿以铜嵌作菱形纹，耳饰饕餮纹，盘外璧周饰菱形纹与绳纹，圈足饰云纹。盘内底装饰花纹三层，内为三团双龙盘曲，中围绕四龙，首尾相逐，外周饰六虎，两两相望，顾盼有情。器通体装饰题材众多，错落有致。将水注入盘中，霎时水波荡漾，龙腾虎跃，生气盎然。
青铜鼎 战国 燕 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
此器通高16厘米，口径13.2厘米，足距13厘米，圆腹，环耳，圜底，下承细长三蹄足。平盖，折缘，顶中央有一环，周缘置三鸟首。器腹中部饰一周蕉叶纹，足上部饰饕餮纹，盖上三鸟首饰蟠龙纹。
青铜敦 战国 魏 晚期 1951年河南辉县赵固村出土
此器通高19厘米，口径16.3厘米，器体与器盖造型相同，子母口，环耳，鼓腹圜底，三短蹄足。器腹部饰绳索纹三周，中间有绳纹凸起。
一组战国青铜车饰
青铜车饰出现在西周后期，当时只有诸侯以上阶层的人才能使用，但纹饰也比较简单。后来随着青铜器的进一步发展，青铜车饰越来越繁复。到了战国时期，青铜车饰成为了财富和等级的象征，一些士大夫阶层甚至不惜重金在车饰构件上镶嵌了各式各样的纹饰。一般来说，龙虎纹是一等公侯以上的人使用的，兽面纹是大夫以上的官僚使用的。而在车饰错金银和香松石更是少之又少，因此现在这些车饰构件就显得十分珍贵。
五年相邦吕不韦戈 秦 秦王政五年（公元前242年）
此戈通长27.6厘米，胡长16.8厘米， 器援长而狭，长胡，内部三面均有刃，是战国中晚期青铜戈的典型式样。戈胡部两侧均刻铭文，正面：“五年，相邦吕不韦造。诏事图、丞蕺、工寅。”背面：“诏事。属邦。”
《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为各级督造官员及不韦”，则铭文中“五年”，应指秦王政五年，即公元前242年。“相邦”，即典籍中“相国”，汉世因避汉高祖刘邦之讳，改称相邦为相国。铭文中“图”，为地名。“丞蕺、工寅”为督造官员与工匠。此器是战国晚期青铜器物勒工名的代表之一，体现了当时手工业生产的管理模式。
嵌绿松石饕餮纹青铜剑 战国 （公元前403年-前221年） 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墓M015出土
此剑通长62.2厘米，宽5厘米，剑体较长，脊呈直线，斜从，前锷收狭，格中部略上凸，圆茎，上铸两周箍，圆首。器保存完好，出土时与漆鞘均装在木椟中，青铜本色，金光灿灿，刃部锋利异常。剑格以绿松石嵌作饕餮纹，茎部所缠丝绳保存完整，剑首端作喇叭状，排列细密同心圈。
青铜鼓 战国 （公元前403年-前221年） 1975年云南楚雄万家坝1号墓出土
此器通高40.4厘米，面径47厘米，足径68.9厘米，平面，曲腰，四环耳，中空无底。器腰部饰一周云雷纹。此式青铜鼓大约是春秋中期之后流行于今云南、广西、贵州、广东、湖南等地，与当时中原地区两端收敛的筒形鼓不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出土此面青铜鼓的云南楚雄万家坝1号墓中还发现鼓面留有烟炱者以及与鼓同形而倒置用作炊具的釜，说明这一地区的青铜鼓系由釜发展而来，而且，此时的青铜鼓，尚处在炊器、乐器不分的发展阶段。
青铜钲 战国（公元前403年-前221年）
钲，击奏体鸣乐器。此器通高31.5厘米，腔体作扁圆形，较长，口缘内凹呈弧形，两铣上侈，柄作实心多棱形。通体光素，惟衡部饰有涡纹。1972年四川涪林小田溪出土两件青铜钲，与此青铜钲结构全同，惟大小略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