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货币银行理论在逻辑和实践上都难以解释货币创造和银行运行，但却在中国流布甚广，理论普及性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甚至大于传统货币银行理论的发源地——西方国家。本文旨在观察其基本现象、探究其思想根源，以便厘清它发生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原始存款”与存钱罐
一个人在生活中形成的基本观念对理论的建立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儿童时代第一个所谓“金融”概念是存钱罐，有不少书籍也在向父母们灌输这一观念，要让孩子从小就了解“金融”。但实际上，金融的核心是信用，把硬币放进存钱罐与金融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硬币放置地点的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儿童头脑中形成了一个错误概念，即从天而降的硬币——现金，儿童无论如何都不会去想、也想不到是从哪来的。
传统货币银行理论中不知从哪来的原始存款就像是儿童手里的硬币。在传统理论中，所谓“原始存款”要不是凭空产生（或强行假定）的所谓“第一笔”存款，要不就是从居民手中吸收的现金（儿童手里的硬币），再不然就是央行发放的再贷款。央行再贷款是商业银行的负债，但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表上哪里找得到存款？所以传统理论进一步打补丁说央行提供再贷款后形成社会中的现金，商业银行把现金吸收回来形成所谓的“原始存款”。且不说，为形成现金，商业银行必须先贷款，客户提取存款，商业银行再提取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因借用再贷款而形成），在形成所谓的“原始存款”前实际已发生存贷行为，所以“原始存款”不可能“原始”。
存钱罐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稍大一些的少年去银行存钱，这形成了每个人对银行的最初认识。他们将银行理解为一个大些的存钱罐，他们存进去的钱就是银行的“原始存款”。再大一些，少年就会奇怪银行为什么会付给自己利息，这时父母会解释说，那是因为银行将你存进的“钱”贷款给其他人，赚了更高的利息，给你一部分后，剩下的是银行利润，银行是“资金”的转手中介，所谓的“间接金融”的概念就此形成。
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对货币的认识是“先现金、后存款”，“先存款、后贷款”，这种方向恰好和货币的真正运行过程相反。以现金为起点，伴随着模糊的“资金”概念的传统货币银行观念形成后，极难改变。因此传统理论对货币的描述都偏重于实物货币，在讲到信用货币时也着重于与实物货币的联系，而对于信用货币制度下，一个主体以其他主体的负债为自己的货币这一关键之处反而置若罔闻。
事实上，货币制度的发展是从实物货币制度到混合货币制度，再到信用货币制度，所以传统货币银行理论在实物和信用货币的混合制度下强调黄金的基础地位，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也强调现金的基础地位。但现金并非凭空产生，或能用一句简单的“中央银行将现金投入流通”所解释，现金的来源一定是客户从银行提取存款，而存款又都来源于贷款，因此现金并非信用货币制度的起点，贷款才是货币起点。从实践上看，客户从银行提取的现金远大于他们存入的，这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中流通的现金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传统货币银行理论以银行吸收客户存入现金作为货币创造的起点，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单式记账法与复式记账法
实物货币时代的记账方式是单式记账法，即对每笔经济业务只在一个账户登记，即所谓“流水账”。单式记账法是实物货币思路在会计上的体现。中国历史上一直使用单式记账法，资产负债概念不强。钱庄的单式记账法是以现金为记账主体、以钱庄为核心的主观会计记录法。吸收存款视为钱庄收入增加，发放贷款视为钱庄的付出增加。反映在对现代银行的理解上，始终没把银行存款真正当作银行负债，反而在潜意识里将其当作资产。同样，也往往将资本金和利润这种负债方的概念当作是资产。
信用货币时代应用的是复式记账法，由资本主义发源地——威尼斯和热那亚首创，而将借方列在左端、贷方列在右端的相互平衡格式则出现在威尼斯。这并非偶然，因当时的威尼斯已有广泛的合伙经商。资产负债表是复式记账法的具体应用方式，一项资产或负债的增减必然对应着另一项负债或资产的增减，即“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银行贷款增加的同时，存款也增加；转账或提现引起的银行存款减少的同时，银行在央行存款也减少。
2011年以来媒体关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空间的讨论中，有人提到理论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限为100%，即“金融机构将所有存款都放到央行账户，但这会使其基本丧失贷款能力，无法正常经营”，这就是传统货币银行理论所谓“缴存准备金”理念的具体体现。按照这种说法，商业银行在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时在其资产负债表上会体现为负债方的存款减少，而资产方“在央行存款”增加，资产负债一增一减，很明显不符合资产负债平衡的会计基本原则。实际上，央行要求商业银行持有一定的法定准备金与商业银行的存款等负债并不发生转移或支付关系，也没有操作上的联系。法定准备金是央行负债，只和央行其他负债及资产相关。央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意味着商业银行需持有更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需用持有的对央行债权，转换为法定存款准备金，或向央行借入更多债务以增加对央行的债权。这些都不涉及商业银行对客户的债务，理论上法定准备金率可在从0到无限大（注意，并非是100%）的任一水平，当然，这也要求央行提供相应的基础货币，而事实上法定准备金也必然全部来自于央行。
实际上，用“存款发放贷款”、“用超额准备金发放贷款”、“缴存准备金”这几种观点，都是在潜意识地用单式记账法，将“银行增加存款”和“银行发放贷款”都只记了一笔流水账，相当于在复式记账法下只在负债方记了存款增加及只在资产方记了贷款增加，而没有资产负债表的其他项目来对应。
银行贷款的实质是银行与客户间的债权交换，也是信用交换，反映在各自的资产负债表上，就是资产和负债同时增加：银行得到了贷款资产和存款负债，客户得到了贷款负债和存款资产。这种交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银行可从中得到利差收入，客户付出了负利差成本，但得到了可以被其他人接受的资产——货币。
钱庄对中国人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一直实行混合信用货币制度，实物货币（在中国主要是白银）的影响力要高于信用货币。在这种条件下，银行运作更类似于钱庄。银行和钱庄运行机制的区别在于，实物货币时代的货币（黄金）于钱庄来说是资产，而信用货币时代的货币（存款）对银行来说是负债。这产生了一个显著结果：钱庄贷款时是贷款资产增加，货币资产减少；而银行贷款时是贷款资产增加，货币负债增加。在这个过程中，钱庄总资产不变，而银行的总资产增加了。这就是说，银行能够创造资产，而钱庄不能创造资产。
因此，在传统理论者看来，如同钱庄有100两黄金存款只能发放不超过100两黄金的贷款一样，银行有100元存款，也只能发放不超过100元的贷款，存款的扩张只能靠存款转移到其他银行去实现。而实际上，一家银行完全可以一次性发放超过其存款量或持有的准备金数量的贷款，存款扩张在一瞬间完成。换言之，若法定准备金率是20%，一家银行持有100元超额准备金，这家银行可一次性发放500元贷款。这500元贷款直接对应同时产生的500元存款，本身是自求平衡的。这时，因为银行有500元存款负债，按规定需要持有100元法定准备金，因此银行即将持有的100元超额准备金资产转变为100元法定准备金资产。
以上行为包括两个动作：一是银行贷款创造存款，资产增加，同时负债增加，是平衡的；二是银行用超额准备金缴纳法定准备金，一项资产增加，一项负债减少，也是平衡的。而重要的是，这两者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动作。只要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金能支撑银行贷款创造出来存款所需缴纳的法定准备金，银行想一次性发放多少贷款都行，完全不受超额准备金数量的制约，和现有存款数量更无关系，更遑论存款量会制约贷款量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美国的花旗银行等大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金只有几亿美元，而并不妨碍它一次性发放几十亿美元的贷款。目前中国商业银行总体超额准备金只有1万亿元左右，一个季度的贷款量就远超此数（2009年3月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高达1.89万亿元，），商业银行只有在每旬根据新的存款余额计算新的法定准备金时才需考虑超额准备金是否足够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调控银行体系流动性要对银行信贷行为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商业银行管理者的传统理论观念，即他们认为银行运行类似于钱庄，用超额准备金发放贷款，反之收回贷款则会增加超额准备金。实际上，收回贷款并不能等额增加超额准备金，只是因为同时减少了存款，可释放出收回贷款量乘以法定准备金率的数量的准备金。若法定准备金率较低，提现率也较低，银行间货币市场发达，超额准备金数量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就很小。
在实物货币时代，公众向钱庄借了黄金后，黄金的使用就与钱庄的资产负债表无关了。而在信用货币时代，公众通过贷款得到存款后，其使用直接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存款与在其他银行存款和现钞的转化，必然使银行等额减少基础货币；反方向运动则使银行等额增加基础货币。对单个银行而言，银行间存款转移和存款现钞互转，直接影响银行经营的基点——基础货币。为支持存款创造，须增加基础货币；为增加基础货币，须与其他银行争夺存款，或将客户从存款中提取的现钞再吸收回银行，但实际上前者除了提高所有银行的存款利息成本外无任何意义，因为它并不影响准备金总量，后者更只是一种想象，因为社会中的现金是不断增加的，客户从银行提取现钞要远大于去银行存现钞。
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前实行漫长的实物货币和信用货币兼而有之的混合货币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实施计划经济，没有真正的商业银行，缺乏信用货币制度实践，所以传统货币银行理论在中国的影响非常深远，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由此导致的错误应用也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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