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那些年》小小那
公元815年六月三日，唐都长安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刺杀案——宰相武元衡被刺身亡；御史中丞裴度被击中三剑侥幸生还。
案发过程
这天，天还未亮，宰相武元衡像往常一样骑马上朝，突然有人从暗处向他连发数箭，随从四散而逃，武元衡不幸遇害，并被取走首级；另一边，御史中丞裴度刚出宅门，便被守候已久的刺客连刺三剑：第一剑砍断了靴带；第二剑刺中了背部；最后一剑刺中了头部。裴度跌下马来，幸好头戴毡帽，未伤到要害。刺客又挥剑追杀，随从以身掩护，被砍断臂膀，而裴度滚落路边的沟中，刺客以为他已经死了，这才罢手离去。
凶手是谁？
史书记载，成德（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王承宗和淄青（今山东益都）节度使李师道，在这一天同时派出了刺客。
动机为何？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不少地方势力脱离朝廷管控，成为帝国的重大隐患。淮西便是割据之一。
如图，淮西雄踞中原，“逼近东都，中天下而持南北之吭”，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就在案发前一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勾结河北藩镇，四处抢掠，为非作歹。这时，朝堂之上，有两个人站出来，极力主张讨伐淮西。一个是宰相武元衡，一个是御史中丞裴度。于是，唐宪宗在他们的支持下，对淮西接连发动军事打击。
然而，淮西的境遇，令成德、淄青等其他几个问题藩镇颇为恐慌。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都懂，于是他们想方设法，百般阻挠。最终采取了极为阴险的一招——刺杀朝臣。谁支持打淮西，就把谁灭口。于是，便有了这一大唐惊天刺杀案。
死里逃生，越挫越勇
这起刺杀案件的发生，令朝堂百官震恐万分。众人纷纷上疏朝廷，请求停止用兵，罢免裴度的官职，以安抚藩镇之心。
宪宗大怒，说：“如果罢免裴度，这就是让奸计得逞，朝廷纲纪如何整顿？朕任用裴度一人，足以击败这两个乱臣贼子”。于是升任裴度为宰相，主持平叛削藩。
在裴度养伤期间，宪宗专门派兵值夜守卫，在拜相前一日，宪宗又特许他进入宫殿，安抚告慰备至。裴度被拜相后，朝野上下终于人心安定，朝廷开始不断收到有关讨贼的计策。
死里逃生的裴度，主张削藩的态度更加坚决。他对宪宗说：“淮西是朝廷的心腹大患，不能不除；而且朝廷既已出兵，两河藩镇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以决定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所以绝不能半途而废！”宪宗深以为然。
然而，这场战争实在太过漫长。前线粮饷难以为继，各路将领彼此观望，历时数年，都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时，不仅众多朝臣建议罢兵，连宪宗本人也开始举棋不定。公元817年，宪宗再次征询朝臣的意见，唯独裴度缄默不语。宪宗指定让他回答，裴度说：“我愿到前方亲自督战。”
裴度对宪宗说：“臣发誓与贼势不两立，从吴元济最近的奏章可看出，其处境已十分窘迫。只是因为我军将领人心不齐，不能合力进逼，所以他还尚未投降。如果我亲自坐镇前线，各将领恐怕我夺走他们的功劳，一定会争着出战。”宪宗允许。
于是，裴度顶着“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蔡州刺史”“淮西宣慰处置使”等一长串头衔，以宰相之身奔赴战争最前线。
临行前，他留给宪宗一句话：“我如果能把叛贼消灭，还有机会朝见陛下；消灭不了，我便永不回京。”宪宗听罢，涕泪横流。
身兼将相，坐镇前线
裴度来到前线后，迅速做出一系列重要决策。
首先是整顿军队，去除“害虫”。
通过深入调查和分析，裴度找到了军队频频失利的原因——自开战以来，宪宗为每一支参战部队都派驻了宦官监军。这些宦官既无军事才能，又无作战经验，却喜欢干涉军事行动。每逢打了胜仗，他们就第一时间飞报朝廷，争揽功劳；如果打了败仗，他们就对将领破口大骂，百般凌辱。
裴度于是上疏陈述利害，使宪宗把这帮监军宦官全部召回了长安。自此之后，将领们才得以专心作战。由于裴度军法严整，号令划一，将士们都愿意效力，因此捷报频传。
另一项重要决策，是支持将领李愬奇袭蔡州。
李愬有勇有谋，善待部众，尤其优待俘虏，开赴前线不到半年，便四方归心，先后收降了吴元济手下的吴秀琳、李祐等多名大将。公元817年十月，李愬向裴度秘密请命：率领一支奇兵穿越敌军腹地，出其不意直取蔡州，生擒吴元济。裴度认为，这个计策虽然冒险，但的确有望快速、彻底地消灭吴元济，于是给予支持。
果然，李愬没有让裴度失望。十月十五日，李愬冒着大雪，亲率九千精兵，连夜向蔡州进发，先是巧妙入城，然后经过一番激战，于十七日将叛贼吴元济活捉。消息一传开，淮西各州的叛军余部两万多人相继归降朝廷，当地百姓也因为得到善待而快速安定下来。
至此，淮西之役终告结束。
勠力同心，共铸中兴
这一战，是宪宗削藩最为关键的一战，为“元和中兴”奠定了重要基础。大唐的这场惊天刺杀案可以说揭开了朝廷打黑除恶的序幕。淮西平叛之后，很快，其他地方割据势力纷纷向朝廷上表归降，朝廷又挟平定淮西之声威，讨平淄青李师道，收复淄（治今山东淄博南）、青（今山东青州）等十二州。藩镇割据的局面因之暂告结束，唐朝又恢复了统一。
接下来，如明代王夫之所描述——“自肃、代以来，河北割据跋扈之风，消尽无余，唐于斯时，可谓旷世澄清之会矣。”
公元818年二月，宪宗为嘉奖裴度，下诏加其为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馆大学士，赐勋上柱国，封晋国公，食邑三千户，复知政事，加授其子及侄女婿等官职。
回顾从命案发生到淮西平定，这四年时间，于君于臣其实都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幸而宪宗乾纲独断——在朝野动荡、人心慌乱，朝臣多言罢兵之时，仍然力排众议，给予裴度最大的信任；幸而裴度意志坚定——在同僚遇刺、自己负伤，藩镇嚣张跋扈之时，仍然坚持用兵，誓与叛贼势不两立。
李商隐在《韩碑》一诗中记录了这段往事：“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澹天王旗。”何谓“圣相”？这位在关键时刻，抛开个人安危，而将国家盛衰、百姓祸福扛在肩上的男人，已经为世人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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