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杜甫。
公元712年的春天降生的杜甫在历经战乱与饥荒、备尝人间辛酸，而所有这些经历将熔铸成一颗诗心，发为不朽篇章，为他赢得了后世的仰望。
人们所熟悉的杜甫生活颠沛流离、体恤民间疾苦的诗人，只仅仅是他人生的一个片段，为此，有学者给杜甫定位：“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下层知识分子，却有着难得的悲天悯人”。
1300多年过去了，杜甫的名字和他的诗歌一样依然活着。
杜甫流传后世的千余首诗歌，诗艺精湛，影响深远，他被后世尊称为“诗圣”，而近代人梁启超却称他为“情圣”。
但梁启超只是对“杜甫终其一生都未纳妾”表示赞叹，他只看到古代夫为妻纲：一般文人觉得太看重老婆是件没面子的事，而杜甫则不然，他将对自己老婆的疼爱勇敢地写到自己的诗歌里，“妻”字在他的诗中频频出现。
其实，杜甫的情圣不单单表现在夫妻之间。
看杜甫诗《登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首联大意是：在狼烟四起、战争连绵的春天我来到这里，登上高楼，看到繁花，更使人黯然神伤。登楼远跳一览万紫干红的繁花本应十分高兴，而诗人却说这些景象使寄富在此的客人更为伤心。这种以乐景写哀情的反衬手法，更加强了诗作的艺术效果。写完见花伤心的反常现象，再说这是由于战争不息、万方多难等诸种原因造成的，先写果后写因，更有力地抒发了诗人满腹愁绪及忧国忧民的情怀，抒发了杜甫流离他乡的愁思以及对国事的忧虑。
但也奇了、怪了！这样理解下来，似乎这两句该是这样的：花近高楼此登临，万方多难伤客心——这才合乎逻辑、词义通了。
现代的我们并不比杜甫聪明！前人论断：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都有作者的苦心，意象组合时也是有深意在的——高楼是实像、登上高楼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而“客伤心”是虚像，高兴、难过是看不见的；而下一句“万方多难”也是虚像，“此登临”又是实像——杜甫组合的是虚实结合、虚实相生的两句诗提挈全篇，“万方多难”是全诗写景抒情的出发点：在这样一个万方多难的时候，流离他乡的诗人愁思满腹，登上此楼虽然繁花触目，诗人却为国家的灾难重重而忧愁，伤感，更加黯然心伤——见花“客伤心”，以乐景写哀情，和《春望》中“感时花溅泪”一样，同是反衬手法；在行文上，先写诗人见花伤心的反常现象，再说是由于万方多难的缘故，因果倒装，起势突兀；“登临”二字，则以高屋建瓴之势，领起下面的种种观感。
中国诗是讲究“哲学”意味的——诗圣就是诗圣！比我们高明！按照我们似乎合乎逻辑的现时重新组合看似“通了”，但完全丧失了诗的“哲学”意味。杜甫个人的“伤心”和“万方多难”的战乱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得他的悲痛有了社会的广度，为了强化这社会性的悲痛，他又以“天地”的宏大空间，从“古今”的悠远时间两个方面加以充实其深度。杜甫的气魄、杜甫的深度、杜甫的广度、杜甫的高度就是由这种社会历史感和宏大空间和悠远的时间感三维一体的构成的。哪怕他并不是写登高，他也不由自主地也以宏大的空间来展开他的感情。
颔联从诗人登楼所见的自然山水描述山河壮观，“锦江”、“玉垒”是登楼所见。诗人凭楼远望，锦江流水挟着蓬勃的春色从天地的边际汹涌而来，玉垒山上的浮云飘忽起灭，正像古今世势的风云变幻，诗人联想到国家动荡不安的局势。上句向空间开拓视野，下句就时间驰骋遐思，天高地迥，古往今来，形成一个阔大悠远、囊括宇宙的境界，饱含着诗人对祖国山河的赞美和对民族历史的追怀；而且，登高临远，视通八方，独向西北前线游目骋怀，也透露诗人忧国忧民的无限心事。
颈联议论天下大势，“朝廷”、“寇盗”是诗人登楼所想。北极是星名，居北天正中，这里象征大唐政权。上句“终不改”，反承第四句的“变古今”，是从前一年吐蕃攻陷京城、代宗不久复辟一事而来，意思是说大唐帝国气运久远；下句“寇盗”“相侵”进一步说明第二句的“万方多难”，针对吐蕃的觊觎寄语相告“莫再徒劳无益地前来侵扰！”词严义正，浩气凛然，在如焚的焦虑之中透着坚定的信念。
尾联咏怀古迹，讽喻当朝昏君，寄托诗人的个人怀抱。后主，指蜀汉刘禅，宠信宦官，终于亡国；先主庙在成都锦官门外，西有武侯祠，东有后主祠；《梁甫吟》是诸葛亮遇刘备前喜欢诵读的乐府诗篇，用来比喻这首《登楼》，含有对诸葛武侯的仰慕之意。诗人伫立楼头，徘徊沉吟，很快日已西落，在苍茫的暮色中，城南先主庙、后主祠依稀可见。想到后主刘禅，诗人不禁喟然而叹：“可怜那亡国昏君，竟也配和诸葛武侯一样，专居祠庙，歆享后人香火！”这是以刘禅比喻唐代宗李豫。李豫重用宦官程元振、鱼朝恩，造成国事维艰、吐蕃入侵的局面，同刘禅信任黄皓而亡国极其相似。所不同的是，诗人生活的时代只有刘后主那样的昏君，却没有诸葛亮那样的贤相。而诗人自己空怀济世之心、苦无献身之路，万里他乡、高楼落日引动忧虑满怀，也只能靠吟诗来聊以自遣。
全诗即景抒怀，写山川联系着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谈人事又借助自然界的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融自然景象、国家灾难、个人情思为一体，语壮境阔，寄意深远，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这首七律，格律严谨。中间两联对仗工稳，颈联为流水对，有一种飞动流走的快感。在词句上特别工于各句（末句例外）第五字的锤炼。首句的“伤”，为全诗点染一种悲怆气氛，而且突如其来，造成强烈的悬念。次句的“此”，兼有“此时”、“此地”、“此人”、“此行”等多重含义，也包含着“只能如此而已”的感慨。三句的“来”，烘托锦江春色逐人、气势浩大，令人有荡胸扑面的感受。四句的“变”，浮云如白云变苍狗，世事如沧海变桑田，一字双关，引发读者作联翩无穷的想象。五句的“终”，是“终于”，是“始终”，也是“终久”；有庆幸，有祝愿，也有信心，从而使六句的“莫”字充满令寇盗闻而却步的威力。七句的“还”，是“不当如此而居然如此”的语气，表示对古今误国昏君的极大轻蔑。只有末句，炼字的重点放在第三字上，“聊”是“不甘如此却只能如此”的意思，抒写诗人无可奈何的伤感，与第二句的“此”字遥相呼应。
尤其值得读者注意的是，首句的“近”字和末句的“暮”字在诗的构思方面起着突出的作用。全诗写登楼观感，俯仰瞻眺，山川古迹，都是从空间着眼；“日暮”，点明诗人徜徉时间已久——这样就兼顾了空间和时间，增强了意境的立体感。单就空间而论，无论西北的锦江、玉垒，或者城南的后主祠庙，都是远处的景物；开端的“花近高楼”却近在咫尺之间。远景近景互相配合，便使诗的境界阔大雄浑而无豁落空洞的遗憾。
历代诗家对于此诗评价极高——清人浦起龙评论说“声宏势阔，自然杰作”；沈德潜更推崇说此诗“气象雄伟、笼盖宇宙，此杜诗之最上者”。
再看杜甫的《登岳阳楼》，这是他登上岳阳楼的感兴。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昔闻意思大概是久闻大名，今日终于来到。这好像是大白话，没有什么特别的诗意，有点煞风景。这在杜甫的诗中，好像不是个别现象。杜甫号称“诗圣”，往往不讲究开头，都是很平谈的文字。律诗一共八句。一般说，每一句都不能轻易放过。但，这里却基本上是叙述，没有形容、没有夸张、没有抒情。当然，一开头就激动，杜甫不是不会，可是，总不能每一首都一样激动，以平静的感情、朴素的文字开头是不是也自有其魅力呢？杜甫对此等句式好像有点偏爱：这表现在文字上往往是朴素无华，在情感上则内敛，不事张扬——不轻易地激动，更不轻易以文彩取胜。
吴楚东南圻，乾坤日夜浮——岳阳楼并不高，只有两层楼，目力所及是无法窥吴楚大地全貌的，可是，杜甫却夸张说，吴楚被洞庭分成东南两片，而天地也就是这片水面上日日夜夜地沉浮——一个“浮”字并不华彩，却不着痕迹地把苍茫大地变得轻了，也把洞庭湖反衬得极目无垠而且深沉浑厚了，大地和天空日日夜夜地浮动——想像的气魄更为博大，这不仅是湖面的浩淼起伏，而且是精神空间的宏伟和辽阔。在登高的场景中，把自己情绪放在尽可能宏大的空间中，使得他感情显得宏大——这是杜甫的拿手好戏。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明明是个人的痛苦，有关亲朋离异的，有关自己健康的，这可能是小痛苦，但是，杜甫却把它放在宇宙和时间的运动之中，这个气魄就宏大而深沉了。当然，这并不完全是技巧问题，而是诗人总是把自己个人的命运、亲朋离散、老病异乡和远在视线之外的战乱和战事，也就是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境界是够宏大的了，但是，他随即又转向了他个人命运，而且为亲朋信息杳然和自己的老病而涕泗横流起来。这不但不显得小家子气，而且以深沉的情绪起伏来调节他的情感节奏。
不得不赞叹:“情圣”二字杜甫受之无愧——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处世哲学，“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
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
杜甫出身官宦之家，三代都有人在朝中为官，杜甫曾自豪地称他们家祖传的职业就是当官。
年少时，家境殷实的杜甫无忧无虑，整日喝酒打猎，登高唱歌，梦想着周游天下……
年轻时，杜甫充满了报国之情，漫游齐鲁、吴越，胸中曾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气；他敬仰飞奔的骏马，也希望自己“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在长安滞留的十年，杜甫考试不第，为了求官做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引荐。此外，他还多次向玄宗皇帝献赋，指望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但玄宗似乎看不到杜甫的志向，即使是有招纳“贤才”入仕的想法，也被奸相李林甫所误，杜甫费尽周折总算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时间恰是安史之乱前夕。
安史之乱，杜甫颠沛流离，尝过曾沦为胡虏的滋味，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疾苦。石壕村里、新安道上，他目睹了官府抓丁的场面，聆听了新婚少妇送丈夫出征时的哭诉，见证了征兵带来的家破人亡的伤痛，看到新婚夫妇成婚一日之后竟成永别的惨状，看到花甲老人拜别老妻的无奈，看到士兵们战场上九死一生的壮烈……如此揪心，他就进入了一个场——一个为人民鼓与呼的心灵场，这和原来的人生理想产生了反差。他从做官地赶回奉先家中的路上路过华清池，艺术的触觉可以使他感到玄宗和杨妃的温柔缱绻，回到家开门迎接他的却是儿子饿死的噩耗——这样的反差对于一个诗人是刻骨铭心的，使得他的内心悄悄地产生“长”和“消”，为民鼓与呼的心长了，为皇帝做官的心消了……
有了觉悟才有承担——主动的承担。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60年是杜甫一生的重要转折。这年七月秋天，杜甫决绝地辞掉了华州司功参军的官职，携眷西行，客居秦州——这个决绝的态度很是了不起，因为封建知识分子对于“功名”于心耿耿，已经化在骨子里了，而杜甫是一个另类，他跳出了这个怪圈、绝决地辞官——作为那个年代的民族良心，他已经没有了退路。
不做官，但是要活命。杜甫为了全家人活命，只好入蜀。然而入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的好友李白曾经写过《蜀道难》，可见走蜀道是如何艰难——再难也得活命，杜甫和家人由秦州而发，至抵成都途中，所历山川奇险跋涉艰难，从秦川到成都府一路皆有诗作，是为纪行——这个时候的杜甫已经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杜甫的人格体系里确实具有一种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牺牲了自我、成全了他人，自然“神圣”了！
故而，“诗圣”也是“情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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