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舞台上，有多少英雄人物一展风采，实现着人生的伟大理想。
而这舞台之上，有诸葛亮先生一样的人，把握历史的机会，在风雨变幻中展现出英雄本色，让世人敬仰。
风起云涌的岁月缔造了无数豪杰，翻扬历史，一展风采，而英雄又书写着精彩的篇章，让历史放射光芒。
文：罗志英
编辑：梁轩诚
此句出自唐·杜甫《八阵图》。全诗如下：
能够得到杜甫赏识的古今人物，连续作诗四首赞扬，或许只有诸葛亮一人而已。 经勉县城向南，跨过汉江，约五六公里，就是诸葛亮墓。一代大军事家、大谋略家就长眠在这里——在这里，他安抚百姓，屯垦军田，多次北伐、六出祁山，出师未捷身先死，以五十四岁的盛壮年纪难敌天命，终于积劳成疾，病死于征途，遗命葬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需器物”——定军山下曾是诸葛亮的元帅大营。生前战斗于兹、死后埋葬于兹，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吧。 公园234年诸葛亮去世后，只有坟，没有庙，到公元263年刘备的儿子刘禅在朝臣的建议下，才在定军山下的武侯墓前建起了庙堂：武侯祠，享受人间香火——这座武侯祠却是当时惟一一座由皇帝下诏兴建的武侯祠，也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武侯祠”。 诸葛亮传奇辉煌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就是在汉中，像定军山之战、木牛流马等等都是发生在汉江两岸。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定军山之战，而定军山也是由于这一段著名的三国故事才得以命名的…… 蜀汉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经过平定南中、治理蜀中、富国强兵的一系列准备后，向后主刘禅进《出师表》。他亲率大军离开成都，循剑阁、金牛道北上进驻汉中，开始北伐的战略军事行动。 诸葛亮的相府并没有设在当时的南郑城（现在的汉中市区），而是选择了西面汉水河畔的勉县。从地理角度观察，这个决定经过了仔细的考虑，从中也可以看出诸葛亮的战略意图。 勉县县城地处蜀道要冲，嘉陵江故道经略阳南下后走出秦岭山口到达勉县，然后再由勉县向西南经汉水上游的河谷进入金牛道至汉中宁强、四川广元、剑阁。勉县就处于两条古道的结合部，是进入四川盆地的门户。守住了勉县，就保住了四川的北大门。所以，诸葛亮就把相府设在勉县，亲自坐镇。古金牛道便从相府内部乐楼广场穿过，可见诸葛亮的苦心。 武侯祠北面两公里就是古阳平关。其地势险要，扼守住了故道的秦岭出口，是金牛道入蜀的第一道屏障。刘备击败曹操取得汉中后，即任命五虎上将之一的马超镇守阳平关。但不幸的是，马超在诸葛亮北伐前就去世了，其墓地就在武侯祠的斜对面，至今保存完好。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阳平关的地理位置曾发生过变化。宁强县有一个阳平关镇位于嘉陵江边，那里是后期阳平关的位置。而三国时期的阳平关，就在勉县附近的水磨镇，位于去略阳与去宁强两条公路的交汇处。 诸葛亮早年《隆中对》为刘备争霸天下制定的军事战略是先与孙吴结盟，采用钳形攻势，分别由荆州襄阳出兵宛、洛阳，再由巴蜀出兵关中、长安，重建刘汉王朝。但不料关羽将荆州过早丢失，汉水东线北进已成泡影，蜀汉北伐之路唯有通过汉中。 诸葛亮对于汉中的地位早就看中，对刘邦当年以汉中为基地征战天下心驰神往，也一直试图重演刘邦自汉中反击三秦的历史壮举。于是在诸葛亮安定后方后，便亲临汉中指挥北伐。 考察诸葛亮在汉中的军事活动，基本都集中在汉中西部，勉县至略阳一线。他不仅在这里设置了指挥中心，修建了军事要塞，还在勉县黄沙镇修造运输工具木牛流马。这也可以看出，诸葛亮的北伐路线的重心和刘邦一样——走嘉陵江故道。 在他人生最后的8年中，指挥了5次北伐，其中4次都是走的故道及其支线祁山道。诸葛亮一生谨慎，喜欢稳扎稳打。他希望迂回到关中平原的西侧，甚至绕道天水，躲开长安附近的重兵布防，由西向东逐步推进，直至兵临长安城下。故道的特点满足了诸葛亮的战略思路。 第一次北伐时，蜀国大将魏延也曾要求领带领精兵五千，从褒斜道入，向东横切进入子午道，抄近路只需要10天，就可打到长安。但诸葛亮并没有采纳这个计划。他为什么不愿冒险尝试一下呢？ 其实，当时蜀国的势力范围，只能达到汉中洋县东面不远的地方。子午道同行的安康、商洛、关中地区都在魏国的统治之下。那么，魏延企图用少数兵力深入敌境，长途奔袭魏国重兵屯驻的长安，得胜的希望自然是微乎其微。不仅如此，秦岭横亘于关中和陕南之间，呈东西走向。包括子午道在内的翻越秦岭、联系关中和陕南的几条重要谷道，都是沿着秦岭北坡的渭水支流和秦岭南坡的汉江支流而修筑的，基本上都是南北走向。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条沿秦岭山脊东西行的便捷通道。也就是说，魏延无法从褒斜道横切至子午道。 但是走嘉陵江故道的缺点也很突出，那就是迂回范围大，路程太远。在没有现代交通的支撑下，蜀军后勤运输无法保障。当魏军采取坚守战术后，将战斗拖入持久战，蜀军粮草不济，自然无法坚持。魏军还可以蜀军趁撤退时追击。
于是，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中改变了行军路线，尝试走更为近捷的古褒斜道。为了这次北伐，提前准备了3年。他一方面练兵演武，一方面分军屯田，积聚粮草；并制造木牛流马，整修褒斜栈道，实现了将军用物资储备在行军沿线的策略。234年，54岁的诸葛亮第五次北伐，他亲率10万大军沿褒斜道北上。当年4月出斜谷北口，进至渭水南岸的五丈原——和魏军决一死战，以“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但为抵御蜀军，司马懿率军南渡渭水，背水为阵，坚守不战。诸葛亮东进不力，北上受阻，派人送“巾帼妇人之服”以激司马懿出战，仍旧没有奏效。于是不得不改变战略，西上五丈原，分兵屯田，做持久战的打算。双方僵持了100多天后，到了8月，积劳成疾的诸葛亮一病不起，病死于军中，蜀军不得不沿褒斜道撤退——至此，蜀汉政权度过了其高光时刻。
诸葛亮何以会得到人们如此敬仰、崇拜与推崇呢？漫步在青砖布地的回廊里，看着蜂涌如织的游人香客，沉浸在青烟缭绕的特有烟香气氛里，我似乎明了了诸葛亮为万世敬仰的些许奥秘：合乎儒家规范的修身、正身、慎独的廉洁品德，使诸葛亮成为古今文臣武将的榜样楷模，正如他在《诫子书》中所言，“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用自己毕生的言行身体力行了孔子所说“与其奢也宁俭”的儒家礼仪的根本规范。而清廉奉公、廉洁自律，既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规范，又是民间确认清官与贪官的主要标准和分水岭。诸葛亮位极人臣，有机会贪而不贪，有条件奢侈而不奢侈，正好暗合满足了人民群众千百年来厌恶贪官恶吏多如过江之鲫，倾慕向往清官少如凤毛麟角的“清官”情结和期望。
忠君爱国，可以说是千百年来人们品评忠臣良将的基本准则。人们司空见惯了宫廷政变的弑父屠子的血腥残酷，权力斗争中亲情的忤逆背叛，奸贼佞臣争权夺利的祸国殃民，兵连祸结的乌烟瘴气。人们向往风淳清明的政治，也渴望怀柔仁爱的统治者，人们如阴霾中盼望晴天般期待光明与正义化身的忠臣的出现。诸葛亮积极践行谨守臣节，亲民爱民的仁治之道，正符合了人民群众追求国泰民安的良好愿望。诸葛亮作为一名布衣匹夫蛰伏襄阳卧龙岗已久，幸得帝室之胄刘备 “三顾茅庐” 的屈驾诚邀，畅谈隆中对策，纵论天下大势，出将入相成就了一番经天纬地的宏伟大业。作为受儒家思想长期熏陶浸染的诸葛亮，他人生的鸿鹄之志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刘备的知遇之恩使他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因此诸葛亮抱定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对刘备乃至于乐不思蜀的儿皇帝刘禅始终是忠心耿耿，绝无贰心。他谨奉“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的儒家君臣之道，鞍前马后，勤政竭力侍奉刘备，为刘备取得荆州、益州之地，联吴抗曹，奠定三分天下之基，立下了汗马功劳。即使白帝城托孤，刘备临终遗言：“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彼可取而代之的情况下，诸葛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誓表忠心。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临危受命，面对风雨飘摇的蜀汉江山，他以“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他受先帝临终之托，竭尽心智，忠贞不渝地忠于蜀汉皇帝，为了蜀汉江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六出祁山，北伐曹魏，为蜀汉朝廷，呕心沥血，竭尽全力，最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这样的忠心赤胆、义薄云天，面对无上权力与江山社稷的致命诱惑，信守誓言、恪守臣节，书写塑造了千古忠臣的形象——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标榜，也为万民所崇拜敬仰，因为儒家所倡导的“君君臣臣”，“君为臣纲”的伦理秩序，已经融化沉淀在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自古至今舞台上宣传歌颂的都是忠臣的忠君爱国思想，鞭挞揭露的都是奸臣的卖国叛主的丑恶行径。
江山如画，令无数英雄竞折腰。
在历史的舞台上，有多少英雄人物一展风采，实现着人生的伟大理想。 而这舞台之上，有诸葛亮先生一样的人，把握历史的机会，在风雨变幻中展现出英雄本色，让世人敬仰。 风起云涌的岁月缔造了无数豪杰，翻扬历史，一展风采，而英雄又书写着精彩的篇章，让历史放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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