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为政之第19章
原文
2·19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译文
鲁哀公问道：“怎样做才能使民众服从呢？”孔子回答说：“选拔正直的人，放在乖枉的人的上位，民众就会服从；提升乖枉的人，放在正直的人的上位，民众就不会信服。”
探究
“民服”在于“举直错诸枉”，道理何在？
“举直错诸枉”两录于《论语》，另见《颜渊》篇。本意将把直的东西放置在弯曲的东西上，弯曲的东西跟着变直。孔子用此语，谈论的是选贤任能。
鲁国自鲁庄公（公元前693—公元前662年在位）之后，历“庆父之乱”，三桓（参《八佾》篇）得以把持朝政，世袭卿相，而不断坐大。宣公、昭公、定公先后均欲削之，结果是宣公先卒，昭公出逃，定公落志。公元前495年，哀公继位，三桓已历198年，处于鼎盛时后期。哀公二十七年，请越国伐三桓，反被逐，“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卒于有山氏”（《史记》）。哀公出逃诸国，最后死于有山氏。
时哀公以“何为则民服”发问于孔子，此“民”非普通民众，应是包括三桓在内的朝臣士子。哀公既问，孔子察于时政，心领神会。
《邢疏》说：“时哀公失德，民不服从，哀公患之，故有此问。”邢昺说哀公“失德”而民不服，或是失察。哀公问“民服”，并非泛泛，当暗指三桓。孔子何尝不知，便快人快语，据实以答，在用人，在“举直错诸枉”，让正直的人得以上位。
孔子之时，鲁君无不图谋去三桓，孔子曾佐定公“堕三都”，已去二城，终功败垂成。鲁哀公在位，内有三桓擅权，外有齐、越交逼，自身行事每失人君之体，致国事日非。《论语》亦载，大凡国事，先“告夫三子”（《宪问》）。至哀公二十七年（时孔子去世11年），《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载：“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说哀公欲借越国之力除三桓，结果客死异地，致有“出公”之称。
孔子这里回答哀公之问，是立足于治本：人君举措之大权，无他，在用人。“举直错诸枉”就是孔子一贯主张的用人之道，即所谓亲君子，远小人。举政之权在用人，用人之道在治吏。选贤任能而吏治，则政理而民服。当然，“民服”的关键在用人。“民服”，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官吏的谋政和行政，如程子曰“举错得义，则人心服”。谢氏曰：“好直而恶枉，天下之至情也。顺之则服，逆之则去，必然之理也。”（《集注》）
《荀子·哀公》亦载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政治好比水上驭舟。驭舟之道还在用人，用好驭舟之人。载舟覆舟，“民服”之道。
另，“举直错诸枉”亦见于《颜渊》篇第22章：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意思是，樊迟问如何为仁。孔子说：“爱人。”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说：“知人。”樊迟不曾明白。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把他们放置在邪曲的人的上面，能使邪曲的人变正直。”《颜渊》篇第22章因樊迟有问，致孔子把仁与智联系在一起议论，后学据此以为《为政》本章也谈仁知合一之理。其实，本章所论，还在任贤而民服的治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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