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4·9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译文
孔子说：“士人有志于大道，却以粗衣粗粮为耻辱的，这种人不足以与他谈论大道。”
探究
士“耻恶衣恶食”，为何“未足与议”？
《邢疏》说：“士者，人之有士行者也。”《白虎通·爵》说：“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何谓士？当指有士子操行得以委以职事的人。春秋之世，士人兴起而成为一个独立阶层。原有贵族一部分地位下降而为士，平民一部分因教育等地位上升亦为士，其地位则多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士子因其所受教育而见识超卓，又常游走于各国，以推行自己的治世之道，故在社会动荡中能承担起独特的使命。
养士之风则兴起于春秋，盛于战国。《孔丛子·居卫》：“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意思是明白的，天下诸侯正欲凭武力争胜，竞相招揽英雄，来为自己的辅佐和翼护。这是得到士就强盛，失去士就败亡的多事之秋。
据考，孔子为商汤后嗣，《礼记·檀弓(上)》载孔子语，说：“丘也，殷人也。”周武王灭纣，封微子启于宋，宋传四代为宋愍公，愍公不传位于子，传位弟炀公，导致君位之争。炀公被愍公次子鲋所杀，本应继承君位的长子弗父何让位于弟鲋，自己为辅佐之臣。弗父何四世孙叫孔父嘉（名嘉，字孔父）。后人以字为氏，遂曰孔氏。宋殇公继位时，孔父嘉受遗命辅佐嗣君。宋大夫华父督欲弒君，遂杀孔父嘉。孔父嘉后人孔防叔出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孔子，故孔子为鲁人。叔梁纥为鲁鄹邑大夫，故时人称孔子为“鄹人之子”。
钱穆《孔子传》称，孔子先世，在微子启受周封为宋国君时，由王室降为诸侯；弗父何让君位于其弟鲋时，由诸侯降为世卿大夫；孔防叔奔鲁，失去世卿之位，降为士族之家。孔防叔在鲁为防大夫，仅受禄，并无采邑，遂为士。
春秋动荡时期，孔子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以平民身份授徒，用原本只传贵族子弟的诗、书、礼、乐等教授学生，在人格上鼓励他们成为“君子”，并以“志于道”“依于仁”作为人生的标杆。由是，士阶层下移，使以身份、血缘为纽带附着于特定政治体制的群体，逐渐演变为凭教育、人格而独立于社会的新阶层。
《邢疏》说：“此章言人当乐道固穷也。士虽志在善道，而衣服饮食好其华美，耻其粗恶者，则是志道不笃，故未足与言议于道也。”后儒多以为，本章讲的是人当乐于大道而甘于困穷。士虽然有志于善道，却喜好那华美的衣食，以粗劣的衣食为羞耻，就是有志于大道却不坚定，因此不足以与他谈论大道。孔子授徒，学术下移，致力于使门生修身，由明道而行道。在孔子看来，道维系天下之公，衣食则属一己之私。人不能忘情于一己衣食之美恶，岂能为天下大公而竭力趋赴？且耻由心生，故“耻恶衣恶食”辈，不能安贫乐道，心既驳杂，纵有志而道已不行，又如何与议。《集注》说：“心欲求道，而以口体之奉不若人为耻，其识趣之卑陋甚矣，何足与议于道哉？”朱熹则以为，你心欲求取大道，却以吃的穿的不如人为羞耻，他的见识志趣是很卑下浅陋的，哪里足够与他谈论大道呢？孔子言传身教，使得孔门弟子，或从政者，或治学，无不秉承师教，信守君子之德，慎行君子之道，不以一己之恶衣恶食而为羞耻，更不因一己之安富尊荣而成宵小，故世所谓七十二贤人中当无“未足与议”者。
《孔子家语·三恕》载：“子路盛服见于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风，则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尔衣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趋而出，改服而入，盖自若也。”这段文字正见孔子之教化。子路身穿华丽衣服拜见孔子。孔子说：“仲由，这意气倨傲的人，是谁呢？那长江初始流出岷山，源头只可浮泛酒杯，等它到达江津，人们不乘舟船，不避风浪，就不能渡过，不是只因为下流水盛大吗？如今你衣着华丽，意态飞扬，天下人将有谁愿意把你的不是告诉你呢？”子路急步趋出，更衣回来，大抵很自在的样子。其实，孔子关心的不是“盛服”，而是因“盛服”而“倨倨”神气状，故以江水其盛难以接近相告诫。
春秋之时，恶衣恶食人中，或者杂处有士。然士子游说国君，朝处困穷夕得富贵，亦不乏其人。孔子认为，为人为士斤斤计较衣食之类琐事，则于修身必有妨碍。孔子实在设了一个不低的门坎，真诚求学者，必须将私心放下，不如此则“未足与议”。
以后，孟子在《尽心》篇侃侃道来，底气既足，更觉器宇轩昂：“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在孟子看来，士子困穷时不失去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困穷时不失去义，所以士子安详自得；显达时不背离道，所以民众不失去所望。古代的人，达成心志，恩惠施于民众；未达心志，修养德行以立身世间。困穷时使我一人独自美善，显达时使天下人共同美善。
后世可视孟子此语为本章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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