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其叶勒图先生文章，首先提出了对笔者元代“虎头职官金牌”的质疑。他提出了质疑的核心：“皇帝颁发、官方精心制作的圣旨牌上的文字如果出现书写方面的错误，似乎难以解释”。请注意，该先生质疑的是元代“虎头职官金牌”，标准却是“圣旨牌上的文字”。请问贺其叶勒图先生，“虎头职官金牌”上的文字，与圣旨牌上的文字能等同吗？假设能等同，请问这面“虎头职官金牌”用途？是皇帝颁发的吗？烦请贺其叶勒图先生（谁提出，谁举证原则）把“虎头牌”的译文，与“圣旨牌”的译文公布出来，让大家对比一下，看看是否一样？事实肯定是不一样。如果不等同、不一样，用“圣旨牌上的文字”标准，衡量“虎头职官金牌”上的文字可否恰当？这样“张冠李戴”式的质疑有意义吗？
接着，贺其叶勒图先生列举了“虎头牌”上他认为书写的不规范的四个八思巴字。笔者因为对八思巴字没有研究，没发言权，所以，对贺其叶勒图先生列举的四个八思巴字对与错，不敢妄加评论。但是，笔者虽不认识八思巴文，不等于不会对比字形。经比对发现，贺其叶勒图先生有些马虎，他所指出的第三个八思巴字不规范问题并不存在，先生文章中写的字，与牌上第二行的第二（三？）个字，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大家可以比对，看看笔者所言是否正确？
关于八思巴文书写是否都很规范的问题，记得有位八思巴字研究者曾这样评论说“八思巴字字母的写法,并不都很精确,有的甚至完全走了样。”我不知这位先生说的对与错，但从贺其叶勒图先生在牌上18个八思巴字中就找出了四个不规范字，可见这位八思巴字研究者所言不诬。
当然，不规范不等于错写，应该也不影响翻译与转写的文字。因为据我所知，八思巴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又是一种没有声调的拼音文字。八思巴文有音无义，类似音标。由于八思巴字的书写单位不是词,八思巴字又没有标点符号,所以词与词的界限,句子与句子的界限,只能靠上下文来判断。八思巴字拼写汉语时不标声调。因此，如果原文没有汉字对照，或没有上下文，就难以确定书写单位所代表的汉字。
基于上述原因，传世的八思巴字文物书写规范者并不多见，而不规范者却不少见。仅以最早发现的两块八思巴字圣旨长牌为例，1846年发现于俄国叶尼塞州米奴辛斯克的是银质金字长牌与1853年在俄国贝加尔湖附近的纽克地方出土的银质金字长牌,两牌特征完全相同,只有一个字母是不同的, 但读音和意义没有差别。后经专家考证，米奴辛斯克长牌的字是正确的。而纽克长牌的字是“不规范”的。
圣旨金牌上不仅八思巴字有“不规范”的现象存在，既使在圣旨牌制作上也有错改涂现象。而这种事之一，就出在贺其叶勒图先生保管的索伦金牌上。该牌面第三行第二个词后有一块比两个音节之间的间隔更大一些的空隙,而且在这个空隙处还保留着刻了一个字再打掉抹平的明显痕迹。据专家分析，这是因为刻完第二个字后，又误刻了一个字，不得打磨掉了所致。
当然，不止圣旨金牌这类“皇帝颁发、官方精心制作的器物上的文字，有书写方面的错误，”即便皇帝老儿亲自享用的东西，错讹现象也照犯不误。如著名的《契丹小字辽道宗皇帝哀册》一共37行的册文，竟有9行进行了改刻。原刻字与改刻字重叠在一起，不易辨认。改刻，除有错字的原因外，重要的是遇到皇帝尊号庙号时，该空格提行以示尊重的地方，没按规定的格式去刻写，犯了大不敬的错误。
上面事例证明，贺其叶勒图先生质疑笔者金牌的理由：“皇帝颁发、官方精心制作的圣旨牌上的文字如果出现书写方面的错误，似乎难以解释”，只是他一厢情愿设计的，妄图以此置笔者金牌于赝品之地的“棒子”而已。明知道自己馆里保管的索伦金牌就曾出现过书写方面的错误，竟还拿其质疑别人，这样的花花肠子，亏他一个大学博物馆长能想得出？什么叫道德缺失，什么叫不择手段？还用别人评价吗？先生，你自己扪心想想吧！
贺其叶勒图先生为了达到彻底颠覆虎头金牌的目的，又对牌子形状外观进行了质疑。并接连安排了三个“设问”：元代虎头圆形金牌，牌子上的虎头究竟是什么形状？是平面还是立体？真像“虎头官制金牌”那样酷似佛教“六道轮回图”吗？然后排比列出三块不同材质上部都有虎头花纹的元代圆形牌子1.俄罗斯托木克的波克托尔发现的八思巴字蒙古语铁质银字圣旨圆牌；2.甘肃省博物馆藏八思巴字蒙古语铁质银字圣旨圆牌；3.西藏扎什伦布寺藏八思巴字蒙古语铁质金字圣旨圆牌。并断言说，铁质金字圣旨圆牌就是史书所记载的虎头金牌。
看起来贺其叶勒图先生好象胸有成竹，证据凿凿。可他忘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的道理。他连我的虎头牌形制数据和牌背什么样都不知道，他的排兵布阵岂不如同唐吉可德大战风车般愚蠢可笑？这里，我要告诉贺其叶勒图先生的是要尊重历史，敬畏文物，学术上不能信口开河。你一直把虎头牌当成圣旨牌，是你犯得第一个致命错误。职官牌（也可称赏封牌）与圣旨牌，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牌子，混淆它们必然犯错误。第二，铁质金字圣旨圆牌绝不是史书所记载的高等级虎头金牌。只有纯金质（含金量40％以上）的虎头金牌，，才是史书所记载的最高等级的虎头金牌（金虎符）。银、铜、铁鎏金或漆以金、银字的虎头圆牌，只是低等级虎头牌。尽管它们也被称为“金牌”“银牌”，那只是区别级别高低，不同任务，权力大小，管辖范围的一种标志罢了。而且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虎头金牌，它们也并不相同。（详情可查《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疏证》、《元史·百官志》）
这里，我到要反问贺其叶勒图先生，成吉思汗时期虎头金牌什么样？窝阔台时期虎头金牌什么样？忽必烈时期虎头金牌什么样？你所列举的三块八思巴字虎头牌，能与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虎头金牌一样吗？虎头牌的职能就象你所说仅是“执行公务所用”吗？你如何理解学术界对符牌三大功能：表明官制级别、乘驿谴使、表奖功绩的认定？不同时期，不同用途，不同级别人员，获得的虎头金牌能一样吗？答案是明摆在那里的，你的所有质疑，恐怕就不用我再啰嗦了吧？因为我的虎头金牌，它不是用于执行公务的圣旨金牌。它是不用随身携带，只要悬挂在厅堂墙壁或车轿壁上（为防止牌背受潮生锈，牌背特加了一层防锈涂层，这是在元代符牌中绝无绝有的工艺）展示浩荡皇恩即可的赏封牌。因此，牌上的圆孔比其他牌子都小，并且与虎头为一体。这也是为什么这块牌子与其他圆牌从外观到内容存在如此多区别的原因？
奖励颁发奖功金银符牌，是蒙古汗国和元朝一贯的政策和制度。蒙元政府为收服少数民族、安抚民众、取悦民心，频繁使用牌符奖励降将和有功将士。据《元史》记载：“太祖中统元年，赐故金翰林修撰魏王青肃秦蜀行省，言青居山都元帅钦金等所部将校有功，诏降虎符一、金符五、银符五十七。”“中统三年七月，赐夔州路行省杨大渊金符十、银符十九，赏麾下将士。”“世祖四年，威州山后大番弄等十一族来附，赐玺书、金银符；世祖七年，威州汝凤川番族八千户内附。其酋长来朝，授宣命，赐金符。”又“世祖十七年，以总管张王宣、千户罗壁收宋二王有功，升王宣沿海招讨使虎符，壁管军总管金符。”“成宗三年春，暹番没刺由罗斛诸国以方物来贡，赐暹番世子虎符；文宗二年，云南威楚路之蒲蛮猛吾来朝，愿入银为岁赋。诏为置散府一及土官三十三，所皆赐银符。”牌符在维护元代大一统的政治中成为一种不可缺少或替代的政治工具。牌符文化，在元代政治、军事、文化等管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对蒙元朝赏封制度的缺乏了解，对元代百官志的浅尝辄止，对军事符牌制度的皮毛掌握，导致了贺其叶勒图先生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尴尬场面。用这样学识水平，还要鉴定文物，真不知要给文物界制造多少冤假错案？想想真是害怕呀！因为放眼所见，象贺其叶勒图先生这样的南郭先生，在学术界、知识界，如过江之鲫，多如牛毛。他们正在大学讲堂、政府机关、科学院所、博物院馆，颐指气使，发飙发威，想想，我都为伟大的祖国担心，这么多不学无术的家伙，将给同家带来多大麻烦，埋下多少祸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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