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铸有契丹天皇帝庙号“太祖”和谥号“圣元皇帝”的御赐金牌，也是已知存世唯一的契丹符牌中颁发给外国使臣的契丹国通行令牌。它对研究契丹帝国早期外交史至关重要，也是五代时期各国间交往史的宝贵实物凭证。
牌子为黄金铸制，含金量不是很高，约73％左右，含银铜铁锌锰等杂质较多。铸造质量不甚精细。牌高108.82毫米，宽56.81毫米，厚4.9毫米，重187.7克。牌为长方形，上方以简洁的卷云纹作装饰中托珠形圆穿便于系挂。边框中牌面左右分饰两条头上尾下的行龙和云朵纹，中间阳铸八个契丹小字。牌背边框中左右分饰两组蔓草纹，中间阳铸九个契丹小字。整个牌子简朴粗犷又不失庄重肃穆之风范。
牌面八个契丹小字，汉译为“太祖圣元皇帝御赐”。“太祖”是庙号，是天皇帝耶律阿宝机死后，于天显元年（926年）九月己已，由应天皇后主持所谥。“圣元皇帝”应是谥号，《辽史》失载。《辽史》只记载了天显元年（926年）九月己已，上谥“升天皇帝”。有人考证“圣元皇帝”谥号是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七月，由承天皇太后和圣宗增谥。笔者认为这是臆断，没有可靠依据。至于其引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的《耿延毅墓志铭》记曰：“当李唐末，会我圣元皇帝(辽太祖)肇国辽东。”并不能证明“圣元皇帝”的谥号是“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七月”增谥。《辽史》太祖本纪明载：“统和二十六年七月，进谥大圣大明天皇帝。”
从本通行令牌看，阿宝机被增谥为“圣元皇帝”的时间，当在天显二年（927年）八月丁酉，葬太祖于祖陵之时。牌子的内容也证明了这一点。“御赐吴越国使臣通行令牌”，“御赐”说明此牌是皇帝所赐，牌上“太祖”是庙号，说明皇帝已作古，“圣元皇帝”的谥号同样说明皇帝已不在人世。皇帝既然不在人世，又是谁在以他的名义颁赐令牌呢？原来契丹风俗皇帝去世继承人未确定前，他的妻子可以代他称制，以皇帝的名义代替他执政。耶律阿宝机去世后，他的妻子述律平自行称制。这面金牌即肯定是她颁发，因为只有她才具有代皇帝御赐国家符牌的权力和资格。“吴越国使臣”是指在中国南方由钱氏家族建立地方政权派到契丹的外交使团。
早在辽太祖九年(915)，远在江浙地区立国的吴越国王钱缪便派遣滕彦休跨海来贡。从这个时候起，直到太宗会同六年 (943)，29年间，双方之间的聘使往来仅《辽史》所载即多达14次，其中，吴越使辽11次，辽使吴越3次。即：辽太祖“九年(915)冬十月，吴越王钱缪遣滕彦休来贡”。“神册元年(916)六月，吴越王遣滕彦休来贡”。“神册三年(918)二月，晋、吴越……遣使来贡”。神册五年(920)夏五月，“吴越王复遣滕彦休贡犀角、珊瑚，授官以遣”。天赞二年(923)四月，“梁遣使来聘，吴越王遣使来贡”。天显七年(932)二月，“拽剌迪德使吴越还，吴越王遣使从，献宝器。复遣使持币往报之”。会同三年(940)春正月，“吴越王遣使来贡”。九月，“女直及吴越王遣使来”。冬十月，“遣赳郎使吴越，略姑使南唐”。会同四年(941)八月，“吴越王遣使奉蜡丸书”。冬十月，“吴越王遣使来贡”。会同六年(943)三月，“吴越王遣使来贡。戊子，南唐遣使奉蜡丸书”。
辽朝初年，在中国南方立国的吴越、吴和南唐等国，对中原地区的五代政权都怀有觊觎之心，其基本国策之一就是北向结好契丹，伺机扩张。所以，吴越、吴和南唐等国使臣使辽，都有政治、军事目的，经济目的很少。这些国家使辽的意图，迎合了太祖“一统天下”的政治报负，所以，契丹朝野对这些来自南方的使臣非常友好，不仅热情接待馈赠甚厚，而且允许他们深入契丹各地进行考查。为了保护使臣的安全，让他们可以自由行动，辽太祖阿宝机生前可能就向各国使臣颁发过类似令牌。这次在吴越国使再次来使之际，称制的应天皇后遵照惯例向他们颁赐了这面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通行令牌。
吴越国使臣这次使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吊唁契丹皇帝去世，参加葬礼，贺新皇登基，续结友好关系。这次吴越国使辽，《辽史》未载，《新、旧五代史》等典籍也没有记录，幸亏有这面通行令牌面世，才使我们知道契丹天皇帝葬礼及天子皇帝登基大典有来自各国的使臣热闹而隆重，并不寒酸冷落。
这面牌子的重要性，读者从以上记述应已体会到。它不但补记了天显年间契丹与吴越国的交往史，纠正了学者对“圣元皇帝”谥号错误判断，而且从侧面补录了阿宝机葬礼与耶律德光登基大典万国使节云集的盛况。它展现了契丹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及对客人信任开放的品德。它现身说法地把契丹符牌制度细枝末节都显示得清清楚楚，对深入研究契丹符牌制度提供了可靠佐证。所以，这面通行令牌的历史、文物、考古、艺术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裴元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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