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向前看一步，但总是正确的一步。 —卡帕布兰卡，第三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这些年来我最常被问及的问题大概是：“你能向前看多少步？”可以说这个问题既深奥又无知。它直指国际象棋的核心问题，但也几乎无法回答，就好像问一个画家创作时画了多少笔，好像这与画的品质有关。
对于大多数这类问题，最诚实的回答是“看具体情况”。但有的棋手会有比较精练的回答，比如“尽可能多”或“比对手多一步”。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有具体的数字，没有最大值也没有最小值。国际象棋中的计算不是简单的1加1，它更像是在一张不断变化的地图中找出一条路径。
我们无法将国际象棋简化为算术问题，第一个原因是国际象棋中的计算数字非常巨大。每步棋可能会有四个或五个应着，而每个应着又对应四个应着，如此继续。决策树的分支会呈几何级增长。从起点开始，五步棋之后，就会有上百万的局面数量。一盘对局中所有可能的局面数量要比宇宙中的原子数量还多。虽然这些局面中大多数都不太现实，但天气预报预测的天数越多就越不准确，国际象棋的计算也是如此。随着可能性不断增多，不确定性和随机性越来越大。到了一定程度，递减律① 开始生效，即使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只能得到越来越模糊的结果。
我们经常听到棋手将所有错误都归为误算。如果把这些错误具体化，可能会更有好处。有些错误中，各因素都已知，得到的结论却是不正确的。在国际象棋中，双方都知道所有的因素，但在政治中这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很多政治上的错误都源于看似“明显合理”的假设。
19世纪下半叶，俾斯麦通过战争和机智的外交建立了德意志帝国。统一德意志后，他成功地孤立法国并阻断了俄国的干涉，同时与奥地利和意大利结盟。他认定法国和俄国永远不会结盟，因为像俄国沙皇这样的绝对君主是永远不会“对《马赛曲》脱帽致敬”的，那么多的皇室成员都是伴着这首法国国歌被送上断头台的。
1894年，威廉二世解除俾斯麦的宰相职务四年之后，法国人和俄国签署了军事盟约。当法国舰队出访俄国时，沙皇不但倾听了《马赛曲》，而且真的脱帽致敬了。俾斯麦掌握所有的信息，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低估了俄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对法国贷款的需求。最严重的是，他想当然地认为皇族的荣耀会胜过财政需求，他的错误判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② 尽管俾斯麦是个伟大的战术家和战略家，但在这件事上，他没有显示出应有的素质。他错就错在指望对手去犯他自己不会犯的错误。
计算必须专注有序
你可能会认为64格棋盘游戏会很轻易地被当今计算机的强大计算力所统治。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因为要做出准确决策，还有第二个关键因素：评估静态（永久）和动态因素的能力。深入的计算并不是世界冠军们的过人之处。荷兰心理学家阿德里安·德·格鲁特① 的研究表明：在解决问题时，顶尖棋手的计算并不比弱棋手深到哪里去。他们有时会算得很深，但这种计算能力和计算本身并不是他们实力强大的原因所在。即使对于一秒钟可以计算上百万步棋的计算机而言，也必须评价为什么某一步棋比另一步棋好。这种评估能力正是人类之所长，计算机之所短。如果你不理解你所看到的局面，那么向前看多少步都没有用。
当我考虑着法时，我并不是立即从决策树开始向下计算。首先，我必须考虑局面中的所有因素，从而建立一个战略并找到中间目标。我必须将这些因素牢记于心，然后开始计算各个变着。这样，我就会知道哪种结果是最好的。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和直觉会起指导作用，但是严格计算还是需要的。
无论你进行过多少训练，无论你多么相信直觉，分析都是最重要的。就像罗纳德·里根在某一个场合所说，“信任，但要核查”。② 每个规则总会有例外，在任何学科中都会出现反直觉情况，即使相对简单的数学也会令人吃惊。我参加过一个大约有25人参加的宴会。在谈话期间，我们得知有两对客人生日相同。他们都对这个巧合感到很开心。但是，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有多少？另一个客人指出，众所周知，在23人的派对中，两个人生日相同的可能性会有50%。在我们这个派对中，出现两对生日相同的概率接近25%。他继续告诉我们说，当派对人数只需达到55人时，出现两人生日相同的概率就会达到99%。这个问题背后的数学理论并不复杂，结果却肯定与大家的直觉相反。不论你对自己的结论多有把握，都必须用分析来支持。
这种分析过程必须进行排序，以使其更加有效。任何写下任务列表的人都明白，如果将各个任务按最佳方式排序然后再执行，效率会更高。我的经验指引我选择两个或三个候选着法重点思考。通常，其中一个候选着法会相对较差，很快被抛弃，另一个着法进入我的思考范围。然后，我开始扩展分析数，一次两到三步棋，寻找对方可能的应着以及我的应着。
在复杂对局中，分析树的深度通常为四或五回合，即每方四至五步棋，总共八至十步棋。（我们称之为“半步棋”，计算机程序员称之为一个“层”。白棋一步黑棋一步，加起来算一步棋。）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局面异常危险或你认为某个局面是对局中的关键局面，四至五回合是一个比较安全也比较实际的计算量。
要提高效率，必须不断地修剪决策树。思考时，需要从逐个变着进行分析，抛弃不好的着法，继续分析较好的着法。如果分析的着法过多，可能会浪费宝贵的时间并可能会使自己迷惑。还必须知道何时停止分析。此时你要么已经找到了满意的着法—某条分析路径明显是最好的或是最本质的—要么进一步分析无法带来与所花时间相称的价值，即不值得再继续分析。
想象、计算和我的最佳对局
这里谈到想象，与纪律需求并不矛盾，创造力和秩序必须共同来指导计算。环境和直觉可以告诉我们何时需要打破常规。有时最好的一步棋可能会一目了然，无须花很多时间就可以算清细节，尤其是在时间很宝贵的时候。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常常是我们假定某些东西显而易见，从而匆忙做出反应，招致大错。我们通常更要多做一些分析来打破常规。有些时候，直觉会告诉我们表面现象下潜藏着什么东西，或者我们达到了一个关键点，需要深入的分析。
为了发现关键时刻，必须对自己的分析趋势和模式非常敏感。如果分析中的某个分支开始出现令人吃惊的或好或不好的结果，此时需要花些时间来找出其中的原因。有时很难确切说清楚是什么让你意识到某个时刻潜藏着更大的情况，重要的是当意识到这种时刻来临的时候，不要与之擦肩而过……我最佳的对局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第六感，那盘棋出自阵容强大的荷兰维克安泽超级大赛，我的对手仍是“保加利亚斗士”托帕洛夫。
托帕洛夫对这盘精彩对局的贡献也非常大，因为是双方棋手共同创造了这个优美的棋局。除非对手拼得非常凶，建立了良好的防御，否则你很难有机会显示自己的技巧。在这个对局中，托帕洛夫的顽强抵抗将我逼向了计算能力的极限。这盘棋我走出了棋艺生涯中最深入最复杂的组合。分析的主要分支达到了第15步棋，一个近乎荒唐的数字。我无法计算所有的可能，但我的确奇迹般地看到并走出了致命一击。
关于这个对局的完整分析小册子后来在希腊出版。我承认这本小册子中90%的分析都不是在对局时发生的。当找到几个令人激动的攻击黑王的着法时，我便开始全神贯注地思考托帕洛夫最可能的防守之着。在计算的某个时刻，我意识到我好像是在走过一根拉紧的绳索，一旦失误便是致命的。我弃掉了半数子力将他的王赶至开放地带。我不断地深入分析头脑中的局面，确信在该局面中一定会有所斩获，最终我分析到15步时看到了取胜之着。
这盘棋堪称计算的盛宴，但是如果没有想象力，就不可能在头脑中计算得如此深入。如果我只是对局面进行纯粹推演，取胜的战术组合也不可能被我找到。这并不是显示数学完美结论的逻辑分析产物。如果要找出证据，我只能指出至少在某一个时刻，我错过了事后其他特级大师们分析发现的最强的着法。
说句题外话，尽管最后我赢了对局，但我错过了最好的一步棋，这显示了过分专注于某个遥远目标的一个坏处。在对局中，我过分专注于要看到彩虹末端的金子，当我接近目标时，我没有环顾四周。我让自己确信这种漂亮结局一定是毫无瑕疵准确无误的—这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幻觉。
人机结合要强于人或计算机 我们不是计算机，我们的计算绝不可能完美无缺。但如果需要通过计算来达到目标，并通过经验和直觉来指导计算，那么我们的分析通常是正确的。在商业中，我们也会体会到与计算机配合工作所带来的好处。人的战略和评估技巧加上计算机这个计算工具，可以彻底改造从会计和投资到管理物流等许多职业。生活中各行各业都已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我不禁想为什么不把计算机用于国际象棋比赛呢。
国际象棋软件在计算方面非常突出，而人类在这个方面恰恰感到非常困难。袖珍计算器可以毫不费力地计算出89×97的结果，Fritz和Junior这样的国际象棋程序可以同样快速地在复杂战术局面中找出答案。它们会查看所有的可能性，找出能够留下最多子力的着法。这是“全搜索”系统，虽然称不上高明，但在复杂局面中，它的确非常有效。不过这种系统会在长期计划和子力调动阶段陷入麻烦，因为这种情况下通常不会有明显的路径。1998年我就想，如果不把计算机作为人类的对手，而作为人的助手，情况会怎样呢？
我的想法已经在西班牙莱昂成了现实，这种比赛我们称之为“先进国际象棋”。每个棋手手头都有一台运行自选的国际象棋软件的计算机。就像CEO检查电子数据表一样，人类可以处理战略方面的问题，计算问题则留给计算机来完成。这种想法是为了创造最高质量的国际象棋对局，结合了人与机器的优点。
在首次实验中，我又一次遇到了托帕洛夫。我们都遇到了一些小障碍，主要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使用计算机，但是这场比赛的确令人觉得人机结合很有前途。在比赛中使用计算机有着另外一种感觉，就像穿着盔甲作战一样。我可以集中精力考虑计划，寻找弱点，而无须担心出错。
世界上还举行过其他的“先进国际象棋”比赛，对局质量都相当高。还有一些比赛中，多名棋手可以使用多台计算机对弈，没有任何限制。当然，我仍然相信人类下的棋。但是，这种古老的游戏会从新技术中受益。
在国际象棋方面，计算机可以达到世界冠军水平。但在大多数其他领域内，人类绝不存在被计算机取代的危险。人类之间的生意往来、所有的人际交往，都是以人的感觉和反应为基础的。
经理人并不管理计算机，他管理人，只有人才能懂得人类的弱点和趋向。计算机至今依然不太擅长玩扑克游戏，也是因为扑克游戏里掺杂了大量的人为因素。
机器算牌非常在行，可以毫不费力地记住桌面上的每一张牌。但是你能教机器虚张声势吗？这意味着逆势而为，手里的牌很糟却要下更大的赌注。不论我们是跟进入《财富》500强排名的CEO谈判，还是和一个十岁的孩子谈判，经验和直觉与我们的分析能力同等重要。
对于所有技巧，要想有所提高，就必须不断提高用于指导这些技巧的计算和想象力。许多国际象棋棋手会避开复杂局面，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计算技巧没有自信。这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如果避开具体的分析，只依靠直觉，那么直觉将永远不会得到适当的训练。跟着直觉走没有错，条件是不要回避那些帮助了解判断是否正确的工作。
风格迥异的棋坛对手—拉斯克和塔拉什
20世纪初，棋坛上最伟大的竞争在拉斯克和塔拉什之间展开。他们的竞争超越了棋盘，两位伟大的棋手就国际象棋本质以及生活本质产生了根本的分歧。一个经典的也许并非真实的逸事说，在1908年两人的杜塞尔多夫世界冠军赛之前，有人曾试图让两人消除分歧……塔拉什进入房间，走向拉斯克说：“对于你，拉斯克先生，我只有三个字'将死你！’”然而遗憾的是，比赛开始后，塔拉什和他的拥护者并没有多少机会来讲这三个字。拉斯克赢得很轻松，八胜三负。
拉斯克保有世界冠军头衔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从1894年至1921年。他在世界冠军赛上击败了斯坦尼茨，尽管当时这位德国年轻人的胜利并不令世人信服，因为他的对手斯坦尼茨当时已近60岁，显然不在巅峰时期。在后来的五年，拉斯克令人信服地赢得了所参加的每一场比赛，打消了人们对他实力的怀疑。
拉斯克极具数学天分并在此领域做出了多项不朽的贡献。除此之外，他还对哲学和社会学兴趣浓厚。他（死后）传记中的优美序文是由非常了解他的爱因斯坦撰写的。“很少有人对所有伟大的人类问题充满兴趣，同时还能够保持独特的独立个性。”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中还包含了拉斯克对相对论的反驳。
对于拉斯克而言，国际象棋主要是两个人意志和心理的较量。就像我们常说的，他在跟人较量，而不是在下棋。他明白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谁施加的压力大，谁能更好地抵抗压力，谁就将取得胜利。他常常选择一些并不好却能扰乱对手的棋，这一点饱受对手们指责。但他的对局显示他非常善于变换棋风，能最大限度地令对手不安。
凭借国际象棋天分加上对心理的深刻理解，拉斯克在60岁时依然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平。尽管1921年他将世界冠军头衔输给了古巴天才卡帕布兰卡，但他于1924年在纽约赢得了历史上最重要的锦标赛之一。那次比赛中，他超越了当时的世界冠军卡帕布兰卡和后来的世界冠军亚历山大·阿廖欣。
令塔拉什著称于世的除了他的经典著作外，还有他风趣的言辞。这个好医生① 还是前两位世界冠军斯坦尼茨和拉斯克的最强劲对手。在国际象棋的进步和教育方面，他的贡献完全可以与斯坦尼茨和拉斯克相提并论。他的著作和文章教育了一代国际象棋棋手，他那教条般的指导在当时比现在更受推崇。
与斯坦尼茨相像的是，塔拉什试图梳理国际象棋的条理。在著作中，他谨慎地提出了严格的弈棋原则。如果谁胆敢违反这些原则，他就会迅速撰文批评。在一盘对局分析中他曾写道：“对局出错时，我们总是为自己找这样那样的借口，却不愿承认自己不了解棋局的精髓。”有一次他曾经指责英国著名大师布莱克伯恩在第八步棋时就出现错误！这盘棋几个回合后，塔拉什自己也走出软着。他说：“我后来走出软着的唯一解释是我被布莱克伯恩的臭棋迷惑所致。”
似乎有些矛盾的是，这样一个具有教条思想的人也具有创新精神。他的棋艺熠熠生辉，他能在身为一名普通医生的同时，在几乎20年间位于世界顶尖的三四名棋手之列。长期占有这样的位置，没有适应能力是办不到的。
对业余棋手甚至大师来说，没有人像拉斯克这样令人无法捉摸。 —保罗·卡帕布兰卡
在国际象棋棋盘上，谎言和伪善绝不会长久。富有创造力的组合会充分揭露谎言，伪君子将在残酷的现实中面对将杀。 —埃默纽尔·拉斯克
塔拉什棋风犀利，他一直遵循着自己的原则。尽管非常热衷于自己那假定科学的方法，他的棋常常充满智慧。 —鲍比·菲舍尔
就像爱和音乐一样，国际象棋令人快乐。 —西格伯特·塔拉什
塔拉什传授知识，拉斯克教人智慧。 —弗莱德·莱茵菲尔德
天赋 我11岁的时候就已经很优秀了！ —鲍比·菲舍尔，第十一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过去，只有世界顶尖棋手才能被称为“特级大师”。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资助举办的1914年圣彼得堡国际象棋锦标赛上，获得前五名的棋手被首次授予了这个称号。此后，这一称号被国际棋联采纳，并规定了获得这一称号的标准。后来，“特级大师”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目前世界上大约有1 000名特级大师。由于特级大师数量过多，为了将顶尖棋手与其他棋手区别开来，有人提出了“超级大师”这种非官方叫法。
人们经常问我，前10名顶尖高手与前20名或前100名棋手有什么差异？遗憾的是，我没法给出一个宽泛的概括性回答，因为能否跻身世界顶级棋手之列有很多原因，而且每个棋手都千差万别。其中争议最大也最难捉摸的就是天赋。
对于天赋，有很多定义和理解，我们很难判断谁有天赋谁没有天赋。神童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事情，我们却只能瞪大惊奇的眼睛：莫扎特5岁就可以谱写交响乐，帕斯卡① 12岁就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创建了原始的几何定理。
如同在音乐和数学领域，国际象棋的神童们在年龄很小时就能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和创造力。出生于波兰的列舍夫斯基身着海军童装去进行车轮战，7岁的小家伙打败了赛场上来自全欧洲的所有成年棋手。据说4岁的卡帕布兰卡看父亲下棋后不久就可以和众多好手过着了。为了搞明白超凡能力的来源，各类心理学家都曾研究过列舍夫斯基。这些小神童到底是怎么玩转这复杂深奥的游戏呢？
我们对类似的传奇故事早已耳熟能详，而且乐意相信他们有与生俱来的天赋。然而，这些非凡天赋还需要有展露的机会。而关于先天特质和后天教育之间的争论很难分出高下。是啊，如果莫扎特的父亲是一名画家而非音乐教师，他的儿子还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莫扎特吗？
我早年在国际象棋上的一些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外界因素。由于家人很快发现了我与生俱来的下棋能力，因此我的父亲吉姆（那时正在与白血病做抗争）决定把我送进棋校学棋。母亲也非常支持这个决定。母亲现在还时常提起，她当年费了很多努力来控制我的任性，使我不至于放任自流。她经常回忆起我二年级老师的那个电话。当时我因为在课堂上公然冒犯她而受罚，那位老师告诉我不要让别人都认为只有你最聪明时，我回答道，“难道不是吗？”我并不羡慕我的老师们。
小神童们在各领域展露天赋时，父母的决定往往起着决定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内因而言，如果换做其他领域而非国际象棋，我很明白我无法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我的天赋和国际象棋，就像手和手套那样，很自然地契合在了一起。
并非所有人都像我这样幸运，但每个人都可以做大量努力来找到与自己能力相适合的事业。问题是，随着年龄不断增长，我们越来越害怕去做尝试，而没有新尝试就无法发现我们的天赋。要记住，如果在早年没有展现天赋的机会，成年后一样可以创造这样的机会。为此，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去实验，去努力发挥自己的能力。①
识别生命中的模式
实验是很关键的，因为只有一个方面的天赋还不够。就像音乐会上的钢琴师，不但要有灵巧的手指，还要具有敏锐的听力和节奏感。大部分能力都能细分为多种技巧。要成为优秀的管理者、优秀的将军或优秀的父母，都需要多种能力，国际象棋也不例外。要想出类拔萃，需要具有得到良好发展的天赋和广汲博取的知识。对于最重要的内在素质，我觉得应细分为记忆力和想象力。
谈到记忆力时，我们总感觉它就像身高和蓝眼睛一样，要么有要么没有。很多人试图对记忆力进行分类，比如他们会说他们对人的脸部特征的记忆力很强，却不擅长记人名。一个老掉牙的故事说，有一个整天迷迷糊糊的教授，他能清楚地记下乔叟② 的全部作品，却从来不记得他把自己的车停到了哪里。
我们知道，大脑在不同部位存储“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有些人具有超强的记忆力，可以毫不费力地背诵整个电话本。人们认为那些顶尖国际象棋高手们也具有这样的能力，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当然，要成为一个优秀棋手，必须具备良好的记忆力。但是很难说清楚，我们到底记忆了什么？是模式？还是数字？抑或是在脑子里刻下了整个棋局？问题的答案勾起了心理学家们的研究兴趣，却又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国际象棋高手们似乎记下了所有这些东西！
盲棋赛已经风靡几个世纪。1783年，伟大的法国棋手菲利道尔就曾下了一对二的盲棋车轮战，并被称为无与伦比的天才。当时一家报纸曾报道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应被当做人类记忆的最佳例证而载入史册”。
将近200年以后，出生于波兰的特级大师纳道尔夫① 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被迫留在了阿根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与波兰幸存的家人联络，纳道尔夫下了1对45的盲棋表演赛。这也是国际象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盲棋表演赛，也就是说他要记忆1 440个棋子的位置。而且比赛持续相当久，他的一些对手被耗得筋疲力尽，不得不中途换人。经过将近24小时的鏖战，纳道尔夫获得了39胜4和2负。
这并不是说纳道尔夫拥有完美的记忆力，他没有。他所具有的是强大的“国际象棋记忆力”，一种能够保留棋盘中棋子运行路线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棋手“开眼”和“蒙目”时是同样重要的。这种回忆和呈现能力会使计算又快又准，而且它意味着我们无须从原始局面出发计算每个局面。如果你对简单局面非常熟悉，并且可以记下哪些局面好，哪些局面不好，那么相比那些初次看到这些局面的棋手来说，你将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一个特级大师会记忆上万个国际象棋片段和模式，并会通过长期不懈的训练不断进行补充。我能记忆很多对局和局面并不意味着我擅长记忆人名、日期或其他什么。阿德里安·德·格鲁特在1946年的国际象棋棋手研究中对此做了展示。为了找到学习国际象棋的秘诀，他测试了从世界冠军到初学者等各种水平的棋手。
德·格鲁特让每个棋手记忆一组棋局局面，然后记录他们再现局面的能力。显然，棋手水平越高，再现能力就越强，得分就越高。顶尖棋手的得分高达93%，优秀棋手为72%，普通棋手只有51%。30年后，类似的研究仍然得到了近似的结果。
1973年，两位研究人员W. G. 蔡斯和H. A. 西蒙复制了德·格鲁特的实验，并添加了关键的第二组测试局面。在第二组测试局面中，他们随机在棋盘上摆放棋子，根本不遵循下棋规则。如同德·格鲁特的实验，高水平棋手记忆真实对局局面的能力要更强。但对于随机局面，所有棋手得分基本相同。由于没有了模式（或者心理学家称之为“块”）的帮助，大师们并没有显示出强大的记忆能力。
在每个人的行为中，都有这样的过程，死记硬背的能力远没有识别有用模式的能力重要。在处理问题时，我们从来不是从头开始处理，而是本能地，甚至是无意识地搜索过去的相似事物。我们会找出相似事物的真实性，然后看看能否为这些细微差别找出类似的解决方案。
通常，这个过程在大脑的幕后进行，但有时也会来到表面。1914年，两位当时的顶尖高手尼姆佐维奇和塔拉什那精彩炫目的对局只获得了二等“精彩对局奖”，因为塔拉什漂亮的弃子攻击与25年前埃默纽尔·拉斯克的对局非常相似。评委们认为塔拉什这盘棋是由那盘棋衍生而来，所以不能获得一等“精彩对局奖”。
交易员会寻找股票走势图的趋势，父母会观察孩子的行为模式，经验丰富的律师会通过直觉找到处理证据的最有效方式，所有这些都源于经验和有意识的观察记忆。练习可增强我们的能力，要想出类拔萃、技高一筹，则需不断地检查你所记忆的内容。
每天结束时我们会回顾自己的表现吗？我们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是否观察或体验了应该记录下来的新鲜事物？我们是否识别出?这种情况、机会或模式？它会再次发生或出现吗？优秀奥运选手那样的成功人士一定会非常敏锐，非常具有自我意识。
如果在办公室工作，这种严格的行为不会非常明显，但效果是一样的。即使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也常常会在一天的工作之后感到心满意足，大多数人在放学或下班后都在想如何放松如何休息。如果他们在每天结束时自问一下为明天学到了什么，他们会更加有效率。
想象的力量
塔尔不是在用手下棋，他用的是一根魔杖。 —国际象棋前世界冠军鲍特维尼克的教练、特级大师拉戈津①
我不知道“创造性思维”这个短语是何时流行起来的，似乎就在一夜之间，好像要逻辑地、演绎地、传统地思维就是犯罪。似乎这些以前的优点都已被丢进了垃圾堆，每个人都要反传统，否则就成了恐龙。网络经济泡沫就是在这种错觉中形成的，认为归纳推理和创造性可以替代（而非补充）基础和逻辑。
法国小说家安纳托·法朗士② 曾写道，“要获得伟大成就，除了艰苦努力，还必须会做白日梦。”国际象棋中有一个词用于形容突破常规模式，下出令对手瞠目结舌的妙着—“幻想”。这是指让思维从变例计算中游离出来，去想象局面中隐藏的种种可能着法。猛然间，我们会发现一个看似荒谬、违背常规的着法，而正是由于一个个白驹过隙般的灵感捕捉和不断汇集，我们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象棋计算机在与人对弈时，常常下出充满战术幻想的着法。计算机不依赖于模式，也不会因为某一着看起来不漂亮或不符合逻辑而存有偏见。机器就是简单地“数豆子”，然后走出能找到的最佳着法。对于人类这种偏重于习惯的生物来说，很难达到如此苛刻的客观。
直到《我伟大的前辈们》第一卷出版后，我才深切感受到自己对以往经验存在过分的依赖性。在这本书中，我重温了1910年拉斯克和施莱切特① 的世界冠军对抗赛中最重要的一盘棋。由于这盘棋是拉斯克整场比赛中的唯一一盘输棋，因此当时很多国际象棋高手，包括两位参赛者在内，都对本局做了评注。对于这盘棋的残局，拉斯克和后任世界冠军卡帕布兰卡都发表了赛后分析。他们一致认为，如果拉斯克能果断弃后，仍然可以守和。
看过他们对本局的分析后，我的看法和他们一致。我在书中花了很多笔墨讲述弃后这一着是一步精妙的防御着法，可以挽救整个棋局。然而书一出版，读者的信便纷至沓来。棋迷们用自己的国际象棋软件，借助强大的计算机，很快就找到我分析中的漏洞：白方不一定非要吃后不可啊！机器可不认为后是最强的子，它们只关心评估分数。包括我在内的五代世界冠军，分析的前提都是假设如果黑方主动弃后，白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吃掉。但是，计算机却可以通过舍弃这个到嘴的肥肉而轻松取胜！
我认为如果我沉浸在某个局面中，自己跟自己下棋，我就能找到取胜的着法。后面我们将会讨论，一步一步地演算分析常常不如一时的灵机一动来得精准。
利用幻想冲破迷雾
如果过多地依赖于模式和既有逻辑推算，要想保持思维的开放会非常困难。谈到下棋的灵感，纵观那些善于用独创着法去震撼对手的伟大棋手们，第八任世界冠军米哈伊尔·塔尔无人能敌。这位“里加魔术师”1960年登上世界冠军宝座时才23岁。那时的他已经凭借极其凶狠、变化莫测的棋风声名鹊起。塔尔的弃兵弃子战术，与鲍特维尼克创建的那套现代的科学化对弈策略格格不入。他向人们重现了风行于19世纪中期的惊险浪漫的棋风。在那个时代，防守是怯懦的表现。
塔尔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比起其他的特级大师，他的马更敏捷，象更快速？惊人的计算能力只不过是他天赋的一部分。在一次经典的访谈中他说，他能够意识到何时只靠计算无法解决问题。他谈到了与苏联特级大师瓦休科夫① 的那场复杂对局中，在判断弃马是否成立时的思维过程。
当时脑子中的想法一个一个地冒出来。我打算给对手耍个小聪明。这种小伎俩可能在这种情形下会奏效，换了其他情况就没用了。最终，我的头脑中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着法。教练平时一直建议我们快刀斩乱麻，但那棵著名的“变例树”② 却以惊人的速度漫延开来。
就在此刻，不知何故让我想起一位有名的苏联儿童诗歌创作人科尔尼·楚科夫斯基的诗句： 啊，多么困难的任务 要把那河马从泥沼中拉出 …… 现在这头倒霉的河马不知怎么跑到了我的棋盘上。尽管观众们都认为我在思考棋局，我却正在思考到底怎么把河马从泥沼中拉出来。各种道具在我脑中闪现：杠杆、直升机、绳梯……长时间思考后，我已经无计可施，愤愤地说道：“好吧，就让那家伙淹死得了！”突然，我发现那头绝望的河马消失了，轻轻地它走了，就像它轻轻地来，没有半点不情愿和恋恋不舍。我的局面也变得不再那么复杂了。我意识到我不能计算出所有的变化，而且这步弃马纯属直觉。既然这步棋能使局势非常有趣，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比赛的第二天，我欣喜地在报纸上读到了这篇关于塔尔的文章，文章描述了塔尔是怎样在冥思苦想四十多分钟后，走出了一步计算精准的弃子妙着的。
这就是塔尔惊人的智慧和对问题实质超强洞察力的范例。当他意识到不能用扳手来解决而需要用铁锤才能修复的错误时，他那天马行空的大脑会时不时地更改思维方式。
培养想象习惯
打开幻想之门并不像打开开关那么容易。只有将幻想当做习惯、让“不走寻常路”的思维占据大脑中的重要阵地时，你才能真正地找到那把钥匙。人只有在沉思中才能磨砺思想之剑，也只有当幻想成为一种持续不断、无须意识控制的活动时，幻想之门才能永远地敞开着。这不是在讨论如何靠思维的一次闪光而成就一个发明家，而是在提醒你，在决策过程中，需要时刻保持思维的创新性。
当公司和商业展览会第一次请我上台演讲时，我当时非常希望能用他们的行话来演讲。作为《华尔街日报》的特约编辑和有线电视新闻的爱好者，我觉得自己理所应当了解世界各地的新闻，包括商业新闻头条。但问题是，新闻报道很难把事情写得翔实和深刻。我们要学的还有很多，比如如何成就伟大，或者为何有一些公司成功了而另外一些以失败收场。
基于这个观点，我希望找一些当今家喻户晓的人物的成功或挫折之路的例子来做阐述。上文中提到的威廉·波音的传奇经历就是我所找到的例证之一。对于各位读者而言，有一些掌故可能并不能很好地激发你思考，有一些却是你不容错过的。
提起著名的施乐公司，其创始人约瑟夫·威尔逊的名字或许没那么响亮。威尔逊本人就是一个发明家，他给这家原名为赫洛德（Haloid）的公司带来的创新态度可能要比他的其他发明都重要。他经常告诫新员工，“不要用旧方式做事。来这儿工作后，我希望你们养成不断改变的人生态度，明天你们的做事方式要跟今天不同。”
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受习惯性思维影响的人，所以为了吸取威尔逊的金玉良言，我付出了很多努力。下棋时，我总是试图让自己的思维发散开来，有时我有意忽略烦琐的变例，让思维在黑暗中探索，时不时地走出让对手惊慌失措的着法。这样，对手花大量时间思考你的应着都变成了无用功，局面进入另一番景象。这比走一步好棋更有用。凭借幻想而冲出的一着，往往会令对手阵脚大乱、失误连连。
问问自己“如果……会怎样？”
1997年，我在荷兰蒂尔堡参加一次锦标赛。第五轮我执黑遭遇一位顶尖的“幻想型”棋手—阿列克谢·希洛夫，这个代表西班牙参赛的拉脱维亚人，早年曾得到塔尔的指点。 不过这一次，我可让他自食其果了。在一个双方都有机会的复杂局面下，希洛夫进车准备下一步攻击我的后。很明显我需要将后从车路上挪开。我思考了好几步可能的退后着法，所有的选择都会让局面变得动态不平衡。看起来好像没有更好的机会了，我觉得有些失望。
就在我想退后时，我深吸了一口气，将目光转向棋盘的其他部分。和许多妙着一样，这一次我在心中问自己，“如果这么走不是很漂亮吗？”有时，如果幻想一下希望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那是完全有可能的。是啊，如果我忽略皇后所受的威胁，情况会怎样呢？他有子力优势，但我的子更灵活，在战术上会比他的后更强，遭受压力的将是他。
所以，我没有走后，而是将王向中心挪了一格。我无视对方的所有计划和威胁，拿起棋盘上最弱的子走出一步看似无关痛痒的棋。当然，我确信客观上这是一步好棋。冷静清醒的估算才能下出极具幻想的着法，否则，幻想只能带来美丽的错误。
希洛夫没能适应新局面，这个天生的攻击手突然间转入了防御。在局面基本呈均势的情况下，希洛夫很快犯了大错，没多久对局就结束了。在对局结尾时，我甚至又弃一子精彩入局。当时我没想太多，现在想起来，我这么做完全是因为我有一种不用常规思路解决问题的态度。
我们常常迅速抛弃那些看起来比较奇怪的想法和着法，当早已有现成的方法时更是如此。无法进行创造性思考的原因一半是源于自己，一半源于工作和生活的客观条件。“如果……会怎样？”常会引发你思考“为何不……”此时我们必须鼓起勇气去努力找到问题的答案。
了解并打破常规
每天我们会做出许多个决定，而每次做决定都是激发幻想的好机会。只有大胆尝试未曾尝试过的新途径，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虽然这些新方法并不总能药到病除，但是尝试得越多，实验就越趋于成功。打破常规，甚至是那些你喜爱的常规，看看自己能不能找到一个新的更好的办法。
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天赋，需要严格剖析自己，弥补自己的缺陷。倚仗天赋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驰骋可能会一马平川，但是当你想舍我其谁大展拳脚时，你会发现发展的不均衡性会阻碍你的成长和提高。全面提高的最佳捷径是努力弥补缺漏。
当你努力弥补自己的缺漏时，不要一开始就评价自己。一两次小变故或对比，常常会导致两种极不准确的自我评估。人们常常抱怨自己既健忘又优柔寡断，这样的想法会像绳索般牢牢地将他们禁锢在原地。请告诉我，你怎么知道你的记忆力不如你妻子或我好？事实上，有一点自负会比自卑要好得多。正如丘吉尔所写，“态度是小事，却能导致大差异。”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们的能力常常不会令人失望。
两个天才，两面旗帜—卡帕布兰卡和阿廖欣
世界冠军常常成对出现。一提到古巴伟大的世界冠军卡帕布兰卡时，你很难不联想到阿廖欣。自从1921年卡帕布兰卡众望所归地在哈瓦那世界冠军对抗赛中战胜拉斯克成为第三位世界冠军后，他创造了十年只输一盘棋的纪录，成为无人能敌的超级“卡帕”。
不过卡帕布兰卡的这个冠军头衔只保持了六年。1927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世界冠军赛中，这个善于以静制动的局面型世界冠军败在了阿廖欣那非正统的精妙进攻下。接下来的十年内，卡帕布兰卡屡屡发出回敬赛邀请，但阿廖欣始终雷打不动。他宁愿跟那些比卡帕布兰卡弱的挑战者过着，其中有一次“失手”被迫将冠军让给别人两年。①
1946年，阿廖欣的世界冠军时代终结了，他成为第一个将世界冠军头衔带进坟墓中的棋手。
两位棋手目前已成为国际象棋棋风的两面旗帜。人们在提到平静的局面型棋手时，常说“像卡帕布兰卡那样下棋”，对于凶悍的攻击型棋手，则说是“又一个阿廖欣”。在人们的记忆中，卡帕布兰卡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的国际象棋天才。他能够闪电般迅速理解局面，几乎从未出过差错。他那明晰而系统的着法令同时代的对手们和后辈棋手们自叹弗如、由衷钦佩。他早就有实力挑战世界冠军，只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原因，才使得世界冠军的头衔来得晚了一些。
棋盘外的卡帕布兰卡有着迷人的魅力和英俊的外表。当时古巴任命他为外交专员，一个名誉上的外交职务，以便他充分利用这一职务自由地遍访各地，享受生活。
阿廖欣在诸多方面与卡帕布兰卡截然相反，使历史上他俩的对比异常鲜明。阿廖欣的对局非常激烈，带有别人无法企及的狂野棋风。我早年所读的几本书中，有一本就是阿廖欣经典对局集。我常常一次次地演示他的棋局，每次都会有新收获，令我不禁赞叹。他那种恃强凌弱甚至虚张声势的棋风令对手恐惧。这曾是我想要模仿的办法！
除了下棋，阿廖欣几乎心无旁骛，就连他的猫也取名为切斯（Chess）。不下棋时，他把剩余时间都用在写作和研究棋局上。别人认为他缺乏魅力，他对此毫不在意。过度酗酒大大影响了他的健康，很多人都将他棋艺生涯中那次令人震惊（且短暂）的将世界冠军头衔输给荷兰人尤伟归咎于他的酗酒和荷兰人的实力与精心准备。失掉头衔后，阿廖欣没有再低估对手，很快在两年后重整旗鼓夺回了世界冠军称号。
在我所知道的众多棋手们当中，只有一位算得上天才—卡帕布兰卡。 —埃默纽尔·拉斯克
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走棋，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冒险。我认为我的方法是正确的，任何多余的、逞一时之勇的行为，在我看来都是跟国际象棋精髓对立的。那样做不是什么赌博，而纯粹是在跟缜密的逻辑规则作对。 —保罗·卡帕布兰卡
阿廖欣作为一个艺术家，是国际象棋界的宠儿。他是深遂的计划、远卓的计算和无止境的想象力的代名词。 —米哈伊尔·鲍特维尼克
对我而言，国际象棋不是游戏，而是艺术。让这门艺术在热爱她的人们中彰显影响力是我的责任。 —亚历山大·阿廖欣
准备 一个拥有天赋而不加以利用的人，是失败的。 —托马斯·沃尔夫
在森林中倒下的树无人问津，没有被发现的天赋也可以视为并不存在。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甚至不会为其损失而痛心。然而，对于被发现但随后又被挥霍了的天赋，我们会因它没有得到开发而感到惋惜。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们常常对那些天赋有限但取得过人成就的人做出最高的评价，因为他们的勤奋工作和表现超越了在遗传上具有优势的竞争对手。
这种不公平的倾向总是让我深有感触。为什么人们不把勤奋工作的能力看做一种天赋呢？尽管说一个人“事半功倍”本意是赞美，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如果一个矮小而且速度慢的足球运动员通过比其他人更勤奋的训练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我们应该说他是克服了先天的不足，还是说他只是开发了自己在另一个领域中的过人天赋呢？
的确，相对于其他与生俱来的能力，除了勤奋，那些取得伟大成就的人更多得益于天赋。仍以体育为例，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凭借出色的运动能力和飞一样的灌篮而闻名，甚至连我（这样不热衷竞技体育的人）都听说过他。然而，他也总是头一个开始训练，而且最后一个离开。在采访中，乔丹的队友和教练都谈到他极其严格的自律，而不是他过人的弹跳力。一位NBA资深经理谈到乔丹的天赋时这样说：“如果没有不断追求的职业精神，乔丹也仅仅只会成为另一个在这项伟大运动中一闪而过的天才，而不会成为历史性的人物。”
尽管我同意这种看法，但这个评论仍认为乔丹的自律和工作能力不属于他的天赋。日复一日不断地高效率地挑战自我极限，这种能力也许不像体育技能那么直观，却是乔丹与生俱来并且不断培养加强的能力。
重要的是结果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我经常听到别人拐弯抹角地赞扬我广泛而深入的赛前准备。20世纪20年代，阿廖欣凭借比前人都更刻苦钻研的精神，改变了这项绅士运动的文化。由于十分努力，阿廖欣常被他的手下败将们谑称为“强迫症”。40年代，鲍特维尼克缜密的思想和习惯把国际象棋转变为一项职业运动。70年代，菲舍尔的卓越贡献迫使其他棋手花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国际象棋，以免被甩在后面。
我所受的教养和时机使我成了80年代新一波改革的领袖。我的工作准则源于母亲和老师鲍特维尼克营造的严格环境。我对开局准备有着不减的热情，我的准备由研究、创新和记忆组成。我首先研究顶尖棋手们所有最近的比赛，仔细观察他们的新着，然后进行分析并加以改进。在我看来，开局体系不仅仅是模仿，更是创新之路。
了解开局知识总被看做是成熟的标志，而我当时还只是个少年。进入国际赛场后不久，我就开始听到一些谣言，将我的成功大部分归于我和我的苏联棋手团队的深入研究。之后的若干年里，谣言发展成了完整的传说。“卡斯帕罗夫有一个由特级大师组成的队伍，他们不分昼夜地创造出大量开局新着！”“他拥有一台超级计算机！”尽管我试图将这些视为对我的称赞，但不久之后，不断在采访中听到这些东西开始让我感到烦恼。然而，就像大多数其他的都市传闻一样，这些故事确实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顶级棋手与分析助手的合作早已司空见惯，尤其是在世界冠军对抗赛中。这些助手被称为“副手”，就像在决斗时代一样。有了相关资源时，我就开始与专职教练员合作，而且不仅仅是在大赛之前和过程中。说起我的计算机，我是第一个在备战中引入机器分析并系统化地使用国际象棋程序和数据库的棋手，尽管我的计算机是我那个电子爱好者表弟叶甫盖尼所能攒出的最佳配置。其实，只要住处附近有个不错的计算机商店，这种计算机谁都可以买到。
我专注于结果，而不是分心去听人们谈论我如何取得这些成就。我的方法并非适用于每个人，但它对我很管用。当批评者和对手们无法取得可以和你一样的成就时，他们常常会诋毁你取得成就的方法—敏捷、富有直觉的棋手被称做懒惰，专心致志、勤奋刻苦的棋手被称做强迫症。听取别人的意见显然并不是坏主意，但是，如果非难紧随成功出现，我们就应当对其持怀疑态度了。
灵感与勤奋
每个人，无论处在什么年龄段，都有一些尚未开发的天赋，即使是那些在职业生涯中登上顶峰的人也是如此。古巴人卡帕布兰卡被视为一个战无不胜的下棋机器，这样的名气是有原因的，他曾经连续八年不败。卡帕布兰卡厌恶做研究，虽然他不像自己声称的那么懒惰，但传说接受了这种说法。卡帕布兰卡是一个讲究饮食的人，他在古巴的外交部有一个挂名职位来承担他的花销。他很少认真研究对手，而且喜欢以此自夸。他的天赋极高，使他自信可以逃脱任何陷阱，而通常确实如此。
1921年当卡帕布兰卡从拉斯克手中夺得世界冠军头衔时，人们都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加冕仪式。卡帕布兰卡将会统治国际棋坛数十年。“卡帕”让国际象棋变得简单了，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但他太依赖自己的天赋了，他的头衔仅仅保持了六年。与他相反，战胜他的俄罗斯人阿廖欣是有史以来最狂热、最专注的棋手。
在国际象棋还普遍作为绅士运动，其职业性还饱受质疑时，阿廖欣第一个把国际象棋作为自己的事业。一则逸闻中说，卡帕布兰卡和阿廖欣都被一个赞助商请到剧院看戏，事后这个赞助商说：“卡帕布兰卡目不转睛地观看剧团表演，阿廖欣则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带的袖珍棋盘！”
当然，阿廖欣在国际象棋上也有过人的天赋，再加上强烈的献身精神，他的棋艺超越了没有深入发掘自身天赋的卡帕布兰卡。他仔细研究了卡帕布兰卡的所有棋局，尽管他几乎没有从中找到特定的弱点来利用，但他的确找到了一些偶尔的失误，从而打破了卡帕布兰卡不可战胜的神话。这给了阿廖欣自信，而且严格地说，不是过度自信。
当时就连阿廖欣也认为卡帕布兰卡会在他们1927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比赛中获胜，① 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击败过这个强大的古巴人，而且还在当年早些时候纽约的淘汰赛中以很大的差距败给卡帕布兰卡而位居第二。然而，在纽约轻松获胜导致了卡帕布兰卡之后的败北。正像阿廖欣赛后描写他们的比赛时说的，“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战胜了他。也许造成他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1927年在纽约的压倒性胜利使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低估了我的实力。”
卡帕布兰卡输掉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一局，尽管卷土重来之后他获得了短暂的领先，但他对陷入如此苦战一定始料未及。这场比赛变成了意志的考验，而这正合阿廖欣的口味，就像他说过的，“我不是在下棋，而是在奋斗。”有了让他“遵循原则”（他的原话）每天准备八个小时的驱动力，阿廖欣是不会失败的。卡帕布兰卡不适应如此艰苦的比赛，终于在34局比赛（这个纪录直到1984年5月才被我和卡尔波夫持续48局的比赛打破）后输给了阿廖欣。
准备会带来多种回报
我们不可能都具有像阿廖欣一样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几乎没有人能够如此投入。问题不在于要变成一个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争分夺秒的狂人，关键在于自知之明和持之以恒。坚持努力终究会带来回报，哪怕回报不是立竿见影和触手可及。
在我的书出版之前，我分析自己的棋局时注意到一件有趣而又让我惭愧的事情，那就是我准备的一些走法简直糟透了。退役后充裕的时间，使我可以回顾我在准备自己的淘汰赛和世界冠军赛时所做的大量分析。这些走法中只有一小部分用在了实战中，大多都被我的对手避开了或是选用其他变例而放弃了。现在看来，在很多情况下那并不是坏事。经过强大的计算机程序的细致分析，我发现很多时候我都是手握生锈的小刀而不是亚瑟王的神剑步入战场。
尽管我的一些分析质量令我大吃一惊，但总的说来，还是正面影响更多一些。我那些紧张的准备带给了我好成绩，尽管我可能没有直接使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即使没有直接的联系，付出和成就之间也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或许我只是得益于准备时获得的自我安慰。怀着我心目中的致命武器步入赛场让我满怀信心，尽管这些武器大多没有被用上而且似乎并不那么有效。
这些“白费的”努力也有切合实际的一面，因为大多数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有重叠。一位律师为一个从未受审的案件所做的准备，也为他理解其他案件和成为一名更好的律师大有裨益。努力使人获得知识，而知识从来都不会浪费。即使我们的剑没有出鞘，对手也会慑于其令人惊讶的威力。
历史上很多著名的伟大天才都遵循了这个原则。托马斯·爱迪生的脑力当然不容置疑，但是他真正的天赋在于他不懈地实验。他发明电灯泡是坚持不懈的结果，而不是靠灵光闪现。为了找到不会被烧断的灯丝，他使用了上千种材料做实验，甚至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罕见植物的纤维。爱迪生对他的发明思路做出了如下的恰当总结：“机会被大多数人错过了，因为它一身工装，看上去像是劳苦的化身。”这与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实干家托马斯·杰斐逊不谋而合，他写道：“我是个十分相信机遇的人，而且我发现越是努力工作，机遇就越多。”
最糟糕的是，我们通常知道自己这方面的缺点。我们常会花一个小时在工作时上网或是把运动包扔在门边去看电视，然后再深深地自责。这些自责就像那些很少能坚持超过冬天的新年决心一样毫无益处。
把游戏变为科学
如果说阿廖欣为国际象棋运动引来了前所未有的专注，甚至可以说是沉迷，那么接替他的冠军宝座的人则把这种投入职业化和系统化了。首位苏联世界冠军鲍特维尼克试图通过撰写教材和教授学生来让国际象棋变得不再神秘。作为他国际象棋学校中最得意的弟子，我深深地感激他为我的天资带来了专注力和约束力。他教导我不要为了复杂而复杂，他说，“如果你让变例左右你而不是去掌握变例，那就别想成为阿廖欣那样的伟大棋手。”
鲍特维尼克对国际象棋文化最长远的影响是在备战方面。作为总设计师，他建立了详尽的训练体制。其中不仅包括针对性的棋局研究，还包括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准备。这些方法在今天非常普及，但在过去，几乎没有一个棋手会这样做。毫无疑问，在那个年代，鲍特维尼克是个真正的革新者。他的准备体系包括仔细地研究开局阶段、摸透对手的风格，以及对自己的比赛进行严密的分析并出版，以便让别人批评指正。举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他的准备细致到了何种程度：在为淘汰赛做准备时，鲍特维尼克会播放嘈杂、易分散注意力的背景音乐，甚至会在训练中要求他的教练拉戈津往他脸上喷香烟。
鲍特维尼克安排了理想的比赛期间的作息制度，制定了严格的就餐、休息和散步时间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遵循他建立的体制。鲍特维尼克对那些抱怨没有足够时间的人没有丝毫耐心，更不要对他说你哪天觉得很疲劳！睡眠和休息的时间安排要像训练一样细心，不充分休息是完全不可原谅的。
幸运的是，我的母亲克拉拉对我的管教使我能够适应鲍特维尼克的方法。她继承了家族中对于秩序和惯例的强烈重视。对我来说这些都再自然不过了，我从来没有不适应过。睡觉、吃饭、上课、自习、娱乐，都是日程安排的一部分。
30年前的那个年代更利于小孩子的成长。容易使人分心的事物不多，适合孩子的活动也不多，尤其是在前苏联。今天，潜在的诱惑无穷无尽，计算机的普及使得即时娱乐触手可及。移动电话、视频游戏和小玩意儿让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浪费时间而一无所获，当然就更别提对我们的成长有深刻、长远意义的收获了。
如今的父母有太多的事务，使他们无暇教育孩子，更别谈以身作则、严格管教和生活制度了。家长们的生活比过去忙碌得多，因此顾不上为孩子们树立好榜样。我注意到母亲是如何规划她的生活和我的活动的，我深信这对我大有裨益。
当我慢慢长大并在少年时期进入国际象棋世界后，我身边始终围绕着勤奋的教练和导师。鲍特维尼克的教导和榜样强化了我的好习惯，他在一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教给了我更多需要注意的细节。
现在，尽管已经退出了职业棋坛，但我仍坚持自己的日常习惯。我的新活动都根据原有的时间安排调整，这样我就能保持这种被证明是成功的生活方式。所有的要素都被保留下来，与之相伴的是我的舒适感和工作效率。过去用于准备比赛的时间现在我用来关心政治，过去用于分析对手的时间现在我用来在我的书和文章中对以前的比赛进行分析。我的午休也依然雷打不动。
以效率为目标
阿廖欣和鲍特维尼克以及后来的菲舍尔，都具有保持一定工作效率的才能。他们能在付出更多精力时保证获得积极的成效。我们都可以少看电视，工作、学习更长时间，但是在不断增加的压力下保持工作效率的能力因人而异。以工作和收获的比例来考察效率，每个人的水平都是不同的。像卡帕布兰卡的人也许能在一个小时内十分有创造力，但是两个小时后就耗尽了精力；而一个像阿廖欣的人也许需要四个小时来取得同样的收获，但是他可以连续不断地工作八个小时而效率不减。关键在于知道什么能够激发自己，找到让自己更进一步的方法。我的方法是坚持生活规律。只要不破坏自己的安排，我就会有很高的积极性。而且，我需要新的挑战来充实自己。一旦开始觉得一件事变得简单而重复，我就知道该为自己的能量找个新的目标了。
其他人使用不同的策略，例如引入竞争、树立目标或使用激励手段。卡尔波夫并非天生是勤奋工作的人，但是在为与斯帕斯基1974年的比赛做准备时，他每天都工作10~20小时。卡尔波夫极其好胜，而他的好胜心鞭策他不断奋斗。努力的回报使他令人信服地击败了斯帕斯基。
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如果纪律听起来枯燥无味甚至是不可能的话，至少我们应该花点时间思考一下我们生活的哪些方面可以进行合理有效的安排以提高效率。具有勤勉工作的道德标准并不意味着成为一个工作狂，而是意味着认识到勤奋工作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今天我们起床后的时间是怎样度过的？明天又将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