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笔下的山水画总是用自己鲜明切身的感受，画出新时代的气象风貌，达到物我交融，主客观统一，神遇而迹化的艺术创造境界。
黄润华：（1932-2000）河北省正定县人。1955年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随著名画家李可染教授学习中国山水画。1957年起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任教。曾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系主任，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画研究院院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名誉教授。
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历届同学中，黄润华是大家的大师兄，这不仅因为他是李家山水画派的学友，而且也因为他是老师、系主任，不过，人们对他的敬重，与其说是因为他是老师、系主任，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不大象教师、系主任，黄润华一直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本色，平易近人，是系里老师和同学的朋友，他待人宽厚，诚恳，优点、缺点都摆在那里，有不同意见也和别人争论，甚至发火，但不以势压人，他不会。
黄润华的经历异常之单纯，1949年在石家庄市美协工作，1952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1955年毕业后为研究生，从师李可染，1957年以后在中国画系任教，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至山水画研究室主任。1983年以后，担任系党支部书记兼系主任，直至离休，一直不曾离开过美院。
他在专业选择上常处于身不由己的两难困境之中，而最后还是服从了工作的需要，在绘画系毕业后，他原本要一心搞油画，却偏偏被选做建立中国画系的教学骨干，1955年，他有幸成为李可染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兼助教，跟随李可染作长途旅行写生，溯长江，过三峡，历时八个月，行程万里，那次写生活动对李可染的对景写生—对景创作为特点的山水画创作和教学体系的形成具有关键意义，超越了1954年江南写生而达到成熟，黄润华正是李家山水画派的重要参与者与弘扬者，但在开始时，他对于中国画尚无兴趣，李可染对景写生时，他却画水彩，一路上，住在小客店里，李可染每天晚上耐心的启发，教他怎么看中国画，渐渐入了门，觉得李可染的艺术思想很不简单，写生活动临近结束时，他学习李可染观察生活，认识生活的方法和创作经验，画了一些对景创作的中国画作品。写生归来，在中央美术学院礼堂举办“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作品观摩展”三天，结尾部分展出了黄润华的作品，那些画画的很生动，很结实，给学校师生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天津还给他印了画片，这次写生实践，在黄润华艺术道路上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黄润华跟随老师写生、创作、教学，非常认真地随时记下老师关于生活与创作的言论。1990年中国画研究院主持编李可染一书，他提供了几万字的笔记、资料，从1957年直到李先生去世之前，其中有他自己记的，也有他收集到的别人的记录，1985年他在《迎春花》第2期发表《忆昔随师学画时》，是关于1956年那次万里写生活动的最主要的文献。后来又写过《读画札记》多篇，对那次李可染写生之代表性作品的创作思路、过程作了追忆。
黄润华对弘扬李可染艺术观和苦学精神作了很多工作，他在1987年12月和1988年5月曾和我长谈过李先生的艺术与他自己的创作体会，鼓励我下工夫研究，他认为中国的山水画家真正到生活中写生是从李可染开始的，李可染在生活中找到了新的艺术表现规律，独辟蹊径，开了一条新路，把中国画的源和流对应，衔接了起来，靠对山水的亲切感受，与人民产生共鸣。
李可染把黄润华视为画友，当他在60年代前期艺术上萌生变革的新机之时，高兴的对黄润华说：“我现在写生，将来要大胆的创造，那时会吓你一跳”黄润华也感觉出老师在1964年画风已经开始放开，笔墨、生动性全出来了。他为老师因受到文革挫折未能实现自己的想法而深感痛惜。到80年代，年逾古稀的李可染对黄润华、张凭等几个学生说：“我觉得走到这一步已经无能为力，希望你们坚持，把开始了的这条路走宽。”他期望自己的学生在辛勤培育下一代艺术家的工作中“传递着中国艺术精神的'接力棒’，向世界艺术颠峰不屑的攀登。”在《'苦学派’画展前言》中所总结的几个主要特征，正代表了他们师生的共识，老师去世后，黄润华自觉的接下了这个中国艺术精神的接力棒。
黄润华从跟随老师写生作画和教学实践中体会最深刻的一点是要到生活中去，找到自己真正的感受，在生活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他在山水画教学中，总是特别强调要把深入生活，师法造化视为山水画发展的关键。“学习中国山水画，要将临摹、写生、创作三个环节联系起来，这其中山水写生是沟通临摹和创作的桥梁。”他要求学生通过画史、画论的学习和对前人作品的研究，理解中国传统的艺术观，探索前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奥秘，作为自己艺术实践的借鉴。②他把自己对山水画写生的实践经验，写进《中国山水画写生》和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材《山水画写生》等著作，并贯穿于教学实践之中。身体力行地弘扬李可染的思想和山水画教学经验起到了薪火相传的作用。
然而，在创作上，黄润华则要尽力拉开与老师绘画面貌的距离，寻找到自己的艺术个性，创造出自己的艺术面貌。这是很不容易的。有一个时期，人们常批评李可染的学生画的太象自己的老师，对此，李可染曾勉励黄润华：“只要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画出来的作品不会都是一个样，学的死了，活该！那不赖我，但不能为了怕象我而故意求变。”
在日本举办画展时，黄润华的老朋友，日本画家加山又造在致辞时讲：“黄润华先生是继承李可染先生的师风，并确立了新的自己风格的著名画家……对山水画研究很深，对远、中、近景的空间表现有独特的功夫，能创作很有浪漫画情的作品。”万里写生之行对黄润华的山水画创作起了奠基的作用。他的作品中有些与李可染作品共同的题材，并在对景写生的作画方法上深受李可染的影响，画风近似，但他有自己的独特感受，和自己的观察角度。经过组织、加工、夸张、取舍，表现了自己的“浪漫情怀”，作为一位北方画家，他更钟情于万里长城，巍巍太行山，奔流不息的黄河水。画了红叶遍山的金秋长城，又画大雪漫天的冬季长城，他长于画水口，他笔下的黄河壶口、镜泊湖、九寨沟的瀑布奇观，令人激发壮美的情怀。
正如加山又造所说，黄润华'对远、中、近景的空间表现有独特的功夫’，他善于调动场景，从出人意料的角度抓住生活中动人的东西，例如《东景》，是从高空俯视剪辑出来的景象，《雪夜》，则是直接把观众拉到景物眼前，《根》，又是从一个很低的视角，透过古榕的根须，看到江边的小舟。《漓江渔歌》、《湖边》、《灯台》等作品，都是画水，而意境各不相同。《漓江渔歌》大胆剪裁掉了对岸的树木、房屋、远山，集中精力刻画江水、竹筏、倒影，生动地表现出了月光之下粼粼的波光，长长的灯光倒影。画面经过了反复多遍的层层递加和长时间的细心收拾。既是运用了传统的笔墨技巧，也反映出作者西画的修养和现代艺术观念。
文革中期，黄润华和张凭等人受命为北京饭店画一批布置画，任务很紧，每天要交一张画，后来在批“黑”画时，与老师李可染一起受到无妄之灾。被批判的理由仅仅是由于追求层次，画面太“黑”。1975年，黄润华与张凭、周令钊同去河南林县和红旗渠深入生活，写生作画，前后去了几次，每次一两个月。后来与张凭合作了丈二匹的巨幅《红旗渠颂》，在当时是一件很突出的好作品，原作赠给了红旗渠管理处，后来又查出了一幅，参加展览后为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收藏。文革以后，又应长江航运局之邀，与一些中国画家、油画家结伴赴长江沿途写生三个月，画了不少写生，进一步充实了生活积累。平时带学生下乡实习，也画了一些画，由于担负着行政工作，没有太多时间从事创作，黄润华真正能够安心来作画，主要还是在离休以后。八、九十年代，他曾三次到日本举办画展、讲学，1992年又去欧洲十三国进行艺术考察，这个时期，他的山水画创作逐渐脱出对景创作而进入自由抒写的新阶段。但是由于心脏病逐渐加重，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升华。
1999年在北京举办《东方既白-李可染艺术展》期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过两次讲座，第一次是11月23日上午，由黄润华、李行简主讲。他讲了随李可染万里写生的经历与体会，那天听讲的观众很多，会场坐满了，有的人是站着听。那时他的身体已很不适，走路常感到接不上气，他自己也说心脏只有25%的功能，但那天他还是讲了很多，直讲到11点多钟，超过了预定的时限。那大约是他平生最后一次弘扬李可染艺术了。他把传递中国艺术精神的“接力棒”交给了观众。
黄润华谦虚、诚恳、平易、实在、有原则，清清白白地做人，勤勤恳恳地教学，孜孜不倦地作画，不虚夸，不矫饰。然而，在中国山水画的承传中，他是很牢靠的一节链条。以自己的宽容的肩膀作人梯，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有出息的学生。
人们永远忘不了这位可亲可敬的“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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