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海中学2021级高一（7）班“美文天天读”第16篇
魏建宽
（此文发表于《高中生之友(青春版)》2006年第18期）
“他是一个极丰富极复杂的人，他很真诚。他有很多缺陷和弱点，但是他没有罪孽。”曹禺的女儿，当代作家万方如此评价她的父亲。常人说“知子莫如父”，反之，我看也能成立，那就是“知父莫如女”。万方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读到了曹禺写于一个小本子上的一段话：“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作为曹禺的女儿，万方比常人更能近距离地了解曹禺，曹禺也常无所顾忌地向女儿坦露自己的心迹。“为尊者讳”，虽然是中国人的传统，但万方对父亲的评价也并非溢美之辞。因为，我宁愿相信一位女作家的良知，也不愿去再阅读那些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上的关于曹禺的枯燥陈述与评价。1933年，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一位23岁的年轻人，完成了一部四幕话剧——《雷雨》。这一话剧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史有了自己的成熟而又不朽的作品。这位年轻人就是曹禺。二十三岁，曹禺还是一位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三年级的学生，就一鸣惊人，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应有的地位。曹禺的成功难道是偶然的吗？不，艺术大师的诞生没有偶然。大凡艺术大师都有一种天性，对生命的痛苦与孤独，他们较之于常人更加善感，这也是曹禺的天性。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曹禺的父亲名万德尊（1885—1929年），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学成归国后曾任师长，做了一个小军阀。万德尊曾娶过三个妻子，曹禺的母亲是他的第二个妻子，生曹禺三天后就因产褥热去世，继母薛咏南是曹禺的母亲的孪生妹妹。少年的曹禺，其实生活并不艰苦，甚至可以说养尊处优。他家在天津租界拥有一座阔气的公馆——“小白楼”。那座“小白楼”的大门，迎接过北洋军阀的大政客黄孚，也目睹过来万公馆应酬的黎元洪的姨太太的芳容。曹禺没有上过小学，是家里请来教师授课。教曹禺的先生，曾教过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由此足见曹禺家庭的显赫。但感情上曹禺是寂寞的。他同父异母的大哥与父亲十分不和，甚至有着很深的敌意，三十多岁就死去了。曹禺的父亲四十多岁时也退出了官场，整天抽鸦片烟度日，整个万公馆就沉静得犹如一座坟墓。曹禺“没有母亲，没有亲戚，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交谈的人，家里是一口死井，实在是闷得不得了”。释迦牟尼从对生老病死的参悟中顿悟了佛法，苏格拉底将对死亡的思考定义为一种“有意义的徒劳”。我想，曹禺的母亲在曹禺出生三天后的死亡，无疑在少年曹禺的心灵中投下了死神那令人恐怖的阴影，也自然使得曹禺相对于一般的少年显得更加善感。童年的曹禺，曾随任师长的父亲在承德生活过，每当曹禺听到承德古城墙下军营里的号声，他就禁不住地悲伤起来。万方曾感慨万分地说：“从父亲的身上我看到人生确有两个世界，乐观是一个世界，悲观是一个世界。我爸爸是后一个世界的人。”痛苦需要宣泄，孤独需要转移，悲情需要寄托。十三岁，曹禺踏进了南开中学的大门。南开中学领风气之先，力倡新剧——话剧。十五岁的曹禺加入了南开新剧团。曹禺演过易卜生《国民公敌》中的女主人公，易卜生《娜拉》中的娜拉和莫里哀《悭吝人》中的阿巴贡曹禺也演过。《悭吝人》的演出，轰动了华北文艺界，天津《大公报》甚至出了纪念特刊。南开新剧团，启发了曹禺对戏剧的兴趣，原本想投身医学的他，终于走上了戏剧的道路。曹禺首先考入的是南开大学政治系，后来转学清华大学学习西方文学。还是在南开时，曹禺就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过《易卜生全集》，也拜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曹禺从易卜生的作品中懂得了什么是戏剧结构，从《国民公敌》的主人公斯多克芒的台词中知道了“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那最孤立的人”。如果说从易卜生作品中，曹禺学到的是写作的许多方法，而从莎士比亚那里，他真正明白了“莎士比亚的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是任何天才不能比拟的”。有了与莎士比亚等大师的心灵对话，曹禺不再孤独。曹禺不再满足于阅读了，他决心拿起笔，他需要表白，他需要宣泄。他甘愿成为艺术的囚徒，八个月的时间，他埋头清华大学图书馆，奋笔疾书，一部《雷雨》，挟着风，挟着电，问世了！对于一切评论家关于《雷雨》的解读我都持怀疑态度。德国思想家莱辛说过：“假如上帝把真理交给我，我会谢绝这份礼物，我宁愿自己费力去把它找到。”对于《雷雨》，我只相信曹禺的作品《雷雨》本身；对于曹禺，我只相信拥有自由表白权利时的曹禺所说过的话。1936年，《雷雨》问世两年了，曹禺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雷雨》曾作过一篇序言，这篇序言是曹禺的真诚表白。在序言中，曹禺动情地说：《雷雨》对于他是一个诱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是一种抓牢了他的心灵的魔。我将曹禺的话理解为：《雷雨》是一个二十三岁的生命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生的诠释。命运、宗教、人性、阶级、性与原罪、苦难与拯救、肉体的沉重、青春的迷惘、女性的地位等都是人生的命题。《雷雨》中有太多太多的话题，有太多太多的意蕴！《雷雨》无疑是一出命运悲剧，《雷雨》的创作也显然受到了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王怎样也摆脱不了“弑父娶母”的命运诅咒，这样的命运诠释在《雷雨》中也鲜明地存在着。曹禺说：“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著，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沼泽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在死亡的泥沼里。周萍悔改了'以往的罪恶’，他抓住了四凤不放手，想由一个新灵魂来洗涤自己。但这样不自知地犯了更可怕的罪恶，这条路引到死亡。蘩漪是个最动人怜悯的女人。她不悔改，如一匹执拗的马，毫不犹豫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她抓住了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救出自己，但这条路也引到死亡。”其实，鲁侍萍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她极力希望自己的女儿避免自己的命运，但她的女儿偏偏又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堕入了与同母异父的哥哥周萍的恋情之中。曹禺承认在《雷雨》的人物争斗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管辖。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正因为人在“命运”、“上帝”、“自然法则”面前显得如此无力又无助，所以曹禺希望读者与观众以一种宗教的悲悯的眼睛去俯视《雷雨》中的那些人。其实人要获得救赎，也只有与剧中的人物保持这种距离，才能不至于陷入一种人生宿命的彻底的悲凉之雾中。毋庸讳言，“性”是一种原罪的这种宗教思想，在《雷雨》中也有表露。夏娃因背弃神旨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鲁侍萍与周朴园因没有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订终身”，结果他们的儿女周萍与四凤堕入了“乱伦”的地狱，双双死亡，鲁侍萍疯了，周朴园最后也皈依了天主教。《雷雨》中，曹禺自己说他最倾情塑造的人物有两个，一是蘩漪，一是周冲。曹禺1936年说过：“对于蘩漪，我仿佛是个很熟的朋友，我惭愧不能画出她一幅真实的像，近来盼望着遇见一位有灵魂有技能的演员扮她，交付给她血肉。我想她应该能触动我的怜悯和尊敬，我会流着泪水哀悼这可怜的女人的。”曹禺之所以怜悯蘩漪，是因为蘩漪一类的女人，受着社会的压制，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曹禺之所以尊敬蘩漪，是因为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如果说蘩漪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了曹禺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关注，那么周冲则是以一个青春幻梦者的形象出场的。曹禺让周冲活在理想的城堡里，让他对社会、对家庭、对爱情，都有着许多春梦似的美好憧憬，让他犯着年轻人常犯的“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病”，让他身上存在着青年人对现实所特有的隔离。曹禺让周朴园的专横冷酷、残忍虚伪的面孔猝不及防地展现在周冲面前，让周公馆的一切丑恶在一天之内集体展现在周冲的面前，让被幻化了的最聪慧而慈祥的母亲——蘩漪也以一个乱伦者的形象出现在儿子周冲面前。曹禺写周冲，写出了周冲的“恋母情结”。周冲的最后堡垒，就是青春期的儿子对母亲的眷恋与尊敬。曹禺说：“周冲是这烦躁多事的夏天里的一个春梦。在《雷雨》郁热的氛围里，他是个不调和的谐音，有了他，才衬出《雷雨》的明暗。”当然，人物的思想不等于作者的思想，正如祥林嫂的思想不等于鲁迅的思想，这是曹禺的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读者可以完全忽视戏剧中的人物形象，否则如何理解曹禺对周冲这一人物形象的偏爱呢？曹禺曾说：“《雷雨》是一首诗。”我想曹禺的诗意的美好就主要寄托在周冲的身上，曹禺借周冲的春梦幻灭写出了他这位二十三岁的青年面对世界的感伤与迷惘。《雷雨》中当然也写到了阶级对立，鲁大海与周朴园的冲突是阶级对立，三十年后的鲁侍萍与周朴园的冲突也有阶级对立的成分，但曹禺决不是为了写阶级对立而写阶级对立。在曹禺的笔下，阶级性只是人物形象的丰富人性的一个侧面。曹禺曾说：“人啊，是个丑恶的东西，可是也不，人又那么吸引你，是不是呢？”听起来，这句话多么像出自莎士比亚之口。是啊，曹禺尊崇莎士比亚，尊崇莎士比亚能出神入化地展现人物的丰富的人性。《雷雨》中的周朴园、鲁侍萍就是一个个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与不同性格侧面的人物典型。（198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雷雨》片段，对应高中课本节选部分）
曹禺是一位为人真诚的戏剧大师，因为他是一位会流泪的戏剧大师。靳以是曹禺的南开中学的同学，也是发现曹禺戏剧天才的伯乐，正是靳以与巴金1934年将《雷雨》发表于他们主编的《文学季刊》。六十年代，靳以在上海病逝，噩耗传来。曹禺悲恸欲绝。万方追忆说：“我永远忘不了我爸爸痛哭的样子和声音，那是一种完全无法控制的男人的号啕大哭。那时我很小，七八岁，也许更小，看他扑在桌上哭，站起来后用手捂住脸，然后又控制不住地大哭起来。”曹禺是一位淡泊宁静的戏剧大师，他自己的剧作出了各种书，他却什么版本也没有。曹禺是一位终生葆有一颗童心的戏剧大师，他在八十岁的生日晚宴上，在饭桌上为孙辈表演吃面条，笑得不得了，呛得都咳嗽。万方说：“我明显地感觉到在满桌的人之中，那一刻他是最快活的人，没有疾病，也没有任何阴影，通心透亮，照亮了那个围桌而坐的场景。”曹禺自己也说过：“童心是一切好奇、创作的根源。童心能使你经受磨炼，一切空虚、寂寞、孤单、精神的饥饿、身体的折磨与魔鬼的诱惑，只有'童心’这个喷不尽的火山口，把它们吞噬干净。”曹禺又是一位有着自我忏悔意识的戏剧大师。晚年的曹禺曾经常向女儿万方诉说自己一生中所犯的各种错误，并为自己失当的行为后悔。曹禺崇拜托尔斯泰，晚年缠绵病榻时，《托尔斯泰评传》成了他的枕边书。曹禺说：“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著名作家王蒙1998年5月曾为已辞世近两年的曹禺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题目为《永远的〈雷雨〉》。篇尾有这样一段话：“我对话剧相当外行，但曹禺过世后，我一直觉得应该为他写点什么，我爱他的剧作，但又实在不怎么理解他。例如他晚年的一次精彩就相当出人意料。我说的是一九九三年政协八届一次会议时，他扶病前来与中央领导会见，他发言建议将（当时的）文联和一些协会解散，而他本人就是文联主席。这堪称振聋发聩。”我不知道，这是王蒙真不理解曹禺，还是王蒙有意识地将此作为一个话题抛给大家思考？我想曹禺解散文联的建议并不难以理解。作家是吃灵魂饭的，写作就是灵魂的旅行与突围，每一个真诚的写作者都是跋涉在自己朝圣的路途上的，作家的写作就是个体精神的历险，灵魂只能独行。文联能起什么作用？如果文联只起一个联谊会的作用倒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如果它成了六十年代那样的某某作家的思想必须改造的告知者，成了对某某音乐家的灵魂与大脑施以脑叶切除术的施暴者，文联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提出这个建议三年后，一代戏剧大师就离我们而去了。曹禺的建议，是一个经历了十年浩劫的艺术家的肺腑之言，是一个灵魂透明的生命留给这个世界的弥足珍贵的馈赠。让我们再次品味戏剧大师的那句话吧！——“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既然同为作家的王蒙离曹禺的灵魂都仍有距离、心存隔膜，我们一般的读者就更需要近距离地去理解这一代戏剧大师。还是去细细品读戏剧大师曹禺的作品吧，那是一位没有罪孽的人写的作品，那是一位有着透明的生命的人留给这个世界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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