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人类文明之根——太丘社

Ｏ夏浚钟

信仰文化、祭祀文化是远古人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华夏文明的中心部分。而太丘社则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圣地，是华夏之根，太丘社文化是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 太丘社概谈

太丘社是华夏文明之根、精神之魂、种族之源，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仓储库。华夏文明生于斯、长于斯，以此为祖根发展蔓延于华夏大地，是华夏族根的地理标至。华夏众生从茹毛饮血脱离野蛮之时即在太丘社从朦胧开始实践着文明的历程，从图腾崇拜走进信仰的圣地，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坚实的足迹。

太丘社之名文献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六国年表》表秦于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宋太丘社亡”，《史记·封禅书》：“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入泗水彭城下。”，“遭圣则兴，鼎迁入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史记·孝武本纪》也有相似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周的诸侯国宋国境内立有神社，立社的地方叫太丘，司马迁把这个神社称为“宋太丘社”。

二、 宋太丘社地望考

郭璞云：“‘宋有太丘’。以社名此地也。”，五代丘光庭所作《兼明书》曰：“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社，所以依神表域也，各随其地所宜而树之”。根据东晋大史学家郭璞和五代大史学家丘光庭所作的结论，宋太丘社即立在春秋时期宋国境内的一个叫太丘的地方，《续汉书》卷20，《郡国二》：沛国有太丘。《后汉书》卷62《陈寔传》：“迁除太丘长。”。《汉书》卷28上，《地理志》：沛郡有敬丘为侯国。《永城县志·古遗址》(永城县1991年版)：“太丘城遗址：位于太丘集。春秋有犬丘邑，为宋国神社；西汉为敬丘侯国，东汉明帝更名为太丘县；晋废。”，现永城市太丘镇集西头永城市政府2008年所立的“太丘县古城址”文物保护碑载：“今太丘集西有残存城墙，长20余米，顶宽6米。城墙为夯筑而成。1979年5月被公布为永城县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据进一步考古证明该古城址为汉太丘县古城址。这样可以确定现在的太丘镇所在地西邻即是远古“太丘城”邑城无疑。

《礼记》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逸周书·作洛》篇曰：“乃设丘兆于南郊，以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所以“宋太丘社”根据古制应立在太丘古邑城南郊，根据指南针所指引方向和太丘古城南方一带村庄世代传说，太丘古城南门即是现在的河南省永城市太丘镇丘庙村北偏西的齐大庄西地一带，自古以来齐大庄西地号称太丘老南门，丘庙村自古即称古太丘老南门外，丘庙村即可能是宋太丘社的立足之地。

   根据大史学家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二维证据法”，如果在丘庙村地下能确认存有社中之物的证据，那么，即可证明丘庙村即是宋太丘社之地无疑。可喜的是丘庙村确有拟似社中之物的物品现存于世，它就是下段文章中要考论的社主社神石柱“莲”上帝。如果能论证遗传下来的莲花石柱、近似生殖崇拜雕像就是社中之物，即可确认现丘庙村即是原“宋太丘社”所在地。现丘庙村的名称丘庙应该解释为丘上之庙。

三、 宋太丘社神、社主简考

社主即社神，先秦时期的社主，有封土之主、石社主、树主与木主等。《淮南子·齐俗训》“殷人之礼，其社用石”。梁代史学家崔灵恩提出“社主用石，王社、候社在藉田”，《通典》卷四十五：“后魏天平四年四月，太社石主迁于社宫，是社主用石矣。”，宋太丘社是殷人之社，社神即社主应当是石无疑。考研十八世纪丘庙村夏公遗传给后世的莲花型石柱和近似阳性生殖崇拜石柱，根据其八瓣花型上端形状考析应是考古界议论几百年不见立体实物的八瓣莲花造型，考析其工艺特点应早于西汉初期的石刻制品，根据该物出土的地方和探究者几十年在原址对土壤的分析，该物竖起的年代绝对在宋元之前。如果将该物的成型的年代定在西汉之前，该物的功能是什么？根据当时生产能力与工具的局限性该物决非民间杂物，近代人文学者郭荣梅女士在《试析莲花文学意象的起源与发生》一文中说：“莲花凭借它独特的外形、艳丽的色彩、优雅的风姿受到人们的喜爱，早期主要表现在生殖崇拜、神的崇拜和莲花的民俗形成等方面。……生殖崇拜只是自然崇拜的一个阶段，自然崇拜又导致了人们对神的崇拜，把粗糙的观念代之以形象、具体的天国、上帝的世界。”。而日本国际级已故史学家林巳奈夫先生在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出土的大量夏、商、周到汉代以前的文物后，在《中国古代莲花的象征》一书中说：“我们可以认为在汉代前后还存在着代表着帝（上帝）的象征图形，这就是莲花。”（蔡凤书翻译的林巳奈夫著《中国古代莲花的象征，上》）。

我国的历代学者对华夏先民把莲花形状作为图腾进行崇拜的结论,也有许多文献现存于世.

既然考证“莲”是中国古代上帝的象征物，莲型的石柱被用来作为社神社主被祭祀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结合《汉书》卷28上，《地理志》：沛郡有敬丘为侯国。《永城县志·古遗址》(永城县1991年版)：“太丘城遗址：位于太丘集。春秋有犬丘邑，为宋国神社；西汉为敬丘侯国，东汉明帝更名为太丘县；晋废。”，可以确定西汉朝廷受《史记》影响即在“宋太丘社亡”后近200年在太丘设敬丘侯国封敬丘侯立汉太丘社以事上帝。经过多次民间知识人士对该石柱考究，基本确定其使用石材非就近取材，而是取材于300公里以外的大山之中，这与当时的运输能力相比较，可以推断该石柱决非一般物件。

还有可以佐证的是，该石柱一直被村民传说为“庙神”而敬奉不止。

综合以上的简单考证，可以基本认为现存的莲花型石柱即至少是汉太丘社的社神社主,经过对汉太丘社的追根溯源可以追溯至宋太丘社、太丘社。汉太丘社应是延续了宋太丘社的遗风而重立的神社，它的功能与内涵应涵盖了殷商神社的内涵。根据古文献记载社起源于远古，发展于各个人文时期，社的作用也是变化着的。那么，现存的莲花石柱社主确定至少是汉太丘社的社主，亦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宋太丘社的社主，严密考证宋太丘社亦可认定该社主就是殷商之族社祀的起源与传承之社主的升华版。

四、 宋太丘社考

《史记·六国年表》表秦于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宋太丘社亡”，《史记·封禅书》：“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入泗水彭城下。”，“遭圣则兴，鼎迁入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史记·孝武本纪》和《汉书·郊祀志》对宋太丘社亦有类似议论与记载。宋太丘社即殷商遗族在宋国的神社，殷商之族的发源祖地亦为太丘，旺盛之地延伸至商丘，《墨子·明鬼》篇曰：“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吕氏春秋·慎大览》：“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毛传》对宋桑林之社的记载与《慎大览》相同。《吕氏春秋·诚廉》：“世为长侯，守殷长祀，相奉桑林。”，《史记·殷本纪第三》：“封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

宋太丘社的存在并由殷人祭祀是确实的事，周定王封微子于宋都商丘，为什么将神社立于太丘丘庙，而不立于宋都商丘南郊？这个决定恰恰能推断太丘之地是殷商之族的原发之地，在商族发源之始即在太丘立有原始的神社，所以殷商失国后其王族遗族携社神莲石柱重回太丘社也是情理中的事。现代著名祭祀研究专家，河北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魏建震研究员在《先秦社祀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一书中说：“国家亡则社亡鼎没，社成为国家的象征，社的这种象征意义，是从夏代开始的。”，司马迁先生在《史记》中通过“宋太丘社亡”事件对孔子“天命与德并重决定事物结果”思想观点继承发展，形成了自己完善的“天命与德并重决定国家社稷归属”思想观点，在司马迁形成自己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明显透露了近似天机的秘密：拥太丘社者得天下。太丘社与中华九鼎等同于国家社稷的论断是司马迁首先提出来的。

五、 太丘社考

（一）太丘社的定义、功能与意义

《礼记·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礼记·礼运》曰：“命降于社之谓殽（xiao）地”，《中庸》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礼记·王制》说：“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郑玄为《郊特牲》作注时说:“国中神莫大于社”。孔子在评价社祭祀的作用时曾：“明乎郊社之义，尝禘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乎。”（《礼记·经说解·仲尼燕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13页）。现代学者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魏建震教授在《先秦社祀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一书中说：“在先秦时期的社会生活中，社崇拜与祖先崇拜一样，是一种全民崇拜，每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社神的灵光下。与社崇拜伴随而来的宗教行为——社祭祀，是先秦时期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之一，从按时令定期进行的常祀，到因各种各样的重大事情临时进行的非常祭，社祭祀对先秦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凌纯声与葛兰藕先生认为社是某一社群祭祀所有神鬼的坛墠所在，是圣地圣力象征（凌纯声：《中国古代社之源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17期，1964年。）。杨鸿勋先生认为，社与稷就是古代的明堂，也就是传说中的昆仑（《宫殿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六页。）。明堂在古代文献记载中主要是祭祀上帝的。孔令谷认为：社稷的神，既为天神，又视为地神，更视为祖神。一切水旱疾痛祯祥休咎，他都主持，不只以生万物百谷为限的，社神是古代唯一的大神（《论社稷》，《说文月刊》第二卷，民国三十二年。）。凌纯声先生认为社是祭祀众神之所，因此他提出社中祭祀上帝之说（《卜辞中社之研究》，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25、26期。）。《礼记·仲尼燕居》有云：“郊社之礼，所以仁鬼神也。”。中国社科院研究所院博士生导师王震中教授在《先秦社祀研究》序一中说：“因而说社最原始基本的内涵是由土地崇拜与生殖崇拜相结合而产生”。中国社科院甲骨文殷商研究中心宋镇豪教授在《先秦社祀研究》序二中说：“社祀属于所谓外祭，通常设于郊外，报地功以祈求年成和人生安吉，后世演变为‘郊社’礼。．．．．．．社祀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影响不小，官方藉此信仰，在于巩固统治者的权位和布施其政教，可激励其精神，因礼导民。民间社祀，庶民有个心灵信仰的支柱，求得居处同乐，行作同和，欢欣忘忧，其稳定社会秩序的实效，亦是官方所期望的，故民间社祀能与官方社祀并行而不在禁止之列。”。

《礼记·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社是人类通过祭土地神祷祀皇天上帝诸神的场所，是远古先民聚合的社会活动中心。中庸谓：“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太丘社社的作用就是在春季祭祀的过程中通过土地神向皇天上帝转达人们的美好愿望，祈愿获得更多的衣食、子嗣；秋季贡献牺牲报答天皇上帝、土地神及自然界所有神灵的赐予和护佑。他是一个群体、一个部落、一个氏族乃至一个民族的信仰中心、宗教圣地、政治中心,是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社会活动场所。一个群体、部落的社首先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所在，按后期形成的左宗右社的规制，这里有他们的祖先宗祠庙，祖先神（正义：天神曰神，人神曰鬼）在尽力保护着他们，而社中始终土地神当值，有了重大事件先民们随时可以通过土地神向皇天上帝转达祈愿，求得上帝的帮助以解决困难获得护佑。所以社是先民们的精神支柱，同时又是维持社会公正的裁判所，在这里他们通过一定的程序解决出现的争端，以达到公平服众的目的。

（二）太丘社的起源与流变

社的起源是一个古老和几千年来议论纷纷的命题，总结几千年来众多学者专家的论断可以得出太丘社的诞生来源于远古先民的土地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升华为宗教信仰的产物。

关于社的产生，李则刚先生认为：“社的产生，是封建社会初期替代图腾的东西”（《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十三号，1935年。李则刚，著名历史学家。），何星亮先生认为：“社作为土地之神或祭土地之所，大概是较晚的时候所赋予的含义和职能．．．．．．社是氏族社会图腾圣地演变而来的，亦即社最初是祭祀图腾的圣地，而社树或社石等，则是图腾的象征物。．．．．．．原始时代的人们除了祭祀图腾之外，同时也祭祀土神。图腾崇拜与自然崇拜相互交织，汇为一流。图腾圣地不仅用来举行仪式，而且也用来祭祀土地之神。随着图腾观念的逐渐淡薄，图腾圣地便主要用来祭祀土地之神，这样社便产生了。”（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270页。）。

凌纯生与他的导师葛兰耦认为社是圣地圣力象征。赵芝荃先生认为，“夏社，是夏人敬神或供奉祖先的宗庙或祭坛。”（《夏社与桐宫》，《考古与文物》2001年4期）。

孔令谷则认为，社稷的神，既为天神，又视为地神，更视为祖神。一切水旱疾痛祯祥休咎，他都主持，不只以生万物产百谷为限的，社神是古代唯一的大神。

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提出，社是聚落的标志（《社的研究》，《史学杂志》第59编7号，1945年7月。）。铁井庆纪认为，社是天上诸神降到人间的媒介和道路（《社xxxxx一试论》，《东方学》第六十一辑。）

所以说，太丘社初始为远古商族最古老的一支部族对“莲”及生殖的复合崇拜之所，随着远古先民对皇天上帝概念的确定，这个崇拜之所升华到以“莲”象征“上帝”以“土地神”为媒介的祀天场所“社”，社神或社主即“莲”，由于“太丘社”周边自然生长特别茂盛的桑果树之林，所以又被别称为“桑林之社”。逆流远古濉水而上发展壮大的商部族从“太丘社”衍生分离出商族诸侯社的原型社亳社的前身，商汤革命取得政权后升级为王级“亳社”，随着商王的数次迁都“亳社”随迁到各个都城南郊，汤都迁殷墟后商被称为殷商，殷商亡国后王级“亳社”社主即社神“上帝莲”石主随着微子被封于宋而迁入殷商祖社“太丘社”，这之后太丘社被司马迁称为“宋太丘社”。

太丘社，是黄帝的重孙帝喾的子孙的一支部族在发展之初设立在一个高大、古老的土丘之上的图腾崇拜之所发展到皇天上帝诸神崇拜的神社，这个大丘由于其高大与古老被先民称之为太丘，在三皇五帝初期远古的先民们便有了图腾崇拜，由于生存的关系位于东部的黄帝的直系重孙颛顼帝的后裔的一支重要部族亦即古籍记载标记的所谓东夷部落驻扎于太丘之上，古老的太丘东北有古濉水环经，所以太丘周围符合了原始部族择高傍水而居的硬性条件，又由于远古时期太丘周边的沼泽与丘并生的地貌特征，形成了适应夏秋为水面、冬春为泥淖半水生植物莲的富足之地，由于该部落先民对莲的依赖和莲对该部落繁衍生息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开始对莲分阶段形成崇拜，甲骨文帝字的原型中的主要部分即是莲蓬的型意，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帝字的倒三角部分或多少有点状组成，不规则的点以示莲子，以此演化最终形成了华夏民族以“莲”象征上帝的信仰历史，以“太丘”为发源地的东夷民族逆濉水而上依靠万物之本“水”发展到强大的商族部落，“太丘社”从此奠定了其为商族祖社的基础，历经几百上千年的流变与升华，“太丘社”诞生了其子孙辈的商王“亳社”。

殷商族是史料记载的黄帝的直系部族，其重要组成部分是史实所称的东夷部族，的在远古时期的发展成长过程中，随着部族之间的争夺、吞并，将炎黄部族及近边部族柔和于一起，形成了华夏民族。其信仰的内涵基本上涵盖了中原民族信仰的全部内容。

太丘社，是黄帝的重孙帝喾的子孙的一支部族在发展之初设立在一个高大、古老的土丘之上的图腾崇拜之所发展到皇天上帝诸神崇拜的神社，这个大丘由于其高大与古老被先民称之为太丘，在三皇五帝初期远古的先民们便有了图腾崇拜，由于生存的关系位于东部的黄帝的直系重孙颛顼帝的后裔的一支重要部族亦即古籍记载标记的所谓东夷部落驻扎于太丘之上，古老的太丘东北有古濉水环经，所以太丘周围符合了原始部族择高傍水而居的硬性条件，又由于远古时期太丘周边的沼泽与丘并生的地貌特征，形成了适应夏秋为水面、冬春为泥淖半水生植物莲的富足之地，由于该部落先民对莲的依赖和莲对该部落繁衍生息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开始对莲分阶段形成崇拜，甲骨文帝字的原型中的主要部分即是莲蓬的型意，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帝字的倒三角部分或多少有点状组成，不规则的点以示莲子，以此演化最终形成了华夏民族以“莲”象征上帝的信仰历史，以“太丘”为发源地的东夷民族逆濉水而上依靠万物之本“水”发展到强大的商族部落，“太丘社”从此奠定了其为商族祖社的基础，历经几百上千年的流变与升华，“太丘社”诞生了其子孙辈的商王“亳社”

（三）太丘社祭祀的对象

太丘社从起源之初，首先是对食物“莲”的植物崇拜和生殖崇拜，从崇拜发展升华到对天神上帝的崇拜阶段，以莲象征上帝在社内祭祀同时对祖先祭祀。后期将上帝天神祭祀与祖先神祭祀分开进行。

凌纯生先生认为社中祭祀上帝。郭沫若先生曾提出祖社为一说，葛兰耦先生提出社与宗庙原来是统一崇拜，后来分开而专司两种崇拜，宗庙起源于社稷（凌纯生《中国祖庙的起源》）。

太丘社早期对实物“莲”象征天神上帝祭祀，随着青铜器及铁制工具的出现使用，将石料刻制成“莲”的形象，置之社中祭祀。现存的莲花型石柱即是华夏社祀代表太丘社的社神社主，对莲花石柱的祭祀即是对上帝的祭祀。

魏建震先生《先秦社祀研究》：“人们对社神的祭祀，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将自己的愿望表达给上帝。由于社神与上帝之间存在着尊卑关系，社也常常成为人们与上帝沟通的场所。．．．．．在中国古代的祭祀谱系中，二者存在着对称关系、共祭关系，社的官方形态与稷结合为社稷，与宗庙一起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的象征；社的民间祭祀形态与祖先祭祀直接结合，成为民间地方保护神。”。

太丘社的规模构成是简单的，《礼记·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华夏上帝的象征“莲花型石柱”在太丘社中应是露天放置的，没有建筑物覆盖，相邻位置应有殷商的祖庙遗迹。

五、太丘社与亳社、桑林之社、丧国之社的关系

太丘社是原始商族、东夷部落、炎黄柔和部族的原始崇拜、信仰起始发源之所，太丘社护佑下的华夏远古先民在远古濉水之滨的古莲养育下逆水而上发展到远古的商丘，被夏封为诸侯迅速强大取代夏而为帝王，在都城（现在的虞城县谷熟集）南郊立商王“亳社”，“太丘社”亦同时存在并例行着古老的祀天祭地之职，一直到公元前336年宋太丘社亡去，太丘社周边的远古原始桑林因其桑果的可食及保健作用和桑叶养育桑蚕巢丝带给先民的衣物遮体及以后的依着修饰作用，桑林被视为社树，桑林在宋国逐渐被人们与神社联系在了一起，“宋有桑林”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的一张名片被众诸侯国赞颂与羡慕。“桑林之社”是对太丘社及早期亳社的爱称，“亳社”因商的多次迁都而随迁，每到一处其“亳社”的名字并不改变，商纣被周灭后周定王封殷微子启于宋，“亳社”社主“帝莲石主”被迁到商祖社“太丘社”安放，这时期的太丘社被称为“宋太丘社”。殷商遗族被遣散安置到齐、鲁等周的诸侯国，齐、鲁等国的商族遗民带去重建的“亳社”和被周灭失的谷熟地之外的随商都迁移又建的“亳社”与原始亳社传承上的区别，原始亳社之外的所有亳社也被辱称为“丧国之社”。

“太丘社”是早期商族部落的图腾崇拜之所和信仰圣地，是殷商族的祖社，是“亳社”的父辈之社，是“亳社”失势后的社主神“上帝莲”的安放之地，是太丘旧社与新主“帝莲”的共存之所，是汉社及后期“土地神庙”的衍生之地。更是华夏民族的精神寄托之所和上帝信仰圣地，也是远古“桑林”、“宋之桑林”的地理标志。

六、 太丘社与孔子、司马迁“天命”观的关系

《史记·六国年表》表秦于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宋太丘社亡”，司马迁先生不依通例将“宋太丘社亡”表于灭宋的齐，而表于秦，在《史记》中使用“宋太丘社亡”事件解释了周德衰即将亡国和秦的异常迅速失落的“天命”原因，其用意是为了完善其“天命与德并重决定社稷归属”观点，作者在《时代·中国之声》发表的《从<史记>‘宋太丘社亡’事件全面解读司马迁‘天命所绶’观点》，和《天下时报网》发表的《司马迁对孔子“天命观”的继承与发展》两篇文章中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与讨论。

没有太丘社的引用，司马迁在《史记》中建立的“天命与德并重决定国家社稷归属”观点就不能完善，从一定意义上说，太丘社成就了司马迁的天命思想。《论语·八侑篇第三》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受孔子、司马迁思想的影响西汉在“太丘”置敬丘候国封敬丘侯，立汉太丘社以事上帝，元明清官府建“土地神庙”祀天祭地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损毁仅留遗址。

七、太丘社的现实意义

魏建震先生《先秦社祀研究》：“中国传统道德，是伴随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而产生的，它同时反映着中国古代文明的某些特征。以社会公共道德与公共价值判断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共意识，最早产生于宗教崇拜与祭祀活动中，公共道德的维护，也离不开宗教的力量。．．．．．中国古代的道德传统，特别重视报恩与诚信。报恩与诚信两种道德观念的形成，便与社祀密切相关。．．．．．宗教仪式的举行，有助于加强社会成员个人从属于社会共同体的观念，民族凝聚力、民族认同感的产生，与宗教仪式密切相关”。“社祀是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社祀作为国家政权的代名词，是由社祀发展而来的”。

吕大吉先生《宗教学通论新编》：“宗教仪式具有整合行为模式、团结社会群体的价值与功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40页。）。

魏建震《先秦社祀研究》：“古代的社成为百姓心灵信仰的支柱，这种信仰，发挥着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功能”。

太丘社是远古至今官民心中上帝光顾显灵、主持公道的圣地，是诚信度考核的测量所，是感恩、报恩的寄托圣地所在，是官民集聚凝聚心力的圣处，在这里会重温公共道德规矩，自觉遵守法制法令。太丘社即是人们的保护所，又是警醒所。

太丘社被远古至今的官府与史学家们所关注，司马迁将太丘社高调记入《史记》后，汉设置敬丘候国，封敬丘候以事上帝，隋唐时代于“太丘社”南最近点建设隋唐大运河上为数不多的双跨河大桥和大型码头，方便官民前往太丘社朝圣，也是“太丘社”圣威犹存的证明。由于社祀的流变明清时代“太丘社”简化为简明的官方“土地神庙”即是现存遗址的丘庙村土地庙，也是太丘社延续的证明。

太丘社早期状态是远古华夏民族在信仰萌芽时期的图腾崇拜与生殖崇拜圣地，在这里他们对“莲”图腾及生殖象征物进行崇拜，在图腾崇拜的历程中发展升华为天神上帝、土地神崇拜，最终定格为民族宗教范畴的信仰，太丘社所承载的华夏人类文明是从初始至今的延绵不断的文化传承，是华夏大地唯一无断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传承圣地。这里寄存着华夏人类的生息之源，传续之根。

太丘社是远古典籍记载的现在能看得到唯一的存在王级社神社主的最古老的神社，他承载了华夏民族的发展史、文明史、信仰文化的全部内涵。从司马迁的《史记》到现在还存的丘庙土地神庙遗址证明了太丘社所承载的厚重的华夏文明和上帝信仰文化,挖掘复兴华夏文明，弘扬远古太丘社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对诚信与报恩尊服，疏导今人从顺民即顺天的意识开始，满足社会的给与，适度进取，增加获得感，从信仰切入大团结氛围，集聚民心，复兴华夏文化，占领自己的信仰阵地，让远古华夏固有的上帝信仰复归华夏儿女。使天下华人真正了解华夏文化核心内涵，确认华夏文明的出处及根源所在处太丘社，坐实文化自信。

 

本文还参考引用了作者曾发表在以下刊物及网站的文章：  1、《商丘日报·文化周刊》总第346期《谈古论今话“太丘”》。2、《商丘日报·文化周刊》总第351期《司马迁的“太丘”情结》。3、《商丘日报·文化周刊》总第362期《太上老君与太丘的传说》。4、《商丘日报·文化周刊》总第366期《华夏文明之根——太丘社》5、《时代·中国之声》（中国新闻杂志社）2017年06、07期连载的《从《史记》“太丘社亡”事件全面解读司马迁“天命所授”观点》。6、《宿州广播电视报》2017年第28期《谈古论今“太丘社”》。7、《宿州广播电视报》2017年第31期《“太上老君”与“丘庙”》。8、《天下时报网·文化中国》首页《厚重神秘的“太丘社”》、《司马迁在<史记>中泄露的 天机》、《华夏人类之根太丘社考》等。9《商丘师范学院学报》排队待发表的《司马迁对孔子“天命”观的继承与发展》。10、《百度快照》《太丘社考》。11、《头条》《司马迁在<史记>中泄露的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