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人论世 严复其人
严复(公元1853一1921年)，初名体乾，又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儿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他出生于破落地主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因科举考试失败，而弃政为医。十一岁时，父亲为他聘了名士黄昌彝到家教学，希望他长大成才，因此严复古文很有功底。严复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困，不能再维持他的学业，故不能像当时富家子弟那样走科举入仕之路，于是便考入洋务派所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被录取为第一名。学习五年，毕业后被派随军舰练习。1876年，他和刘步蟾、萨镇冰等十二人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这是中国派遣留欧学生的开始。严复在英国学习很努力，他除了学习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营垒等科目外，还考察了中西学术、政治的异同，研究了西方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使他开始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富强之路不取决于船坚炮利，而决定于社会制度、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发展状况。他常和当时驻英国公使郭篙焘讨论这些问题，郭篙焘对严复很敬服。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严复刺激很大，他愤怒极了，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叙述了清廷的狼狈混乱、腐朽无能状态。同时发表了一系列宣传变法维新和救亡图存的文章。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发表了《论世变之巫》、《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重要论文，集中阐发了他的政治主张及其理论基础。1896年，严复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提倡西学，培养维新人才。1897年，严复和王修植等人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批评旧学，抨击八股，宣扬西学，增加国人的国际知识。1898年，在“百日维新”时，他抄呈《_上皇帝万言书》，提出了变法维新的具体主张。戊戌政变后，“六君子”被害，他写了《戊戌八月感事》诗:“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从中可见，他对死难者的痛惜和同情之心。此后，他仍旧坚持改良主义的道路。
199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严复离开了居住了二十年的天津水师学堂，先后在上海复旦公学、天津开滦煤矿、京师大学堂等任职。但他的主要精力仍在宣传提倡西学、翻译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名著，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从1896年到1908年间，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学》和《群己权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亚克斯的《社会通论》等。
严复在翻译中，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思想认识，在译本中往往附有“按语”“译注”、“夹注”，在介绍西方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名著的同时，也表达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辛亥革命以后，他一度衰病闲居，他没有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相反却走上顽固保守的道路。在政治上，他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参加了“筹安会”。在思想文化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他对“西方文明”的崇信，而主张尊孔读经，恢复中国“固有”的“东方文明”。他在《与熊纯如书》中，反复表达了这个思想。他说:“不按垂老，亲见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郊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宇。”“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挥淘炼而已。”
二：思想内容
《天演论》是严复最著名的译作。《天演论》英文书名直译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作者赫胥黎是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也是达尔文学说的忠诚拥护者。《天演论》分导言和正文两个部分，正文是赫胥黎1893年在一次学术讲座上的讲稿，导言是1894年他在讲稿付印前添写的，较正文还长些。《天演论》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愈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愈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进化论学说的基础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奠定的，赫胥黎坚持并发挥了这一思想。
严复译述《天演论》不是纯粹直译，而是有评论，有发挥。他将《天演论》导论分为18篇、正文分为17篇，分别冠以篇名，并对其中28篇加了按语。他在阐述进化论的同时，联系中国的实际，向人们提出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的警告。严复在按语中指出，植物、动物中都不乏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例子，人类亦然。人类竞争其胜负不在人数之多寡，而在其种其力之强弱。面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严复尖锐指出，中国再也不能不看实际地妄自尊大，一味大谈“夷夏轩轾”(轩轾xuan zhi本义：中国古代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车子，供大夫以上乘坐)的老调，弄得不好，就会亡国灭种。《天演论》告诉人们亡国灭种的威胁，但又不是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它启示人们，中国目前虽弱，但仍有挽救的办法，这就是强力竞争，通过努力，改变目前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
第一，在严复看来，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的道理应用于社会历史，乃是“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经国利民”的犀利武器，是为了使中国“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院大谈于夷夏轩轾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实也，严复在这里用“物竞天择”的道理打破中国高谈夷夏之辨，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虚骄封建意识，激发“保群进化”，发愤图强的意志，使中国人知道在优胜劣败的竞争世界，侈谈中国人口众多，是完全靠不住的，必须发奋图强，才能避免被瓜分和灭亡的命运。
第二，严复运用“生物进化”的道理，论证社会的变化发展有着本身固有的规律即：“虽圣人无所为力”，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趋势，这叫做“运会”。任何人
只是“运会中之一物”，受着社会历史的趋势所支配，人的作用只在于“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即了解时代的潮流，预见将来的发展，从而在行动上“后天而奉天时”，“先天而天不违”，遵循历史的自然趋势，站在历史的前列，促进历史的前进，对历史的发展有所“裁成辅助”，有所“成功”，这就是严复的历史进化论。
根据这种历史进化论，严复分析中国的历史发展。他认为中国自秦以来，封建社会
的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牢笼天下，”把中国已经引到“不能与外国争一日之命”的局势，再加上帝国主义的物质力量又远远超过腐朽的中国封建势力。当此之时，中国便面临着“无以自存，无以遗种”的民族危机。根据这种分析，严复论证变法的必然。他认为既然封建法制已经腐朽透顶，那么在资本主义的法制与中国封建法制的斗争中，资本主义的法制必胜，封建法制必败。因为，“法犹器也，犹道涂也，经时久而无修治精进之功，则杆格芜梗者势也。以杆格芜梗而与修治精进者并行，则民固将弃此而取彼者势也。此天演家所谓物竞天择之道固如是也”。就是说，在中国以资本主义法制代替封建主义法制，乃是“物竞天择”的必然发展规律，不变法就必然被“物竞天择”的规律所淘汰，沦为被帝国主义“束缚驰骤”
的亡国奴。这种以进化论论证变法图强的思想，同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欺压、掠夺殖民地人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直接对立的。
第三，严复认为“物竞天择”是自然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但他不同意斯宾塞的“任天而治”，即让“物竞天择”的规律自发地起作用，而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他说赫胥黎强调的“人治天行，同为天演”，是“理微于事，事实如此，不可诬也”。他举例说，“园林台榭，谓之人力之成可也，谓之天机之动，而诱衷假手于斯人之功力以成之，亦无不可”。就是说园林台榭是“人力”和“天机”相结合的结果。“故假人力以成务者天，凭天资以建业者人”。“人力”和“天资”即人的作用和自然条件必须相互结合才能成就事业。他说:“小之则树艺牧畜之微，大之则修齐治平之重，无所往而非天人互争之境，其本固一，其末乃歧”。就是说，自然社会，一切事物，没有不是天人交相斗争的，“天”和“人”既有统一，又有不同和对立。他得出结论说:“然则天行人治之相反也，其原何不可同乎?同原而相反，是所以成其变化者耶”，“天行”和“人治”是相反相成的，它们既有对立又有同一，所以形成事物的变化。他提倡“人力辅天行”，反对“人事抗天行”。指出“以人事抗天行”，违反自然规律，“其势因常有所屈也”，必然被自然发展的趋势所屈服，“屈则治化不进，而民生以彤”，屈服于自然发展趋势，必然阻碍事业的前进，民生日益彤弊。所以，消除自然发展对人有害的方面，促进其对人有利的方面，引导“物竞天择”的规律向对人有利的方向发展，然后才可以成就久远大业，才能自强保种。这些就是赫胥黎《天演论》一书的根本观点。可见，严复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于社会历史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给救亡图存、变法维新作哲学上的论证。既然在自然界新种代替旧种，强者战胜弱者，是必不可免的规律，那么在人类社会中新法代替旧法，力图自强自存，也就成为势之所必至，理之所当然了。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没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先进人物找到这个崭新的世界观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是自然的，是容易理解的，在当时的人看来，也是有说服力的。
三：个人心得
本文从译文读者接受的角度谈对严复作品语言接受上的痛苦。语言接受的痛苦让人联想起刘半农在《复王敬轩书》对桐城古文暴风骤雨般的讨伐。刘半农认为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绝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而严复的《天演论》恰恰是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此外，严复让人语言上难以接受主要体现在他达旨”式的翻译策略，严复所采用的“达旨”式的翻译策略渗透到选词、句法和审美层面，通读严复《天演论》的译文，“不难发现严复作为译者的主体意识已经渗透到他译文中的方方面面，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利用语言、利用译文，旁敲侧击地表达他的这一意识”。笔者在下文将借助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从选词、组句和审美三个方面看严复的“达旨”式的翻译策略。
1.选词
严复对选词所下的功夫集中体现在他的译名上。康有为称严复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表达了他翻译过程中的遇到的困难，“……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复作为译者又同时又是“创作者”，其所选策略译名必然要满足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严复首先把目标读者锁定为具有“话语权”的士大夫，他认为，“所以事者，学理深邃”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读中国古书之人……”在选定自己的目标读者群之后，为了“逢迎”士大夫，在译名时选取的是“古雅”式的翻译方法，例如，“the state of nature”,今译自然状态，恐怕在当时这样译的话，难以使人明了，也太抽象。严复求诸古典，取《易·屯》“天造草昧”译之。天造，犹言天地之始，正所谓“the state of nature”。严复在译名时并没有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去翻译，而是“取便发挥”，正是他这种“取便发挥”的译名策略使他不但容易满足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且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的：“声之渺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
2.组句
严复译文不拘泥于“字比句次”，而是“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他这种“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的翻译考虑正是他“达旨”式翻译策略的考虑。英语注重形合，而汉语注重意合，把英文“字比句次”地搬到汉语中来很显然是行不通的，为了能够和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相一致，必须适当改变原文的句型。为便于说明，让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原文：It is as little to be doubted,that an essentially similar state of nature prevailed,in this region,for many thousan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Caesar.严译：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通读严复译文，若不仔细考究，很难相信严复是在翻译《天演论》。原文译成白话文应该是：“无可怀疑，在凯撒到来之前的几千年中，这个地区就已存在着一种基本上类似的自然状态”，而在严复的笔下却成了若干个小句子。严复借赫胥黎的著作同时发挥，阐述自己的见解，这样一来严复是借接近自己的目标读者的机会来“用为主文谲谏之资”。
3.审美
严复译文词句短小精悍，节奏感强，音调铿锵，与原文可谓貌合神离。严复认为“……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以达鄙俗之气。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为了能够驱除“鄙俗之气”，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士大夫之“高洁”，严复选用“桐城派美文”的译文风格，这在实践中并非易事，他首先填补西文的最大“空白”就是修辞美，例如，plant译作“离离者”，不由得让人有“离离原上草”的联想。为了彰显汉语掷地有声的特色，严复多选用骈文的风格使得译文节奏感强，铿锵有力，比如，严复把native grasses and weeds译作“怒生之草，交加之藤”，用两个四字格的对仗对应原文一个简单的词组。从严复翻译实践的风格来看，严复采用的尔雅的翻译策略正符合接受美学的思想，因为“接受美学把研究的中心从文本转移到接受者，强调接受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和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
桐城古文作为古文的正宗和化身，笼罩了文言写作。严复是清末桐城古文的践行者。严复以会通新旧、苞举中外的文化理念，凭借扩容了的桐城文章作为工具，译述西方学术思想和西洋小说，输入外来文化，与教育紧密关联，哺育了新一代知识青年。在晚清民初的文化转型中，引发了第二次文化输入高潮，为中华文化的更新贡献非凡。但这一文化选择亦自毁桐城根基，最终带着“桐城谬种”的恶运，黯然而沉入五四大潮。
四：相关背景和影响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接连遭受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战争等五次大规模的西方列强侵略，腐朽的清政府最后皆以失败国身份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严峻的形势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了，一大批有识之士感于时事弥艰，奋起求索救国强国富国之路。
《天演论》于1896年译成，《天演论》从翻译到正式出版，经过3年时间。这3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平常的3年，甲午海战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这时候《天演论》出来了，物竞天择出来了，自然引起思想界强烈的震动。以文名世的同治进士吴汝纶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赞不绝口，认为自中国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
制。这位五十几岁的老先生，激赏之余，竟亲笔细字，把《天演论》全文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藏在枕中。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对之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书，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青年鲁迅初读《天演论》，也爱不释手……一位头脑冬烘的本家长辈反对鲁迅看这种新书，鲁迅不理睬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侍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于此可见《天演论》深受当时社会的欢迎。
在《天演论》问世以后，“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最活跃的字眼。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
胡适回忆：(在澄衷学堂)有一次，他(国文教员杨千里)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多少年轻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据统计，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其之所以如此风行，除了它的思想足以警世这一主要原因以外，译笔古雅耐读，也是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1: 孟令维 从接受美学视角评析严复《天演论》翻译的达旨观 《湘潮》
2011年第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