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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不得诺贝尔奖并不值得遗憾

一部《金陵十三钗》,让张艺谋电影彻底推翻了“视觉的盛宴,但故事讲得不好”的评价。随着影片的热映,电影剧本的原著作者严歌苓也再次让观众们见证了她非凡的文学艺术功力。

曾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优秀影视剧的严歌苓,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评委,也是国内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之一。被称为“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的她,其作品无论是对东西方文化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的刻画理解,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和哲思。她的作品几乎每一部都荣获了国内外各种重要奖项,主要有《小姨多鹤》、《赴宴者》、《扶桑》、《天浴》、《少女小渔》、《一个女人的史诗》等等。


 

许戈辉:第一次完整地观看《金陵十三钗》之后,你有怎样的感觉?影片中哪一部分对你触动最大?

严歌苓:影片确实是震撼人心的。小说只是截取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的一个剖面,而电影给予了宏观展示的同时,又切入剖面,因此它的展示更加具有视觉的冲击力。影片中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假神父这个角色,因为这个角色让我感到战争的极致环境能使一个带有瑕疵的人格发生突然裂变,从中迸发出和平环境中也许会永远沉睡的崇高。

许戈辉:通过这部电影,你最想传达给观众的原著精神是什么?“救赎”、“牺牲”、“人性”还是“勿忘历史”,或者是其他?

严歌苓:原著的精神包括你提到的这几者。而且前面这三者不是孤立存在的:比如军人、妓女、美国人都是在一群最脆弱的生命面前做出了牺牲自身的选择,而通过他们的自我牺牲和拯救孩子,他们完成了自身救赎,而救赎的完成是人性神秘的潜藏中最不可预知的闪光。

许戈辉: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书中角色是否有人物原型?

严歌苓:小说大部分是虚构的,但是是基于一点史实的记载虚构的。一位叫魏特林的美国女子曾经经历了一次类似的情景,在她的传记和张纯如女士的《南京浩劫》这本书里都有提及。但记载非常短,也不详尽,这就给小说创作留下了大量虚构空间。玉墨和所有人物都是虚构的。

许戈辉:您的很多小说是由女性形象入手探究人性、关怀人生,在《金陵十三钗》原著中, 风尘女子与女学生间“恶”与“善”的分界似乎模糊不明,是非曲直不再绝对化,你内心是否同样困惑于人性的多面与复杂?还是确信“人性本善”?

严歌苓:我的许多小说都是善恶模糊不清的吧?假如我是一个如你所说的探究人性的作家,那么肯定不会把是非曲直写得绝对化的。我相信人性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

许戈辉:从《少女小渔》、《梅兰芳》,到《金陵十三钗》,你和华语电影界三位很棒的导演——李安、陈凯歌、张艺谋都合作过,怎么评价他们?

严歌苓:他们都是非常会用电影语言来讲故事的人,当然每个人的偏重不一样。李安更注重人情味,陈凯歌更深沉、更哲理一些,张艺谋除了故事讲得好,视觉冲击力上也做得非常棒,他的电影里一系列女性角色都特别让人难忘。

 

看过《金陵十三钗》的很多观众发表评论说,这部电影应该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而就在前一段时间,有消息称《金陵十三钗》作者严歌苓的另一部作品《第九个寡妇》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似乎在大家心目中,中国人只有获得了这样的国际奖项,才是作品优秀的真正证明。

 

许戈辉:有人说,你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是电影宣传方为了造势散布出来的,你自己对这件事怎么看?

严歌苓:电影宣传方已经愤怒辟谣,张艺谋也不会拿这样一件事来造势。对我来说,如果能得诺贝尔奖当然是件高兴的事,但我更看重的是没得诺贝尔奖的这么多好的作家。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过一两年之后根本就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更多没得奖的作家影响那么大,写得那么好,所以我觉得自己更愿意站到哪边是很明显的。

许戈辉:实际上我国作家无缘诺贝尔奖的很大原因可能在于,能够用中文阅读的人还是集中在华语地区,所以在西方主流文学的读者市场里,中文作品是边缘的,即便我们的作品被翻译过去,经过两层的障碍——语言和文化之后,可能就失色了很多。我知道你能够用英文写作,是不是在突破了语言障碍之后,文化障碍就比较容易消除?

严歌苓:是,我感觉要好一些。因为从中文硬翻译过去的东西要流失很多文化的精华,一定要在写作过程中找到跟英文对称的那种感觉、那个思路,在这样做的同时,已经等于把文化给翻译过去一部分了。同样,中文作品想走出去获得国际上的认可,也要经过层层翻译,而我们的文化也不是让人家能够马上懂得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首先挑选的当然是在他们的语言范围内的作品。

许戈辉:我采访过用西班牙语写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略萨,看过他作品的中文版,我想自己只是了解到一个表面,离它真正的内核一定差隔了很远。所以那时候感觉很遗憾,可能因为语言的限制而把文学最大的魅力错失掉了。

严歌苓:确实,这正是文学当中最应该被欣赏的东西,但是恰恰就是这些被丢掉了。语言其实是一种信息,有些语种之间的共通之处很多,像西班牙语和英语,有很多概念是可以共享的,但我们汉语与其他语种能够共享的信息很少。但是想想,我们的语言覆盖了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就为了这五分之一的人写作,也够厉害了。中国作家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值得遗憾,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普及教育,然后提倡阅读,因为中国的文盲还有一亿,办学解决穷困山区孩子的上学问题才是重要的。

许戈辉:这个观点非常好,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全民的阅读素质上。但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文坛上非常被重视,经常被拿来讨论,甚至是很多中国作家心里的一个情结。

严歌苓:我觉得用不着把自己的衡量标准交给别人,为什么西方人一定比我们中国人更有权威来评判我们的文学呢?难道要把《红楼梦》交给他们来评判吗?我觉得最有资格评判自己国家的文学的人,就是这个国家的读者和这个国家的理论工作者。

许戈辉:这些年来文坛上也存在一个窘境,就是很多奖项的评审专家给出的结果老百姓不买账,但是老百姓的阅读市场越来越萎缩,这种情况下到底谁才是真正有发言权的评判者?

严歌苓:我们国家一些文学奖的评选,很多时候是既想顾及这个又想照顾那个,并没有以作品本身的质量作为依据。如果一个奖没有威信,自己国家的读者都不会把它当回事;但如果一个奖非常能代表水平,能对作品进行客观的评价,那么从民间到学界都会喜欢它、承认它。如果真能这样,大家可能就会心安理得、心悦诚服地期待得到这个奖的认可,而不会去想诺贝尔奖了。

许戈辉:我知道你也是好莱坞编剧协会的会员,这是否意味着一个中国作家在主流的西方演艺界占有一席之地,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严歌苓:在好莱坞做编剧是因为几年前有段时间家里收入不稳定,我就和陈冲一起改编了一个小说。我并不喜欢做编剧,编剧不是一项很自由的工作,我也没觉得自己是协会的会员有多自豪,在国外这么多年我把这些看得很淡。

许戈辉:你所说的让我想到,不少华语电影界鼎鼎大名的导演和演员,媒体会用“勇闯好莱坞”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们,其实我们应该回头想想,为什么要遵照别人的游戏规则呢?这也许反射出来的还是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

严歌苓:对,我们长期以来都有这样一个误区,“勇闯”或“打入”这种字眼,我一听就反感。如果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力没有这么强大、文化没有这么兴盛的时候,不自信还有情可原,可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的影视发展这么好,有足够的市场可以做,而且现在中国明星的报酬已经非常高,有的都超过了好莱坞的明星,所以这应该是一个让自己非常有信心的环境和时代,文学也一样。

 

严歌苓的最新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是她根据家族的真实经历,以一个“孙女”的视角讲述其祖父生命历程的作品。有读者称这本书“读得很苦很累很堵”,但却无法释卷,因为“她讲的故事实在是又虐人又现实,现实到让你不忍卒看,人生是这样的无望而悲哀;偏偏在冷酷笔调中她又隐隐潜藏着天真,试图去美化这一切,就像大漠风沙中最后一根绿草,更显凄凉。”

 

许戈辉:我听说你的新书《陆犯焉识》是特别较劲的一部作品,书名一改再改,写作时间也蛮长,有两年多吧?

严歌苓:对。在文革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国家出现“犯罪嫌疑人”这个全世界通用的名称之前,这些人就叫“某犯某某”。之所以说这本书较劲,首先是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被说成是“擅长写女性的作家”,但我写女性多,并不能证明我就只能写女性,我要写一部以男性为主人公的作品;第二是大家说我的作品老是被改编,那好吧,我就写一部改编不了、拍摄不了的。

许戈辉:这部作品描绘了大量的真实场景,比如主人公,你的祖父作为“囚犯”的那种令人震撼、心惊的生活细节,你是怎么调查得来的?祖父在你父亲的时候10岁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父亲对他甚至没有太清晰的记忆,如何在你写书的时候提供帮助?

严歌苓:写书的主要帮助者是我的姑姑,她比爸爸大几岁,所以记得比较清楚些。我还认识一位老先生,是祖父的朋友,他告诉我当时和祖父在一起的人,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犯了什么罪。我用几年的时间去了三次青海做调查,回来就再改稿子,删十万字加一万字,来来回回这么折腾。当然这个人物是个艺术形象,它不可能还原我的祖父,小说的魅力也在于虚构,加入想象力之后的故事能超越现实本身。

许戈辉:我觉得一个作家在追溯自己家族的时侯,会有一种独特的敏感和执着,你应该早就萌生了写作的念头吧,为什么到近两年才写?写作的过程中你内心有着怎样的感受?

严歌苓:其实萌生这个念头是在很多年前,但是敢开始写是最近两年的事情,所有的资料调查和收集都差不多成熟了。我不仅要了解自己的爷爷,还要了解他们一整代人,所以要读好多好多书,走很多很多路。写的时候我还是挺理性的,因为我觉得小说家不能失控,要用一种非常负责任的语言去写,激情要在理性的控制之下。但是写完后校对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行了,流了好多次眼泪。

许戈辉:你不愿意被认为只善于从女性的视角描述世界,但在这部彻底的男性小说里,你还是以一个“小女孩”的角度来叙述,是因为不完全自信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男性视角,还是希望可以给读者展现更为丰富的思维角度?

严歌苓:我觉得用“我”的视角去折射他会更好一些,第一是写作起来比较便利,第二是“我”作为第三代,可以把当时那些非常残酷的事看得很可笑、很荒诞,否则可能就只剩下残酷非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名人面对面》:

18(周日)20:30首播

19(周一)13:25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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