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部好电影！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波兰影片，描写二战中一个波兰人救助一群犹太人的真实故事（这题材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本文中关于经济逻辑、语言的使用、普遍性等论述非常值得注意。
《黑暗弥漫》：震撼人心的现实主义影片
作者：Timothy Snyder，《纽约客》，2012年2月22日；meihelen译
阿格涅斯卡·霍兰（Agnieszka Holland）导演的《黑暗弥漫》（In Darkness）今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这部影片是根据波尔戴克·索查（Poldek Socha）的真实故事改编的。波尔戴克是波兰人，他在二战时期德国人占领的利沃夫（Lwów，现为乌克兰的Lviv），帮助一群犹太人藏身在下水道里躲过了大规模屠杀。霍兰以前也执导过涉及对犹太人大屠杀（The Holocaust）的电影。她接受采访时表明，在表现这个英雄主义故事时，拍好一部现实主义的片子是她的最大心愿。霍兰确实做到了，或许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好。
霍兰的作品《火线》和其它一些电视剧在美国很受称赞，但她其实是波兰人（作为犹太人，她的祖父母在大屠杀中被害），这部影片也是名副其实的东欧片。霍兰假设观众对利沃夫在哪里、它此前经历过何等苦难、那里住着哪些民族、他们讲哪些语言等等有一定的了解。到那些犹太人躲进利沃夫下水道的时候，这个城市的居民已经受压多年了。利沃夫在上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是属于波兰的，在1939年被苏联红军占领，因为斯大林宣称按照德苏联盟条款（二战由此而起），希特勒把这块土地划给了苏联。苏联人占领后就开始驱赶由德占波兰逃难来的犹太人，以及乌克兰政治活跃分子和波兰知识分子。
影片开始时，纳粹德国已于1941年背叛了他们的苏联盟友，正在利沃夫屠杀犹太人。当全身赤裸的妇女被赶到森林中的埋人坑时，我们立即看到犹太受害人、德国杀人凶手和波兰旁观者，都是作为“人”来表现的。在场的旁观者之一是波兰下水道工人波尔戴克·索查，他刚刚抢劫了一所房子，逃跑时正好跑到这片树林里来了。正是这个有缺陷的英雄，他将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犹太人。波尔戴克和一个同事说好，帮助把一些犹太人藏匿在下水道中，并且在德国人前来清洗利沃夫犹太人区的时候将他们留在那里。
波尔戴克有个朋友是乌克兰人，他叫博特尼克，在当地做警察头子。这份友谊救过波尔戴克一次，但也有不小的风险，因为警察的任务之一就是查找并处死犹太人。一天夜里，博特尼克喝醉了来到波尔戴克家要吃的，波尔戴克的小女儿被吵醒，在床上揉着双眼提醒爸爸说，吃的东西要省下来给那些“犹太人”。她明白自己说错了话，马上告诉博特尼克“犹太人”是她洋娃娃的名字，因为这个娃娃来自犹太人区。在一个波兰人与犹太人互动的故事里，很自然的趋势是把本地发生的坏事尽量推给外来民族，也就是乌克兰人身上。但是在这部影片里，霍兰一方面毫不掩盖可恶的当地“占领区政治”，但另一方面，她又很悉心地寻找平衡点，区分乌克兰歹徒与富有同情心的人物形象。藏在下水道里的一个犹太人偷偷跑到集中营，去看他深爱着的女人的妹妹是不是还活着。这个壮举就是在一个乌克兰人帮助下实现的，这个乌克兰人做了关键的行动安排，并且拒绝收钱。
表现得同样精妙而令人信服的是波尔戴克购物时的社会学。让我们想象一下资本主义无情无义的一切方面，特别是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突然之间变得必须完全依赖于信任，因为每一次购物都有可能使你和你的全家死于非命。这就是波尔戴克面临的困境。在德占利沃夫，不仅任何一个犹太人活者就是犯法，而且给犹太人提供住处或者以任何方式帮助犹太人活命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在几个月时间里，波尔戴克必须经常性地购买能养活十几个人的食物，这不可能不被人看出破绽。他一向光顾的食品店店员是个波兰妇人，她很快注意到波尔戴克买的东西比平时多，而且还付得起钱。她于是多收他的钱，自己扣下一份，以此作为她（可能暂时）不去举报波尔戴克收留犹太人的交换条件。这样的行为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是个常见现象：躲起来的犹太人从外面看不到，但是那些藏匿他们的非犹太人时刻被人监视，而且紧盯他们的多半不是德国人，反而是他们自己的熟人。后来波尔戴克改去广场上一个乌克兰女人的商店买食物，乌克兰女人不认识他，也就不会怀疑他买多少东西了。
在这部影片中，金钱被置于行动的中心。尽管波尔戴克知道犹太人有钱，但对他来说生命无疑更重要。他是个顾家的男人，全心全意对待妻子和女儿，薪水不够养家时还偶尔去打个劫。他跟犹太人谈判这个安排的财务条件时相当苛求。然而，他并没有追随“市场逻辑”的通常引领，即：背叛犹太人，将他们置于死地。简·格拉博斯基（Jan Grabowski）在她的重要著作《狩猎犹太人》（Judenjagd）中写道，有人为得利而收留犹太人，他们多半会把犹太人交出去。从经济观点，即唯利是图的观点来看，这样做很有道理。一个犹太人的钱财有限，经济理性要求把这些钱尽快弄到手，然后把犹太人交给德国人还能领赏，并且能一了百了地结束之前交易带来的风险。
对波尔戴克来说，经济原因应该会指示他一次性收取所有的钱，不去冒可能暴露的风险（例如购买食物），在得到犹太人的财物后就把他们交出去。然而波尔戴克属于另一种人。他把收来的钱用于维持犹太人的生命，当这些钱用完了的时候，他选择继续冒生命危险救助他们。经济学预测人们在大屠杀期间必定会如何行事，而大屠杀也帮助我们看清了经济学的道德限度。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而引用他著作人们往往忘记的），资本主义依赖于其自身不会产生的美德而存在。当法律直接意味着贪婪，就像在大屠杀期间对于非犹太人那样，我们看到那些美德是多么脆弱、多么容易被抛开，而要想实现那些美德则需要何等的英雄气概啊。
这个关于个人美德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的使用而表现出来的。演员们说波兰语、依地语、希伯来语、乌克兰语、俄语和德语。语言的使用从来都不是像标志“好人”、“坏人”那样简单，甚至都不能简单标志各个不同人群。德语当然是占领者和主要杀人凶手的语言，但同时也是付钱给波尔戴克的犹太富人家庭喜欢用的语言，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位离开下水道去集中营又返回的勇敢的犹太年轻人喜欢用的语言。世界上不存在单一的“犹太语”。利沃夫的中产阶级一般说波兰语，在这部影片里也是这样，可能还说一些依地语。生意人和来自农村的犹太人说依地语，像影片中表现的。希伯来语是宗教仪式所使用的语言，影片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下水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犹太人与犹太人的沟通，不仅仅在于他们说些什么，还要看他们用什么语言来说这些话。两方争论，一方用依地语，另一方用德语，这本身就带有如此明显的阶级含义，以至于都不大需要翻译就能明白。波尔戴克从现实出发，能听懂一两句依地语。他完全听得懂乌克兰语，这也合情合理，在需要时他还能说几个乌克兰短语。他自己讲波兰语的方式也受到乌克兰语声调的影响，正像利沃夫的乌克兰语也受到波兰语的影响，因为这两个斯拉夫语言在利沃夫已经有几个世纪的接触历史。当一个乌克兰人对波兰人讲波兰语，或者当一个波兰人对乌克兰人讲一些乌克兰语时，那就是一种表示友好或迎合的姿态。影片中很多对话都是在母语不同的人们之间发生的。片中人物通过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揭示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这并非指他们的母语是什么、或者说他们是哪个民族的人，而是说，你是否及何时转换语言，就显示了你如何看待自己周围的世界。
这正是那个丰富多彩而错综复杂的世界，德国人摧毁了的它，苏联人也给德国人帮了些忙。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用动物学方式定义一群人并突袭他们——是史无前例、闻所未闻的。那是对几百万个人生命的灭绝，同时也成功地攻击了一个旧世界，这个旧世界尽管充满敌意和偏见（霍兰在影片中毫不畏惧地表现了这一点），却仍然拒绝接受种族、国家和文化的同一性。在影片结尾从下水道里出来的犹太人，其实只能在利沃夫停留很短的时间；如果他们自己不走，很可能就被苏维埃政权赶走，因为这个政权想要达到族群上的简单化。东部波兰第二次成为苏联的一部分，被并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版图。利沃夫成了乌克兰人的一个城市，前四十年在苏联统治下，近二十年属于独立了的乌克兰国。
在霍兰重述利沃夫战时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在最可怕情势下个人人格和群体关系的故事。这部影片努力而成功地展示了大屠杀的普遍性，表现手法非同寻常。大屠杀的普遍性一般是通过距离和抽象来介绍的：整齐的六角形象征、黑白镜头片段、投下阴影的建筑物，以及将多样的语言平面化为现代英语。霍兰讲述的大屠杀告诉我们最容易忘记、然而可能是最应该记得的事情：受害者和每一个人的人性局限。虽然这部影片描写的只是一个英雄主义的特殊个案，主人公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所救助的人们也都不简单。我们为犹太幸存者揪心，一方面因为他们特别的群体悲惨状况是那样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另一方面还因为，他们每个人自身都表现为真实的、有缺陷的，就像我们自己一样。
影片的关键时刻是下水道中一个婴儿的诞生。这个场景集中显示了霍兰通过画面和声音抓住我们情感的能力，同时也表现了一种不加煽情的慈爱之心。孩子的父亲在犹太人居住区遭清洗的时候抛弃了妻子和女儿，带着女朋友躲进下水道，又在抢劫同胞后试图逃离下水道，但失败而死去了。孩子的妈妈似乎与呆在一起的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更深的关系，但这些人仍然做出种种努力，把孩子当成属于大家的亲骨肉。
波尔戴克害怕孩子的哭声会引起注意、给大家带来灭顶之灾。但是他的妻子（她对丈夫冒险事业的反应总是很极端）决定他们可以把婴儿接回家。当波尔戴克回到下水道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小小的男婴却已经被他妈妈闷死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座天主教堂的下面，教堂里正在庆祝复活节。霍兰通过这件事和几个其它方式告诉我们，婴儿是我们大家的。我们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这同一个世界上。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孩子也会遇到像这个犹太婴儿一样的环境——生在肮脏的下水道中、死于亲生母亲之手，同时几百万其他同胞正在遭到陌生人（或自己的邻居）屠杀。但是，我们选择把孩子带来的世界，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不可逆转；这个婴儿短暂的生命，以及所有其他不该那样短暂的生命，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地球上。
埋葬孩子的场景痛苦至极却没有刻意煽情。霍兰没有任何夸张。她表现得恰到好处，从而成就了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使我们更接近大屠杀的残酷现实，令我们深思。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