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何以不复钱锺书的信】余英时先生与钱锺书的交往始末,首见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钱穆不复钱锺书的信,以及后来删除钱基博的序,其原因,并非如余先生所言,是怪“子泉宗老”不亲自把笔,而该是别有缘故。详见@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王培军先生文章:http://t.cn/zlAEMaE
余英时先生与钱锺书的交往始末,首见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文章写于1998年钱先生去世后,为多处所转载,我读了也不止一遍。在许多悼念钱先生的文字里,我认为这篇是最佳作之一。余先生说话绝不浮泛,文字自然生动,不见丝毫做作、吹捧,语间又颇杂“微讽”,“弦外之音”,有如“风吹水上”,令读者“会心微笑”。余先生第二次谈钱先生,是在2007年,见于傅杰的访谈。我最近读到的《余英时访谈录》,是他第三次的“谈钱”了(《访谈录》中收的《直入塔中,上寻相轮》,亦为2007年所谈,但涉及甚少,不过千字),本以为不会再有新鲜东西,不料却见到了如下一节,记他的老师与钱家父子的“龃龉”:
大概80年代初,我在台北拜候钱宾四师,他刚收到钱锺书一封两页的亲笔信,交给我看,那是真迹,毫无问题。信上说,苏州即将庆祝两千五百年建城纪念,准备举行大会。“有关方面”托他写信“先容”,后面将有正式邀请函。宾四师说,信不知是谁从大陆带来,放在他信箱中的,因为信封上无邮票,且是敞开的。宾四师并没有回信。后来杨绛还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提及此事,对于宾四师置之不理,似有微词。其实宾四师此时对钱基博、锺书父子好像也有些心里不平衡。起因是杨绛写过一篇文章称颂钱锺书的绝世天才,其中引了一个例子。1931年宾四师的名著《国学概论》(商务)上原有钱基博先生的序,而且“有所针砭”。宾四师在《自序》中还特别向“子泉宗老”致谢。但杨文第一次揭露:这篇序竟是钱锺书代笔,而且“一字未易”。那时钱锺书刚入清华不久,最多大学一二年级,年纪也才二十岁,能代父写这样讨论学术史(主要是清代)问题的序文,的确是天才。这事很快传到宾四师耳中,他的感觉可想而知。他原以为“子泉宗老”对他的著作很郑重严肃,不料竟不肯亲自下笔,委之年甫弱冠的儿子。所以后来台北联经的《全集》本《国学概论》中便不再收钱基博的序了,连带着《自序》中谢“子泉宗老”的话当然也删掉了。这件事我不便和宾四师谈及,但我一查《全集》本《自序》,便恍然大悟。但此事至今尚未受人注意,我觉得应该把事实说出来。(152-53页)
这不能不算是一件“秘闻”。老实说,记载这件事,也要有些“真理之勇”,因为这件事情,若真如余先生所说,那么钱穆作为大师的形象,就不免有损害。余先生作为钱穆的学术传人,不“为尊者讳”,“爱真理”过于“爱吾师”,勇于“直笔公心”,是值得称道的。
不过,有些“煞风景”的是,这一件事情的“解说”,却不大经得住“推敲”。余先生一向长于揣量“黄祖之腹中”,解析学人的心理,“如斧破竹,如锯攻木”,这次“以学生之心,度老师之腹”,却全然是度错了。就是说,钱穆不复钱锺书的信,以及后来删除钱基博的序,其原因,并非如余先生所言,是怪“子泉宗老”不亲自把笔,而该是别有缘故。
生而编,即《围城》中戏语所说的“讲义当著作”,并非什么“宾四师的名著”。钱穆《新版附识》也有自述:“此稿成于三十年前,迄今回视,殆所谓粗识大体,未为精微者也。其时中学校率有‘国学概论’一课,此稿特为讲堂授课之用。听者尚能接受,并多兴发。此三十年来,中学程度,普遍低落。即上庠讲学,亦少总揽通观之功。则此书过而存之,亦未尝不可使治国学者知古今学术流变之大趋。”(《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一册,联经版)所以,这本小书,比起《先秦诸子系年》那样的大著作,是不能同年而语的。其书出版之后,也没有大影响,因为这类“概论”,在民国年间,也不知出了多少,其中作者,故不乏名流老宿。钱穆起笔撰写《国学概论》时,刚过而立(钱穆生于1895年),还未正式进入学界。1931年,此书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是经了吕思勉的介绍。这一年,钱穆才三十七岁,用今天的眼光,还只是个“青年学人”。钱穆真正进入主流学界,为“预流”之人,是在1930年6月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后;真正跻身第一流学者,则还要在四年之后,他出版《先秦诸子系年》。以余先生的学术资历,不会不知道,“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对一位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钱穆于比他大八岁、时年四十五的钱基博(《师友杂忆》:“子泉提倡古文辞,负盛名。”),便尊之为“子泉宗老”;而余先生初次见到比他大十四岁、他的老师杨联陞也尊为专家而自谦是“小巫见大巫”的严耕望先生,就直呼为“你是严耕望”了。钱穆请钱基博作序之意,不用说,是为了“衬拳边鼓”,但这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
从人情世故上说,钱基博让儿子来代笔,说不上什么“轻视”。钱锺书先生1929年考清华,是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的。《国学概论序》末署1930年7月,则此时钱锺书二十一岁,“弱冠过一”,固然还只是大学生,但他的“才子”之名,早已播于远近。钱的清华同学许振德《水木清华四十年》说他:“大一上课无久,即驰誉全校,中英文俱佳,且博览群书。”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则赞他:“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年方弱冠”的钱锺书,作诗已为同光体大家所赏(钱锺书《陈石遗先生挽诗》自注:“先生《续诗话》,评余二十岁时诗。”),其才气为如何,可以想见。即以钱穆本人,不是也在《师友杂忆》中说:“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任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极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以钱穆的修养,以及其通达人情,当他得知此序不是“子泉宗老”所作,而是“宗老”引为自豪的天才儿子代笔,自必能够理解。《师友杂忆》中又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以钱穆之善知人、敦性情,于子泉此举,何至斤斤计较?试想,从古以来,欣赏儿子、有“誉儿癖”的人,难道还少?而代笔作序,在前人原属寻常,不值得“大惊小怪”。钱穆的一生学术,又是“发思古之幽情”,于老辈此等“潜规则”,哪得不知?既然没有“轻视”,又怎会生“闲气”?《庄子·山木篇》说得好:“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褊心之人不怒。”钱穆撰写过《庄子纂笺》、《庄老通辩》,这几句话他虽未加详说,但“虚船之触不怒”的道理,自能“默识心通”。
从时间上看,余先生的说法也站不住脚。余先生是历史学家,时间的敏感,该早已进入他的“潜意识”。可是这一节,却犯了一个“时代错误”(anachronism)。所谓“杨绛写过一篇文章称颂钱锺书的绝世天才”,那篇文章,就是我们都熟悉的文献《记钱锺书与〈围城〉》。杨先生的那几句话,实在也很平淡,不妨引在这里:“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锺书父亲的序文。据锺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问题是,余先生说“这事很快传到宾四师耳中”,到底“最快”是在什么时候?考《杨绛文集》第二册《收藏了五十年的附识》,知《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写讫于1982年7月,又据底下的脚注:“此文一九八六年五月才出版,原因是锺书开始不愿发表,说‘以妻写夫,有吹捧之嫌’。详见《我答乔木同志信》(信存档)。”则钱穆得闻此事,最快也不能早于1986年5月,除非他有前知的本领。《杨绛文集》第八册《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1986年下亦载:“《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出版。”查单行本《记钱锺书与〈围城〉》,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版,为《骆驼丛书》之一,出版的时间,正是1986年5月。并可为证。钱锺书为苏州建城纪念而致函钱穆,据杨绛《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一文(就是余先生所指杨绛于钱穆“似有微词”的那篇文章,见《杨绛文集》第二册),时间是1985年2月。所以,钱穆1985年春接信不复,不必等1986年夏的事来解释。
那么,钱穆收到了钱锺书的信,为什么又不作复呢?我认为其事并不复杂,用不着“深挖”:钱锺书此信不是私函,而是为官方而作,钱穆置之不理,其所针对的,也就不是钱锺书了。换言之,假如钱锺书是私人致书,“欢然道故”,不涉及其他,则以钱穆的为人,必不如此。据《师友杂忆》,钱穆对钱锺书的态度,固然不及对钱基博,但他说:“锺书去北京初闻其任毛泽东英文秘书。最近见报载,始知系传闻之误。”最后一句,其释然之意,溢于言表。他于故人之子之情,也由此可见。以钱穆这样的性情、年岁(时九十二岁),以及其与钱家父子的交谊,又怎会为一细故失欢?
有人要问,既然钱穆于钱基博并无不快,那又何以要删去《国学概论序》?我认为解释同样简单:当初钱穆请为作序的,是“子泉宗老”,后来得知出诸锺书(联经版《全集》的出版,在1986年后),则其《自序》中的“又承子泉宗老作序,加以针砭”一句,也就落空了。改之殊难措语,不改自又不妥,则删之最为省事。钱穆所心敬的,原是“子泉宗老”,不是他看着长大的锺书(《师友杂忆》:“时其子锺书方在小学肄业,下学,亦常来室,随父归家。子泉时出其课卷相示,其时锺书已聪慧异常人矣。”又按,钱穆于子泉始终称字,称锺书则名之,足见视为宗人),则其序删去,不算可惜。即使“子泉宗老”地下有知,必当付之一笑。钱穆于钱基博、锺书父子,又何尝有什么“心里不平衡”(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五十七册《师友杂忆》,于追忆钱氏父子处,无一字之改;若真为此芥蒂,则并《杂忆》亦追改矣)?杜甫有句诗说:“记忆细故非高贤。”钱穆如此的做法,与“记忆细故”,绝不同科;余先生似乎“误解”了。
钱锺书先生批评陈寅恪,这件事也让余先生惊讶,同时又让不少“拜陈”的人不平,这里也趁机一说。钱先生批评的话,见于《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
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做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其实,余先生真的要起而为陈寅恪辩,以钱先生的口才和机智,绝不会如胡绳那样一笑了之(《访谈录》74页),当然也绝不致让场面尴尬,主人“下不来台”。余先生的担心实在多余了。和余先生同样认真的人,是牟润孙先生,他的《陈寅恪与钱锺书——从杨太真入宫时是否处女说起》,也是专门为陈寅恪辩护的。文章原刊于1979年9月23日《新晚报》,没有署真名,署的是“舒充”;那时钱锺书还在世,牟先生大概出于尊敬,所以用了化名。后此文收入《海遗丛稿》(二编)。该文同样也是引《朱子语类》“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这句话,来为陈先生辩护,因为朱子的这句话,正是陈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篇所引的。牟先生的这篇文章,与余先生的议论,也有不同之处:
从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杨太真入宫时是否处女的确不值得讨论。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之不被研究古代文学者重视,是可以理解的。钱锺书先生在意大利的讲话,主题既是现代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谁都无从反对他那样扬弃杨太真入宫前是否处女的研究,何况他并未提陈先生。
牟先生说是“在意大利的讲话”,而余先生则说是“在美国”。钱先生1978年9月到意大利,在意大利发表了《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其中说:“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牟文所针对的便是这几句。1979年4月,钱先生到美国访问,再见余英时先生时,可能把去年的话再说了一遍。
余先生与牟先生的辩护词,不约而同,也许不过是个巧合。
一般说来,陈寅恪先生的博学与贡献,稍具学术史常识的人,都能了解,何况是钱锺书?只是每个人的谈话、讲演,必然要针对对象、有些背景,对象、背景不同,词锋、意义就有别。钱先生不是刻板的教师、学究,每句话都不偏不倚,不要忘了他的《一个偏见》说过:“随时随地必须客观公正、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所以看钱先生的文字,就不能“死在句下”。况且一时的臧否,也并不意味着“史臣论定”。
平心论之,陈先生的这一考证,也确乎是“碎义难逃”,用不着夸大它的意义。陈先生自己就坦白说:“关于太真入宫始末为唐史中一重公案,自来考证之作亦多矣。……今止就朱氏所论辩证其误,虽于白氏之文学无大关涉,然可藉此了却此一重考据公案也。”尽管如此,这也不值得认真批评,更不值得认真辩护。陈先生所欣赏的黄秋岳,在其《花随人圣盦摭忆》中说:“治学之中,以考据为最乐,愈琐屑,愈有趣味,此学者所共喻也。”陈先生为一代通人,岂能不解此义?
假如一定要辩护,钱锺书的《论交友》里,有几句现成的话,似乎可以借用:“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余先生的“经验谈”:“研究历史虽必须从具体问题着手,但又不能陷于一个个的细节考证之中,随时随地都要保持和发展一种超于问题之上的整体把握。”(《访谈录》41页)只能为中人“说法”,不足关大学者之口。
杨绛写过一篇《听话的艺术》,题目五字,殊耐讽玩,我觉得记话的人,都该一读。扬之水《读书十年(一)》记访金克木,谈起钱锺书,金夫人在旁说,这是她最佩服的人。金先生却说:“他太做作,是个俗人。”(95页)假如换个场合,话出诸别人之口,金先生听了,也许又要不以为然,“痛与之争”。金先生心底真轻视的人,难道会为金夫人“最佩服”吗?钱先生之批评陈寅恪,可以隅反。 ■
《余英时访谈录》
陈致访谈
中华书局
2012年3月第一版
224页,32.00元
钱默存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虽不感意外,却不免为之怆神。我没有资格写正式的追悼文字,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交。但是二十年前,我以偶然的因缘,两度接席,畅聆先生语妙天下,至今不忘。先生昔年挽陈石遗有“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之句。我写此短文只能表达第一句之意。
1978年10月下旬美国科学院派了一个“汉代研究考察团”到中国大陆去作为期一个月的访古,我也参加了。在北京时我提议去拜访俞平伯、钱钟书两位先生,同团的傅汉思教授又提出了余冠英先生的名字。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安排,我们便在一天上午到三里河俞先生寓所去拜访这三位先生。开门的是默存先生。那时他已六十八岁,但望之如四、五十许人。如果不是他自报姓名,我是无论如何猜不出的。
交谈在俞先生的客厅中进行,大致分成两组:傅汉思主要是和余冠英谈汉魏诗的问题,我和俞、钱两位则以《红楼梦》为开场白。但客厅不大,隔座语声清晰可闻,因此两组之间也偶有交流。事隔二十年,我已记不清和默存先生谈话的内容了,但大致不出文学、哲学的范围。当时大陆的思想空气虽已略有松动的迹象,但层冰尚未融解,主客之间都得拿捏着说话的分寸。好像开始不久我便曾问他还记得他的本家宾四先生吗?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一点背景主要是得自宾四师的闲谈。这是间接的“叙旧”——中国人过去在初见面时常用的一种社交方式。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幽默,说他可能还是宾四师的“小长辈”。后来我在台北以此询之宾四师,宾四师说完全不确,他和钱基博、钟书父子通谱而不同支,无辈分可计。但默存先生并不接着“叙旧”,我也知趣地转变了话题。接着我好像便把话题移到《谈艺录》。他连说那是“少作”、“不足观”。
这时隔座的余冠英先生忽然插话,提到默存先生有一部大著作正在印行中。默存先生又谦逊了一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管锥编》的书名。他告诉我这部新书还是用文言文写的。“这样可以养活毒素的传播”,他半真半假地说(原话我已记不住了,但意思确是如此)。我向他请教一个小问题:《谈艺录》提到灵源和尚与程伊川二简,可与韩愈与天颠三书相映成趣。但书中没有举出二简的出处,究竟见于何处?他又作滑稽状,好像我在故意测验他的记忆力似的。不过他想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大概可以在元代《佛祖通载》上找得到。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两句诗打“诽谤”官司。我并补充说,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似乎确有其事。但是他不以为然,认为“退之”是卫中立的“字”。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默存先生的博闻强记实在惊人。他大概事先已看到关于我的资料,所以特别提及当时耶鲁大学一些同事的英文著作。他确实看过这些作品,评论得头头是道。偶尔箭在弦上,也会流露出锐利的锋芒,就像《谈艺录》中说Authlr Waley,“宜入群盲评古图”那样。但他始终出之于一种温文儒雅的风度,谑而不谑。
第二次再晤是在美国。197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其时正值中美建交之后,双方都在热络期间。代表团的一部分人访问耶鲁,其中便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等。领队的则是赵复三先生,因为在校方正式的招待会上,赵先生特别推让默存先生在英文致答辞,好像这本来应该是赵先生的任务。
我和傅汉思先生等人当然到火车站去迎接代表团。其中我唯一认识的只有默存先生。我正要向他行握手礼时,他忽然很热情地和我行“熊抱”礼。这大概是当时大陆行之已久的官式礼数。我一时不免有点张皇失措,答礼一定不合标准。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黩存先生确是很诚挚的,这次用不着“叙旧”,我们真像是“旧交” 了。
当天晚上,我和陈淑平同受校方的委托招待代表团全体在家中晚餐。连客人带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这个自助餐是陈淑平费了三天功夫准备出来的。我们平时极少应酬,这样的热闹在我们真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现在试说有关默存先生的事。
默存先生是坐我开的车回家的,所以一路上我们有机会聊天。仅仅隔了四、五个月,我觉得已能无所拘束,即兴而谈。大陆上学术界的冰层似乎已开始融化。外面流传了很久的一个说法是他担任了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我为此向他求证。他告诉我这完全是误会。大陆曾有一个英译毛泽东选集的编委会,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难得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我也问他《宋诗选注》为什么也会受到批判,其中不是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大概因为时间不够,但主要恐怕是他不屑于提到当时的批判者。他仅仅说了两点:第一,他引《讲话》中的一段其实只是常识;第二,其中关于各家的小传和介绍,是他很用心写出来的。我告诉他胡适生前也说他的小传和注释写得很精彩。
我当时隐约地意识到他关于引用《讲话》的解释也许是向我暗示他的人生态度。1957年是“反右”的一年,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他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层是我在二十年前便已看准了的,现在读到他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我更深信不疑了。这两句诗是:
筋力新来楼懒上,
漫言高处不胜寒。
这是他的“咏怀诗”。
那天晚上吃自助餐,因为人多,分成了好几处,我们这一桌上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几位,大陆来的贵宾们谈兴很浓,但大家都特别爱听默存先生的“重咳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就我记忆所及,客人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他们几十年来亲身经历的沧桑,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彼此怎样“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 (见《林纾的翻译》)。默存先生也说了不少动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闻海内外的头面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晗的事。大概是我问起历史学家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有人说了一些前因后果,但默存先生忽然看着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大意如此)回话的神情和口气明明表示出费先生正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费先生则以一丝苦笑默认了他的话。刹那间,大家都不开口了,没有人愿意再继续追问下去。
在这次聚会中,我发现了默存先生嫉恶如仇、激昂慷慨的另一面。像陶渊明一样,他在写《归园田居》、《饮酒》之外,也写《咏荆轲》、《读山海经》一类的诗。试读他一九八九年的《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寰。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不图牍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不敢笺释他的诗,以免“矜诩创获,凿空索隐”(《槐聚诗存.序》)之讥。读者可自得之。
1979年别后,我便没有再见过他了。不过还有一点余波,前后延续了一年多的光景。默存先生依然严守着前一时代中国诗礼传家的风范,十分讲究礼数。他回北京不久便用他那一手遒美的行书写来一封客气的谢函。我虽经年难得一亲笔砚,也只好勉强追随。这样一来一往,大约不下七、八次。他的墨迹我都保存着,但因迁居之故,一时索检不得。但最使我感动的是在《管锥编》第一、二册出版后,他以航邮寄赐,扉页上还有亲笔题识。不久我又收到他的《旧文四篇》和季康夫人所题赠的《春泥集》。受宠若惊之余,我恭恭敬敬地写了一首谢诗如下:
艺苑词林第一缘,春泥长护管锥编。渊通世竟尊嘉定,慧解人争说照圆。冷眼不饶名下士,深心曾托枕中天。鋗轩过后经秋雨,怅望齐州九点烟。
诗固不足道,但语语出自肺腑,决非世俗酬应之作。《管锥编》第三、第四册面世,他又以同样办法寄赠,以成完璧。我复报之以《读〈管锥编〉三首》:
卧隐林岩梦久寒,麻姑桥下水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全汉文》卷二十)
“避席畏闻文字狱”,龚生此语古今哀。如何光武夸柔道,也为言辞灭族来。(《全后汉文》卷十四) 桀纣王何一例看,误将祸乱罪儒冠。从来缘饰因多欲,巫蛊冤平国已残。(《全晋文》卷三七)
默存先生冷眼热肠,生前所储何止汤卿谋三副痛泪。《管锥编》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以上三节不过示例而已。先生寄赠《管锥编》四巨册,都经亲笔校正,尤足珍贵。寒斋插架虽遍,但善本唯此一套。噩耗传来,重摩兹编,人琴之感,宁有极耶!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最后,我要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21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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