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读苏轼的《前赤壁赋》，从他虚拟的主客问答中，理解了贬居黄州时他内心的苦闷以及通过思考如何到达了一种比较超脱、达观的生存境界，觉得很有说服力，而且清新感人。“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都乃小民百姓，绝非英雄伟人；“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乃寻常生活，绝非惊世豪情；“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彼此都如此短促、渺小，其实那些所谓英雄伟人的惊世豪情，“固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哉”，还不是大家差不多？“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不管怎样的人都在哀叹自己生命的短促，羡慕浩浩长江可以终古无穷。幻想着如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就高兴，可又觉得这种愿望其实难于实现，而只有悲叹不已罢了。这样的心情其实也是苏轼自己的，更广泛地说，也是一切有志未遂、岁月蹉跎、垂垂已老者们通有的悲哀，世俗的悲哀。
苏轼在失意之中当然也已矛盾很久。大概他已深刻体会到，如果总陷在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中，将走不出这条死胡同。于是回归自然世界，想到面前的长江，山间的明月。江水日夜奔流，一刻也不停息；明月不断在由圆变缺，由缺变圆；但从不变的一面来看，长江虽奔流不息，却永远存在，过去已不知存在多久，今后还将继续存在下去；明月也一样，圆缺不止，但今后仍将有“日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的景象不断出现。那么随着水与月的长存无穷，每一个曾经伴着长江与明月存在过的生命也一样会长在，我们的生命与长江和明月一样都将永在，都属无穷，为什么还要去羡慕别的什么。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都是世上最可宝贵的东西，却人人都可以享受到，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自然的赐予，难道有必要去关心别的得失？这不都是我们最赏识最需求的吗？“客喜而笑，洗盏更酌”，客主双方，其实首先是苏轼自己，在超越世俗得失之后，找到了一条面对烦恼人生的达观道路。可为则为，否则随遇而安，待其可为，不失志。苏轼在贬官黄州时期突出地表现出来的这种心态，可说是他一辈子生存状态的表现。直道而行，积极欲有所为，横逆来时不得不外圆内方一些，以坚持其初衷。他的积极入世态度接近于先秦儒家，但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难道只能起源于儒家学说？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表现出有时积极进取，有时默然消隐，主要为环境，遭遇所决定，非某些学派、僵硬学说得以主宰。苏轼当然受有儒道佛各家学说的影响，但所有选择还是出于他自己，整个来说他还是他自己，是当时的“这一个”。他不是评过儒者“多空文而少实用”吗？
例如这篇名文中的“逝者如斯”，即出于《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这句话一般理解为社会变化很快，人们应最大限度地爱惜时光，跟上时代，因为时光正像流水一样日夜不停迅速流走。孔子意在提醒人们要有紧迫感，不让宝贵的时间飞快地白白流失。这个意思当然很好。苏轼这里引用他的话，可能也含有一点孔子此意，但主要不在这里，乃在表明江水虽然飞快地流走了，而这条大江却仍永在，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虽去，后浪又来，巨浪长在，长江的生命与力量永远不会成为过去。孔子原来可能也带点感伤，如“吾生之须臾”，不足为怪，而在苏轼的这两句中：“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却阐明了一个开朗、乐观、充满信心的人生真理，应该说比孔子原话揭示出一块更广阔的天地，蕴含更深的意味。人们历久弥新地爱读他这篇文章，除了极大的艺术力量，无疑也在于他非常生动地揭示了这种人生境界，而这正是许多人被世俗得失所陷，苦恼没法自我解脱的。
他运用人们最常见的水与月的变与不变、有穷与无尽的辩证统一关系来阐明人生哲理，诗的语言与深刻的智慧结合得如此高明，美妙，简直是一个奇迹。比起那些枯燥得使人乏味、沉重的哲学讲义，和那些只会在文字上卖弄花哨的流行东西来，苏轼这类创作真是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苏轼在创作上一直主张“随物赋形”，如“行云流水”，自然清新，达必然之理。他不会“随人脚跟”。因此对脱离实际情况，找出些相关字面，便扣定他受了谁谁的什么什么重大影响的说法，我一向不以为然。因为在不识字、不读书的许多人们中，在类似的环境遭遇下，他们岂非同样会产生极其接近的心情及其变化？
来源 |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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