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军书法晚乃善（上）
——读王羲之末年书法笔记
■王玉池
南朝宋虞龢《论书表》说：“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王羲之《本传》亦说其书“至暮年方妙”。唐孙过庭说得更加具体：“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右军书法晚乃善”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
但是，什么年龄才属王羲之的末年（或说暮年、晚年）书？古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大概需要根据一个人的享年、当时人们的平均年龄以及人们的习惯称谓等多种因素才能确定。譬如一个人活了90岁，大约80多岁才能称末年。如果从60岁开始算末年，30年的末年，显然不太合适。“人生七十古来稀”应该是当时的普遍状况。如果按照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45岁至59岁还称中年人，王羲之活了59岁，算是中年夭折。包括王羲之自称的“年已桑榆”“年已西夕”“垂暮之年”“吾老矣”，等等，都成了无稽之谈。魏晋时期，人们生命都较短促，大概50多岁，已可称“老”了。总之，“末年”一词的具体年限，大概难以具体界定。
笔者根据王羲之书法发展的具体情况，并以古人说过的几句有关词语作为依据，暂且分为少年时期、旧体时期、新体时期、末年时期四个阶段加以研究和叙述，重点在末期。是否合适，请专家们指教。
一、王羲之书法发展的四个时期
王羲之是个晚熟的书家，正像近现代中国的三位绘画大师吴昌硕、齐白石和黄宾虹。吴昌硕自称“五十学画”，齐白石58岁“衰年变法”，绘画才受到普遍欢迎。黄宾虹得到社会承认更晚，他91岁才说：“我或者可以成功了？”幸好他们都是长寿，辉煌的时代都在七八十岁以后。如果都像王羲之一样只活59岁，那就不会有三位绘画大师了。和三位大师不同的还有，王羲之的书信中极少谈论书法（一些传闻除外）。故不能从他的自述中得到他学书的心得和学书的具体过程。只能从别人的评述中略知一二，故很不准确。老子说“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故羲之的末年大成，不能忘记他早年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积淀过程。故对分期不能过于执著。
（1）少年时期（35岁以前，即337年以前）
刘宋虞龢说：“羲之所书紫纸，多是少年临川时迹，既不足观，亦无取焉。”梁陶弘景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王羲之何时任临川太守？专家们认识颇不一致。早到27岁（东晋咸和四年，329年），晚至33岁（东晋咸康元年，335年），相差7年。王羲之是否任过吴兴太守，认识差别更大。多数学者否认，因为排不出任职时间。少数学者认可，任职时间在30岁（东晋咸和七年，332年）或35岁（东晋咸康三年，337年）。现以最后任期为准，即35岁以前作为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字写得不好，至少是并不突出。
（2）旧体（章草）时期（36—48岁，338—350年）
虞龢说：“（羲之）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意思是说，这时王羲之的章草书已达到可以同人们心目中的草圣张芝比肩的程度。庾亮死于340年（东晋咸康六年），时王羲之38岁。其书必写在庾亮死亡以前。现暂定36岁（338年，咸康四年），至48岁（350年，东晋永和六年）共12年，是旧体（章草）成熟期。
有个情况需要说明：庾翼当时已反复说明，张芝所写是章草，王羲之所写也是章草。章草是旧体。但是王羲之直至晚年仍能写一笔好的章草，如他的晚年，即辞官以后的永和十二年所写《破羌帖》（《王略帖》）仍是典型的章草。杨仁恺先生说：“完全用章草笔法写的《王略帖》（《破羌帖》）墨本，……从拓本考察，王氏章草的功夫的确是到家，无怪庾翼兄弟交口称赞。”就是主要是用今草写的《十七帖》，也未脱尽章草痕迹。如杨先生在评《十七帖》时说：“世传刻本《十七帖》近今草书，结体扁方，字与字间无明显连笔，运笔多少有章草意趣。尽管它早已脱离开章草的书法，但那种直接从章草出来的迹象，相当清楚。”
另一个例子是王献之劝父改体的建议。张怀瓘《书议》载：“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献之15、16岁时，即羲之56、57岁时，亦即羲之逝世前的2、3年。劝父要改的明确说明是“古之章草”。这说明羲之直到末年仍能写一手很好的章草或尚未脱尽章草笔意的今草。
（3）新体书时期（49—53岁，350—355年）
陶弘景说：“（逸少）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十七、八，全仿此人书。”陶氏此处所指“好迹”，应是指王羲之所写与张芝、钟繇不同的今楷（当时可能还叫隶书）和今草。
王羲之什么时候创出新体？南齐王僧虔《论书》透露出一点消息，他说：“亡从祖领军洽与右军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繇）、张（芝）。”意思是王洽参予了王羲之对新体的创造。王洽《本传》载：洽升平二年卒，年36。王羲之比王洽大二十岁，假如王洽二十岁才有能力参予王羲之的创新活动，那已是成帝末年（东晋咸康八年，342年），王羲之40岁时。这是王羲之新体创作的初期阶段。《姨母帖》（书于东晋永和五年，349年）可以作为这个时期书法的代表。它还略带古体痕迹。至永和七年到永和十一年（351—355年）新体已完全成熟，写出了《丧乱》《得示》等那样较新的体式。
在此处，有一个问题必须讲清楚，即王羲之晚年是否有代笔人的问题。陶弘景说，王羲之“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由代笔人代写。而且，王献之也是学习代笔人书，并无自己的创作。这严重违背事实，王献之事且不多说，但说王羲之。1992年我写过一篇《试谈王羲之的晚年书作》的小文。在“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一语后注明“应该是此后写得少了，并非绝不自书”。我那时所见材料尚少，故说得不够肯定。现在所见材料渐多，可以肯定地说：王羲之辞官以后，不仅不是“不复自书”，相反，他写得更多，而且形成一个“自书”的高潮，形成他书法“晚乃善”的巅峰。
前些年关于王羲之有无代笔人的问题曾经有过讨论，其中有些意见是对的。辞官以后，王羲之不仅没有情绪消沉，一蹶不振，相反，使他在另一种生活方式中得到很大满足。实际他早就有“逸民之怀”，初到浙江便有“终焉之志”。辞官以后，他游山玩水不远千里，修果园、抱弱孙，坐而获逸。曾向人表示“我卒当以乐死”。他也早有“向平之志”，愿学疏受疏广，学杨王孙，死后不用棺木，“以身亲土”……他是一个心胸很放达的人。
辞官以后，总的说来，他的身体不错。直到他去世那年早些时侯，仍是如此。只是他去世的前几个月病情突然恶化，很快辞世。关于他的致死病因，不细说。总之，在他辞官以后，曾有五六年的时间在书法上仰高探深（见《尚想黄绮帖》），从而造就了他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假如没有他最后这几年的努力，他的成就和影响，会大为逊色，这是毫无疑问的。
王羲之《寒切帖》
有人说，代笔人是陶弘景编造出来向梁武帝讨好的一个故事。笔者不否认陶氏有向梁武帝讨好之嫌。如陶氏看到梁武帝的几篇书作就说：“正此即为楷式，何复多寻钟、王。”但我细看陶、梁来往书信原文，尚未发现梁武帝有首先发现羲之有代笔人的迹象。我意陶氏有代笔人之说，主要是他所见材料太少，又受一些不实传说的影响，作出错误判断，不一定是有意编造故事骗人。陶氏虽然天资甚高，但所见材料甚少。如他“初见卷题云第二十三、四，已欣甚多；今者赐书卷第遂至二百七十”，使他“惋讶无已”，并感叹“天府如海，非一瓶所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连作为判断是非的最基本的材料也未见过。如他未见过钟繇的真迹，也未见过梁武帝认为王羲之临钟“胜于自运”的直接材料。他曾向梁武帝索要这些材料，梁武帝因未准备好（未复制出来）而未能“遗送”。当他看到这些材料以后，是否会改变看法？因为书信不全，无法知道答案。
从陶弘景的说法看，“凡厥好迹”皆是王羲之任会稽内史至失郡告灵不仕以前所写。失郡以后不再自书，皆由代笔人代笔。实际自书时间只有短短五年。可以想见，他那时公务繁忙，所写书信必然不多。从现存王羲之书信的数量和质量来看，都显然不符，故失郡后不自书的说法不能成立。
至于王羲之书法的分期问题，如果从任会稽内史到逝世，时间已超过十年，都算末年，时间稍嫌过长；王羲之初任会稽内史时，49岁，虚岁50，年龄上尚可说通。但考虑到他53岁誓墓不任，对王羲之而言是结束了几十年的仕宦生活，在生活上、心理上、书法发展上，都是一个重大转折，时间上距逝世尚有7年之久，故全面衡量，将誓墓作为末年的开始，比较合适。因为誓墓在53岁三月，下面还有9个月。故三、四期分期都用53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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