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万国来朝图轴》局部图，清代， 佚名作 ，纵365cm，横219.5cm
宋武帝刘裕本是一个无赖汉。自投依刘牢之后，因为有胆识，军纪较严，扰民较少，所以在北府碌碌诸将中，独能屡立战功。后来击败桓玄，灭平后秦，便就取代司马氏，建立新朝。刘裕用人依门第，避免幸进。禁止官吏作恶，减轻百姓负担。将南下侨姓编入所在地的户籍，使无漏税。宋文帝刘义隆承其遗绪，性存俭约，不好奢侈，朝野悦睦，卒成元嘉之治。政治虽至复杂，道理亦极平易。在位者如能节制私欲，躬自俭约，以服务人民为存心，严纲纪，立制度，除积弊，苏民困，也就差不多了。此儒家的伦理观念、仁政思想与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道统。刘裕生七子，义符、义贞被徐羡之所杀，义隆被其长子劭所杀，义康被义隆所杀，义恭被子业所杀，义宣被骏所杀。仅义季饮酒醉死，留有后代。义隆生十七子，劭、因弑父被诛，骏杀四人，彧杀四人，萧道成杀一人，夭死三人，逃祸降魏一人，善终二人。骏有二十八子，夭死十人，子业杀二人，彧杀十六人，子孙无一保存。彧有子九，都被萧道成杀死。后废帝昱年少不更事，暴虐、轻狂、好杀、酗酒，此其所以为萧道成所篡弑。萧道成的后人，亦皆子孙相残。昭业的祝祷祖父速死，送母后男妾，骂钱、化钱，不成话说。萧鸾以堂叔父而篡夺帝位，杀尽萧道成的儿子十九人和萧赜的儿子二十三人。宝卷穷奢极欲，随手杀人，图画秽亵，姐妹通淫，横征暴敛，百姓困穷。萧衍兵起，卒为部下所杀。萧衍在位四十八年，接受侯景的投降，铸造大错。侯景兵叛，饿死台城。梁元帝绎，虽然读书万卷，猜忌残暴，杀戮兄弟宗室多人。西魏兵下江陵，迎降被杀。陈霸先、陈蒨父子，不杀故主的室族，较具人理。陈叔宝以四十六岁即帝位，不知国势的危殆，寄情文酒，昵近群小，横征暴敛，牢狱常满。杨广南下，束手迎降。政府者，所以保障人民的安全，改善人民的生活。宋、齐、梁、陈的嗣君，大都年轻识短，不恤人命，不重民生，骨肉相残，暴虐、奢侈、荒淫，毫无人类理性可言，故其多身丧国亡，子孙灭绝。北魏宣武帝死后，胡太后临朝，荒淫残暴，无恶不作。其时佛教流行，胡太后大造寺塔，布施僧众。赏赐幸臣，所费不赀。人民痛苦，从不过问。北边六镇的守军因而叛变，亦酿成各地人民的抗暴。胡太后深信佛法能够减轻罪过，不惜破费，建筑高大宏伟的寺塔。殊不知以人民的血汗与财物，造成无补实用的寺塔，有何功德？更何能减轻罪过？后来尔朱荣兵人洛阳，沉胡太后于河，这才是荒淫残暴和鸩杀亲子的结果！如果营造寺塔，布施僧众，就是所谓功德，就可以减轻罪过，赦免罪过，那么，有钱有势的人都可以放手先去做坏事，再以钱势去做功德了。这还成为佛法吗？北魏后来分东西，政在权臣。高氏篡东魏，建立北齐。宇文氏篡西魏，建立北周。高齐地广兵众财裕，居有国力的优胜。因为子孙个个不像样，狂愚骄奢，残暴荒淫，遂至人心解体，终为北周所兼并。北齐后主纬母胡氏，幼主恒母穆氏，亡国后，两人流落无依，竟在长安市中，操皮肉生，日与少年游狎。胡氏尝语穆氏：“为后不如为娼，更饶乐趣。”无耻至此，未始非高好色荒淫之果报。宇文泰是汉化的鲜卑人，他知道欲在中原建立政权，必须获得汉族，尤其是士族的拥护。尊儒复古，乃是取得士族信仰唯一的途径。于是重用儒生苏绰、卢辨，依周礼改革官制，依尚书改革文体，造成强有力的复古运动。后来又采用苏绰的建议，于大统八年，仿效风礼设置六军，合为百府。这是中国府兵制的开始。将民户分为九等。凡六等以上之有三丁者，选其体健者一人为兵，免其租庸调。全国合立百府，府有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海军开府一人，二开府置一大将军，二大将军加号持节大都督，置一柱国上将军，全国有六柱国大将军，共有众不满五万。这一种府兵制，使得北周能够公平有效地动员广大的农民，参与战争。《元人山居说听图页》局部图，元代，佚名作 ，纵25cm，横25.4cm当然，北周武帝的沉毅有智谋，更是击灭北齐统一北方的决定因素。南北朝的递嬗，莫不由大军阀而登上皇帝位。表面看来，这种以武力作为最后的决夺，与中国自夏商周以来的前期史迹，并无不同。如果稍做深人的分析，其间实大有差别。夏桀暴政虐民的时候，汤王的武力已经非常强大；但汤王的放桀，不是完全凭借武力。汤王的盛德与仁政，才是造成其得国的先决条件。武王的伐纣，情形有似汤王的放桀。一直等到纣王的残虐生灵达于极点，众叛亲离，然后举兵相向，革其暴政。所以孔子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末韩、赵、魏、齐、楚、燕六国，自有其毁灭和丧亡的原因；但秦始皇的兼并六国，为徒持兵强财雄，法立威行。好大功，不恤民生。所以始皇一死，二世旋灭。汉高祖的代秦，虽不若汤武的仁民爱物，但汉初诸帝，多少亦知道重视民隐，关心民瘼。光武中兴，尤能注意民生，表彰气节，崇尚孝亲与廉直。两汉得能延续四百余年，非无原因。曹魏和司马氏谈不上道德仁义，完全凭借权诈和阴谋，所以循环杀戮，子孙灭绝。南北朝的开国诸帝，雄武不胜始皇，权谋残虐。甚于魏晋。继位者复少讲求伦理，推行仁政，徒事穷奢极欲，残虐人民。宜其接踵而速亡。开国自须仰仗武力，立国的根基则在道德，其事甚著，其理甚明。南朝士族的子弟，虽然有优先入仕的机会，由于风气柔弱，习尚虚浮，行为放诞，欠缺道德的勇气，对于实际的行政，难有贡献。而且当时的高门望族，门户已成，也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所以南朝诸帝，都不肯再假权柄于高门望族，转而信用寒微子弟，以期便于驱策。萧道成、萧衍，非属高门望族。陈霸先家世寒微，不列士族。他们都是因为参与军旅，屡立战功，及被依为心胁，握有兵柄，遂弃绝旧日主人的子孙，自立新朝。南朝的政治所以难有希望，一方面固由于军人出身的历代开国皇帝，欠缺深谋远虑，子孙又多不肖，难承大业；另一方面，亦由于当时的士族，虚浮放诞，不务实际，欠缺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道德勇气。汉末大乱，接着三国争战，接着八王之乱，接着五胡之乱，又接着南北交兵。撤退到江南的士族和庶民，当然都希望能够澄清中原，归还故土。但是，冷酷的现实则是作为全国领导的皇帝，大都暴虐、残杀、荒淫，缺乏经国的远图。掌握实权的军阀徒知把持兵柄，左右朝政，朝廷的大臣更多尸位素餐，苟全禄位。当时南方社会的人士，特别是有知识的士大夫，对于祸乱何时消弭，社会何时安定，都难以说明究竟。至于夺回中原，光复旧物，更没有勇气去怀想。在这一种空虚而失望的心理状态之下，生命力感到有无以发挥的幻觉，于是逃脱中国旧有的儒学的道统，转向于老庄的崇尚虚无与佛家的探讨性灵，甚至轻贱名教，破坏礼法。这一种以放纵个人为出发点的思想，挂着清谈的招牌，风行草偃，朝野欢迎。影响所及，南方的风气趋向虚靡。陷于柔弱。对于任何事情，都不敢面对现实，认真负责。
北方诸国，起自边塞，一经接触到中原的文化，立即热爱坚实的儒家思想，拒斥浮诞的老庄哲学。儒家的思想，兼顾个人与团体(国家、社会)，中正务实，平易可行，已经成为中国的道统。顺此则兴，逆此则亡。胡人领袖如刘渊、慕容皝、苻坚、姚兴、拓跋宏等都崇尚儒学，上行下效，北方的风气，自然趋于勤勉、质朴、坚实、刚健。北朝自孝文帝开始，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行政组织，比较完整。实行均田制，农民都能分配到公有而供私人耕种的土地，税负平允，得能各安生理，不若南朝的盛行兼并，农民嗟怨。北朝实行府兵制，民户六等以上家有三男者，选其健者一人为兵，免其租庸调，平时归由各府训练，一旦有事，中央政府能够动员广大的健壮的农民，参与作战。南朝的士风既不若北朝的敦厚务实，行政管理、农地分配和兵力调度，也比不上北朝。南朝的无能北伐和北伐的必致无成，那是注定的了。北隋所以能够迅速平定江南的陈朝，固然由于文弱逸乐的陈叔宝绝非杨坚父子的对手；而当时南方的风气、政治、经济与军事，都比不上北方，更是客观的无容否认的事实。自来胡人进入中原，莫不倡导汉化，所以使居于统治的少数部族，能够与居于被统治的多数汉人，说着同样的语言，过着同样的生活。如果汉化成功，胡汉一体,无分彼此，当然有助于统治权的巩固。北魏孝文帝的汉化，用力至大，最为彻底，亦相当成功。自平城迁都洛阳，禁止族人胡、胡语，改姓为汉姓，奖励胡汉通婚，仿效南朝官制，以南朝法律修订刑法，兴国子、太学、四门、小学，诏求遗书。为实现汉化，不惜废黜太子，诛免重臣。对于其时胡汉关系的改进与融合，大有裨益。若非其后宣武胡皇后的污乱宫掖，鸩毒明帝，北魏的国祚，当不致若是短促。孝文帝的汉化，消除了胡汉的隔阂。鲜卑族的新血液，增强了汉族的生命力。后起的隋唐时代，出现了颇多鲜卑姓的著名将相。佛法初入中国，一般人都将探讨性灵，讲求解脱的佛教，和崇尚虚无，清心寡欲的道教，混为一谈。事实上，这两种宗教，一是土生土长寄托老庄而蜕化起来的，一是源出印度经由西域而传人中士的。二者对于人生的趋向，初看起来，有其类似的主张，很难加以细致的辨别，所以起始多被混同了。稍后，佛教的探讨性灵，析理精微，获得了部分士大夫的欣赏。佛教的报应循环、功德减罪和天堂地狱的流传，更吸引了广大的愚夫愚妇的信仰。道教以符咒祈祷治病消灾，以洞天、福地、仙真广为游说，也诱致了一般平民的信从。道教的化玉销金、行符勒水等妙方奇术，自眩可以延人寿命，长生不死，往往获致专制帝王的迷信。这两种宗教，经过相当时间的考验都能够在中国社会立足生根。彼此要闹分家，也是势所必至。佛教说道教粗疏简陋，乃是旁门左道。道教知道在理论上不大容易打击佛教，于是采取迂回路线，利用迷信道教的君主，对佛教实施政治迫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后周世宗，都曾下诏拆毁寺庙，勒令僧尼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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