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井”
張富海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
《説文》五下:“
一、
秦漢文字中的“丼”和“井”
據《秦文字編》《秦簡牘文字編》所收字形,秦文字中凡水井字皆作“丼”(《秦文字編》所收個别字形不清楚),而且本从“丼”的“穽”也是从“丼”不从“井”。[6]秦簡中有個别水井字寫作“井”,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49號簡的
西漢文字與秦文字情況大致相同,只是有更多的例外。
馬王堆帛書中四十多例水井字皆作“丼”,[10]而多達二百六十多例的“㓝(刑)”字皆从“井”,未見从“丼”者。[11]這一現象很能説明問題,絶非偶然。但“丼”字有一例可能讀作“形”,屬於例外。帛書《五行》62—63行:“金聲而玉振之者,動□□[□□]丼(形)善於外,有德者之□。”[12]篇中其他{形}都用“㓝”字表示,此處用“丼”字,極爲特殊,或係誤書。馬王堆帛書中“荊”字或从“丼”,[13]“耕”字或从“丼”,[14]亦屬例外。
《張家山漢簡文字編》所收四例水井字皆作“丼”,[15]“穽”字一例,亦从“丼”。[16]所收兩例“荊”字,皆从“丼”,[17]屬於例外。《銀雀山漢簡文字編》收水井字六例,第一例摹作
以上所考察的出土秦、西漢文字資料雖然並不全面,但已經足夠説明問題,應該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秦、西漢文字中水井字寫作“丼”,只有極少的例子省去中間筆畫,“穽”字也是从“丼”;而本从“井”的字基本上不會从“丼”,只偶見例外,如西漢文字中的“荆”字、“刑”字和“耕”字。可見“井”和“丼”在秦漢文字中是有區别的兩個字,還不能隨便相互替換。但是,秦漢文字中的“井”字只保留在偏旁中,已經不再獨立使用,這使得“丼”中間的筆畫即使省去也不致誤認。大概東漢以後,“丼”字形遂逐漸被省去中間筆畫的寫法“井”所取代,[21]而與原來的“井”字相混;《説文》混併“丼”“井”二字,可以説是勢所必然。
二、
戰國文字中的“丼”和“井”
《齊文字編》“井”字頭下收録陶文一例,作
晋系文字中的“
戰國齊系和晋系文字中均未見“丼”字。下面着重考察楚系文字中的“丼”和“井”。
曾侯乙墓衣箱漆書文字星宿名“東井”之“井”作
上博簡《周易》44—46號簡井卦中的十一個水井字皆作
清華簡《四時》13號簡:“中(仲)
與秦漢文字不同的是,楚簡中“井”字仍獨立使用。
九店56號墓楚簡47號簡:“東、南高,二方下,是胃(謂)虚井,攻通安。”[30]内容爲相宅之書,其中的“井”字作
上博簡《用曰》“井”字共出現四次,讀爲“刑”或“形”。4號簡:“
清華簡《四告》“井”字兩見,皆讀爲“型”。26—27號簡:“隹(惟)邦
楚簡中的“井”字還是十分罕用的,迄今所見只有上述幾例,絶大多數則用从“井”聲的“坓”或“型”字來表示{刑}{形}{型},説明戰國楚文字中獨立的“井”字也已經趨於淘汰,偶爾使用,是一種存古現象。
楚簡中从“井”聲的字還有:“
三、
西周春秋金文中的“丼”和“井”
西周春秋金文中“丼”“井”二字都常見,但是用法有明顯區别。關於兩字的區别,陳夢家先生有重要的研究。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將“井”(包含“丼”和“井”)分爲兩式。第一式,他認爲是型範之象形(前人已説,見上文),特點是兩直畫不平行而異向外斜下,中間無點,商代甲骨金文中的“井方”之“井”及西周金文“井(邢)侯”皆如此,“帥井(型)”之“井”字大多如此,有少量例外作第二式(指兩直畫平行而中間無點之形)。第二式,他認爲象井田之形(亦前人已説,見上文),兩直畫平行,中間常有一點。“井伯”“井叔”“井季”“井公”“井人”“井邑”等之“井”字如此。“井伯”之“井”又分兩種,其一中間有點(“井叔”等同),其二中間無點。[38]按中間無點的“井伯”之“井”比較少見,陳氏所舉有三件:長甶盉(《集成》9455)、七年趞曹鼎(《集成》2783)和豆閉簋(《集成》4276)。其實,除了“井伯”,“井叔”之“井”也偶爾有寫作不加點的“井”者,如鄭井叔康盨(《集成》4400)之“井”作
陳氏所分“井”的兩式實際上是“丼”和“井”兩個讀音和用法差别很大的不相干的字。“丼”字在西周春秋金文中不用本義(水井義),都用作“井氏”之“井”;“井”字用作“邢侯”之“邢”,又多讀爲“型”(是其可能的本義),兮甲盤(《集成》10174)兩個“井”字則讀爲“刑”。雖然“丼”字偶爾有誤寫作“井”者,但“井”字(包括偏旁中的“井”,如作“荊”字的聲旁者)却從未見寫作“丼”者,憑此點也完全能説明這是兩個不同的字。
關於西周井氏和邢國的關係,學界有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爲井氏和邢國爲同一族,是小宗和大宗的關係,如徐中舒説:“邢侯大宗出坯就封於邢,其次子當仍留居王朝,食采邑於畿内的丼邑。”[39]第二種意見認爲井氏與邢國無關,如上引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目前第一種意見是學界的主流觀點,第二種意見則極少有人贊同。[40]按第一種意見的唯一依據就是“丼”“井”一字這種錯誤的成説,所以雖然幾乎衆口一詞,其實不可信。因“丼”“井”一字而認定井氏和邢國同族,即相當於認爲井氏之井和邢國之邢是一名,小宗和大宗用同一個名稱,恐怕也不合常理,如周與魯、召與燕,小宗和大宗即不同名。既然從西周金文到戰國文字,井氏之“井”都用水井字,而邢國之“邢”用“井”“
四、
商代文字中的“丼”和“井”
商代金文“井”字見尹光方鼎(《集成》2709),原形作
商代甲骨文“井”字常見,原形作
除了“妌”字,甲骨文中从“井”的字還有“汫”,見《合集》18770,原形作
商代陶文有“丼”字,作
作偏旁的“丼”有很多兩橫畫不貫穿直畫的寫法,此形即與“丹”字完全混同。“丹”字在甲骨文中作人名、地名或方國名(如《合集》716之“丹伯”),無法完全確定其讀音,所以不能排除甲骨文中通常釋“丹”的字其實是“丼”的可能。那麼所謂“丹伯”實爲“丼伯”,地名之“丹”實爲“丼”,與西周金文中井氏之“丼”或許有前後相承關係。西周金文也有“丹”“丼”不分的例子。如:丹叔番盂:“丹弔(叔)番乍(作)寶盂。”發表者據《漢書·律曆志》堯封其子朱於丹淵爲諸侯的記載,認爲古有丹國,在丹水流域,此器是丹國青銅器的首次出土。不過,丹國的青銅器爲何出現在周原,丹叔番的身份爲何,整理者僅僅提出了問題,未能作解釋。[53]或許此“丹”字其實是“丼”字,所謂“丹叔”應爲“丼叔”,不過是西周金文常見的氏族。霸伯簋(M1017:8)器銘“丹二糧”之“丹”,蓋銘作“丼”,同銘的霸伯簋(M1017:40)則蓋銘作“丹”,器銘作“丼”,[54]作“丼”者與同篇銘文中的“丼叔”之“丼”形同。
五、
結論
綜上所述,從商代甲骨文一直到秦漢文字,水井字以及“阱”所从作中間有筆畫的“丼”或其變體(如楚簡中的“
下面對“丼”的上古聲母問題再作一點討論。
“丼”的中古聲母是精母,音值爲ts-,其上古聲母通常構擬爲與中古音值相同的*ts-。[55]白一平—沙加爾構擬爲*C.ts-,[56]有一個不確定音值的前置輔音(根據漢越語構擬),但其基本聲母也是*ts-。鄭張尚芳先生考慮到“丼”與牙喉音字諧聲的成説,將“丼”的上古聲母構擬爲*sk-。[57]這是在古音構擬中貫徹諧聲原則的必然結果,只是他所使用的這一組諧聲是錯誤的諧聲,“丼”與牙喉音字實際不存在諧聲關係。否定了“丼”和“邢”“刑”“型”“形”“荊”“耕”等牙喉音字的諧聲關係後,*sk-的構擬自然就失去了依據,根據中古音簡單構擬爲*ts-則是比較穩妥的選擇。不過,中古音的證據是不夠充分的,因爲即使“丼”與牙喉音字不存在諧聲關係,*sk->ts-這樣的構擬仍然可能成立。但“丼”與其他字存在的可靠的諧聲關係,可以證明其上古聲母確屬齒音一類,而與牙喉音無關。
除去“丼”與牙喉音字的錯誤諧聲,《説文》中諧“丼”聲的字還有“阱”及其重文“穽”“汬”,以及“
“丼”的上古聲母是齒音*ts-,與“邢”“刑”“型”“形”“荊”“耕”等牙喉音字的聲旁“井”相差極大,這種語音上的差别也反過來證明“丼”和“井”絶不可能是同一個字。
附識:
小文蒙鄔可晶先生指正,謹致謝忱。
注釋
向上滑動閱覽
[1] 林義光:《文源》,中西書局影印,2012年,第73頁。
[2] 參季旭昇:《説文新證》,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9頁;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1261—1262頁;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50頁。
[3] (宋)戴侗:《六書故》,中華書局影印,2012年,第87頁。
[4] 丁福保編纂:《説文解字詁林》,中華書局影印,1988年,第5288頁。
[5] 這些耕部牙喉音字,《説文》小篆或从“丼”或从“幵”,皆从“井”之誤。關於篆文从“幵”爲从“井”之誤,參李家浩:《〈説文〉篆文有漢代小學家篡改和虚造的字形》,《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73—375頁。按从“开”的“刑”“荆”已見於秦、西漢文字(嶽麓秦簡、馬王堆帛書等),但其所从之“开”是“井”之變體,非元部的“幵”(參看李家浩先生文)。《説文》分“刑”“㓝”爲兩字(篆形皆誤),一訓剄,一訓罪罰,與秦、西漢文字中兩形的用法區别相合(參劉釗主編:《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中華書局,2020年,第488頁)。
[6] 王輝主編:《秦文字編》,中華書局,2015年,第790頁;方勇:《秦簡牘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4頁。
[7] 王輝主編:《秦文字編》,第791頁;方勇:《秦簡牘文字編》,第145頁。
[8] 王輝主編:《秦文字編》,第112頁;方勇:《秦簡牘文字編》,第12頁。
[9] 王輝、程學華:《秦文字集證》,藝文印書館,1999年,第270頁,圖版第166頁。
[10] 劉釗主編:《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第575—576頁。
[11] 同上注,第576—580頁。
[12]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中華書局,2014年,第74頁。
[13] 劉釗主編:《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第83—84頁。
[14] 同上注,第491頁。
[15] 張守中:《張家山漢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38頁。
[16] 同上注,第139頁。
[17] 同上注,第10頁。
[18] 駢宇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80頁。
[19] 同上注,第180頁。
[20] 黄艷萍、張再興:《肩水金關漢簡字形編》,學苑出版社,2018年,第776—779頁。
[21] 參臧克和主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年,第5頁。
[22] 孫剛:《齊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1頁。
[23] 湯志彪:《三晋文字編》,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739—740頁。
[24] 同上注,第955—956頁。
[25] 參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中華書局,1998年,第817頁。
[26] 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14頁。
[27] 字形采自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修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4頁。
[2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中華書局,2000年,第82頁注[八二]。
[29]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2010年,第177頁注[二三]。
[3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第51頁。
[31]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9頁。
[32] “攝好棄尤”的釋讀,見何有祖:《讀〈上博六〉札記》,武漢大學簡帛網,2007年7月9日。
[33]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第300頁。
[34] 同上注,第301頁。
[35] 何有祖:《讀〈上博六〉札記》,武漢大學簡帛網,2007年7月9日。
[36]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第303頁。
[37] 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中西書局,2020年,第120頁。
[38]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中華書局,2004年,第178—179頁。
[39]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報》1959年第3期。
[40] 參龐小霞:《商周之邢綜合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87—190頁;陳穎飛:《清華簡井利與西周井氏之井公、井侯、井伯》,《出土文獻》第2輯,中西書局,2011年。龐、陳皆主井氏和邢國同族説,並做了一些論證。
[41] 字形采自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8—319頁。
[42] 參龐小霞:《商周之邢綜合研究》,第66頁。
[43] 高明、葛英會:《古陶文字徵》,中華書局,1991年,第13頁。
[44] 字形采自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第790—791頁。
[45]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中華書局,1996年,第316頁,姚孝遂先生按語。
[46] 字形采自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第602頁。
[47]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第1029頁,姚孝遂先生按語以爲“井伯”合文。
[48] 字形采自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第319頁。
[49] 同上注,第319頁。
[50] 王子楊:《釋甲骨文中的“阱”字》,《文史》2017年第2期,第5頁。
[51] 同上注,第14頁。
[52] 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第319頁。
[53] 張恩賢、魏興興:《周原遺址出土“丹叔番”盂》,《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5期。
[54] 兩件霸伯簋的銘文拓片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號發掘》,《考古學報》2018年第1期,第102、103頁,另有同銘的霸伯山簋器蓋銘文皆作“丹”,見第105頁。按豦簋(《集成》4167)“丼五量”,裘錫圭先生認爲是指一井的百畝公田所産之“五糧”(《裘錫圭學術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第197頁),若其説可信,則此“丼二糧”的意思應與之相同。但“五糧”“二糧”之義難以確知,霸伯簋“丼二糧”作爲賞賜物居於“幬”和“虎皮”之間,若是糧食也頗爲不倫,霸伯簋銘文中丼叔賞賜霸伯一井的百畝公田所産之糧更是可疑之事。參看嚴志斌:《霸伯簋銘文校議》,《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5期。
[55]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8本, 1948年,第179頁;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册》(增訂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435頁;張日昇、林潔明:《周法高上古音韻表》,三民書局,1973年,第72頁。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90頁)構擬的音變規則有*sk->s-,而沒有*sk->ts-,所以“丼”應該也是構擬爲*ts-的。
[56] William H. Baxter & Laurent Sagart:Old Chinese: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年,第168頁。
[57]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82頁。
[58] 《廣韻》“穽”字另有去聲的異讀。
[59](清)王筠:《説文釋例》,中華書局影印,1987年,第392頁。
[60] 董蓮池:《新金文編》,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622頁。
[61] 同上注,第623頁。
[62] 參杜忠誥:《説文篆文訛形釋例》,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年,203—209頁。
[63] 林義光:《文源》,第418頁。郭店簡《成之聞之》35號簡“津梁争舟”之“争”作从力青聲之形,可證“争”“青”音近。
[64] 上博簡《容成氏》13號簡:“
本文原發表於《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感謝張富海先生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發佈!
微刊小編:老八
文字校對:懋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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