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丨陈壁生：文明视野中的经学与教化

文明视野中的经学与教化

来源：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

西元2023年5月5日

---

2023年4月18日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主办的“历史与真理”——人文博雅高端讲座青年学者系列第二讲，邀请到清华大学哲学系陈壁生教授现场做了题为“文明视野中的经学与教化”的学术讲座，文史部部分教员以及部分研究生、在校学员共同参与了本次活动。文史部中国史教研室主任王学斌教授负责主持。

主讲人：陈壁生教授

主持人：王学斌教授

讲座回顾

在讲座之前，王学斌教授为到场听众详细介绍了主讲人与评议人的基本情况。他认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经史传承，在传统的学问中，经史是不可分的，我们要了解作为一个连续的文明共同体的中国何以能够绵延深厚，必须思考经学与历史的关系，思考经学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什么样的特质。

陈壁生教授以文明视野审视经学的精神，立意颇高，值得期待。陈壁生教授表示，中国过去十几年，思潮涌动，不同的著作与各种各样的学问构成了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但是在中国所有的文化现象中，要问究竟是什么事情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学术的发展有着根本性的意义，那么首选应该就是：经学重新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事实上，重新理解和评估经学，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与此相应，讲座共分为五个部分，涉及经学的基本定位与三种不同的形态，包括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宋明理学。三种不同的经学形态跟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由此塑造了中国文明的基本价值。

一、文明视野中的经学定位：中国与历史

首先，所谓的经学到底是什么呢？陈壁生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里，有一部分经典是比其他经典的地位更高的，这是历史形成的结果，比如说，从汉代立五经博士以来，《诗》《书》《礼》《易》《春秋》，构成了中国的核心价值。到了唐代，五经又变成了九经。《礼》本来只有《礼经》，后来发展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发展出了《公羊传》、《左氏传》和《谷梁传》。到了宋代初年，又进一步形成了十三经，即在九经的基础上增加了《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四部书。

这一系列的经学传承，脉络清晰，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核心经典。而这些经典所表现的精神，也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核心精神。到了宋明之后，宋明儒学家从《礼记》里面抽出《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四书五经于是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最核心的经典文献。

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国文明与中国精神，在近现代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典型的变化是中西问题被理解为古今问题。那么何以经学研究又能在今天兴起呢？原因还是古今中西的判定出现了重大调整，重新把中国文明跟西方文明理解为两个历史上独立发展的文明。

因此，要理解中国传统，理解我们从哪里来，就必须理解经学的意义。在过去十几年里，经学的兴起并不是某一学科内部的现象，而是在各个不同学科内部都出现了，文学、历史、哲学，皆有经学的兴起。经学兴起的意义，是让今天的学术研究更好地回归到古人的视角，通过古人的眼光来理解他们，理解古代中国。

在中国历史上，经学有几种不同的学术形态，而不同的学术形态都对不同时期的秩序有重大的影响。今文经学是汉代的主要学术，古文经学是汉唐之间的主要学术，而宋学是宋明时期的主要学术。

中国古代学术中，有丰富的秩序理论，决定这些秩序理论的主要有三个问题：立法者是谁？核心经典是什么？对这些核心经典的理解是什么？这些抽象的问题决定了天下观、夷夏观、大一统等问题的根基，接下来就简述这三个不同的经学的学术形态。

二、今文经学的特征：素王

今文经学的特征显示为孔子之法。两汉的今文经学开出的对秩序的理解，即从真理发展出秩序理论。两汉今文经学把孔子理解为素王，这种学术形态认为在孔子之前有着德位合一的传统。德位合一，人有什么德性即有什么政治位置。

圣人才能够做天子，如果不是圣人就不能够做天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是以德性来确定的，因此政治的核心是道德。在今文经学的理解中，这种德位合一的形态，显现于尧、舜、禹、汤、文、武，无论公天下与家天下，都是圣王在统御天下。只有圣王治理的天下才能够达到太平的天下。

然而，德位合一的传统到了孔子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孔子是有圣人之德而没有王者之位。孔子是个圣人，但是因为周代太乱，所以没有能够王天下。这种事实导致了孔子通过“作《春秋》”去表达对天下治理的理解；不是通过讲《论语》，而是通过作《春秋》。这时候孔子是没有王位的人，但在做王者的事情，所以叫素王。

素即空的意思，有圣人之德而没有王位。素王作《春秋》所立的是一代的王法，所以孔子综合了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古代圣王之法而制作了一套法度。能看到在经典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在描述孔子作春秋立一王之法的，比如说像《史记》的《太史公自序》讲到“垂空文以断礼义”。

照此理解，孔子的古代意义跟今天给予他的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是教育家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不是说孔子跟着周公走，在周公的制度崩溃后，任何挽救行为在本质上都是在尝试建立新的制度，所以在今文经学的理解里面，孔子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因此，今文经认为，儒家、孔子、经学的核心经典是《春秋》，因为《春秋》彰显孔子为素王，孔子“作春秋”是为汉立法。

董仲舒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里面又讲到孔子“作《春秋》”是“先正王而系以万事。见素王之文焉”。贾逵作为古文经学家也讲“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也讲“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

这就是今文经学的核心文献。在核心文献的基础之上，可以看到今文经学把经学理解为阐发常道，最典型的《白虎通》里面所解释的“经，常也”。经，常道的意思。在汉代末年刘熙的《释名》也讲，“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在这种理解里面，是把“经”理解为永远不变的道理。当然，不同的时代可以对道理做出不同的解释，但是本身的这种核心精神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无论是《白虎通》也好，或者是《释名》也好，对“经”的理解都是：常法常道，不会随着时间的更改而消失。

三、古文经学的兴起：周孔

陈壁生老师认为，古文经学的核心是周孔制法及其秩序理解。刘歆发现了《周礼》，并且把《周礼》理解为周公致太平之书。郑玄踵武刘歆并实现了根本性突破，即破除了今文经学独尊孔子、以《春秋》为群经核心的基本格局，还原了每一代的圣人之法，并且将《周礼》理解为是最完备的圣人之法。圣人一旦平等化，圣人之法便历史化。

作为“一”的圣人观念进入历史之中，成为历代圣人；而作为“一”的圣人之法，由于每代圣人都制作一套法度，圣人之法也进入历史，成为历代政典。自刘歆至于郑玄，《周礼》兴起，经学既有以《春秋》为核心的孔子法，又有以《周礼》为基础的周公法。尧、舜、禹、汤之法文献不足，而文献有征的两套“圣人之法”被安排到共同的经学系统之中。今文家所谓作为常道的经学，至此一分为二。

陈老师强调，周孔问题实质上是礼学问题。周公制作了一套礼典，其中最核心的文献是《周礼》和《仪礼》。如果说两汉今文经学强调孔子，强调以《春秋》为本；那汉以后的古文经学强调周孔，强调的是以《周礼》为本的礼制。至此，礼学才成为核心问题。当我们说中国文明是礼乐文明，并且相信《周礼》是周公的制作，那《周礼》就是最重要的开端；如果不相信《周礼》（西汉包括东汉很多经师不信《周礼》），那么郑玄注礼之后才有真正完备的礼乐体系。

中国的经史传统典型地表现在周孔问题上。如果说今文《春秋》学提供的是“素王”这种对孔子的理解方式，素王描述了孔子这种空王的身份，题中之义就是孔子之法不得施行于当时。正因如此，孔子的一王之法，始终是一套悬空的理论价值。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今文经学强调的更像是一种理论价值，而古文经学强调的更像是一种历史典范。因此，周孔问题同时是最深层次的经史关系问题。

《周礼》

四、宋明理学：孔孟

接下来看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将周孔问题转化为孔孟问题，这种转化极有意趣，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转化的方式。比如道家，一开始黄老并称，到了魏晋之后才是老庄并称。老子和黄帝并称，其实是一种政治哲学；而到了老子跟庄子并称，就变成了一种修养论或者说人生哲学。

周孔到孔孟的转换与此相似。孔孟并称，与心性论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子从礼记中选出《大学》跟《中庸》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且进行注解，构成了《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构成了以道统为基础、以天理为核心的理论体系，由此再去理解“五经”，于是就成就了新的经学系统。

概而言之，自汉而宋，从圣人之法变成了圣人之道，其关键视角也是道统论提供的。如程颐为其兄程颢所作《明道先生墓表》：“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这是程颐对程颢的定位。

道统从孟子之后一直到大程子，有一千多年的时间是不传的。在道统的视野中，孔子是因为圣人之道不行而教圣人之学。如果将孔子视为立法者，那么孔子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孔子应该被视为圣人谱系的最后一员。而如果将孔子视为弘道者，那么孔子最重要的著作就变成了《论语》，孔子由素王、最后的圣人，转而为“先师”。求圣人之心，核心的前提是认为圣人是可以通过学习而达到的。从周敦颐之后，很多人都会去讨论“圣人可学而至”的问题，也贯穿了对群经的注解。

宋孝宗刚即位的时候，朱子上了一道奏疏，《壬午应诏封事》：“窃以为圣躬虽未有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也。…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夫前者，义理所存，纤细毕照，了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对比可知，董仲舒讲帝王之学的时候，是让汉武帝“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但是朱熹是让帝王格物致知，让皇帝修好自己内在的德性。那么除了帝王之外，士大夫以及所有的人也必须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蒙文通先生在《宋明之社会设计》里讲：“汉儒言政，精意于政治制度者多，究心于社会事业者少。宋儒则反是，于政、刑、兵、赋之事，谓'在治人不在治法’。其论史于钱、谷、兵、刑之故，亦谓'则有司存’，而谆谆于社会教养之道。”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建立了很多不同的共同体，比如血缘共同体，也就是大家族，今天看到中国传统的大家族主要的来源是宋代，尤其是明代之后。而地缘的共同体是建设乡约，还有一些道德共同体，比如书院，所以这些都是宋儒的产物。

五、总结

今古文经学在经学特征、价值来源和对经学的核心性的理解上有所不同。今文经学是以《春秋》作为它基本价值的来源，是孔子为汉治法，对经学的理解是常道。古文经学是以《周礼》作为基础，它的价值植根于周孔治法，而最突出的是强调历史或者强调经史。宋明理学以“四书”作为最核心的基础，它的价值主要讲的是孔孟之道，对经学的基本理解则是心性的阐明与工夫。另外，这几个不同的学术形态，一方面是对秩序类型的不同理解，是三种不同的秩序类型，对夷夏之辨也好，对天下观也好，对家国关系也好，都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

在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宋明理学这三个不同的理论体系里面，经学的各个方面都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三者也有共同的特点，比如说尊经崇圣，都尊重经典，认为中国正是有从尧舜以来一直到孔子的圣王脉络，才能够塑造起中国文明的基本价值。

评议阶段

一、经学的分期与转折

评议嘉宾：孟琢副教授

孟琢老师指出，由于中国文化的古今之变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型，经学是一个相当艰难的研究领域。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学研究为了争取自身的学术合法性，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80年代，经学主要被理解为一种文献注释之学。到了本世纪初，以乔秀岩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方法论上实现了经学研究的突破，把经学理解为一种经典的互证之学。

在陈壁生老师的讲座中，我们看到，他的核心关怀是从经学的价值和意义入手，把经学提高到中国文明的根本之上。这一重要推进，是要把经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根基，深入思考经学的文明价值与思想内涵，探寻经学的“灵魂”，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繁琐考证的经学研究。如何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把握作为文明根基的经学？这是当代经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也是陈壁生老师的经学研究带给我们的关键启发。此外，他把宋明理学纳入到经学的判摄之中，也体现出充分的学术统摄性与历史纵深感。

接下来，孟琢老师提出了两点讨论意见。首先，陈壁生老师对经学史的判摄带有“非此即彼”的特点，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的经学思维模式。在廖平、康有为、章太炎的今古文之争中，就出现了特色鲜明的、对立式的“强判摄”，这与经学与近代以来的现实矛盾、政治对立、思想斗争密不可分。这种思维方式固然旗帜鲜明、界限清晰，但也会让人忽略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延续性。某种意义上，经学思维需要辩证法。

其次，关于经学的古今问题，“现代性”是东西方世界所面对的整体境域。我们固然看到经学作为中国文明之根的根本意义，但如何理性地面对现代生活、现代价值中的古今差异，也希望听到陈壁生老师的进一步阐发。

陈壁生老师指出，古今问题是作为一个历史前提出现。只有古代才以经学作为核心价值，并且经学的理解方式才有效。也就是说，经学是中国古代的基本价值，而且，经学的不同形态恰好对应着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而且成为中国历史中不同阶段的核心精神，今文经学主要跟汉代政治有密切关系，古文经学跟汉唐间的政治有密切关系，而理学跟宋明时期的政治社会有密切关系。此外，陈壁生老师强调，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宋学都是秩序类型，意味着对塑造人的生活的不同理解，这种对塑造人的生活的不同理解是不同时期的秩序类型。

二、经学的定性与研究

评议嘉宾：高瑞杰副教授

高瑞杰老师指出，陈壁生老师本次讲座在一种文明论的视野下展开，强调秩序的确立与延续，非常有启发性。如其认为郑玄的家法破除了今文经学独尊孔子的基本格局，圣人开始平等化，确有高见。不过郑玄的经学建构，强调周公制礼以致太平之说，力图勾勒一套美备的周公之法，以取代孔子的素王一王大法，以史迹来重建一套文明坐标，就圣王观而言，似乎仍可视为今文经学思路的延续，并未将圣王完全平等化、多元化。

另外，从郑玄的六经皆礼到六经皆史，似乎仍有诸多环节。历史常常呈现为一种事实判断，而郑玄强调七代政教集于《周礼》，《周礼》最为美备，仍含有强烈的价值色彩，由六经皆礼转变为六经皆史，应是六朝以降义疏学的推阐而致，与郑学仍有差别。

以此为据，高瑞杰也提出了问题：陈壁生将汉宋经学嬗变分殊为常道、历史、心性三种类型，并对三者作出周密解释，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明清以降，尤其是清代乾嘉经学这样一种知识取向的经学？高瑞杰最后还提出一个问题，陈壁生一开始就提到了世纪初的“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在文明视野下理解经学，对于中国哲学的拓展有哪些启发？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又会对经学研究产生哪些影响？

陈壁生老师指出，清代经学很重要，但是经学对清代的社会生活本身没有特别强的影响。清代的社会生活还是比较多受宋明理学的影响，而不是被清代的知识取向的经学影响。

另外，只有从哲学的角度理解经学，才能明晰经学跟文明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当我们在讲今文经学塑造汉代政治的时候，其实是理论思考。比如我们研究《三家诗》，不是研究汉代哪个皇帝比较重视《三家诗》，而是研究如果说汉代的经学作为系统性的理论，如何跟汉代的政治发生关联。其实就是哲学学科所带来的这种思维，就会使得一些问题变得特别重要。

所以没有所谓的文明经学跟哲学经学的关系，二者是一体的。文献学或者历史学可能不会认同这种对经学的概括方式，但哲学系研究经学，可能从理论上更可以直接讨论汉代的经学体系的理论，来理解汉人所理解的这种经学观念本身。

三、经学的历史与教化

评议嘉宾：宫志翀老师

宫志翀老师从政治哲学的古今类型谈起，现当代的政治哲学表面上持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实质又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冲突，这是背后更深层的视野和总体的信念所致，即在历史中寻找和理解真理。但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信念是，历史世界本身并无自主的意义和力量，只有在真理的引导下，人才可能过一种文明的生活，历史才能进入文明史，因此古典政治哲学更关注人类秩序的理想类型应该是什么样，而评价的最终标准是人能否通过这种秩序，参与到最高、最真实、最永恒的存在，这就是最终的真理。宫老师强调应该在这一意义上理解陈壁生老师的工作。

另外，宫志翀老师提醒大家注意陈老师报告中的“教化”概念，这关乎经学在什么意义上塑造了历史。我们通常说教化只是对民众的道德教育，这其实是浅白的现代理解。在古典当中，教化始终面对整个共同体。面对整体的教化可以分为不同层次和方式，当中最关键的是对理想人格的展露，这在中国文明传统中就是圣人形象的问题，我们看陈老师对三种经学与秩序类型的划分，都首要围绕孔子形象展开（也包括孔子和五帝三王的关系问题）。

孔子形象是经学的第一问题，毫无疑问，古代人相信我们必须透过孔子和孔子的六经去触及真理，那么，孔子形象的变化，关系到六经的性质、经学这门学问的形态、经学中有关秩序的理念、建制进入历史的作用方式等不同。陈壁生老师的报告提纲挈领，宫老师相信以后还会有更丰富的展开。

四、经学的变迁与不变

杨家刚老师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周公的形象。唐宋之际前有周孔，后有孔颜，然后再变成孔孟。一开始周公是先圣，孔子是先师；到了后来孔子变成了先圣，颜回变先师；然后孟子地位抬高。周公的地位似乎在逐渐下降。此外，周公本来也不是王，也相当于素王。但是周公制礼作乐，也相当于制法圣人。而且周公在孔子心目中最高。比如孔子说很久没有梦见周公。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周公形象在经学里面的演变？

第二个问题关于常道的实质。既然经是恒常之道，那意味着必定有一些价值或者是有一些元素是恒常的。那么，经学里有哪些价值或者意义能够进入现代或者当代，进而影响未来？在经学的制度或者体系已经瓦解的今天，经学如何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陈壁生老师指出，两汉书只有在王莽篡汉时特别重视周公。汉代历史中有两次重要时刻重提周公，第一次是霍光的时候，第二次是王莽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提到周公，主要涉及周公诛管蔡，但很少把周公当成一王之法的建立者，把周公当素王是完全没有的。刘歆和郑玄把周公理解为《周礼》的作者，于是周公很快就变成圣王序列中的人物。

宋明理学讲孔孟之道，主要是根据人物来理解历史，但是讲周孔之道，主要是根据文献来理解人物，即根据整个文献体系里周公跟孔子的重要性。周公变成了圣人，但他不会被称为素王，因为素王的意思是这套法度没法用，而周公制法后还政成王，法度得到了施行。

另外，章太炎觉得经不是恒常之道，比如《说文》里面讲经者，织也。就是作为经纬的经，而不是经常的经。从这个角度出发，不能把经理解为恒常之道。对现代社会而言，可能会有某些东西有意义。人伦关系可能在现代社会里面也会很重要，但这并不是经学，也可以说是传统。有些传统的因素对我们今天很重要，但离经学很远。

讲座总结

王学斌老师随后扼要总结了整个讲座。从各种线索的经学论述中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国自两汉至清末，经学始终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核心内容；历代知识分子以此展开讨论，一次次重新论述中国，为中国的治理寻求更好的方向。晚清以来，随着经学的瓦解，从四部到七科，现代意义的史学逐步中心化，而经学则开始逐步边缘化，经学研究遭到分解，它不再是一个整体，只能偏于各个学科中相关内容的一隅。

但是我们今天看来，经学研究还是应该与分科化的研究有所区别；或者说，今天的经学研究应该回归到具有整体性、连贯性的经学传承之中，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与我们重新理解、提升中国自身学术研究的品质有着密切关系。如果要对陈壁生老师的讲述加以提炼，可谓“以传统理解传统，用经学把握经学”。对这种精神，我们理应抱以更多的尊重与期待。

---

责任编辑：慊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