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向孔子请问子桑伯子这个人。孔子说：“还可以啊，比较简单。”仲弓说：“存心于敬，并且行事简单，来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存心简单，并且行事简单，难道不是太简单了吗？”孔子说：“雍的话说得对啊。”
仲弓：冉雍字仲弓。《荀子》上称作“子弓”。
子桑伯子：不可知其人情况。钱穆：“疑即《庄子》书中之子桑户，与琴张为友者。”《庄子》曾记载孔子让子贡去吊唁子桑户，可见两人亦有交往。《说苑》也有一部分记载，不详列。
可：仅许其可，然而有所未尽之辞。
简：简单不烦。《毛诗·匪风传》：“享（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
居敬而行简：居敬，存心在敬。行简，做事简单而不繁琐。孔安国：“居身敬肃，临下宽略，则可。”钱穆：“上不烦则民不扰，如汉初除秦苛法，与民休息，遂至平安，故治道贵简。然须居心敬，始有一段精神贯摄。”
临其民：即治民，意为管理百姓。
居简而行简：存心简，其行事也简，将有粗率之弊。以此治国则不可，将有无穷后患。
大：同“太”。
然：对。
徐英曰：仲弓言居敬行简、居简行简之得失，而夫子然之，亦可见圣贤论治之道矣。
《松阳讲义》曰：这一章见“敬”为万事之主宰。“雍之言然”一句，盖深有味乎“敬”之一字，恍然于尧舜之兢兢业业、禹之克艰、汤之圣敬、文王之敬止，万世帝王治天下之大纲皆在雍之一言中，与“修己以敬”一章盖相表里，非沾沾为一“简”辨也。（按：所以孔子盛赞“雍也可使南面”。）
蕅益大师曰：只是论临民之道，不是去批点子桑伯子。（按：反乎己而非驰乎外。）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简，虽可取而未尽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内主于敬而简，则为要直；内存乎简而简，则为疏略，可谓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则心中无物，故所行自简；居简则先有心于简，而多一简字矣，故曰太简。
朱子曰：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
《论语正义》曰：（《家语》记伯子不衣冠而处，夫子讥其欲同人道于牛马）居敬则有礼文，《礼》“毋不敬”也。居敬，即大舜之恭己；行简临民，即大舜之无为而治。此足见仲弓成己成物之学与隐士有异。
《论语正义》曰：若不能居敬，而所行事又简，在己已无法度可守，所行必至怠惰，或更放诞无礼，斯临民亦必纲纪废弛，而不可为治矣。
《松阳讲义》曰：“居敬”则中有主，而又能每事顺理，省去烦苛，则简必得中，不亦可乎？“居简”则中无主，而又每事率意，一味疏略，则简必失中，岂不太简乎？舍敬而言简，其弊有不可胜言者，不必说到魏晋风流之放荡，即如文景之与民休息，而礼乐谦让未遑，亦不无太简之弊。
《四书翼注》曰：居敬之简，见识精明，当务之为急，器量威重，执要以御繁，如是则民受和平安静之福；居简之简，得一遗二，精神不能兼顾，贪逸惮劳，丛脞而不自知，如是则民受其苟且率略之弊。
鹿继善曰：居敬者，洞察情形，而挈其纲领，所行处精神在焉。居简之简，一切放下，全无关摄，废事生弊，可胜言哉！
陈震曰：末世定例成规，密如网罟，守其章程，贤者有所难周，芟其繁冗，天下未尝不治。知简之可以祛烦，再知敬之可以运简。
《四书恒解》曰：自古圣王不过居敬行简而已。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无为而治，恭己南面，皆是义焉。后世清谈玄虚之士，托于黄老，以藐弃一切为高明，恍惚离奇为玄妙；谈天雕龙之辈复扬其波，而于是圣人无为之治亦混于异端。周衰道废，重以狂秦苛暴，民不聊生。汉兴，除秦苛法，与民休息，一二修洁之士，若申公、盖公等，不事繁文，听民生息，一时遂至安平。然数人及文景不过得圣贤恭俭之大意而已，若使果有居敬行简之实学，其规为当不止此。
林希元曰：观西晋之清谈，至使中原陷于夷虏，则仲弓之言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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