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文化，整个儒释道，作为一种人文学，提供的是一种智慧，而不是一般的知识。
广义的知识，我想可以分成四个层次：智慧（wisdom）、知识（knowledge）、信息（information）、数据（data）。一般我们讲的知识是指第二种。这个主要是以科学知识为主，具有确定性、可重复性等，比如1+1=2。智慧一般我们不把它作为一种知识，但广义的知识我想包括这四个层次。数据，信息时代数据很多，但是数据的特点是非常零散、杂乱无章的，跟你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信息，港台翻译成资讯，流量很大，也是没有系统性，但是往往跟你有关，在数据中选那些跟我相关的信息，对你构成意义。但它不见得是一个系统的知识。
过去西方的哲人讲，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可以征服整个世界。现在看起来也是人类的一种自大，恐怕人类永远无法征服世界，只能跟自然、天地和谐相处，这需要知识。但知识也不是全部，知识之上，还有智慧。智慧往往是具体的科学知识所无法提供的。比如物理知识、化学知识、数学知识，看起来都非常系统，都非常确定，但跟我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性不一定特别的强。我们可以想想看，人文学，比如历史、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好像提供的知识都没有什么用，但作为智慧，其实时时刻刻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发挥作用。
我个人的经历也许没有普遍性，但是我愿意告诉大家。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政治学，并不是哲学。我发现一些事情很有趣，比如同样一件事情，有的人处理得很成功，很得体，有的人却不行，我想区别是在于一个人有智慧，一个人没智慧。这个智慧跟他的知识程度不见得有必然关系。一个人很有知识，学位很高，但他不见得是有智慧的。一个有智慧的人，不见得有很高的知识。比如传统社会中一些民间的人士，他不见得有很高的知识，也没有什么博士学位，但他对宇宙人生社会有很深的洞察力，应对能力很强，你让他讲他不见得能讲出来。这就是孔子讲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他每天都在实践这种智慧，但你让他总结，有一个自觉、反省，告诉你，他说不出来。
当然古代有很多的哲人，既能够实践，又能够反省、总结。哲学这个词虽然说来自西方，经日本人翻译带过来，但哲学这个东西本来我们中国有。孔子临死前说了一句话“哲人其萎”，他的自我定义就是哲人。哲人的学问当然叫哲学。这个哲学并不一定完全跟西方的philosophy对应。这是一种智慧。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提供的不是一种确定的知识，而是一种智慧。我想这是我们人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这种智慧让我们在实际的人生中有用。我为什么转行，不学政治学了？政治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但跟人文学比还是不一样。我觉得这东西特别有用。你真正掌握一个专业知识，你学电脑，其实一天24小时当中你真正用得上这个知识的很少，你大部分时间是在待人接物。人一辈子只跟两个东西打交道，一个是人，一个是物。其中人又是最重要的，因为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智慧，待人接物，就能如鱼得水，像孟子讲的“左右逢源”。左右逢源现在成贬义的了，是说一个人很圆滑。但原来不是贬义的，是褒义，左右逢源是指有很深厚的资源，观念的资源、精神的资源、智力的资源，能应对周围复杂的环境。
我们今天就讲讲儒家传统的这种智慧，讲讲身心修炼的方面。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感觉，身心修炼好像是道家、佛家提供得多一些，儒家也有身心修炼吗？有，而且它的特点跟佛教、道教不一样，跟我们的人生，跟实际的生活更密切。
智慧跟知识不一样，但它们之间不是绝对没有关系。“转识成智”是佛教的一个词，我借来用用。什么叫“转识成智”？识，就是知识，知识在佛教里面是一个层次不高的东西，你知道很多事情，但是你没有一个待人接物、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佛教就讲要把这个识转化成一种智。佛教里面有很多智，什么般若智，大圆镜智，等等。知识不等于智慧，但是有时候你离开知识是没有智慧的，特别是在今天。这我要讲一个大的背景，大家应该了解。我们现在还是生活在一个反传统的传统当中。虽然我们现在的国学热，就算从九十年代开始，也就二十年，但是从晚清开始一直反传统，到五四，到文革，批林批孔，破四旧，再到1988年的时候电视片《河殇》，《河殇》是给中国文化唱挽歌的，意思是黄河文明已经快死了。八十年代，我们可以想想看，那个时候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的很多价值基本上已经扫荡一空了。
不光说观念上的，就说器物上也差不多了。我第一次去台湾，台湾的清华大学，在新竹，他们的二校门是用玻璃罩子罩起来的，我以为那是从大陆过去的，一问说也不是真的。那我想那北京清华的二校门该是真的吧，回来一问，北京的也不是真的，真的已经在文革时期被彻底砸烂了。带头砸的有一位小将，就是贺龙的公子。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价值，从有形到无形，保存的已经非常少了。从晚清算起到八十年代，那很长时间，我们跟传统隔了很远。在民国时期基本属于常识的东西，今天已经属于学问了。这个背景我们一定要知道，别看我们现在国学班、儒学班很兴旺，要真正接上传统，不是容易的事情。打碎一个东西很容易，要重建它至少要花两倍以上的时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足够的意识。恰恰是在这样一个跟传统断裂已久，我们已经生活在反传统的传统当中的时候，知识特别重要。无论你是学佛、学儒、学道，这些都是几千年的传统。西方也一样，古希腊、古罗马、犹太，伊斯兰，都是一样的。没有足够的知识，就能掌握它的智慧，那不可能，不可能一拍脑袋顿悟了，就了解儒家的智慧了。
佛教里面讲顿悟最厉害的是谁？大家应该学过的，六祖惠能。六祖惠能是个不识字的人，其实我们现在考证，他也不是完全不识字，他在去五祖弘忍门下求法之前，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学习过程。大家读过《坛经》没有？《坛经》记载六祖每天砍柴，听见别人讲《金刚经》，经常听一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后来在《坛经》里面讲三个重要的概念，“无念、无相、无住”，跟《金刚经》里面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完全是一致的，这是禅的一种不执著的智慧，洒脱、自由、灵活。
儒家里头也有共同的智慧，比如《论语》里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也是一种不执著的智慧。所以禅跟儒家也不是说泾渭分明。
在这个时候，你如果对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大的传统没有一个基本的知识，你很难有一个智慧。如果你连儒家的基本概念、人物、历史阶段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你说我有儒家智慧，我不信。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顿悟的前提，也有一个渐的过程，都有一个逐渐的学习、积累的过程。智慧都离不开基本的知识。所以儒家讲“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德行和知识就像车子的两轮，鸟儿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
西方基督教里面也有一个讲法，你说我听到了上帝对我的召唤，这个时候你要用你的理性和知识去判断，到底是上帝的召唤，还是魔鬼撒旦的呼声、诱惑。要运用理性，理性怎么来？要有知识，要辨别。我们现在讲国学的很多，也是鱼龙混杂。国学热嘛，一热就麻烦，一拥而上。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任何一个传统，儒释道，你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正确的知识。佛教讲正见，你没有一个正闻、正见，你很难有一个正知。当然，我刚才也说了，有知识还不够，你必须要转化，提升一个层次，才能变成你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我们今天讲的身心修炼的智慧，是儒家的传统。那什么是儒学呢？儒学现在很热。大家不要一提儒学就以为只是中国的。我们知道儒学有很长的历史，从先秦到现在有两千五百多年，快三千年了，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当代。但这么讲只是局限在中国，韩国人、日本人、越南人、马来西亚人一听肯定不同意。
我们一般讲儒学，内在于中国传统来看，分成三期，第一期春秋到秦汉，第二期宋明，第三期现代新儒学。这是一个通俗讲法，对应的英文词是Classical Confucianism，Neo-Confucianism和New Confucianism。但这是局限于中国讲的。除了这个时间的延续之外，儒学其实有一个空间的拓展。我特别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三期儒学。
第一期，从先秦到汉。儒学一开始，先秦的时候，按今天的话讲不过是一个地方文化，只是诸子百家之一，但到了西汉，儒学就从一个地方文化变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主流，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主旋律。过去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也是不准确的，汉代的时候也并没有把其他的家都罢掉，只是希望把儒家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所以第一期就是从邹鲁到中国。当然也是在一个时间的过程中完成的，但更体现为空间的扩展。
第二期，儒家已经不再只是中国的价值，它扩展到整个东亚，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儒学也是他们的一种价值，儒学成为东亚价值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当然跟当地自己的文化会有结合，比如到日本之后，跟神道的传统有结合。儒学到了各地以后，它的突出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中国比较重孝；到了日本比较重忠，武士道精神是忠；到了越南，最强调的是爱国，越南当时叫中国“北寇”。
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三期的过程当中，还远远没有完，刚刚开始。第三期是从东亚到世界。现在我们说儒家只是中国的，很多东亚的邻居已经不同意了，我们看韩剧就能看到，韩国很多儒家文化的保存比我们中国要好。我们是经过一个激烈的反传统的时代，很多东西都已经丢掉了。
台湾跟我们大陆也不一样。我在台湾前后加起来呆过一年的时间，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坐地铁不排队，没有一次。这让我觉得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强调大国崛起，光靠军事和经济是不行的，人家心里还是不尊重你，还是看不起你，还要有文。孔子那个时代就讲要斯文，我们现在就面临着重建斯文的问题。中国本来是一个礼仪之邦，中国人过去是以礼仪著称的，论武力很多时候是不如周围的“蛮夷”。“中国”在历史上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也不只是一个政治实体的概念，它是一个文化概念。历史上很多记载，哪怕我是胡人，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我就是中国人。你是汉人，没受教养，就是夷、就是狄。你说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你就是中国人，不一定，别人不一定认同你。美籍华人，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49年以前很少，49年以后很多，为什么？不知道，大家可以想一想。
很多人不见得认同你这个政治实体，但在文化上认同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
真正的大国崛起，要有充分的文明，让人心悦诚服。今天我们的“富”已经做的很不错了，“强”也开始起来了，但是我们缺的是“文”，缺的是教养、文明、文化。
现在的儒学第三期发展，不光是东亚，很多西方的人士，他在了解了儒家的价值以后，他觉得好，也认同它。我举一个例子，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神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跟我都挺熟，都是基督徒，很虔诚的，但是就是这个院长在2000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波士顿儒学》。他说“我是儒家，我认同儒家的价值”。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哲学家，也是非常好的神学家，他写的书比我们很多中国的专门研究儒家的学者对儒家的了解还要准确、深刻。关键是他认同这个价值。儒学现在已经走向世界了。
这样，我们理解儒学的三期发展就是一个空间的扩展，从邹鲁到整个中国，从中国到东亚，从东亚到世界，当然这个过程远远没有完成。
佛教本来是西方的，当然现在它已经变成中国文化的一个主流部分。佛教从东汉末年传入，到真正消化，宋明理学起来对它有一个很好的吸收，汉末到宋初，将近800年。佛教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文化，相对比较单纯，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传入，通过贸易，基本上通过陆路，现在也有一些考古研究发现，可能海上也有。佛教是以一种正常的和平的文化交流的方式传来，虽然不能说跟政治经济完全没有关系，但基本上还是比较单纯，这还要花800年的时间。
西方文化传过来，那可不一样。第一，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宗教文化，全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软的，硬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近代以来，我们学习西方文化，一开始我们打不过你，觉得无非是你的武器比较好，我们用白银去买你的武器。还不行，光靠器物是不行的，我们的制度有问题，要改革变法。后来还不行，当然变法也没有成功，发现制度层面还不够，我们的思想、文化有问题，越来越深入。五四也不是偶然的。整个中国文化都不行，西化、全盘西化才可以。当然这也是比较极端的，后来发现也是行不通的。但是经过这个过程，我们看到，西方文化是铺天盖地全面过来。所以当时李鸿章有句话，我们不要以为李鸿章是个卖国贼，我们受的教育都是李鸿章卖国，其实李鸿章是当时最优秀的儒家知识分子，他看得比较深远。他说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以前碰到的都是文化比你低的，你武力上可以征服我，但是你征服我之后你建立的政权，没多久在文化上就被我所化了。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怀柔远人”，不是靠武力去征服。它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它放在那里四周的人就会景仰，礼乐文明，知书达理，文化非常灿烂，是一个高端文化。但跟西方文化发生碰撞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一个文明，绝对可以一较短长，甚至在某些方面绝对比你高。中国人在心理上是很失落的。
还有一点，它是武力打进来的。打进来以后，我们中国人心理上就有一个不平衡，当时中国人情感和理智上产生一个严重的紧张。理性上我们知道，我们要向西方学习。但情感上我们不接受，为什么？我要学的人是欺负我的人。这种心态，我想到今天都没有完全摆脱。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我们始终没有做到不卑不亢。你别看现在很多人很亢，民族主义很强，口口声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你不要信这个话。太亢的背后其实也是卑，真正比别人强是不需要亢的。
所以，我说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消化吸收佛教800年才初步产生成果，中国文化从晚清开始，就算从明末开始，16、17世纪，也才300多年，还早呢。心态要调整，各方面全方位的要接触，非常漫长，都有待我们慢慢消化，但我们要有自觉，没有自觉是不行的。
现在好在我们儒学已经进入到西方世界，成为西方人士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式。
那么儒学是怎样一种学问？它是关于什么的智慧？刚才我说了，它主要就是待人接物，不见得给你提供数理化那样的知识，但是它给你提供一种实践的生活知识。待人接物之学的背后，牵涉到儒家对人的基本看法。怎么理解人？你对人是怎么理解的，在某种意义上就决定你怎么跟人打交道。比如说，在座的很多是从事管理工作的，你要是觉得这个人是跟物一样的，你只要控制他、指挥他，你是一种态度，效果好不好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如果你把人理解为一个经济动物，只要给他钱就好了，这恐怕也不行。人是最复杂的。儒家对人的看法很复杂，因为时间关系，我也不能多讲，我只能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关系人。儒家认为人是社群当中的存在，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网，每个人只是网上的一个节点，你是谁，你是你儿子的父亲，你是你父亲的儿子，你是你太太的先生，你是你学生的老师，你是你老师的学生，你是你上级的下属，你是你下属的上级。各种这样的关系构成了你是谁，你是在整个的网络当中存在的，如果把这些全部抽离掉，你是谁还剩什么？所剩无几了。儒家把人看做是各种关系网络的一个节点。真正自己的实现，是要在跟别人的关系当中的，不光是人，还有物，还有整个天地。
我们过去讲五伦，实际上讲五种关系，过去传统社会基本上可以概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每种不同的关系都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来调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这个“别”不见得是重男轻女，只是分工不同而已。一个社会越发达，分工越必要），长幼有序（这很重要，中国人比较重视这个，序是一个秩序，任何社会离不开这个），朋友有信（民无信而不立，现在我们缺的就是信，朋友之间没有信了，很多地方都没有信，我们现在是诚信度最低的时候）。有的关系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比如君臣关系，或者有的关系已经不能完全被五伦所容纳了。我刚到美国的时候，03-04年我在夏威夷一年，碰到一个朋友，很热情很好的人，后来我发现他是同性恋。他跟他的同伴的关系，虽然在生物学意义上他们是两个男人，但在他们那个家庭生活里面，也有一个内外之别，在社会分工的角度上讲一个阴性的，一个阳性的，一个女性化，一个男性化。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阴阳观念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家觉得五伦能不能概括同性恋？是不是不能？我觉得其实五伦也可以概括，它是朋友和夫妇的一个交结，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也不一定对。
儒家对人的理解，离不开关系。不同的关系需要不同的原则去调和。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五伦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相互性。有一句流传的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根本不是儒家的价值。大家听说过三纲五常，五常“仁、义、礼、智、信”当然没问题，三纲其实起源于法家，《韩非子》里的，不是儒家的，后来才慢慢附会进来的。为什么说儒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性的，不是单方面的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服从。我们可以看孟子的例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哪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意思，完全没有，一定是相互性的，你待我怎么样，我待你怎么样，符合基本的人情。儒家讲情理兼到，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特色。既讲理性，也重人情，这后来也反映在中国的法律上。
这样一种对人的理解，导致了它在待人接物当中的一个特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身心修炼，它的智慧。为什么要讲身心修炼？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追求一个平衡。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是失衡的，平衡有很多种，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自我的身心之间。自我身心之间是最切实的，如果一个人自我身心之间都失去平衡，那麻烦大了，自己都不平衡，就不要说跟别人保持平衡，更不要说作为整体的一个人类跟自然的平衡。儒家的很多经典其实就是让人保持身心平衡的。大家学过《中庸》没有？《中庸》讲起来可能也比较玄，朱熹讲四书把《中庸》放在最后面，因为《中庸》最难，而且讲了很多形而上学的东西。但有一点大家不要忘了，《中庸》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是讲你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调节的。它最核心的观念叫“中和”，它让你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个平衡，“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这是它讲的最关键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身心修炼的原则和目标。
那么儒家讲身心修炼，它对人的理解又不一样。身和心是分开来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一个人跟周围的人不打交道，我心静如水，喜怒哀乐都没有发作，是很平和的。但是往水里丢个石子，马上就起来了，不平衡了。你不可能一天到晚不跟人打交道，你要发出来，喜怒哀乐不发就不是人了。魏晋时期有个名士，他儿子死了，他情不能已。别人说他，你还是名士呢，怎么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呢。他说了一句话，“太上忘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神仙不食人间烟火，忘情；动植物不懂情感，人是个情感的动物。如果一个人只有理性，没有情感，没有七情六欲，那这个人也很没有味道。所以人一定是情理兼到的。但是情绪的发作容易失控，不能没有情绪，要表达情感，但是情感表达的失控，过或不及，就失去平衡了。很舒畅的时候该放声大笑，但却控制自己不笑，捏着，这就是不及。本来微笑一下就好了，但却大笑，那就过了。人的心理情感精神调节非常重要，儒家的很大的智慧，或者说它要解决的很大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心理情感精神时刻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这当然取决于他对身心关系的理解。
我们来看一句话，出自《论语》的：“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老而不死是为贼”是句骂人的话，很难听，是骂老年人的。据我所知，这句话在目前可见的经典里，最早就是出自《论语》，是孔子讲的。孔子骂他的一个朋友原壤，“夷俟”就是坐姿很难看，叉腿坐着。孔子就骂他，骂得很难听，还打他，胫是痛感最强的。孔子打人骂人，这好像不像圣人。圣人不是无情的，随便发怒固然不对，当怒的时候不发怒，也是不对的。这个孔子的形象，是不是有点颠覆？以前是不是觉得他是个老好人？一天到晚不温不火的。绝不是这样的，该发怒就要发怒，该发脾气就发脾气。真正的圣人是这样。该发脾气的时候不发脾气，事情出来该说话不说话，那是孔子反对的，那叫乡愿。乡愿是对一个人最严重的道德指责，比小人还坏。小人只能跟小人在一起，君子小人不两立。乡愿既足以媚君子，又足以媚小人，比圣人还像圣人。圣人则只能跟君子在一起，小人看他不高兴，他看小人也不高兴。孔子最恨乡愿，看起来这个人没有毛病可挑。我们看到，圣人的喜怒哀乐一定有一个表达，而且在某些时刻会有一个强烈的表达。
儒家讲喜怒哀乐不要过也不要不及，这个境界我用郭象《庄子·大宗师注》里一句话来表达：“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这个文献是道家的，但这句话的智慧我相信是儒释道三家共同追求的最高境界。
这个对现代社会特别有用。大家都很忙，你忙不要紧，神气不变，心里是平衡的。平衡不是说闭关三日，不跟人打交道，也不处理事，手机、电脑也关了，那不是真平衡。这是躲避，儒家不是靠这种方式达到平衡。日理万机，但是心态是淡然自若的，忙归忙，心不乱，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境界，不是说一下就达到的。我中学的时候就知道这句话，现在也达不到，也许一辈子也达不到。但是我们有这种自觉，跟没有自觉是不一样的。
儒家身心修炼的一个特点，跟佛教、跟道教有所区别的一个地方。第一点，是对身心关系的理解，儒家认为身心是交关的。我们知道，中国哲学有两个特点，或者说儒家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天人合一，现在儒学一热谁都知道天人合一，另外一个一般就不知道了，就是身心交关。我们刚才讲阴阳的观念，阴阳观念很有意思，它不是一个二元论。二元论，西方哲学讲dualism，A的存在和B的存在，互相不以对方为前提。我这话说得有点抽象。就是你的存在不以我为前提，我不在了你照样存在。如果你的存在以我为前提，那你就是不独立的，那是一元。二元，二者是并存的。中国讲的阴阳不是这种一元、二元论，阴离不开阳，阳离不开阴，没有阳也无所谓阴，没有阴也无所谓阳。我把dualism翻译成“二元对立论”，中国这个阴阳翻译成“两极相关论”（polarism）。
儒家对身心的看法就是身心是交关的，不是说离开身，心可以独立存在；离开心，身可以独立存在。以前我们知道，儒家讲究精神修养，培养一个人的道德，完善一个精神，但是对身体我们好像不太注意。儒家是不是只讲单纯的精神修养，不讲身？完全不是。
大家知道，先秦的时候，孔子讲六艺，他自己就是六艺的大师。礼、乐、射、御、书、数，哪一个都少不了身体的参与。礼，现在讲《论语》的非常多，但有一章《乡党》，我相信99%的都不会讲，因为那章很特别。《论语》是个对话体，孔子和弟子之间的对话，但那章里面孔子几乎不说话，有人说就像孔子生活的实录，衣食住行，像流水账一样。《论语》不是孔子自己编的，为什么要把这章编进去？有什么特别意义？我们看《乡党》这篇，就知道礼跟他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礼离不开身体的参与，鞠躬鞠到什么程度，穿衣服怎么穿，待人接物手伸到什么程度，说话的快慢都很有讲究的。乐，演奏乐器，怎么可能离开身体的参与？射，射箭。御，驾车。书，书法，我们现在很多人练书法，练书法可以对身体有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身心是很难分开的。
现在我们还用一个词来讲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做的怎么样，跟他的身体的表现是有关系的——“得体”。讲话是不是得体，做事是不是得体，跟你事情处理的好坏，分寸的拿捏是非常相关的。儒家讲身心的修养，叫身心之学，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还讲一个词——“气象”。孟子说看一个人，观其眸子，一个人两眼老是游移不定，躲躲闪闪的，肯定有问题。气象就是整个的修养在你身体上的一个表现。你的说话、动作、肢体的行动，都是你修养到达的程度的一个外在的反映。
宋明的时候有一部很重要的经典，《近思录》，吕祖谦和朱熹编的，里面最后一章，就叫“圣贤气象”。《孟子》里面有一句话：“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相由心生，心态一定在体态上有所反映，体态跟心态是一个表里的关系。所以说，在身心修炼的功夫上，实践的方法上，儒家一定强调身心的关联。
进行修炼的时候，道德意识非常关键。我们简单讲，身心两方面，心还是起主导作用的。《孟子》里面有段话，有人讲孟老先生您气象很好，您是怎么达到这么一个境界的呢？孟子说：“吾善吾养浩然之气。”别人就问，什么叫浩然之气？孟子说，这很难讲，这东西作为一种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我们今天还讲一个成语，很有道理的，“理直气壮”。你这个人气壮了，前提往往是理直，如果真的是不得理，心里知道理亏，这气往往壮不了，就算是壮也是装出来的，还有一个成语叫“色厉内荏”。装得很了不起，但心里是虚的。怎么才能不虚呢？这气要“配义与道”，没有道义，没有一个正面的价值在里边，“馁也”，就会像皮球一样会瘪的。心安了，理得，然后理直气壮。这叫“集义所生者”，气的培养是整个道德意识的不断培养。通俗的话，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就是这个意思。“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干了一件事情我自己觉得理亏，哪怕我装得很好，别人看不出来，我也会气馁，讲话就没那么大声。
儒家的这些东西，其实不光儒家，儒释道，都讲的是人生的很多的智慧，不是那些看似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的知识。
儒家讲的身心修炼的特点，一方面是强调身心之间的不可分，另一方面就是重视日常生活。这点上，就显示出佛、道两家的重要的不同。第一，儒家认为日常生活是不可以脱离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构成了每个人存在的基本状况。比方说，什么叫修炼？我今天拿出两个小时去打坐，拿出两个小时去练太极，拿出两个小时去一个没人的地方闭关静养，身心舒泰，确实不错，但是你真的能够把这个变成你的常态吗？远离红尘，如果你真行，我佩服你。恐怕大部分人做不到，闭关、打禅机，也就几天而已，一出来，还得待人接物。我手下有一个公司，还得运转啊；我当个官员还得处理事情啊。一旦出来待人接物，你的方寸就又乱了。脱离日常生活的修炼是不彻底的。《论语》里有很多孔子跟隐士的对话，当时那个时代也是乱世，一次孔子派子路去问路，那人可能也知道是孔子，说这人是鲁国的孔丘吗？孔丘不是以多知闻名的，何必还问我呢？讽刺孔子。后来又说，子路你不要跟孔子到处跑了，干脆跟我吧。“天下滔滔”，不可改变，我们就躲避起来好了。
子路把这话告诉孔子，孔子说了一段话，很沉痛，但恰恰也就是这句话，反映出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一个特点。“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什么意思？鸟兽不可与同群，我不是鸟兽，作为一个人，我就有应尽的使命、责任和义务，我就要与人为徒，我不能说与天为徒，躲起来，跟鸟兽同群，一天到晚回归大自然，跟人都不打交道。我既然生而为人，我是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点，我有很多的责任和义务，我有应尽的本分。我作为父亲要尽我父亲的责任，我作为儿子要尽我儿子的责任。如果我把这些都丢掉了，孔子认为这不是要正面实现你的价值，恰恰是逃避。表现在日常的修养上，儒家也认为，你真正的身心修炼，不仅不能够脱离日常生活，反而恰恰要深入其中。我们回去可以再看看《乡党》，孔子很善于把日常生活里面的任何一个时间、地点都作为身心修炼的一个机会，衣、食、住、行、言，都变成修炼的机会，无时无刻，而且乐在其中，慢慢地就变成境界很高，变得很自然。孔子讲他自己的人生阶段，“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很难的。我们一般人，要从心所欲，必逾矩。孔子这就是经过身心修炼，达到了化境。他不仅不脱离生活，反而深入生活。
明代学者王畿，王阳明的学生。他说，这个悟——真正获得一种智慧，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叫“从言而入”，书里说的跟我的经验一印证，就这么回事。第二种“从静坐而入”，静坐我们的理解是广义的，不见得非得盘腿而坐，而是暂时离开人群一段时间，比如到深山老林里住几天，然后获得一种身心的平衡。第三种叫“从人情事变炼习而入”。
这三种情况不一样，区别在哪里呢？第一种，是“得于言诠者”，是“解悟”，靠触发来印证，离不开书本、离不开文字，看文字的时候感觉很好，然后有所体会，但它不离言诠，纸上得来终觉浅，“譬之门外之宝”，它是它，你是你，没有把它内化成你自己的价值，“非己家珍”，不是你自己的宝贝。
第二种，我跟人群隔离，我躲起来，想我自己的人生，对一些道理有所体会，这种静坐叫“证悟”，跟我自己的人生印证，有一个特点叫“收摄保聚”，跟人群隔离的时候，心不那么发散，不耗散。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往往是耗散，今天跟这个打交道，明天跟那个打交道，整个的能量全耗散掉。静坐的时候，一个人闭关自守的时候，整个精气神全凝聚起来，这时候心思比较灵敏，比较容易体会到一些东西，容易开悟。但它还有一个问题，“犹有待于境”，离不开人为营造的状况，必须在一个没有人打扰的情况下，一旦没有这样的环境就完了。他做了个比喻，“譬之浊水初澄，浊根尚在，才遇风波，易于淆动”，一瓶浊水，放那不动，时间长了水就澄清了，但是你一晃，又成浊水了，底下的泥沙没有除掉。你不可能完全脱离待人接物，一旦待人接物，方寸就又乱。静中得的那些智慧，看书得到的那些印证，完全可以抛到脑后去。你的七情六欲的表现，不是过就是不及，大部分情况不是中和的，整个处于一种失衡状态。这种情况并不彻底。
第三种情况就是“彻悟”了，“得于炼习者”，不仅不脱离社会，反而深入其中，把每一个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当做进行炼习的一个机会。“磨砻锻炼，左右逢源”，在待人接物的复杂局势当中，不断锻炼自己，不断地反省总结提高，时间长了就能左右逢源。也有个比喻，“譬之湛体冷然”，水本来是纯净的，晃没有用，没有浊根在里面，不可能变成脏水，“本来晶莹，愈震荡愈凝寂”。当然他后面也讲，“根有大小，故蔽有浅深，而学有难易，及其成功一也”，但这个层次高低是很清楚的。
所以儒家讲的身心修炼，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把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时时刻刻都当做修炼的机会，而不是要摆脱它，不是当做一个障碍，而恰恰是一个契机。
我们的题目里还有个“治疗意义”，什么叫治疗意义？
讲身心修炼是讲身心平衡，是讲我们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都平衡，当然是有一个治疗效果。我们现在很多病、很多问题，往往来源于我们自己的长期失衡，感冒了好治，但如果长期的身心不平衡，长期郁结，长期放纵，久而久之积累起来的病就不好治了。儒家身心修炼的功夫可以治这种病。明末清初的一个儒者陆世仪讲，“凡人遇有微疾，却将闲书、小说观看消遣，以之却病者。虽圣贤往往有此举动，此实非也。闲书小说最动心火，不能养心，乃以之养身，可乎？愚谓人有微疾，最当观看理学书。能平心火。心火平，则疾自退矣。”，这个疾，我要说一下，不是感冒、拉肚子那样的病，那个看书没有用的，他讲的这个疾是心病。过去儒家说有一个病叫“心火”，这不是中医讲的火气，是指很多欲望得不到满足，七情六欲不平衡产生的心病。一般你看小说想平心火，其实平不了，反而“闲书、小说，最动心火”，比如你失恋了，失恋的时候你再看小说，能平心火？恰恰相反，“不能养心”。心不能养，也不可能养身。真正遇到这种问题，要看理学书，看儒家的经典，把道理想通了，就能平心火。刚才讲的三悟，达不到后两种，我至少达到“解悟”总可以吧？我觉得这话讲得很好。
儒家讲心火更难治，这个跟中医就相通了。我们再来看一段王畿的话。他讲，“医家以喜怒过纵为内伤”，你的情绪、情感过于放纵容易产生内伤，“忧思过郁”也是内伤，纵是放散，郁是该放散时不发散，郁结起来，该收不收，该发不发，都容易对身体产生损害。身心是交关的，长期的精神问题、心理问题一定会在身体产生反应。“纵则神驰，郁则神滞”，滞就是不流通了，驰就是发太远了，这两种情况都足以导致疾病。“眼看色，不知节，神便着在色上”，这个色不一定是女色，各种东西五光十色，社会上很多东西诱惑人，都容易把你吸引走。“耳听声，不知节，神便着在声上”，神就给耗散掉。时间长了都足以“损神致疾”，只不过你不自觉。只有“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有一个自觉，保持一个警惕，“聪明内守，不着于外，始有未发之中”，不要太发散。当然你也不能不发，你要待人接物，不可能一天到晚独家寡人。不发不可能，关键是要中节，恰到好处，所以说“有未发之中，始有发而中节之和”，这样的话“神凝气裕，冲衍欣合”，始终保持一个身心修炼的平衡状态。这是它的一个治疗意义。
德性很重要，刚才我们讲的理直气壮、气馁都讲的这个意思。真正培养你的品格、培养你的德性，养生就在其中。这个德是广义的，喜怒哀乐、平和、中和，待人接物行为过分就是没有德嘛。伤人太厉害、怒发得太厉害，这也是失德，也是缺德，不一定是干什么坏事。说话太伤人也是坏事，“恶语伤人六月寒”。为什么养生就在其中？你的喜怒哀乐时刻都平衡的话，就能达到一种延年益寿的效果。
下面我讲一个故事。我们知道王阳明有很多学生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没有中过举人、进士。他有一个弟子叫王艮，江苏泰州人，家里本是贩盐的，他属于自学成才，身上揣一本儒家经典，逢人便问。他不可能一下开悟，有一个长时间的积学的过程。这个人也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人物，他自己有体会之后，觉得自己有一套了，到处讲学。有人说，你讲的这些东西，跟我们浙江的王巡抚讲得很接近。王巡抚就是王阳明，浙江绍兴人。王艮一听，这人不俗，我去见见他，他如果讲得比我好，我这套就不要了。王阳明是巡抚，省部级干部，而王艮是一介布衣，他到王阳明的府第门口不往里走了，往那儿一站，等着王阳明出来接。王阳明也是英雄豪杰，一听，此人不俗，出来接他，请上座。王艮二话不说，上座，然后就开始讨论。结果可想而知。王艮是自我觉悟，王阳明是熟读儒家经典，经过百死千战，没有王阳明明朝历史要改写的。说着说着，王艮自己移到下头来了，说我拜你为师。晚上回去睡觉，王艮琢磨一下，觉得不对，觉得还没有真正的服。第二天见王阳明，王艮说，阳明先生，我昨天拜你拜轻易了，咱再来，自己又跑上座去了，再辩。还是不行，这下是真服了，后来成为阳明的一个弟子。王艮收了一个学生，体弱多病，跟他学习之后，活到93岁。他死的时候，王艮的一个儿子送了一幅挽联：“应知此学能康寿，不独先生善保躯。”
儒家的学问作为一个身心修炼的功夫，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北大哲学系有好几位老前辈，冯友兰先生高寿95岁，张岱年先生也是95岁。此外，钱穆先生也是95岁，他也曾是北大的。日本有一个大儒冈田武彦先生96岁。有人说，王阳明自己就是个反例，活了不到60。我说，那你得看看王阳明一生的经历，王阳明一生做的事情是一般人三生也做不完的，他的这个五十几岁得乘以三。
《大学》里有一句话很重要：“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无论你多么富贵或是贫贱，都以修身为本。
很多成语都是经典中来的，只是大家现在已经不知道它的来源了。有一段话送给大家，与大家共勉，与今天我们讲的儒家传统身心修炼智慧及治疗意义都是非常相关的，我个人也非常喜欢。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深造这个词我们现在还在用，大家来这里就是为了深造的。造什么？学习什么？是道。不是一个具体的器，不是一个具体的知识，是智慧。造这个道是干什么的？“欲其自得之也”，大家都是成功人士，不是为别人学的，自得，要把这个智慧变成自己的东西，自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能真正深造自得，深造自得是一个成语，“则居之安”，居在智慧里，做人做事都是很得体的、恰当的。“居之安，则资之深”，资深，你有道啊，资源很丰厚，“则取之左右逢其原”，观念资源非常丰富，很有灵性，很有智慧，碰到各种问题可以调动支配。“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真正的智慧是要自己有的，没有的话充其量是一种知识，学了一大堆人物、名词、概念没有用，自得了，才变成智慧。智跟识的差别在哪？就在这儿。在你之外，还就是知识；自得了，成为你的内部资源，就是智慧。这段话是孟子说的。孟子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咱们讨论问题。
学员：老师，王阳明为什么只活了不到六十岁？
彭国翔：他干的事情太多了。按现在的话，他是个消防队长，到处灭火，到处平叛，就死在平叛的回程当中。王阳明的一生，如果是一般人早就心理失衡了。他是一个政治上很边缘的人物，一辈子没有做过京官，但是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
他最大的功绩就是平定宸濠之乱。明成祖原来是一个藩王，后来兵变把他的侄子赶走，篡位当上皇帝。王阳明的时候，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当时也有一个藩王叫宁王，朱宸濠，番地在江西南昌，起兵反叛，朝野悚动。当时北京的很多官员已经一颗黑心两手准备了，万一宁王打过来就倒戈。王阳明当时正好在江西做巡抚。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报海日翁吉安起兵书》。他父亲叫王华，号海日翁，中过状元。吉安是江西的一个地名。这封信有绝笔的性质，他当时的兵力跟宁王没法比，但凭借他过人的智慧和胆略，在短时间内就把宁王生擒了。
王阳明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人物。他武功赫赫，文采斐然，在文学史上也很有地位。但他在政治上很不得意，一生碰到过很多一般人看起来无法忍受的事情。战功赫赫，却不得重用，还碰到群小的忌惮。早年他上书皇帝，骂太监刘瑾，被当场打板子，四十廷杖，然后发配到贵州龙场。现在变成个旅游胜地了，当时是活都活不下去的地方，瘴气很厉害，王阳明带的随从也死差不多了。他后来做了一个石棺。他根本不能想象还有一日东山再起，回朝做官，不要死就不错了。
他在那儿天天琢磨，很多东西都想透了，最后有一念放不下，生死。死这东西还是很可怕的，谁能看透生死？如果说一个人突然知道第二天要死，那他整个心态就要大为改变。然后他就坐在石棺那儿，苦思冥想，一连好多天，有一天夜里，带有点神奇的色彩，听见空中好像有什么人跟他讲话，突然就得悟了。他之前有很长的积累，突然把道理想明白了。龙场悟道，这是个很重要的典故。他就跟以前所学的儒家经典互相印证。之前他写了一部书《五经臆说》，臆说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体会。龙场悟道之后，阳明先生第一件事就是把《五经臆说》烧了，不需要了，完全获得一种实践的智慧。从此他完全达到了身心平衡，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
他平叛时，发明了很多的方法，如保甲法，过去一种很有效的对地方进行控制的方法，还有十牌法。
这么重要一个人物，一生干了这么多事情，而且是一个很好的行政官员，他的学说保存在《传习录》里，他的弟子记载的。他的诗文、书法，有一股飘逸之气，秀逸之气。虽然他活得短，但他做的事情一般人三生做不到。
学员：老师刚才提到君子三悟，言诠、静坐和炼习，其中举例说，本来澄清的水，越摇越晶莹，但这个人本性是善是恶是个问题，刚开始的澄混是个问题，说不定越摇越混呢。
彭国翔：这点刚才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讲。为什么孟子成为宋代以后所有儒家知识分子都尊敬的人？孟子思想里面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对人性的理解，本性善。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但他们两个不是在一个层面上讲。长短、高下、美丑、前后、左右，都是相对的，善恶好像也是，没有善也无所谓恶，没有恶也无所谓善，但这是经验层面的。但孟子讲的不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孟子讲的性善讲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根据，你规定人是人，跟别的东西区别的话，要看独特的地方。孟子讲：“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跟动物的差别就那么一点，人有很多动物性不可否定，如果说人跟禽兽有一点不同的话，就那么一点，就是“四端之心”。他举了一个例子，证明这种四端之心是每个人先天本有的，“乍见孺子将入与井”，看见小孩突然要掉井里面，每个人本能的要产生一种震动，“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通过这样一种比喻的方式，证明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经过算计产生的念头，反而不是最直接的从心里发出的念头。直接的念头，就是看到孩子快要掉进井里的一刹那，突然有一种不忍和不安。这种东西他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特点。四端之心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礼让之心、是非之心。这个东西是不要教的，人跟动物的区别就在这儿。
有人说孟子讲性善，那我们不要修养了，人就性善嘛。那是对孟子的一个严重误解。孟子不会这么肤浅，否则不会从宋代开始所有最聪明的知识分子都觉得孟子了不得，尊他为“亚圣”。孟子讲的四端之心，不是说这个性善已经完成了，这是善端，“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它是最根本的动力，没有这个心一切无从谈起。心已经麻木了，封起来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礼让之心、是非之心都有，但不发生作用，就跟没有一样。虽然孟子肯定了四端之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础的规定，源头，但孟子也知道这东西可能非常微弱。什么叫“火之始然”?火刚开始点亮的时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火很厉害，但星星之火也很容易被扑灭。什么叫“泉之始达”？长江黄河，从源头看就是点滴之水，很容易干涸。
所以孟子讲要扩充，把善端扩充，不扩充的话，很容易被封闭起来，那跟没有是一样的。儒家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不是反对兼爱，不是反对博爱。有人说儒家讲“爱有等差”，不如基督教的博爱境界高。其实不是，儒家讲推爱，目标跟兼爱、博爱是一样的，我要实现这种价值，但从一开始做，必须从我最切近的人开始。人的自然之情都是爱我最亲近的人。但你不能局限于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广出去之后，自我也可以不断扩张，不是一个小我，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话，这个我不断地扩大。反过来，如果连最亲的人都不爱，不要说推广了，就是孤家寡人，一个最自私的人，只知道有我，那这个我就是非常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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