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08月03日 09:51凤凰网专稿  滕振国伏在床头上苦学（本图为滕振国本人提供） 核心提示：一直相信文凭能让自己生活的更好，所以拼命读书，38岁的腾振国最终考上硕士。悖论的是，毕业后，他找工作一再被拒，无奈又回到了考研前工作学校做起管理员，3年的苦读，生活还是在原点。 他一直把自己比成《人生》中的高加林，十几年生活在高考落榜的阴影中，考上硕士终于让他走出了这个阴影。另外的困惑却又接踵而至。但这次，他说，他不需要同情，也从不后悔读研这段经历，只希望自己能尽快适应社会。 对话主持：陈芳 高考落榜后，十几年未摆脱阴影 凤凰网： 在报道您的文章中，看到有人将您和《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孙少平联系在一起。这本书对您的影响大吗？ 滕振国：《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我没有全部看完，不过《人生》我是全部看完了。 凤凰网：比较喜欢《人生》？看到文章中讲到您硕士毕业之后重又回到原点，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高加林。 滕振国：现在不算像高加林。其实在高考落榜后回到农村的那段时光跟他差不多。 凤凰网：高中时候成绩怎么样？ 滕振国：高中时候我的成绩很好，不算是数一数二，但最少前十名没有问题。 凤凰网：河南高考的竞争其实很大。 滕振国：80年代后期，尤其1988、1989、1990年，那时的高考压力相当大，我们这里的升学率绝对不超过10%（滕振国的同学樊建伟忆起当年高考，称复读七八年的都有，叫“八年抗战”）。 凤凰网：我印象中那时的河南初中升高中都很难，有个哥哥学习很努力，但考了两年高中还是没考上。 滕振国：其实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按说是能够考上大学的。我的同学，平时学习成绩不如我的都考上了。当时我是因为高考压力特别大，就特别刻苦努力，结果造成了脑神经衰弱，每次到高考前几天都头疼，所以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同学开玩笑，说如果你不那么用工说不定还能考上。我想想他们说的也有道理。（笑） 凤凰网：当时压力来自哪里？是家里条件限制吗？你们家几个孩子？ 滕振国：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那时只有我一个人读书。 凤凰网：全家就您一个人读书？父母供你一个，所以你的压力比较大？ 滕振国：我是自己给自己施压。其实我家要说真有那么苦？也没有。但我那时候读书尽量不跟父母要钱，够得上生活就行了，就是一心想读书、考大学，生活上苦一点也没有什么。 凤凰网：一直有一个大学情结？ 滕振国：嗯。高中以后，一直在农村干活，有多少次老是想着没有考上大学，或者说很想上大学那样一种想法。 凤凰网：1990年放弃复读回到农村，还是很纠结。 滕振国：很长时间我都没法摆脱这种痛苦。 凤凰网：跟您的同学樊建伟聊天，1989年之后你们两个走了完全不同的路。他考到郑州大学，您选择了复读但依然落榜。两个曾经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人命运从此不同。那时你心里会有一些落差吗？ 滕振国：落差太大了。上高中本是为了考大学，那时年轻人有志气、有理想、目标远大。一下子又回到农村了，落差特别大。 凤凰网：就是《人生》中高加林高中毕业后的那种心态。自卑、怕见人而又不甘等等各种情绪夹杂在一起，下地干活的时候都要避开村里的人，害怕被嘲笑。你当时的那种心境也是这样的吗？ 滕振国：对。应该说跟他非常非常相似，原先一直想着考大学，现在种地，天天在地里干活，心里面肯定不好受。 凤凰网：也觉得抬不起头？ 滕振国：哪能抬起头啊！大学没考上。其实，我干活的时候有时候想想非常滑稽，因为我眼睛近视，戴着眼镜在农村干活或者到城里卖菜，感觉很滑稽。 凤凰网：村里人会议论吗？ 滕振国：他们会在背后议论，会说这个人没本事，地种得不好，大学也没有考上，在他们眼里是非常窝囊的一个人。 凤凰网：花了多长时间才走出这种困境？12年有走出来吗？ 滕振国：这种心理状态直到到江苏以后才彻底改变了，就是2002年年底到江苏打工。 凤凰网：才摆脱这种心理阴影？ 滕振国：嗯。我1995年结婚，在我父亲病重的情况下结婚的。结婚后，我跟我爱人的生活比以前更苦了，因为父亲病重花了好多钱。 凤凰网：如果不是你父亲让你结婚，自己没有考虑过结婚？ 滕振国：我本来是想父亲去世以后，出去打工。 凤凰网：老人的心愿可能是希望你稳定下来？ 滕振国：他说在他去世之前希望能够看着我结婚。毕竟农村父亲的心愿，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儿子成家。 凤凰网：1995年结婚，后来有了孩子、做了父亲之后，那种失落和落差的心理阴影还是没有摆脱？ 滕振国：没有改变。 凤凰网：你的爱人理解你吗？ 滕振国：不会理解。我的爱人也没有读过书，就是农村妇女，她身上能体现出农村妇女的所有特点。 “每个人在生活中，在生存中，都会遇到很多困难，也会收获很多果实。路都是走出来的，努力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如果不努力肯定不会有好的结果。认认真真做事，一切都可能改变。”--滕振国 滕振国，曾以农民工的身份、以高中毕业的第一学历、以自学数载的坚忍、以38岁考上硕士研究生的荣光，轰动河南乃至全国。鲜为人知的是，硕士毕业之后，他的生活、工作又回到了原点。 在与滕振国通话之前，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现实社会下的悲剧人物，对他的情感是敬佩、却也不自觉地夹杂着一丝悲悯和同情。但和滕振国通话的那一个小时，听到他在公车上平静的话语，偶尔发出爽朗的笑声……我改变了同情的心态，其实我们是两个精神和人格完全平等的人，无所谓谁悲悯谁。 在与滕振国通话之前，我找到了他的高中同学、现在平顶山日报社的樊建伟，在与他通话时，我完全带着此前的悲悯和同情发问，即使是多年的同学樊建伟也依然会不时带着这种情感。 1989年，他们两个都是复读一年后第二次参加高考，发榜时，樊建伟拿到了郑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滕振国虽然过线因志愿填报落榜了。从此两个人的命运开始沿着两条轨迹走下去：樊建伟随后去了平顶山日报；滕振国选择再次复读依然落榜，而家庭条件又不是很好，滕振国从此回到曾经离开的村庄，过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这一呆就是十几年，在这十几年里，腾振国觉得自己就是《人生》里的高加林，思想的负担压了自己十几年。再之后，滕振国工作一直很安稳，日子很安逸；滕振国离开土地，来到城市打工，清洁工、搬运工、建筑工、保险推销员，同时自考了大专、本科。这期间，腾振国不断向樊建伟推销保险，刚买了房子的樊建伟最终也没能买一份他推销的保险，但这其中他们的关系开始变得深厚。 2006年6月，38岁的滕振国考上了研究生，一时间“农民工硕士”的光环顶在头上，樊建伟意识到此时他已经落后了。谁曾想，三年硕士毕业后，一切梦碎，滕振国回到原点，樊建伟依然安稳如初。 虽然是朋友，但樊建伟说看着他心里难受，“我工作十七八年，有房有车；而他穿着一双三十几块钱的鞋子，老娘80多岁了还要给他们带孩子，夫妻俩在外打工，没时间照顾孩子。心里很酸楚。”樊建伟向凤凰网讲述这些故事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手机》中的（白石头）严守一和张小柱，曾经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但时过境迁，白石头成了家喻户晓的主持人严守一；张小柱还是张小柱，从一个农民变成打工的厨师。 我们会怎么想？天然的同情“弱者”，而那个“弱者”是我们想象和定位的，我们无意中将自己当成了一个优越者。可事实真是如此吗？正如严守一在大城市孤独、彷徨、疲惫的时候，他会羡慕张小柱，羡慕张小柱的简单。樊建伟现在也开始认识到“他现在学习的能力和学历已经超过我了”。 有一天他们进行了如下一次对话： 滕振国：你说我是不是人才？老同学。 樊建伟：你说你是不是人才？ 滕振国：我首先说一点，我的学历不是水货，我是通过全国统招考上的研究生啊，不是向有些人花钱买的文凭。我是人才，可是从汝州到平顶山、到郑州、到全河南，到处都是研究生，人家不要我这个研究生啊。 樊建伟：你还没坚持到时候，也许晚饭是好饭，你再等等…… 这次对话让樊建伟感慨良久。而让腾振国感慨的则是：由于信息的闭塞、圈子的狭窄。他走了很多弯路。他很聪明，也很努力。自考专科到本科，再到硕士，对他来说都不难，但由于狭窄的圈子，他比别人多走了许多弯路，第一次报考研究生让他懊悔不已：假如自己能够跟报考学校通一个电话，或者看看题型，也许他的人生是另一种情形。 因为制度设计不能使人尽其才，读完硕士的滕振国未能实现自己的大学教育梦，找工作屡次受挫，最终又重新回到原点，但滕振国并不抱怨，骨子里也还透着知识分子的那份自尊。对于外界的同情，他说自己并不适应，也不自在。“有媒体表示对我提供一些赞助，这更让我不自在。无功受禄，心中有愧！谢谢大家的关心，我想说的是，困难确实存在，但是我会努力尝试着自己去解决。” 对于用人制度设计的问题他不回避，但他不需要同情，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并且对未来充满希望，在其博文中，他曾这样写道：“我坚信，我的前面有一条光明的路。我前行，我依然在希望中活着。我昂首挺胸，我永远在希望中前进……” “每个人在生活中，在生存中，都会遇到很多困难，也会收获很多果实。路都是走出来的，努力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如果不努力肯定不会有好的结果。认认真真做事，一切都可能改变。”这就是42岁硕士滕振国的人生和他的人生观。如果说1990年高考失利后回到农村时的他在重复高加林的人生路，现在的他其实在走自己的人生路。这条路不是迂腐，而是他在用行动践行着从一而终相信的东西--对知识的崇敬和追寻。这一刻，谁去同情谁呢？谁又去悲悯谁呢？ （陈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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