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万寿庆典期间国事活动与私人交游中的朝鲜人形象制造（下）

《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4期

标准与个性：

乾隆万寿庆典期间国事活动与私人交游中的朝鲜人形象制造

（下）

［韩］吴映玟

2.2. 朴齐家的交游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十大寿。是年开恩科考试，普免全国漕粮，以示庆祝。同年七月，乾隆帝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隆重举办了万寿节的庆典，并在八月返回北京，于大寿当天在太和殿接见并宴请大臣及各国使臣（图17）。

图17/《八旬万寿盛典图说》卷二中的朝鲜人形象 乾隆五十七年 武英殿套印本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1790年5月，时年41岁的朴齐家随正使黄仁点（1740－1802）、副使徐浩修、书状官李百亨的使行团一行前往热河，并一同去往北京。在这次使行中，乾隆皇帝通过正使黄仁点得知朝鲜正祖的第二个儿子即后来的纯祖大王出生的消息，非常高兴，命赠予正祖题有皇帝御制诗的玉如意等作为祝贺礼物。在黄仁点等人返回朝鲜并进见报告后，作为回报，正祖命圣节进贺使一行与刚刚返回的朴齐家一起再次参加谢恩兼冬至使出使中国。

事实上，朴齐家并不只这两次来到中国，从1778年到1801年，朴齐家曾先后四次随使团出使中国（表03）。更为重要的是，这四次燕行经历为朴齐家积累了众多的中国故知，包括纪昀、翁方纲、李鼎元、戴心亨、潘庭筠、罗聘、张问陶、张道渥、吴照江、江德量、伊秉绶、潘有为等中国文人官员都与朴齐家有过交往。在朴齐家的文集《贞蕤阁四集》“燕京杂绝”中亦对诸人之间的交往有所记录。

表03/朴齐家四次燕行的基本情况

不过，更加令人感兴趣的是清代画家罗聘为朴齐家所绘的两幅画作。1790年罗聘第三次来到京城，并居住在北京琉璃厂观音寺。那里离朝鲜使臣所居住的玉河馆不远，来往间得与朴齐家结识并展开交往。8月，朴齐家即将结束此次中国之行回国，为了纪念与朴齐家的离别，罗聘特意为朴齐家作画两幅：一为月下墨梅，一为朴齐家肖像写照。这两幅画作后被装裱成册，经日本人藤冢邻（1879－1948）庋藏后，曾一度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消失，此后一直由私人收藏，目前韩国果川市文化院留有照片底片本（图18）。这两件作品都俱题诗。其中《墨梅图》上罗聘所题饯别诗云：“一枝蘸墨奉淸尘，花好何妨彻骨贫，想到薄冰残雪候，定思林下水边人，次修检书，将归朝鲜，作此小幅，以当折柳之意。”墨梅多为文人之间互赞人品志趣清高之意，罗聘正借此赞颂即将归国的朝鲜使臣朴齐家。另一肖像写照题诗云：“相对三千里外人，欣逢佳士写来真，爱君丰韵将何比，知是梅花化作身，何事逢君便与亲，忽闻别话我酸辛，从今淡漠看佳士，唯有离情最怆神，既作墨梅奉赠，又复为之写照，因作是二绝，以志别云。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十八日，扬州两峰道人时客京师琉璃厂之观音阁。”

图18/清罗聘《朴齐家肖像》（照片底片本） 韩国果川文化院藏

1790年返回朝鲜后，朴齐家在1791年又作为谢恩兼冬至使被派往中国。在华期间，与清朝文人士大夫汪端光（1748－1826）、龚协、伊秉绶有过交往。此三人在朴齐家离开的时候，特意于1791年1月28日在龚协书斋设宴，为其举行饯别雅集且聚会到很晚。诸位清朝文人也当场为朴齐家题写了饯别诗，其中伊秉绶题诗三开，款署“乾隆五十六年（1791）正月廿又八日，雅集宣南坊龚荇庄寓斋，灯下书拙句，为次茬先生正之。赐进士出身，奉直大夫，刑部主事，前国子监学正汀州伊秉绶手稿”。这些诗后来与罗聘绘制的两幅画共同装裱在同一个册页中，并由伊秉绶题写了“置之怀袖”的标题。

可以说，在万寿节盛典背景下，区别于《万国来朝图》和《职贡图》中符号化的朝鲜人标准像，这些图像提供了更为生动且具有个性的朝鲜人形象，或者说提供了另外一套中国人理解朝鲜人的视觉化的形象维度。

2.3. 金正喜的交游

在伊秉绶题诗后，是金正喜于1816年的题跋，其中提到当时由他收藏了《置之怀袖帖》。有意思的是，在朴齐家入画写照之后，金正喜也在出使过程中与中国文人士大夫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并同样有中国画家为其绘制肖像相赠。

金正喜作为朝鲜时代末期画家的代表，与中国关系非常密切。1809年10月，他作为“子弟军官”跟随其父冬至兼谢恩副使金鲁敬（1766－1840）一同燕行。当时，在两国文人间赠送山水或“四君子”题材的绘画作品，依然是建立或维持文人交往关系的重要渠道之一。在中国期间，金正喜与多位中国文人有过密切的交游。比如朱鹤年，为了纪念金正喜归国，他还特意以朝鲜学者柳得恭的诗文为主题绘成扇面，送予留念（图19）。

图19/清朱鹤年《柳得恭诗意图》 1810年 韩国果川文化院藏

在次年2月1日金正喜准备回国的时候，阮元、李林松、翁树昆、洪占铨、谭光祥、刘华东、金勇、李鼎元、朱鹤年等九位清朝文人在法源寺为其举办了饯别宴，并制作了《秋史饯别宴图》。此作在后世流传有序，卷后金正喜弟子小棠山人金奭准于1908年的题跋，对递藏经过作了详细疏理。此卷由金正喜收藏后，经南秉哲（1817－1863）、金炳学（1821－1879）、金炳国（1825－1905）、金炳冀（1818－1875）等人寓目，由兴宣大院君（1820－1898）收藏后传给他的孙子李埈镕（1870－1917），其间，闵圭镐（1836－1878）、闵台镐（1834－1884）、闵泳翊（1860－1914）亦有题跋鉴赏，最后为李汉福收藏。此作于1995年经韩国首尔私人收藏后便再未面也，目前藏处不明。除原本存世，韩国果川市文化院也藏有一模本（图20）。该模本卷首题“赠秋史东归图诗”、“刘华东书签”，后为《阮堂先生像》及朱鹤年画一幅，接续分别为南秉哲（1817－1863）“圭斋”，闵台镐（1834－1884）“杓庭”，洪钟应（1783－1866）“芍玉”，李昰应（1820－1898）“石坡”、“大院君章”，金兴根（1796－1870）“游观”五人鉴藏印。其中，《阮堂先生像》肖像下方有“金正喜印”。右侧题“甲申春三，玉水居士弆藏”，钤“石庭”朱文印，即兴宣大院君的孙子石庭李埈镕收藏题识之证。其后为朱鹤年（1760－1834）《秋史饯别宴图》并诗、李林松的七首饯别诗、李昰应《墨兰图》，及金奭准（1831－1915）题跋，旁为“芸楣真藏”落款，最尾有模写者李汉福1940年10月3日所写题跋。当然，其中除了李汉福本人的款印可以定真外，其余款印基本可以断定为李汉福仿作。

图20/清朱鹤年作、李汉福摹写《赠秋史东归诗临摹》 1940年 韩国果川文化院藏

事实上，此卷中《阮堂先生像》的作者归属一直以来都令人困惑。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幅肖像中的金正喜并没有穿着朝鲜官服，也不是朝鲜士人的便服，而是穿着清朝中国文人式的便服，甚至留起了清人的发型。从这种形象的塑造来看，或可大胆推测，这幅肖像同样出自于金正喜燕行时期的中国画家之笔。而在朱鹤年的《秋史饯别宴图》中，为了突出金正喜的朝鲜人身份，尽管没有任何细节和个性化描绘，但是，金正喜头上的黑笠帽则明确地标示了其朝鲜人的身份。有关肖像画与山水画中身份设定之间的差异，究竟哪个是中国文人观念中的朝鲜文人形象，而哪个又是朝鲜文人自己眼中的自我形象，或许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3. 古衣冠与今朝服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月，为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以朴趾源的堂兄锦城尉朴明源为正使、郑元始为副使、赵鼎镇为书状官的使节团出使中国，43岁的朴趾源作为“子弟军官”随行。在京期间，朴趾源不但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风俗非常关心，而且记载了大量有关清朝与朝鲜绘画的情况。

1780年7月25日，朴趾源在黄昏后闲逛，无意间进入一家作坊，其中正在挑灯刻制《高丽进贡图》的套色版画。这一在各家店铺均有张贴售卖的版画，其主题引起了朴趾源的极大兴趣。但是，经仔细观看后，朴趾源对这一题材的中国版画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不满意。他不但苛责其中的“军牢”形象看起来好像是一只猴子，更对书状官的衣服颜色使用了十多年前的红袍，而非今日之绿袍颇为不满。根据《国朝宝鉴》与《朝鲜王朝实录》记载，《高丽进贡图》表现的应是1757年公服改制之前的朝鲜使臣形象。

尽管朴趾源对于服装的不满或许仅是缘于刻工的漫不经心，但是，对历代朝鲜使臣来说，服饰一直是他们所关心的重要议题。可以说，不仅在万寿庆典这类重大事件中可以看到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关联，从朝鲜人与清朝人对服饰的关注和讨论中，也可以对乾隆时期的两国关系作另一层面的理解。

1765年正月初一，当洪大容随燕行使朝拜乾隆帝后，走出宫门的时候，他的装束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和围观。特别是“有两官人亦具披肩品，帽戴数珠，观良久不去”。洪大容好奇便上前询问两人为何一直看自己，“两人笑容可掬曰：看贵国人物与衣冠。余曰：我们衣冠，比老爷衣冠何如？两人皆笑而不答”。

这里的“笑而不答”有着非常有趣的含义。事实上，即便是在朝鲜降清之后，包括朝鲜使臣在内的正式官服衣冠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仍然继承了明朝的衣冠样式与制度。这就无怪乎当洪大容一行出现在清朝的皇宫之中，会引起大家的围观，成为一道特别的风景了。

从洪大容后文的记载中得知，这两位“笑而不答”的清朝官员并不是满族官员，而是汉族的翰林检讨官。两人甚至无法使用满语与译官交流。在他们的心中当然不可能会有什么对于前朝的留恋和记忆，但是，这“笑而不答”中还是流露出了对于明朝衣冠规制旁落朝鲜，由其继承并延续的那种复杂心情。

清初顺治六年，中原汉人在清朝衣冠规制的强迫下“改易发服”。明朝的衣冠旧制甚至会以严厉的惩治措施被加以限制，以此大力推进清朝服制的实行。“改正朔、易服色”不仅仅是衣冠制度上的简单变化，且是对民族差异和对立的认识，甚至是对汉族服从满族统治的一种接受。

事实上，到了乾隆时期，汉人对于所谓前朝衣冠与清朝服饰之间的更替和差异基本上已经淡化了。人们不会再固执地将穿衣这件事看作是与民族荣辱相关的大事。前朝服饰仅保留在少数的明朝遗民之中，如果说还有就是在戏台之上。只不过，这两种情况都多少有些尴尬。

还是洪大容的记载，在其与严诚的一段谈话中，洪大容询问遗民西林先生的衣冠服饰如何。严诚告诉洪大容，西林先生的衣冠的确与当时人的服饰不同，“西林先生衣布衣，帽极古旧”。但是与此同时，严诚又不得不承认，着旧装的西林先生“偶一入城，则人皆笑之矣”。

另外，1779年6月赴华燕行的朝鲜使臣李德懋也在其文集《青庄馆全书》中记载了另一件事情：一日，前往东安门大成庙，“殿门既开，光头赤身者，及童男女拦入无节，使臣乌帽团领，行四拜于大门之稍东边，观者皆指点而笑曰：场戏一样。场戏者，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故也”。这一时期，人们心中早已接受了清朝推行的衣冠制度，而没有任何的民族负担，反倒是出现在戏剧表演之中的所谓“古衣冠”给这个曾是民族荣辱象征的议题加上了一些嘲讽和漠然的味道。这里所说的场戏场面，在乾隆《八旬万寿盛典图说》中也可得知一个大概（图21）。

图21/《八旬万寿盛典图说》卷二中的戏台 乾隆五十七年 武英殿套印本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朝鲜使臣的官服形象成为了一种有趣的对照，一方面朝鲜使臣对自己保留了中华正统的衣冠制度而骄傲自喜，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刺激了清朝的某些汉人对于汉人天下的记忆和怀想。这种心态也表现在中国画家对于朝鲜使臣画像的绘制之中。

无论在清初，还是在康乾时期，中国文人画家或是职业画家都很少为安南国、琉球国，甚至蒙古国的使臣画像，但在与朝鲜使臣的交往之中，却有着频繁的绘制肖像的传统。比如曾跨越明清两朝，前后三次出使中国的使臣金堉（1580－1658）便在这三次使行中都被绘制了肖像。

这三幅肖像均藏于韩国实学博物馆，第一件为佚名（另传胡炳）的《另议政潜谷文贞公画像》，绘制于1636年金堉第一次出使中国明朝。其上有肃宗大王题写的“御制赞”（图22）。第二件为金堉于1640年至1644年在沈阳馆任昭显世子（1612－1645）辅养官时，因与中国文人孟永光离别遗憾，而绘制的金堉肖像《领议政潜谷金文贞公小真》，金堉则作诗来回报并表示感谢。画面左上方有孟永光题跋：“雪鬓霞仪外形内德，君子观之是无不识，右孟永光写真赞。”另有肃宗题《领议政潜谷金文贞公画像》的御制赞、次韵肃宗御制赞的正祖御制赞、由金堉后代誊写的英祖题《潜谷金文贞公小像》御制赞，其后还有1751年申翊圣（1588－1644）的题跋（图23）。第三件则是金堉于1650年3月26日出使清朝时，由清人胡炳所绘《潜谷金文贞公小像》。画面左上侧有“纶鹤衣人”、“胡炳之印”白文印，右上侧有1751年2月3日英祖题御制赞，系为肃宗大王在《领议政潜谷金文贞公画像》中所题御制赞的次韵诗。金堉也在画上留有题跋：“独立长松下，乌巾鹤氅翁，风尘多少恨，不与画相同”（图24）。

图22/佚名（另传胡炳）《领议政潜谷金文贞公画像》 1637年 绢本彩色 韩国实学博物馆藏

图23/清孟永光《领议政潜谷金文贞公小真》 绢本彩色 韩国实学博物馆藏

图24/清胡炳《潜谷金文贞公小像》 1650年 绢本彩色 韩国实学博物馆藏

有趣的是，三幅作品中金堉的衣冠服饰都不尽相同。第一幅中，金堉穿着朝鲜正式官服，其基本上与明朝衣冠制度所规定的服饰特点相同；第二幅中，金堉穿着的是朝鲜官员的便服，虽然与官服不尽相同，但是，头上的黑色乌纱帽还是能够看出明朝服饰的特点；第三幅最为有趣。此时，明朝已经灭亡多年，金堉经历了昭显世子被作为人质居留于沈阳的阶段，又亲身目睹了明清两朝的更迭，其对中国的复杂情感与当时中国文人的矛盾情感在图像上达成了某种共鸣。胡炳的《潜谷金文贞公小像》中，金堉既没有穿着朝鲜承明制的官服，也没有穿着普通的朝鲜布衣，而是被装扮成历史上汉人诸葛亮的模样。这一改变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画家对金堉本人才识的赞颂，另一方面则更像是一种策略，一种既不肯与中原的新主人满清政权相妥协，又无力与其对抗的复杂心态。

可以说，朝鲜人的这种复杂心态一直延续在朝鲜与清朝交往的过程之中。尽管清朝内部对“易服色”予以严格控制，但对朝鲜使臣却持有一种“化外豁免”的态度。甚至包括《皇清职贡图》中对朝鲜服饰的解说也避免谈及其与明代服饰之间的关系，而是用了“王及官属俱仍唐人冠服”这种策略性方式来避免矛盾。朝鲜人的衣冠形象在图像与文献中的塑造和表述并不仅是一种现实的呈现，而是包含了不同立场上的不同观念之间的博弈和妥协。

图25/佚名《太平城市图》 绢本彩色 总八幅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26/佚名《太平城市图》中的“西洋秋千” 绢本彩色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朝鲜使臣们对于衣冠服饰的关注和挑剔，一方面是对自身所谓“中华正统”身份的骄傲和认同，另一方面也是对当时清朝与朝鲜之间关系秩序的一种关注。就好像那件至今仍像谜一样的《太平城市图》。根据其中的“西洋秋千”游戏或是相关对象来判断，其制作的年代应该在19世纪前后（图25），其中所表现的也不是朝鲜的任何城市，而应是当时的中国北京或江浙一带的发达城市。但是，即便其中的人物做着清朝才有的游戏，而所有的人物却都被表现身为着明朝衣冠服饰的形象。它仿佛在传递一种信仰，即朝鲜人认为这样的繁荣和太平永远只属于“中华”，而非满清（图26）。

图27/《八旬万寿盛典图说》卷二中的“西洋秋千” 1792年 武英殿套印本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图28/清郎世宁《乾隆万树园赐宴图》中的“西洋秋千” 1755年 故宫博物院藏

4. 结语

在万寿盛典活动的大背景下，有关“朝鲜人形象”的视觉系统建构及其影响是本文所关心的重点。一方面，朝鲜使臣在万寿盛典的国事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并以标准化的“朝鲜人形象”成为《万国来朝图》中清帝国建构其视觉秩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在以洪大容、朴齐家、金正喜和金堉等人为代表的朝鲜使臣及“子弟军官”与中国文人官员的私人交往中，又形成了另一套具有个性和具体情境的“朝鲜人形象”系统。清帝国如何认知和定位朝鲜王朝在帝国秩序中的地位，而“朝鲜人”又是如何理解自身与清帝国之间的关系，有关“朝鲜人形象”这两个视觉系统的建构、传播和观看成为了两国间文化和政治上复杂博弈关系的一种视觉化呈现。

全文完，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本次发布版本略有改动。

吴映玟，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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