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因其史料的局限而研究的难度可知。关于陈鸿寿的仕途与艺事，孙慰祖先生在《跋涉在仕途与艺术之间——陈鸿寿行略与艺事考》[1]一文中有详尽的考论，启发尤深。本文不重复论述，着重于陈鸿寿与阮元的交往及其篆刻创作，而篆刻创作也围绕他在阮元幕府期间所刻印（包括为阮元所刻印）展开。从陈鸿寿26岁初至阮元幕府，到38岁离开阮元幕府，即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嘉庆十年（1805），历时12年，这期间，陈鸿寿篆刻一时推重，当然其中受阮元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种榆仙馆诗钞》中的大量诗作与阮元有关，只是隐而难寻。其中或和阮元诗，或分咏阮元藏品，或侍阮元出游中所作。今与阮元诗文互读，加上其他史料的收集和考述，力图将陈鸿寿在阮元幕中游历的情形清晰地勾勒出来。
游幕：琅嬛馆里溯传薪
阮元曾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培养了大量人才，《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九《阮元传》称其：“督学时，士有一艺之长，无不奖励，能解经义及古今体诗者，必擢置于前。总裁会试，必合校二三场文策，绩学之士，多从此出，论者谓得士之盛，不减于鸿博科。主持风会者五十馀年，士林尊为山斗。”[2]陈鸿寿便是从阮元处受益较深的一位。吴门沈廷炤在题陈鸿寿《种榆仙馆诗钞》（图1）诗中有“琅嬛馆里溯传薪”句（因阮氏有斋号琅嬛仙馆），将其在阮元幕府所受的影响表露出来。
图1 陈鸿寿《种榆仙馆诗钞》题词
陈鸿寿（1768—1822），原名鸿绪，字仲遵，后更字颂，字子恭，号曼生、种榆道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诗、书、画、印、壶均为后世所重。篆刻为“西泠八家”之一，“曼生壶”蜚声海内外。嘉庆六年（1801）拔贡，分发广州县令。历任赣榆、溧阳县令，河工江防、海防同知等。著有《粤游合笔》、《种榆仙馆诗钞》、《种榆仙馆印谱》。
陈鸿寿虽小阮元4岁，但例称弟子，蒋宝龄《墨林今话》卷十云：“（陈鸿寿）初以古学受知于阮芸台尚书。抚浙时与从弟云伯同在幕府，有'二陈’之称。”[3]陈鸿寿追随阮元时间应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阮元任山东学政之时，陈鸿寿时年26岁，此时他已偕同阮元游山东济南。在阮元嘉庆元年（1796）所撰的《小沧浪笔谈》中就有记载，陈鸿寿曾为阮元附录诗文于书后，阮元说：“余居山左二年，登泰山，观渤海，主祭阙里，又得佳士百馀人，录金石千馀本，朋辈觞咏，亦颇尽湖山之胜。乾隆六十年冬，移任浙江，回念此二年中所历之境，或过而辄忘，就其尚能记忆者，香初茶半，与客共谈，且随笔疏记之。何君梦华、陈君曼生皆曾游历下者，又为余附录诗文于后，题曰《小沧浪笔谈》。”[4]
乾隆六十年（1795）八月，阮元调任浙江学政，陈鸿寿随阮元从山东到浙江。嘉庆二年（1797）二月，阮元侍父至桐庐九里洲看梅花，有《九里洲侍家大人观梅》[5]，陈鸿寿有《九里洲看梅花奉和中丞师作》，其中一首是：“十万梅花九里洲，花田如雪替花愁。色香似尔始清绝，何不一年开到头。”[6]可见陈鸿寿也是随行者。这年夏，阮元重新摹刻《石鼓文》，置之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使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师法，陈鸿寿观赏后有长诗《阮云台阁学师重摹石鼓歌用东坡韵》（图2）记事，节选如下：
琅嬛仙人一代宗，龙文健笔苏韩友。
金石借证经史伪，斤权函殹悟毂豰。
天下流传秘本希，三百馀字袭蝌蚪。
缅思苏李张窦徐，欧褚虞杜皆前耉。
……
大书深刻理则那，昭示日月振矇瞍。
陈仓凤翔踪亦奇，不将荒幻等岣嵝。
日炙雨淋致漫漶，要其气体弥深厚。
重摹安置郡学中，参定同观志某某。[7]
琅嬛仙人是指阮元，因为阮氏有斋号琅嬛仙馆、小琅嬛仙馆。此诗既可看出陈鸿寿对其学师阮元的仰慕之情，诗中所表露的“大书深刻”、“气体深厚”，又明显看出受其师碑学思想的影响。他的书法、篆刻创作在以阮元为首营造的金石书画文化圈中受到滋养和启示，他在书法篆刻艺术上的成就不能说与这样一个文化圈无关。这期间，阮元常以诗考诸生者，八月，他以《春草》为题，限以元、删、麻、阳诸韵，避免宿构。陈鸿寿有应试之诗两首，我们现在还能在阮元手订的《浙江诗课》中见到：
林稀花缺见遥山，新沐容光点翠鬟。
绿遍深崖开隐隐，拂馀幽涧咽潺潺。
梅花梦后春才到，燕子归时客未还。
南浦从来牵别恨，绝胜杨柳不禁攀。
名花犹是旧时颜，芳草柔情只等闲。
古道几回嘶玉勒，空山一夜拥烟鬟。
青袍色映芊绵外，翠袖春深峭蒨间。
总是年年三月暮，不须言别恨缘悭。[8]
阮元所任浙江学政的“杭州学使署西园有荷池，池中小亭翼然，四围竹树蒙密，入夏后，万荷竞发，清芬袭人。”[9]阮元以陆游诗“风定池莲自在香”之意将小亭名之曰“定香亭”，阮元常在此与友朋及门下士聚集畅谈。阮元在任浙江学政期间，乘輶轩采风，足迹遍十一郡，或访诸耆宿，或询之多士，各出所藏，随收随录，编辑《两浙輶轩录》。《两浙輶轩录》收录了清初、中期浙人诗三千馀家，此间，参与采访校订者人数不少，邵志纯、朱朗斋、吴澹川、李香子、郭频伽等，当然也少不了陈鸿寿、陈文述兄弟，阮元在《两浙輶轩录》凡例中说：“钱塘陈曼生鸿寿、陈云伯文述……亦于京邸校阅一过，多所订正。”书稿成于嘉庆三年（1798），没有及时刊刻，存于官邸。
陈鸿寿随阮元出行，并常有和诗。如嘉庆三年（1798）三月，陈鸿寿侍阮元出试温州，见宋自公堂后双古柏，阮元有诗纪事，陈鸿寿作和诗《宋自公堂后双古柏》，其中有句云：“玉池双桐近百尺，天台古藤垂万年。昔从泰岱问封禅，攫拏龙虎盘风烟。”[10]
嘉庆四年（1799），阮元在浙江巡抚任上，陈鸿寿与陈文述同在阮元幕府中，阮元称吴文溥、端木国瑚、陈鸿寿、陈文述、童槐、邵保初、朱为弼为幕中七子。陈文述云：“次年（嘉庆四年）冬，师以少司农出抚浙。余自京师同至节署，与族兄曼生同在幸舍，毗陵孙渊如观察为署'曼云吟馆’。”[11]孙星衍所题馆名为曼生、云伯之合称，是阮元专为陈氏兄弟所准备的居所，陈文述说得很清楚：“己未、庚申之交，与曼兄同客云台师武林节署'琅嬛仙馆’，主人辟别室署'曼云吟馆’，为余两人下榻之地，并云他日同官京华亦署此室以相待也。”[12]阮元对他兄弟二人可谓关爱有加。陈文述又云：“兄与余同在阮云台师浙抚幕府，筹海章程多出两人手。辛酉春，余入京师，兄留幕府者又数年。”[13]可见陈鸿寿在阮元幕府时间较长。是年小除夕，[14]阮元作诗度岁。陈鸿寿有诗《次中丞师杭州度岁原韵》：“佳趣愧独享，坡公语未然。一灯小除夕，群咏大罗天。冰柱坚仍幻，椒花醉亦禅。何如万间屋，风雨蔽残年。”[15]
嘉庆五年（1800）正月初七日，阮元奉上谕实授浙江巡抚。次日，陈鸿寿侍阮元赴台州，此时，将往温州查办艇匪，阮元于途中赋诗《春日台州》：“沧波围古郡，弭节一登临。纬耒农人意，楼船将士心。麦愁春雪厚，帆虑海云深。世事积如此，天台安可寻？”[16]陈鸿寿作和诗《春正侍中丞师台州即事敬次原韵》：“海国春风早，山城使节临。忧危公自任，温饱我何心。灯火楼台近，蛟龙窟宅深。平生慕尧悫，诗懒灞桥寻。”[17]此间，阮元一行往返天台，因迷路未能入山，故阮元有诗《庚申正月督兵海上，往返天台，未能入山》：“前年游屐入天台，今日云山不肯开。纵使石梁难再到，飞流可向梦中来。”[18]陈鸿寿又有和诗《往返天台不得入山，和中丞师韵》：“紫阳仙去剩丹台，百步溪深泻绿苔。笑我初经便迷路，匆匆两度走天台。”[19]正月十五日，阮元一行自台州闻艇匪及凤尾帮盗已于初五日窜回闽省，乃自台州回省。过天台山，遇大雪，守冻剡溪三日，阮元作诗《天台山大雪三日，守冻剡溪》及《守冻》二首，其中有句“天台三日漫天雪，顿张千峰一丈高。华顶定当排玉树，石梁想见冻银涛。……”[20]陈鸿寿也有诗《自斑竹馆至嵊县，登舟大雪不止，守冻剡溪，有作呈中丞师》：“积雪压众峰，洞云僵不起。空际断孤云，随风坠溪水。……”[21]这次行程中，陈鸿寿还有诗作如《嵊县早发》、《新昌道中喜晴》、《自天台山斑竹馆遇雪口占》、《打冰行》、《归渡钱江》等，均载《种榆仙馆诗钞》。
嘉庆五年（1800）三月初三，陈鸿寿、陈文述、吴文溥、孙韶等奉陪阮元侍父阮承信修禊于皋亭山。[22] 陈鸿寿有《皋亭看桃花绝句》七首，存《种榆仙馆诗钞》中，其中一首是：“桃源本在人间世，鸡犬何因又上天。莫被陶家真赚煞，看花便当小游仙。”[23]四月，赵文楷、李鼎元出使琉球，阮元招游天竺诸胜，并集同人赋诗，陈文述有诗序云：“昔岁在庚申，修撰赵君、中翰李君，奉使册封琉球世孙尚温。道出武林，述与从兄曼生，同在阮中丞琅嬛仙馆，承命赋诗。”[24]陈鸿寿承命赋诗有《送赵介山殿撰、李墨庄中翰奉使册封琉球诗八首》[25]，当时赋诗者甚众，阮元特地为之集结刊行，也收入《诂经精舍文集》。这几年，陈鸿寿一直伴随在阮元身边，特别是这年四、五、六月间的游览、赋诗及戎事较为频繁。四月，如随阮元登诂经精舍第一楼，阮元赋诗《题西湖第一楼》：“高楼何处卧元龙，独倚孤山百尺松。人与峰峦争气象，窗收湖海入心胸。……”[26]陈鸿寿赋诗《第一楼》：“平桥十二走蜷连，第一楼开孤屿边。碧水一湖堪注砚，青山三面当题笺。……”[27]又如与阮元同观徐碧堂《秋艇狎鸥图》，阮元有《题徐碧堂司马联奎秋艇狎鸥图》：“鉴湖秋水放轻舟，贺监归来未白头。谁与先生最相狎，舟前三十六沙鸥。……”[28]陈鸿寿有《秋艇狎鸥图为徐薜塘司马作》：“秋艇渺无际，沙鸥点点飞。扁舟最闲适，与尔自忘机。……”五月初十日，阮元赴宁波，会提镇商办木料、督辑土盗；五月十八日，阮元闻警会剿于台州；五月二十九日，阮元得旨调粤闽舟师会剿；六月，阮元驻师台州松门，督兵会剿海盗等等，陈鸿寿均当同行。陈文述在《送中丞师松门筹海》的诗注中有“徐璧堂、家曼生同在戎幕”。[29]
这年夏，陈鸿寿随阮元海上荡寇，陈文述留署治文书。凯旋之后，陈文述听陈鸿寿讲述海上戎事，甚为激动，作《飓风行》一首，其序云：“为云台中丞纪庚申夏海上神风荡寇事也。……是役也，余以留节署治文书，未得偕往。家曼生同在戎幕，所言如此，因约其事作为此篇，以当中和乐职云尔。”[30]《杭州府志》载：“阮元抚浙时，方筹海防，鸿寿随元轻车往返，走檄飞章，百函立就。”[31]浙东海寇，因阮元的剿灭而渐少，阮元在所居西厢池上葺屋三楹，题曰“瀛舟”，匾额即为陈鸿寿隶书，陈鸿寿有跋云：“瀛舟仙客，旧领清班。横海将军，新修战舰。构兹水榭，如坐楼船。志在澄清，铭诸几席。”[32]实际上在闲暇时，阮元常与友朋、弟子们到西湖等名胜游览，据《钱辛楣先生年谱》载，此前的二月，阮元与钱大昕、秦瀛、梁山舟、陈鸿寿诸人游西湖，互有唱咏，流连旬日。[33]再据阮元所记，这年仲冬，他还与陈鸿寿、陈文述、孙韶、吴鼒、汪恩、李锐、林道源、焦循等诣天竺、过灵隐、吃蔬饭，并冒雪登西湖第一楼。[34]陈鸿寿还陪同阮元至桐庐九里洲赏梅，阮元赋诗《桐庐九里洲看梅花》[35]，陈鸿寿和诗《九里洲看梅花奉和中丞师作》。[36]是年，陈鸿寿协助阮元重新订正《定香亭笔谈》，见该书阮元序：“己未冬，云伯从余抚浙旋南，孝丰施孝廉应心复转写去，付之梓人。其中漏略尚多，爰出旧稿，属吴澹川、陈曼生、钱金粟、陈云伯诸君重订正之。……嘉庆五年长至日，扬州阮元记。”[37] 尽管陈鸿寿在阮元幕府主要参理文檄、筹划海防、订正书籍，但他在金石、书法方面受阮元沾溉尤多，阮元的访碑活动，陈鸿寿是大多参与的，当时新出土的金石碑版他也能一饱眼福，观赏、摩挲、考证、作图、题跋、歌咏等等，不一而足。
嘉庆六年（1801），诂经精舍创立后，阮元聘王昶、孙星衍为主讲席，聘陈鸿寿等91人为讲学之士。诂经精舍有一题名碑记，记载了精舍活动及师生名录，出自孙星衍、陈鸿寿二人之手，末署：“赐进士及第山东督粮道阳湖孙星衍撰，诂经精舍生辛酉拔贡分发广东知县钱塘陈鸿寿书” [38]，阮元已收入《诂经精舍文集》。前述《两浙輶轩录》早已成稿，直至嘉庆六年（1801）夏六月，阮元在朱朗斋、陈鸿寿的请求下，遂将书稿交于他们二人刊刻，也就有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两浙輶轩录》朱朗斋碧溪草堂、陈鸿寿种榆仙馆同刊本（图3）。这年，阮元还奉圣谕纂修《两浙盐法志》，从《两浙盐法志》卷首的纂修职名中，我们在校勘名单里见到了陈鸿寿的名字，也就是说，在阮元幕府中，陈鸿寿参与了不少工作。
阮元翻刻的《王复斋钟鼎款识》于嘉庆七年（1802）秋成书，从卷末阮承信的题记中得知陈鸿寿此时与26人同观：“嘉庆七年，子元既订此册呈览，复与徐璧堂联奎、史韡堂森、林啸云苏门、庾泉道源、周秬卣瓒、任右林于睿、孙六研坫、臧拜经镛堂、焦里堂循、许楚生珩、何梦华元锡、王实斋聘珍、张秋水鉴、陈恭甫寿祺、顾千里广圻、顾郑乡廷纶、陈曼生鸿寿、李尚之锐、程竹盦邦宪、王秋塘文潮、贾少虎启彪、林小溪述曾、仲云慰曾、朱右甫为弼、林小桐报曾、方铁珊廷瑚同观。湘圃老人承信识。兄之子亨，孙长生、凯、福，从孙荫曾侍。”[39]九、十月间，阮元出其所藏秦汉十铜印，邀同人分赋。朱为弼、陈文述、顾廷纶、焦循、张鉴、陈鸿寿、蒋徵蔚、方廷瑚、阮元等均有赋诗，载《八砖吟馆刻烛集》。阮元分赋《晋刘渊印》，陈鸿寿分赋《后汉李忠印》。首先考证：“白文二字曰李忠，案，李忠有三，一见《后汉书》本传；一见《唐书》三宗诸子传；一见《五代史》李自伦传。此从《顾氏集古印谱》，定为后汉李忠印。”继赋诗云：“巨莽请刻宰衡印，赤眉得玺重献进。白水真人灵贶甄，李侯所向军威振。……”[40]十一月，阮元招同人赏其所藏历代名家画扇，陈鸿寿得观《祝昌峭壁流泉》、《谢道龄石梁图》、《赵左秋山霜叶》、《王醴秋塘飞鹭》、《华鲲柳塘渔艇》、《周之冕白芦红柿》、《陈洪绶携筇独立》、《高其佩指头牡丹》、《翁桢仙山楼阁》、《李璧草虫》等扇，赋诗《分题琅嬛仙馆所藏画扇得十绝句》。[41]到后来陈鸿寿作画时还忆起当时在阮氏琅嬛仙馆所见绘画，并背临之（图4），款云：“曩在芸台师琅嬛仙馆见广陵马氏所藏冬心翁此帧，神妙处非可以言喻，今背拟之，殊未得其想像处，可噱也。”[42]
嘉庆八年（1803）二月，陈鸿寿、顾廷纶、朱为弼、王聘珍、方廷瑚、张鉴等同人集于阮元之八砖吟馆[43]，传观阮氏所藏汉晋八砖，八砖者，西汉五凤砖、西汉黄龙砖、汉永吉砖、吴蜀师砖、吴天册砖、东晋大兴砖、东晋咸和砖、东晋兴宁砖。阮元分咏《吴蜀师砖》：“吾乡江淮间，崑冈为地轴。井韩列雉堞，如泥塞函谷。……”[44]陈鸿寿分咏《西汉黄龙砖》：“咸阳汉龙兴，工筑事稠沓。冠山朱堂崇，瓴甋旊人纳。……”[45]二月二十六日，阮元父阮承信七十寿辰，阮元招客称觞，与诸友选商周十三吉金酒器，酌酒上寿，命门下士暨子姓辈各咏一器。阮元作《与诸友分赋商周十三酒器为堂上寿，得商父丁角》：“吾乡有酒器，十三银凿落。今吾积吉金，其数亦相若。……”陈鸿寿作[46]《分咏十三酒器为湘圃封翁介寿，得商子执戈觚》：“……阮氏用宝用，补凿款识宜。腾觚请益算，式礼非愆仪。”[47]先期及当日阮氏学友、门生以诗祝寿者甚众，阮父感诸君子之欢心，顾而乐之。
嘉庆九年（1804）编成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阮元就收入陈鸿寿手拓的《周仲驹父敦二器》等钟鼎彝器。这年，阮元还为陈鸿寿的《种榆仙馆图》（王学浩绘）题诗一首：“白云飞断天空青，抽筒叠镜窥窈冥。上有神仙之福庭，寿星躔次开畦町。……”[48]后又为其《种榆仙馆三图》作记，见载于阮亨《瀛舟笔谈》。阮亨云：“陈曼生于画精鉴别，……最喜奚铁生画，尝以其晚年作，偕方兰坻、王椒畦合为一卷，家兄为作《种榆仙馆三图记》，论画、论人，兼以记传之法，不似昌黎专数人物，以笔墨错落见工也。”[49]嘉庆十年（1805）闰六月十五日，阮元父阮承信以疾卒于浙江官署，阮元丁忧去职，归扬州三年。陈鸿寿此时才离开阮元幕府，往广东那彦成幕府，后又转投铁保幕府，故与阮元交往日少。
刻印：尔时有印皆出曼手
在阮元幕府期间，陈鸿寿刻印很多。这在阮元从弟阮充的《云庄印话》中得到一些信息，这是阮充记载的阮元的一则印谱序，阮充云：
文达公归田后，序林茮生鸿《小碧琅玕馆印谱》云：余童年用印，倩毕旋之刻一小田黄“阮元印”，携入京师，随用六十年，不胜平漫，直至癸卯毁于火。次则门生陈曼生在余幕刻者最多，曼生与表弟林小溪同幕同朝夕，宜乎其多得曼石矣，曼生石一时推重，时奚铁生、王椒畦之画又同重一时，林氏梅花屋画卷在表侄处，故茮生得奚、王画法甚高，世但以印篆一事掩茮生也。即印论，茮生专法曼生。曼生为余刻“阮氏琅嬛仙馆收藏印”，今只此一印存矣。少前，董小池洵亦绝佳……盖尔时有印皆出曼手，倩小池刻者少也。[50]
序文中所说“门生陈曼生在余幕刻者最多，曼生与表弟林小溪同幕同朝夕，宜乎其多得曼石矣。”将其时陈鸿寿在阮元幕中刻印的情况作了大致描述。阮元所说陈鸿寿为林小溪刻印甚多，今所见者“绕屋梅花三十树”（图5）即是其一，此印刻于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款为：“……三十树梅花开后，当与君骑鹤扬州。十二桥春水涨时，还共我吹箫孤屿。辛酉十又一月，曼生记并制。”从阮序云“曼生石一时推重”来看，我们可以推断为是陈鸿寿的篆刻第一次受到人们的追捧，也可视为陈鸿寿篆刻之名初显之时。
陈鸿寿在阮元幕府游历期间所刻印较多，今尚能见者已逾百方，不一一列举。其中有代表性者，如乾隆六十年（1795）为黄易所刻“莲宗弟子”（图6）；嘉庆元年（1796）为何元锡刻“雪莲道人”、为汪氏刻“汪氏说岩”（图7）、为奚冈刻“萧然对此君”（图8）；嘉庆二年（1797）为梁宝绳刻“苕花馆印”（图9）、为竹隐刻“我是识字耕田夫”（图10）；嘉庆三年（1798）为吴文徵刻“南芗书画”（图11）；嘉庆四年（1799）为陈文述刻“团扇诗人”；嘉庆五年（1800）为刘鐶之刻“宗伯学士”（图12）；嘉庆六年（1811）为林报曾刻“报曾印信”（图13）；嘉庆七年（1812）为刘墉刻“久安室印”（图14）；嘉庆八年（1813）为林报曾刻“江都林报曾佩琚信印”、为梁宝绳刻“铸橘亭”（图15）、为屠倬刻“嶕岘山人”、为奚冈刻“崧庵侍者”；嘉庆九年（1814）为张大镛刻“灵花仙馆”；嘉庆十年（1805）为钱廷烺刻“忆秋室”、为江步青刻“梦花庵”、为秋室刻“浓花淡柳钱唐”（图16）、为王锡原刻“问梅消息”（图17）等等，不一而足。
图10《我是识字耕田夫》 图11《南芗书画》
图12《宗伯学士》 图13《报曾印信》
图14《久安室印》 图15《铸橘亭》
陈鸿寿在阮元幕府期间所刻印，常因游历地点不同而改变，但有一方注明是在阮元斋馆所刻，如“林报曾印”（图18）是在八砖吟馆所刻，八砖吟馆即是阮元的斋号。款云：“此石剧佳，周栎园所谓灯光冻者是，仆作此印，纯用汉法，非钝丁、秋庵不能知其妙也。癸亥闰二月，曼生记于八砖吟馆中。”另外，“江郎”、“江郎山馆”二印是在扬州康山草堂所刻。康山草堂是阮元舅祖江春的故宅、晚年阮元所居地。“江郎”（图19）款云：“嘉庆壬戌十月南归，道出邗上，留康山草堂数日夕，为文尗先生作此印。……”
图18 陈鸿寿《林报曾印》（附边款）
图19 陈鸿寿《江郎》（附边款）
而嘉庆十年（1805）六月为屠倬刻“小檀栾室”（图20）应是陈鸿寿离开阮元幕府前所刻的最后一方印章了，陈鸿寿未及刻款，屠倬在此印上刻跋云：“乙丑六月，曼生将之岭南，临别时为余刻此，仓促不及署款，不可不记也。琴隖。”
图20 陈鸿寿《小檀栾室》（附边款）
“尔时有印皆出曼手”，阮元这一时期所用印章多出陈鸿寿之手。可惜的是，陈鸿寿为阮元所刻印章也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阮元在世时手边所存曼生印仅有一方了，即阮元在上文中所说的“阮氏琅嬛仙馆收藏印”，今在沈周《野翁庄图卷》上能见到钤有这方收藏印（图21），从内容和风格判断当就是这一方，收入《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51]
陈鸿寿为阮元所刻印，有边款纪年并有实物存世者，嘉庆二年（1797）五月二十五日，30岁的陈鸿寿为阮元刻“小琅嬛仙馆”朱文印（图22），印款为：“丁巳五月廿又五日，鸿寿制。”原石今藏上海博物馆。[52]
图23 陈鸿寿《琅嬛仙馆鉴定》
从陈鸿寿所留印拓中还能寻到“琅嬛仙馆鉴定”、“扬州阮氏琅嬛仙馆藏书印”（图23、24）等印章。还有几方印虽不能见原印或印款，无法确知作者，但从风格来看，也极有可能是陈鸿寿所刻，如“扬州阮氏琅嬛仙馆珍藏金石书画之印”、“家住扬州文选楼隋曹宪故里”（图25、26）等[53]。由此可见阮元十分喜欢陈鸿寿的印章，他所结交的篆刻家很多，而偏喜欢用陈鸿寿所刻（阮元所用印章还有张肇岑所刻较夥，在此不加叙述[54]）。一方面，陈鸿寿经常在其身边，在金石、书法、篆刻方面受阮元影响较深，审美观的接近是很自然的事情；另一方面，表现出阮元对浙派印风的偏爱。阮元在论述陈豫钟的篆刻时涉及到陈鸿寿，他认为：
钱塘陈秋堂（豫钟）深于小学，篆隶皆得古法，摹印尤精，与曼生齐名。秋堂专宗丁龙泓，兼及秦汉；曼生则专宗秦汉，旁及龙泓，皆不苟作者也。曼生工古文，善书画，诗又其馀事矣。[55]
图24 陈鸿寿《扬州阮氏琅嬛仙馆藏书印》
由此可见，阮元对陈鸿寿极其欣赏，并将其专宗秦汉、旁及丁敬的师法情况作了介绍，让后人在研究陈鸿寿篆刻艺术时有了重要的依据。
孙慰祖先生按陈鸿寿刻有年款的作品进行统计，认为：“存印最多的阶段是在二十六岁到四十岁的十馀年中，则与他的诗作情况也大致契合。此期他尚未出任实职，创作精力亦处于人生的盛期。这一年龄段既是一般规律上印人逐步进入艺术成熟的时期，也往往处于创作的激越期。”[56]这样的分析甚为准确，从笔者研究看来，26岁—38岁是陈鸿寿在阮元幕府阶段，与孙先生关于陈鸿寿创作高峰期的描述惊人的吻合。究其缘由，笔者认为大约有二：一是陈鸿寿在阮元的文化圈中与众多名家交游甚密，如与黄易、奚冈、段玉裁、张燕昌、焦循、孙星衍、赵魏、法式善、洪亮吉、张问陶、程邦宪、陈豫钟、赵之琛、屠倬、朱为弼等，这对于其艺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他与自己敬佩的黄易、奚冈的频繁交往，使得他篆刻艺术突飞猛进。二是与他在阮元幕府所参与的金石活动分不开的。高日濬在《种榆仙馆印谱序》中云：“种榆道人穷文章之原，搜金石之奥”，[57]赵之琛在《种榆仙馆印谱序》中亦云：“曼生司马胸有书数千卷，复枕葄于秦汉人官私铜玉印，故奏刀时，参互错综，出神入化，洋溢乎盈盈寸石间。”[58]对于大量金石碑版的摩挲和研究，特别是古印的鉴赏，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陈鸿寿对秦汉印的偏爱和取法，不能说与这个文化圈的氛围无关。陈鸿寿这一阶段的篆刻已经逐渐成熟而形成风格，其篆刻也成为其一生创作的高峰期，篆刻作品也因此成为一个时期的代表作，对研究陈鸿寿篆刻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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