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自进入文人视野之初，其审美价值似乎便是遗貌取神的。在一花一世界里，文人总能以菊为凭，在其间照见最深处的自己。所以艺菊也好、赏菊也罢，多为他们遁世自娱、寄情言理之举。在颐养生活之余，皆是对自己情致至深的寄托。
一千多年前，曹丕看到深秋凉飙里金黄火红的热闹颜色开心极了。他采了一束菊花，赠予友臣钟繇为其祝寿。那天，是九九重阳节。在一年里阳数最盛的日头，群草百木纷纷凋零，唯有菊花傲然独荣于秋庭间，顶着寒气兀自盛放。想必，一定是天地灵气在料养它，才令这秋天最好的礼物，为荒寂的时节平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古时，文人爱在重阳前后登高望远，采一束菊，缀在衣襟上，插在发鬓中，以求消灾益寿、福禄延年。而以菊入茶、入酒、入药、入馔，乃至入诗、入书、入画，借菊抒人品、性情、感遇者，则始终贯穿于整部中国文化史。
早有先秦屈原高唱“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开示了菊花坚毅高洁的品质；又有魏晋陶潜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奠定了菊花超脱自怡的标格；还有南宋李清照低吟着“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诉尽国破流离的凄婉；以及明末张煌言借菊咏志，一句“已看铁骨经霜老，莫遣金心带雨斜”，既写出了菊之凌霜贞姿，又彰显了诗人的英雄气节。
当下，每逢秋日时令，人们便备置点心、水果、香炉于案头。若有菊花抱朴守静于其间，那般景致，便是人间清赏。此时，世人学着古人的样子，将生命的闲情安放于这不趋时俗的花叶之中，不觉间，灵魂也变得清润而饱满起来。
屈子与菊
早在《礼记·月令》中便载有“季秋之月，菊有黄花”之说，是把菊之花期与深秋季节联系起来的物候学上的最早记载。在观天察地以别时令的上古时代，人们用菊花这种“候时之草”来指导农耕生产，称农历九月为“菊花天”“菊月”，是为菊花最原始的文化内涵。
此后，受到阴阳五行思想和神仙方士求仙行为、道教服食长生主张的影响，菊花意象的神异色彩趋于浓厚。后又以“其苗可蔬、叶可啜、花可饵、根实可药、囊之可枕、酿之可饮、自本至末，罔不有功”而被载入药典。
而菊花进入古人的审美视野，并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则始于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为信仰而贞烈自守、宁死不屈的第一人。他把政治功业当作完善人格、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因此，当这个途径被切断，他选择了大义凛然以身殉道。他用“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的句子来自抒怀抱，言“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九歌·礼魂》），又说“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九章·惜诵》）。——他以兰菊对举，阐释其共通的自然禀赋，既吐露了自己毕生追求的人格内涵，也催化了菊花象征含义的生成。
自先秦起，中国人的闲雅往往就与自然天地相契，对山水草木也有着无限的痴迷。事实上，在历代文人反复的塑造与提炼中，形成了一套愈加完整的以植物喻德的符号体系。那些经过文人赞咏的草木，如子猷嗜之修竹、渊明之秋菊、林逋之山梅、敦颐之莲花，莫不被人将其自然特性同人的道德品格映照比附，最终形成了中国文人及物究理、艺物比德的文化传统。
显然，早植晚登、枯而不落是菊花最明显的生物属性，也是后世对菊花人文含义生成的基础，成为咏菊、颂菊的基本格调。于是，自汉魏以来，大雅之士便沿着屈原对菊之精神品质赞颂的脉络，一路加以生发演进。如许询的“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诗》），谢庄的“菊有秀兮松有蕤，忧来年去容发衰”（《怀园引》），首次将菊花与松树并举，提升了菊之庄重坚贞的品质；苏彦的“贞松隆冬以擢秀，金菊吐翘以凌霜”（《秋夜长》），则在前人的基础上，概括出了菊花生于晚秋时节、不与春花争艳的独特品格；至于袁山松的“灵菊植幽崖，擢颖凌寒飙。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条”（《咏菊》），已鲜明地揭示出菊花类同隐士的特质。
这些承前启后的唱和，为菊之内涵的塑造做好了渐进的铺垫。不过，至“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演绎，余词尽废，菊花的精神格韵自此走向了清晰、丰富和完整。
陶潜与菊
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清陈字的《人物故事图册之七》中，有一士人头插菊花，手持藜杖，醉态飘然。其嗅菊和簪菊的形象，多被后世追慕者指称为风流旷达、随性逍遥的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
事实上，画史上绘“渊明与菊”题材者不胜枚举。如马远的《陶渊明采菊图》，赵令穰的《陶潜赏菊图》，唐寅的《东篱赏菊图》《陶潜赏菊图》《采菊图》，陈洪绶的《渊明载菊图》，李士达的《陶渊明赏菊图》，吴嘉猷的《枫林载菊图》等等，莫不如是。
文人为何如此钟爱此类题材，并为之乐此不疲地铺陈笔墨？乃是因为陶渊明是中国菊文化的奠基者；其首倡之“篱菊精神”，成为了中国菊文化不断内延外扩的核心。
众所周知，陶潜一生怀抱着大济苍生、匡时济世之志。然而，官场的污淖腐朽、仕途的黑暗坎坷，使他终于选择了遁世以归田园的道路。魏晋之时，隐逸之风盛行，许多文人未登居庙堂之高便走向江湖之远，将归隐视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的生存手段。陶渊明却不同，他高蹈于世，在归隐中寻回了生命最宝贵、最原初的质地。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于是痛定思痛，决计跟世俗断绝交游，从此顺应自己的内心生活。
而菊对于陶潜来说，有着特殊的精神价值。所谓“人之精神，各有所寄”，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洵阳柴桑居所，秋日篱下的菊花始终伴他左右，给了他莫大的慰藉。他种菊、赏菊、采菊、嗅菊、食菊，日日以菊为友。在种豆南山、荷锄月归的农事中，在与农人共话桑麻的交际中，他实现了与人生的和解、对理想的参悟。而正是这些锦簇盛开的菊花，以其淡泊清雅的性情映照着他归隐的自足，以其枯而不落的傲骨，支撑着他崇尚晚节的精神守望。
他在诗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其七）“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九日闲居》）……难怪宋周敦颐在《爱莲说》中为其盖棺定论：“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对菊之垂青，陶渊明实可称为千古第一人。
千百年来，陶潜不慕荣利、遗世独立、躬耕田园的生活方式，悠然自适、诗酒风流的隐逸情趣，以及率性自得、不入流俗、淡泊洒脱的人格精神，早已渗透进后世文人的世界观、行为准则和处世方式。仕官生涯的艰难、理学对独立人格的苛求，以及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疏离官场的士人开始更多地关注天地自然的启示及个体生命的净化。
慕及陶潜的高洁品性和儒道修为，文人纷纷效仿其种菊、赏菊，咏菊、绘菊，胸怀一腔高标独步的隐逸情怀，或藏身林泉，或寄情山水。他们咏陶公必言菊，在反复的推崇与叠合中，令菊这一“花之隐逸者”的形象，最终被寄予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况味。
如辛弃疾《浣溪沙》词云：“自有渊明始有菊。”杨万里《赏菊四首其三》中云：“菊生不是遇渊明，自是渊明遇菊生。岁晚霜寒心独苦，渊明元是菊花精。” 黄庚在《问菊》中道：“山冈独立对秋光，一袖西风两屐霜。笑倚东篱问寒菊，自渊明后几番香。”以及沈周在《五柳图》中所题：“花开烂漫属秋风，满地黄金醉眼中，千古陶潜晋徴士，乾坤独在此篱东。”石涛在《花卉册之八》中题“朵朵渊明”；再或郑燮在《画菊与某官留别》中题：“进又无能追又难，宦途跼蹐不堪看。吾家颇有东篱菊，归去秋风耐岁寒。”……
如此，“陶菊”的含义远远超出了隐逸与清高的范畴，它既包含“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生命观，也有《桃花源记》中描绘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至此，菊花与人文精神的比附关系正式建立了。作为一种具有特定指向和内涵的审美符号，菊文化由陶渊明的标举及后世文人的进一步应答酬唱，上升至史无前例的高度。
文人爱菊
接屈子与陶潜之踵，后世大儒亦辟出菊之隽雅别格。菊花的意象从晋唐到宋元至明清，由文人的飘逸自适、冲淡平和日益消解变格，融入新兴的多元文化中去。许多文人以菊为号，以菊为书斋、亭台命名，并修池建园、莳花艺草、结聚菊社，以菊为题举办各类花事活动。更有文人专门收集菊花品种，修撰《菊谱》无数。
自此，菊花不再仅是“不畏风霜向晚秋，独开众卉已凋时”（高启《晚香轩》）中的高情远致，抑或“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不第后赋菊》）中的豪情万丈，还增添了“菊花如志士，过时有余香”（陆游《晚菊》）中的大节刚凛，“黄花无主为谁容，冷落疏篱曲径中”（唐寅《旅馆题菊》）的不遇之叹，以及“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江总《长安九日诗》）中去国怀乡的一缕愁情。
宋朱淑真在《黄花》中写：“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枯而不落是菊花的另一物性。文人在这涉变不伤的自然特质中，似乎找到了坚守气节的现实依据。李白也以“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来表达他粪土王侯、傲视权贵的思想。苏轼则在《赠刘景文》中道“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荷花凋谢后，连那擎雨的荷叶也枯萎了，只有落尽了花瓣的菊花枝还在傲寒斗霜。这仿佛启示他，无论环境如何险恶，哪怕生命寂灭，理想信念却可永存。
延续这般情怀并为菊注入新意蕴的，还有南宋爱国文人文天祥。他胸怀天地之志，受命于朝廷风雨飘摇之时，奈何江山社稷已不可逆转地走向了穷途末路。他写下“落叶何心定流水，黄花无主更西风”（《重阳》）的句子表明心意：故国已逝，君王亦不复存，那卿宁肯像秋霜下的菊花一样，任由生命雨打风吹去，也决不屈降二主。此中傲骨悲情，读来令人感佩。
《西京杂记》卷三记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不容忽视的是，菊荣于深秋。自汉代以来，重阳节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已成民俗。文人雅士往往在此时三五对坐，把酒临风，对菊吟咏，表达友朋相聚的欢娱——文学史上有“一为吴郡守，不觉菊花开。始有故园思，且喜众宾来”（韦应物《九日》）；“是菊花开日，当君乘兴秋”（独孤及《九月九日李苏州东楼宴》）；或“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等大量妙语流传于世。可以想见，此时的菊花不仅代表了节日里的观赏对象，更传达出了亲友相聚的喜乐吉祥气氛。
然而菊花开时，又是万物凋零、大雁南飞的季节。许多古人登高怀远、睹物伤情，目之所及之菊和心中郁结的故园之思蓦然神会。于是，借菊花抒散思乡怀人之情也成为一种惯用模式。因此唐寅说“故园三径吐幽丛，一夜玄霜坠碧空，多少天涯未归客，尽借篱落看秋风”（《菊花》）；徐铉道“荃蘪路远愁霜早，兄弟乡遥羡雁飞。唯有多情一枝菊，满杯颜色自依依”（《九日雨中》）——此中浓郁的乡愁并非发兴无端，全然由菊的迟暮于秋触动。
还有诗人杜甫。为避安史之乱，他历尽艰辛来到蜀中，在浣花溪畔的茅屋中觅得一处栖身之所。然而，对故园的眷恋让他再度走上漂泊之路。在夔州滞留期间，他写下著名的《秋兴八首》：“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菊花花开花落两年间，他未能回到故乡，灵魂就似一介漂泊的孤舟，始终无所依着。一想到这里，他未免悲从心来，惆怅万千。
与杜甫有着类似生活经历的岑参，也发出了相似的生命感慨：“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当战争和离乱把菊与故乡联系在了一起，为菊花笼罩上的，更多了一层淡婉的感伤。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一千多年前，唐人元镇总结了文人对菊无与伦比的热爱。与牡丹、芍药的雍容华贵，茉莉、桂花的清香怡人，兰花、梅花的高雅清幽不同，菊花自进入文人视野之初，其审美价值似乎便是遗貌取神的。在一花一世界里，文人总能以菊为凭，在其间照见最深处的自己。所以艺菊也好、赏菊也罢，多为他们遁世自娱、寄情言理之举。在颐养生活之余，皆是对自己情致至深的寄托。
如今，秋色深重，天地旷远，百花纷纷消遁于寒风中。此时且看墙角篱下、四野田泽，菊花依然寂寞开放。而那千百年来凝结于文人胸中的百感千绪，亦化为风中的一缕幽香，缱绻入怀，沁入心脾。
文/Esse
for《读者欣赏》 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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