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孤儿
文/吴家翔
小红借着天黑前的最后一点光趴在院子里写作业。她把小板凳放倒坐在上面，然后弓着腰趴在一个有靠背的矮椅上，实在写累了就直起身，拿小拳头捶捶腰。爷爷李克明在给院子里的一小片菜地松土，他沉重的呼吸和抬不到膝盖高度就落下的锄头时刻提醒着自己84岁的身体。奶奶何齐娃坐在小红的旁边看着她，一言不发，偶尔抬起头瞥一眼菜地里的老伴。
李克明和何齐娃婚后并未生育，13年前，他们去县医院看病，走廊里，一个年轻女子跟何齐娃说：“阿姨，您帮我抱下孩子，我去下厕所”。年轻女子再也没有回来，于是二老把小红抱回家抚养。今年她上初一，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孩子之一，和同学们相处的也很愉快，但她怀疑自己心理有问题，因为她更喜欢一个人独处，晚上辅导班下课了也不希望爷爷去接她，想自己走夜路回家。她说：“我们老师说了，人越缺少什么就越是表现什么……”
奶奶说小红很懂事，学习成绩好，放假的时候还总是帮她洗衣服，如果身上没钱，她宁可在学校里饿肚子，也不跟二老说。她知道自己是被捡来的，但不会因为这件事不开心。
我问她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她说想做一个妇产科医生，因为“能看到新生命的降临是很美好的事”。
在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的“事实孤儿”信息资料库里，有来自汉阴、南郑、洋县、蒲城、岐山、淳化、西乡等7个县的共1049名“事实孤儿”，据妇基会估算，像小红这样的孩子，在陕西就有近1.8万。这是一个尚未被社会广泛知晓的群体——他们的父母一方死亡、失踪、患有精神病、重残、重病、正在服刑（3年以上）等，另一方未履行监护照料义务1年以上，抑或是非婚生、遭遗弃后被收养，导致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
他们是接近于孤儿的边缘群体，生活艰难，处境困苦。由于政策缺失，这些与孤儿、留守儿童处境相似的孩子，却难以获得相应的救助和关怀，成为亟需救助的特殊群体。
贝贝的家庭作业上空着一幅相框，要求在那里贴上一张“我的一家”的照片，并向老师和同学做介绍。她今年6岁，对妈妈唯一的印象是一张留存在家里的大头贴，而对爸爸的记忆几乎为零。
她的爸爸一直游手好闲，2008年和临县一个姑娘恋爱后致使女方未婚先孕生下了贝贝。2009年11月，女方被娘家人强行领走，随后，贝贝的爸爸也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贝贝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爷爷26年前患脑梗半身不遂，奶奶65岁，靠给别人打零工和政府救济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贝贝的班主任反映，她很聪明，但不爱学习，几乎每天早上都是到了学校在老师的监督下补作业，上课也没法集中注意力听讲。她更愿意自己坐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很少和爷爷奶奶交流，家里的小狗是她唯一的玩伴。
相对生活的窘迫，缺乏精神上的关怀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根据西北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郑安云教授针对“事实孤儿”生存状况的调研结果显示，56.8%的“事实孤儿”表示，经常想念爸爸妈妈，但当被问及父母情况时，这些孩子都会避而不语。有18.9%的孩子表示“更愿意自己待着而不是和同学交往”，90.5%“经常或偶尔羡慕别的同学能见到自己的父母”。约有37.8%的“事实孤儿”会因家里贫困受到同学嘲笑。心情不好时，只有35.1%的孩子选择向家人倾诉，多数“事实孤儿”不善言谈，甚至一直缄默不语，存在明显的自卑和自闭倾向。“能见到父母——这样一件对很多孩子来说最简单的事，却令他们感到最为痛苦。”
绵绵和患有尿毒症的妈妈住在墙面斑驳、阴冷昏暗的房间里。她还不足7岁，却有着这个年纪的孩子不该有的沉默和忧郁。她的妈妈每天要自己做三次腹膜透析，她的爸爸几年前被骗入传销组织，最近才被确认已经死亡。根据我国已建立的孤儿福利体系，陕西的福利院孤儿每人每月可得到1000元补助，散落民间孤儿每人每月可得到800元，但由于针对“事实孤儿”的国家救助政策几乎空白，没有父母双方的死亡证明，“事实孤儿”无法享受这些福利，绵绵一家连这800元的补助都拿不到。
绵绵的童年里没有宠爱和放纵，甚至没有玩具。妇基会的工作人员送给她一个芭比娃娃，她爱不释手，只有在拿着那个娃娃的时候她的脸上才绽放出了一个孩童本该拥有的喜悦。而这种喜悦并不长久，转眼间就消散不见。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儿童福利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全国共有约58万名“事实孤儿”，河南有“事实孤儿”4万多人；山东各类福利机构收养的此类儿童达到1.9万；在新疆，至少有5000个这样的孩子……与小红、贝贝、绵绵一样的事实孤儿正存在于中国的各个角落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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