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6年前曾经为画家杜觉民写过一篇评论，标题是《生命 使命 宿命》。这些年过去了，他的绘画艺术自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直想有机会再好好聊聊，但都各自忙自己的事情，见面的机会竟不多。他在老家建艺术观后，曾邀请我去看看，我也欣然答应，却迟迟没有成行。
昨天终于说走就走，起身就去了。起因竟很简单，前天美术馆同事那海晒了一本老杜策划出版的施铮铮著《记忆碎屑》，我觉得肯定有意思，便请老杜寄一本来欣赏欣赏。老杜欣然允诺。稍后两人相约翌日去他那里聊一聊，我说那么书不必寄了，我来取即可，他说已经快递，可见他办事之雷厉风行。
我和老杜是同龄人，内心有着许多契合点，哪怕见面不多，心中都装着对方，这是毫无疑问的。
昨天终于成行，登门拜访，倾心交谈，大为惊叹，颇多感慨。
他是非常自律的，不饮酒，不抽烟，甚至不喝茶，身材保持得很好，头发乌黑，比我年轻多了。我是“三中（种）全会”，对比之下，真正汗颜。他对审美的近乎强迫、自虐的极致追求，也是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更是我所望尘莫及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谈得非常投机，因为我们对认识社会、认识事物的总体看法是相近的、或者一致的。
看了他的艺术馆，我为他的超常的创造精神所钦佩，为他的超凡的审美意识所倾倒，为他的超群的动手能力所折服。我感受到一种冲击，也感受到一种沉重，一种孤独，一种苍凉。
他的作品最初给我的感觉是沉重，现在依然如此，我感觉他承载了太多超越自身的东西。
我觉得痛苦是一种美，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就是要把自己所感受到的痛苦转化为美。
老杜的痛苦感、沉重感，在这些年中国书画家的“狂欢”之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这便是他的孤独与寂寞。哪怕在喜欢他的艺术的人里面，也未必全部能读懂他的孤独与寂寞，因为这是一种大孤独、大寂寞。而且，注定无法逃避，无法消除。
于是，他退居故乡，营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他唯一的武器是真诚，是艺术，是美。然而，他的艺术观念，并不大众，也不趋势，更不流行。他追求的美，在许多人眼里，也许是丑。他把美发挥到极致，越极致，理解的人越少。
自古以来，大美不言，总带有几分苍凉。
今晨起来，写了三首诗，抒发一下我的感受，16年前的评论，似乎并未“过时”，再予推送。
今天收到了老杜代赠的施铮铮老师的大著，开卷便觉清风扑面。看了序言，得知施铮铮蒋文兵伉俪是老杜在人生低谷时结交的朋友，今年施铮铮老师八十岁，将平生文稿、日记作一汇编，也是最好的八十大寿礼物了。老杜策划这本书，也可见老杜的重情重义了。老杜对待朋友总是这样肝胆相照，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则疾恶如仇，其爱憎分明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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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泉水别墅寄尘斋杜觉民兄三首
斯舜威
其一
一粒浮尘藏大千，云游四海是前缘。
闲来此处且休憩，扑面相迎有石泉。
其二
愿作人间苦行僧，所前山下水云清。
万般寂寞谁知否，大道朝天唯一诚。
其三
人间万事信非虚，撷取白云堪结庐。
妙造天工孤独处，往来过客听泉居。
自注：尘斋在所前，门前数丈石泉，石上尘斋主人自篆“谁非过客，泉是主人”。
2021年9月11日
生命 使命 宿命
——记画家杜觉民
1．
画家们处身于商品经济繁荣、艺术市场火暴的新时期，可谓遇上了千载难逢的幸福时光。特别是对有着“美院”“画院”等学术背景兼官方身份的知名画家来说，日子更加红火，只要来得及画，作品不愁没有销路，哪怕价格一路攀升，也依然有人追捧。在这样的情况下，画家的物质生活相对比较富裕，亦自在情理之中。这样的日子，是以往包括不少中国画大师们在内的画家们所难以企及的。
然而，画卖得疯，价格卖得高，是否一定意味着画家学术成就高呢？画家钱挣得多，物质生活过得富足，是否一定意味着画家事业辉煌呢？对此，我并不想展开笔墨多说什么。因为，画家卖画，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更何况我相信对真正有志向，有追求的画家来说，是决不会拿金钱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艺术高度的，更不会把润格异化为自己通往艺术殿堂和精神世界的障碍。他们固然也卖画，但并不把卖画看得太重，更不把卖画作为乐此不疲地赚钱的手段，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有着自己的价值定位和艺术追求，他们不会舍本求末。
在我熟悉的画家中，杜觉民是在这方面头脑相当清醒，追求相当执著的一位。
2．
我和杜觉民交往并不太多，静下心交谈的次数则更少。但不知是不是因为同岁且有相似经历的缘故，两人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觉得彼此是可以坦诚相见，说一些真话的。特别是从他的作品中——我指的是以《旧痕》为代表的以凝重、厚朴、浓黑、晦涩为基调的作品，我看到了他发自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看到了他绝不媚俗的倔强追求。
2003年他和池沙鸿、张卫民办联展的时候，我曾经对他说：你的作品让人看了沉重，让人难以平静，让人有话要说。我当时曾想写几句读画感想，因为后来他到中央美院读博士去了，见面的机会更少了，加上忙，便拖了下来。
2005年7月29日，当他放暑假回到杭州，两人在湖畔居一边欣赏湖光山色，一边喝茶，一边探讨他的创作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当初幸亏没有动笔，因为我发现当初的感受是表面的，我并没有真正体会到他凝于笔端的良苦用心。当初，我是打算从“审丑”“审苦”的美学范畴去观照他的创作的。我觉得由于受商品化的影响，画家队伍中媚俗倾向比较严重，市场需要什么就画什么，展览和评奖欢迎什么就画什么，画家的本体意识在削弱。在这种情况下，画家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显得格外重要，用严肃的创作态度，去直面人生，直面社会上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显得格外重要。我觉得杜觉民的“审丑”、“审苦”，至少体现了画家的一种人文关怀意识，他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要通过他的作品进行呼吁和呐喊。尽管画家很难去解决社会上存在的实际问题，但是，不断发现问题，并且艺术地揭示出来，却是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的责任。
后来发现，通过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他的创作是不够全面，不够深刻的。
3．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2003年杜觉民参加中央美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口试时的情形，可能有助于找到他的创作思想、创作态度的门径。
他报考的是中央美院首届中国画研究方向的博士，也许因为是“首届”，校方显然格外重视，别说六七个理论和创作权威组成的考官阵容够强大的，那题目也挺吓人：5分钟时间，陈述以下内容：你对中国古代美术的看法；你对中国现代美术的看法；你对西方古典美术的看法；你对西方现代美术的看法；你考上博士生后的研究课题是什么。这些题目，范围都很大，别说5分钟，就是50分钟恐怕也难以说全。让考生在简短的时间内回答看似包罗万象的问题，考验的绝非仅仅是考生的临场发挥能力和应变能力，实际上衡量的是考生平时学识积累的厚度和思考问题的深度。这样的问题，如果临时抱佛脚，肯定无从下手，只有平时深思熟虑，才可能一语中的。趁前面几个考生在陈述的间隙，杜觉民胸有成竹地对自己说：你应该而且必须在1分钟内把话说完。
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艺术不外乎三种：一种是为名为利。这只是某些人的职业而已；一种是为艺术而艺术。也就是在技巧、风格上争强斗胜；还有一种是内心深处有话要说，要用精神与人类对话，不得不画，不得不表达，也就是为人生而艺术。我倾向于第三种艺术。
他的回答是二三十位考生中显得最为简洁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回答是令考官们满意的。
我之所以照搬了这一幕情景，是因为我认为，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杜觉民的人生观、艺术观，从而找到破译杜觉民作品内核的信息密码。
4．
一个画家人生观、艺术观的形成，与其生活道路紧密相关。
也许是上帝有意要打造一个艺术家的灵魂，杜觉民1957年一来到这个世界，命运就给他来了一个冷酷的洗礼：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的素有“才子”之誉的父亲，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后来，惩罚升级，全家被遣返原籍萧山杜家村，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顿，甚至可以说陷入了绝境。父亲认为一切都是读书惹的祸，“肚皮精通，米桶精空”，还不如一字不识的农民最安耽，因而把家里的书通通付之一炬，不许子女再读书。
杜觉民只读了4年小学，从10岁开始，就做放牛娃了。失去了读书机会，他的求知欲反而格外强烈，千方百计借书阅读，以致14岁那年被大队里以“读毒草”的罪名抓去关了起来。16岁，他去建德煤矿拉煤。从山顶煤矿到七里垅码头，来回30公里山路，凌晨4时起床出发，晚上8时多收工回来。拉着1000公斤重的煤车，沿着之字型的陡坡下山，其危险是可想而知的。说到此处，杜觉民感叹道：“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如此艰辛的生活境遇。”
我插话道：“我理解的，我18岁时也拉过车。我知道下坡时需要用肩膀拼命扛住车杠，竭力增大车尾的摩擦力，以减缓速度。如果扛不住，很可能车毁人亡。”
杜觉民说：是啊！一次，听到前面一声轰隆巨响。出事了，果真一位拉煤人被摔得血肉模糊，死状相当悲惨。我一下子全身冰凉，心想：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生命是那么渺小，那么脆弱，那么卑微，为了活着，有时竟不得不以付出生命为代价。可以想象，这件事会给杜觉民的心灵烙下多么深刻的痕印。如果他只是一个车夫而已，他当然也会产生物伤其类的伤感，然后逆来顺受，继续日复一日过他的拉车生涯，但是，他虽然是一个地道的靠苦力挣钱的车夫，却有着艺术家丰富而易感的心灵，有着不屈服于命运的抗争的激情，他所感受到的人生的艰辛、残酷，乃至对生命、对社会的思索，要复杂得多。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实在太多了，发生在最低层的人群的不幸遭遇实在太多了，然而，人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慢慢变得无奈、无助、认命，乃至麻木。一位艺术家有了这样的经历和遭遇，情况就不同了，他会由此及彼，由小见大，由个人的命运联想到社会和人类带共性的问题。一句话，他的心灵，会充满人文关怀的情愫。
我们断言16岁的少年杜觉民已经充满这样的人文关怀的情愫，这是不切实际的，但那时人文关怀的种子已经悄然种下，不经意中萌芽，则是无疑的，尽管他当时可能还不知道人文关怀为何物。只不过这人文关怀的灵苗，要待到三十来年后的今天，才茁壮成长。
5．
这样，我们对《旧痕》的理解就显得比较便利了。
《旧痕》是杜觉民1995年在广州美院国画系硕士研究生毕业时创作的。在此之前，在常人的眼里，杜觉民可以说已经功成名就了，他于1985年毕业于浙江丝绸工学院服装系后，已经先后在澳门、加拿大、新加坡等地办展，并多次获奖，其作品深受台湾地区的藏家青睐。如果与往日放牛、拉车的穷小子相比，他已经进入天堂，可以衣食无忧，心满意足了。然而，杜觉民不会。他对自己说：“如果仅仅是为了吃饱穿暖，过上物质丰裕的好日子，那干什么不好呢？做一个建筑老板，办一家家庭企业，都可能比做画家更赚钱，干吗非画画不可呢？”正如罗曼·罗兰所言：“不创作，毋宁死”。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从事创作，决非仅仅是职业，而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是宿命。
做一个画家，是杜觉民少年时代就已经萌生的一种渴望。他有岩浆般难以抑制的情感要迸发，有许多许多想法要和世界对话，他选择了一种渠道，这就是画笔。然而，对挑着粪桶途经学校听到书声琅琅而羡慕不已的杜觉民来说，进美院深造，做一个职业画家，无疑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后来，当已经考上浙江美院研究生的好友孙永怂恿他，美院的门槛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不可跨越，他已有的绘画水平与已经考上美院的大学生相比并不逊色多少时，他将信将疑地拿了一些习作请美院的老师指教。时隔多年，他始终无法忘记当年两位美院老师对他的鼓励和关爱。那是1981年，浙江美院国画系没有招生，油画系老教师费以福看了杜觉民的习作后，建议他报考油画系，并将他推荐给当时的油画系主任马玉如老师，马玉如老师也鼓励他报考。后来，两位爱才心切的伯乐专门去关注油画系的招生情况，却怎么也没有找到杜觉民的名字。找到杜觉民，得知他根本就没有报考时，两位老师显然生气了，批评他说：我们和你非亲非故，建议你报考油画系，还不是爱惜人才，觉得你有一定绘画天赋，有培养前途，你却连招呼都不打，就放弃报名，你也太不懂事了吧？说得杜觉民既感动，又惭愧。其实，他也有难言的苦衷。他那因一两句真话就被打成“右派”的父亲对意识形态怀有恐惧症，不惜以断绝经济资助为要挟，决不允许他去搞纯艺术的油画，只允许他搞工艺美术。在他父亲看来，搞工艺美术，如同学了一门手艺，掌握了一门技术，毕业后找个行当，有口饭吃就行了。杜觉民本身也觉得从来没有画过油画，担心不一定考得上，因此，他退而求其次，报考了浙江丝绸工学院首届招生的服装系工艺设计专业。一个只读过4年小学的人，居然考上大学，居然攻下了从未学过的数理化的难关，居然连续4年获得全校美术创作唯一的一等奖，杜觉民的刻苦、勤奋、用功，是可想而知的了。他说：“那时，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拼命'恶补’。”
他的这种刻苦、勤奋、用功的习惯，在广州美院依然没有放弃，只不过他已经用不着“恶补”文化科和绘画技巧，他把眼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投向了他曾经生活过、挣扎过、奋斗过的社会底层，投向了比他生活过的江南地区要贫困落后得多的少数民族地区。
我没有问杜觉民为什么选择了大凉山彝族地区作为他体验生活的基地，只知道他在读研究生不久，也即1993年，就一个人深入到大凉山，与山民们同吃同住达半年之久，他的足迹到达了其他艺术家很少能够到达的地方。有时，连续跋山涉岭四五个小时，也不见一个人影，偶尔遇到了山民，那衣服、那肤色，简直和岩石、和大山的颜色一模一样。和山民一起吃饭——确切地说，是吃半生不熟的土豆，当地惯常的主食，当杜觉民下意识地剥了皮扔到地上时，便有人默默捡起放到嘴里。他们生活得那么艰难，却没有丝毫怨天尤人，他们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相处久了，他的内心里便产生一种震颤，有了几分沉重，几分苦涩，几分焦虑，乃至产生了强烈的倾诉欲望。他感到自己被深陷其中了，如果不把看到的、感觉到的、想象到的东西用笔反映出来，他的灵魂便会感到不安。于是，回到广州美院，他便不可抑制地拿出了创作计划。这有点冒险，可能会吃力不讨好，因为毕竟是毕业创作，按常规，只须画几张技巧完备的小幅作品便可过关，便能拿到文凭。而如果创作在题材内容上有一定争议的巨幅作品，结果很难预料。当时连导师也出于关心和爱护，对他的构想表示出一丝忧虑。杜觉民便给导师写了一封十几页的长信，谈了自己的出身经历，谈了非创作这幅作品不可的理由，并且坦陈：我之所以读研究生，并非为了取得一张文凭，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我的所思所感，言辞非常恳切。导师被打动了，同意了他的创作构想。《旧痕》问世后，引起巨大的反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和肯定。
6．
《旧痕》的成功，表明杜觉民沿着自己设定的创作道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它具有一种标志意义。如果说，大学四年他打下了文化学养、绘画技巧的扎实基础，毕业之后在美术实践活动完成了作为一名职业画家的基本积累，那么，经过3年硕士研究生磨练，他对画家的使命、艺术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切的领悟，他开始站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学术平台来打量他面对的艺术世界。可以说，他从研究生生涯中得到的最大收获，并非绘画技巧，而是一种人生观、艺术观的进一步明确、强化、确立。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他的艺术品格。正因为如此，别的画家可能也会到贫困地区、民族地区采风、写生，但不一定会像杜觉民那样顶真，那样深入，那样长久地和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进行心与心的沟通。也正因为如此，在明确了这样的创作方向之后，杜觉民马上投入到新的更大的社会关注、历史关注的大创作的准备工作中去。
从1995年开始，从他广州美院硕士研究生毕业起，他就产生了关注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的念头，并以此作为一个研究和创作的重要选题。此后，他陆续开始对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全国农村做深入的社会调查，他要对中国农村广大农民的生存状态、包括历史上饱受自然灾害折磨的状况有一个深入而全面的了解。这种社会调查，包括到图书馆、档案馆查找资料，先后持续多年。也许，这样的社会调查，应该是政治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者文学家应该花大力气研究的选题，一位画家长期关注于此，我想，其目的已经超越了创作准备的范畴。确切地说，已经变成了一种心灵的需要。无论倾听，无论思考，无论用画笔诉说，都是发自灵魂深处的需要。
那时，他还不知道若干年后自己会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首届中国画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但当博士生毕业创作摆上议事日程后，他的创作激情找到了一个喷发的契机。就如同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拿出大凉山般沉重厚实的《旧痕》一样，在博士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也要拿出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中央美院首届中国画研究方向博士生这块牌子、特别是对得起他调查研究了整整10年的中国农民的一幅巨型创作。
决心已下，杜觉民便着手绘制小稿，花了整整4个月时间，才大致完成小稿。
在湖畔居，他向我展示了他的小稿。当卷成一卷的小稿在地毯上缓缓展开时，我惊呆了，凝望着画面，久久说不出话来。服务员和其他茶客也围过来，他们肯定也惊呆了，空气如同凝固一般，茶室内安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过了好一会，杜觉民默默卷起小稿。两人回到座位上，但谁也没有喝茶，那场景拂之不去，压在心上，让人再没有了那份闲情逸致。我甚至觉得，喝一百多元一杯的龙井，观赏湖光山色，简直是一种令人羞愧的奢靡。
好久，他告诉我，他已经在创作正稿了，用6尺整纸竖着画，1米8的高度，画面上的人物基本如同现实中的人那样大小，一张张接着画，现在还说不准会画多少长度。
他希望我暂时不要披露这件大作品的题目和内容，等问世之后，再任凭别人评说罢。
我默默点头表示理解。
7．
他告诉我：当年他从大凉山考察回来，大病了一场，住院15天，才恢复元气。
他告诉我：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有一次在饱受战乱、贫穷、饥饿折磨的非洲国家苏丹采访，抓拍了一张秃鹰贪婪地盯着一个快要饿死的瘦骨嶙嶙的、奄奄一息的小女孩的照片，这张照片在1994年获得了美国普利策奖，但在当时拍摄完了之后，他轰走秃鹰，在一棵大树下一边抽烟，一边放声恸哭。他感到人世间的苦难大于幸福，艺术家对人间的不幸显得那么无助、无力。就在获得普利策奖3个月之后，他自杀了。
他告诉我，他也哭过。在河南信阳调查时，他一个人在宾馆里哭泣了几个小时。没有人要求他去做这样的调查，没有人指令他去画这样的画。然而，他不这样做，不这样画，心里难受。艺术家充满激情创作的作品，往往是不由自主的，欲罢不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完成这样的作品，不但是使命，而且是宿命。
他告诉我，读大学时，他去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一个历代艺术精品展，在一幅古画面前，他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虽然画面只有简单的一山、一船、一人，但画面上传达出的一种无法表述的东西，却让他内心如大潮汹涌澎湃。他不敢看上面的题款，一时不敢急于搞清此画出自哪位画家之手，他只是静静地感受这幅作品给他带来的种种联想和思考，后来索性坐在地上，呆了整整4个小时。当时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画家应该如何和世界对话。临别，他看了上款，才知道这幅画的作者为八大山人。
他告诉我，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让家人过上与当今都市生活相适应的物质生活，他也画一些雅俗共赏的受人们欢迎的画，但是，他的内心永远明白，他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他最有意义的作品是什么，他毕生的精力应该放在哪里。一句话，生存尽管是第一位的，但他永远不会放弃精神层面的追求。否则，仅仅为了赚钱，那艺术家和其他手艺工匠真的没有什么两样了。
从他的叙述中，从他的创作中，我开始重新认识杜觉民。
我以为，艰辛的生活经历，丰富了他的阅历，让他比较早就对生活有了清醒的认识，培养了他悲天悯人的情怀。上大学后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又帮助他对自己经历的一切作了理性的梳理，并升华为观察人生、观察社会的方法和观点，形成了人道主义关怀的创作理念和基调。
曾经有人在公开场合问他：你喜欢哪一本书？
答：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部书描写了一位艺术家的奋斗史，我曾经读过7遍。
问：这部书里是什么吸引了你？
答：罗曼罗兰的一句话：你如果热爱人类，你必须和人类作斗争。
问：哪一个人对你影响最大？
答：没有。如果非回答不可，那么就是哲学家。
问：哪一位？
答：萨特。萨特把人性一层层剖剥，剥得只剩下内核；把社会一层层剖剥，剥得只剩下内核。
从这一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到杜觉民从中所受的影响。此外，他告诉我，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比较大的艺术家有：柯勒惠支、贾柯梅蒂、莫迪兰、蒋兆和、周思聪等，而这些艺术家身上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有较强的对人类的关怀意识。那么，我们可以由此认为，杜觉民艺术观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他是沿着一条艺术之河张开自己的艺术风帆的。
8．
谈了好久，翻看他的画册，一张变形的头像吸引了我的视线。这是一张经过放大、拉长、变形的男性的脸。那表情，充满挣扎、劳顿和奋争，让人感受到深邃、凝重、倔强。这幅作品原作高达1米8，在意大利展出，比较典型的体现了杜觉民风格。画作的两边题写着曾经担任罗丹秘书的存在主义代表人物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歌《沉重时刻》：“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在夜间笑，无缘无故地在夜间笑，在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望着我。”这幅作品创作于1997年秋，落款“丑人”。“丑人”是杜觉民的笔名，两字连写，如同一“忍”字。
9．
分手时，我说：我期待着你的毕业作品早日完成。
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会努力的。
我说：我期待着。
我始终觉得，杜觉民是一位有个性的、有风格的、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他是值得期待的。
（原载《美术报》2005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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