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论语》之君子论

--2022年6月28日在山西书院联盟的讲座

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是探求“人之所以为人”以及如何为人的道理，而“君子”就是孔子精心塑造的理想人格。《论语》中论及“君子”多达一百多次，可见其分量及地位之重要。两千多年来，君子人格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的共同追求。

下面，我把《论语》有关君子的论述，概括为十三个专题，与大家共勉：

（一）君子之本——孝

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仁”，出发点和根本是“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做一个君子，首先要专心致力于对父母的孝，只有把这个“本”立起来，人与人相处的“仁爱”之道才得以通行。孔子强调：“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他把孝看做是人的最根本的品德，也是对人进行道德教化的前提和基础。

孔子论“孝”的要义和精华包括哪些内容呢？

一是“能养”。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能养，就是有能力赡养父母。《孝经》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强调子女尽孝一定要“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这是子女尽孝应承担的最基本的义务。

二是要“敬”。孔子进一步指出：“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如果只把赡养父母当作孝，那是很不够的。这种把物质上“能养”等同于孝的观点，乃是一种世俗偏见。对父母尽孝，要有发自肺腑的爱敬之情，真心实意地爱护父母，尊敬父母，让他们享受到精神上的快乐。孔子论孝，更为强调的是这个“敬”字。“孝敬”，乃是孝道的核心要义。

三是要和颜悦色。“敬”，是指内心深处对父母的爱；而“色”，则是指表面上的“脸色”。子夏问孝，孔子说：“色难。”就是说对父母尽孝难在子女的态度上。如果总是给父母脸色看，即使让他们吃得再好，穿得再暖，他们心里也不会痛快，这就不能说是孝。

四是要时刻挂念。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做子女的，要把父母的生日和年龄时刻记在心里，一方面为他们的长寿而喜悦，另一方面，又因他们日渐衰老而担忧，有道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又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古代社会交通不便，因此，父母在世时，尽可能不要远游。如果非得出远门，必定要安排好父母的生活，告诉父母自己在外面的情况等，以免父母担心。

五是要“几谏”。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几”是轻微、委婉的意思。孔子并不主张子女对父母要绝对地服从，假如父母有过错，应当委婉地进行劝告，如果父母不听从，也要照常恭敬，不能违逆，再看时机进行劝解，这样做虽然操劳而忧心，也不能对父母产生怨恨之心。

六是要无违于礼。孟懿子问孝，孔子答：“无违。”樊迟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他所强调的是，要以礼事亲，不可违背于礼。父母在世，如有不合乎礼的言行，子女是不应当顺从的，而要以合乎礼的方法去劝阻，这是对父母真正的爱护、尊敬；父母去世以后，要按照礼制去安葬他们、祭祀他们，这才算子女尽孝有始有终。在《孝经·谏诤章》中，孔子表明了不同意“从父之令可谓孝”的鲜明态度。由此可知，把“尽孝”解释为一切顺从于父母，并不是孔子的思想。

七是要“尊亲。”孔子认为，人生最大的孝，是善于继承先人遗志，发展先人未竟的事业。一个人，能以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使父母受到尊敬，这是最大的孝；其次，是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使父母受到侮辱。再次，是能养活父母。可见儒家所提倡的孝，最重要的是要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孝文化作为传统家族社会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当今社会，孝文化中与君主专制相适应的某些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已不再适用。但是，其中包含的体现人类亲情，倡导孝老爱亲，主张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思想精华，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二）君子之道——仁

孔子所培养的君子，是能够担当天下兴亡大任的社会精英。他们必须具有健全的人格、高尚的品德和远大的理想。这样的君子人格，孔子用一个字加以高度概括，就是“仁”。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就是仁爱之道。他一生的理想，就是弘扬仁爱之道，以实现礼乐仁和的大同世界。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用“仁者爱人”这样一句简洁明了的话，深刻揭示出“仁”的基本含义，就是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仁爱之道，就是从对父母的孝开始，延伸到对兄弟的悌，对朋友的信，对天下民众广泛的爱，同时要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向他们学习。

孔子抓住“仁”这个核心，提出了一整套关于道德教化和社会规范的思想，主要有以下要点：

（1）“仁”的基础是“直”。“人之生也直”，真情实感、质朴坦率是人的秉性。他赞成“刚毅木讷”的实在人，反对“巧言令色”的虚伪人。

（2）“仁”的内涵是“爱人”。具体地说，就是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

（3）“仁”的根本是“孝悌”。“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是人自身的品德，对父母的“孝”和对兄弟的“悌”，是“仁”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4）“仁”的延伸拓展是“爱民”。“孝之放，爱天下之民”，要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推广到爱天下的民众，即“泛爱众”。尧舜那样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更高境界的圣德。

（5）“仁”的践行之方是“忠恕”之道。其基本的要求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高的标准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具体方法是“能近取譬”，从切近处做起，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6）“仁”的关键是自己去做。“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就在自己身边，只要真心去做，从身边的具体事情一点一滴去做，任何人都能做到。

（7）“仁”的规范是“礼”。“人而不仁如礼何”，强调“仁”是“礼”的根本；“克己复礼为仁”，又强调“礼”是“仁”的规范。君子要克制自己非礼的欲望，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8）“仁”的目的是“和”。建立“礼乐仁和”的社会，是孔子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礼之用，和为贵”，强调“礼”要体现“仁”的精神，通过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达到人世间的和谐。

仁爱思想具有深厚的人性根基。它主张以“孝”为出发点，抓住了人心中最深沉、最真挚的情感；主张把“亲亲”之情延伸扩展到“泛爱众”，激活了人心中最闪光、最宝贵的良知；主张推己及人，“能近取譬”，从自身做起，去实践“仁”的精神，既切合实际，又可以通过教化而得到推行；主张以“礼”作为“仁”的规范，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使“仁”的推行有了社会认同的准则，既符合社会治理的规律，也符合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

（三）君子为仁之方——忠恕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从始至终贯穿于孔子学说的“道”是什么呢？曾参的理解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虽然不能涵盖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全部思想，但却抓住了“为仁之方”这个道德实践的要害。

“忠”和“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补充、互相规定、互相包含，构成儒家重要的伦理范畴。

朱熹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就是为人谋事要真心真意，全心全意，也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强调真诚待人的精神。恕，就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换位思考，尊重他人的精神。《全球伦理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界定为“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家庭和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的“终极的、绝对的标准”。

“忠恕”之道指明了人类社会人与人相处的基本道德准则，“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名言，更是鲜明而具体地诠释了儒家的“人类一家”思想，这与《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公约》中有关“人类一家”的表述，是完全契合的。以“忠恕”之道为基本意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准则。

“忠恕”之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把天地视为父母，把民众视为兄弟，把万物视为朋友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思想。它对于保护人类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四）君子之行——义

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他把“义”作为君子的行为尺度和价值标准，强调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凡合乎道义的，就要努力去做；凡违背道义的，就坚决不做。

学习儒学关于“义”的理念，要搞清楚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义与仁的关系。在孔子学说的思想体系中，“仁”是统摄各种道德规范的总括性概念，“义”是仁的表现形式。“仁”，侧重于内心，是君子的思想境界，是安身立命之所；“义”，侧重于外在，是君子的行为尺度，是做人做事的准则。  

二是义与勇的关系。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君子义以为上。”“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君子以义为最高准则，在符合义的前提下，勇才具有道德的价值。仁者之勇是大智大勇，是一种奉献和牺牲精神。而缺乏仁义精神的“勇”，是匹夫之勇，是不可取的。

三是义与利的关系。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喻”字，指的是知晓、懂得。意思是说：“君子知晓义，小人知晓利。”一事当前，君子懂得以义为取舍标准，所考虑和顾及的是义；小人则只知有利，不知有义，斤斤计较于一己之私利。是“喻于义”，还是“喻于利”，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志。

孔子认为，利益和富贵是人们都希望得到的，他并不反对人们谋取正当的利益和富贵，他所反对的是那种见利忘义的行为。对于利益和富贵，他主张“义然后取”，取之有道。对于不合道义而来的富贵，孔子把它比作天上的浮云，不屑一顾。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义与利是辩证的统一，义利相济、以义制利，是孔子对义利关系的基本主张。

（五）君子之约——礼

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要成为一个君子，就必须具有广博的人文学识，而又能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在孔子之前，人们主要是从“天命”的神秘观念上，从祭祀的仪式上去认识礼，把礼的根源归之于天地鬼神等某种外在的东西。孔子则主要是从人的自身来寻找这种根源，认为人内心的真挚感情才是礼的根源，从而赋予礼新的内涵。他强调，礼乐之重要，不在于它的表面形式，而在于它规范人的行为、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实现人际和谐、引领社会风尚的教化功能。

孔子有关礼的论述，包括以下三个要点：

其一，礼的人性根源和内在依据是仁。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的根本精神是敬，如果忽略其根本精神，只在玉帛的奉献上求铺张，岂可称之为礼？乐的根本精神是和，如果忽略其根本精神，只在钟鼓的演奏上求喧哗，岂可称之为乐？礼的恭敬之情，乐的和谐之意，都是人的内心之仁的体现，舍弃恭敬而专事玉帛，舍弃和谐而专事钟鼓，都是舍本求末，做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

其二，礼对于仁具有规范作用。一个人，只有不断地加强修养，不断地克服自己不符合礼的要求的私欲，以及过分冲动的情感，才能复归于礼，认真地践行礼。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要求人们把对于自己的约束和克制，体现在日常言行的一切方面。

其三，礼的运用在于和。“礼之用，和为贵”。和，是中国人最高的价值追求。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只关注“和为贵”，却忽略了“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的忠告。和是有原则的，是要以礼来调节的。如果只知道要和，一味地求和，不讲原则，不用礼来加以节制，和也就行不通了。只有大家都依礼而行，天下才能安定有序，社会才会团结和谐。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这一思想影响下，礼逐渐从贵族走向平民，从单纯的道德规范走向与法制相融合。到战国晚期，荀子提出“隆礼重法”的治国理念。到唐代，又把“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写入法律条文，从而把“隆礼重法”的治理模式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国策。我们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就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六）君子之识——智

孔子是历史上最早把“智”视为道德规范、道德品质、道德情操的思想家。他说：“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在这三项美德中，智是学问和智慧，仁是精神和境界，勇是胆量和行为。

孔子认为，学习知识是获得智慧的源泉。他告诫人们：“好知（智）不好学，其弊也荡。”他教给人们的求知之方，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向子贡传授自己的经验说，我不是死记硬背，而是抓住要领，“一以贯之”地把知识贯穿起来。可知孔子的学习，乃是理解基础上的记忆，是在厘清要点，把握真谛基础上贯通起来的思考。

孔子对于什么是智慧，有两个重要的解答：

其一，要因势利导。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当时的社会，信奉鬼神是一种普遍现象。孔子提出对鬼神要敬而远之，就是告诉为政者，既要借助民众信仰鬼神的心理，通过丧礼、祭礼这种“慎终追远”的仪式，教化民众弘扬孝道和仁爱精神，使“民德归厚”；又不能在具体的施政过程中，迷信鬼神，而要关注人事，关心民众的疾苦，帮助民众过上好日子。在这里孔子告诉我们，为政者的智慧是要善于因势利导。

其二，要知人善任。樊迟问智，孔子说“知人”。樊迟不明白“知人”的含义，孔子举例说：“举直错（措）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解释说：舜有了天下，在众人中选拔，把皋陶重用起来，不仁的人也就远离了；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中选拔，把伊尹重用起来，不仁的人也就远离了。在这里孔子告诉我们，为政者的智慧，在于知人善任，重用贤才，扶正祛邪，这对于改变官场风气，实现政治清明，具有关键性作用。

孔子关于读书学习是智慧源泉的观点，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我们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要弘扬勤奋好学的精神，造就大批智仁勇兼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七）君子立身之基——信

孔子认为，讲信誉是做人的根本，是君子立身的基石。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中庸》也强调，“诚信”是贯通天人的大道，讲诚信是君子终身追求的目标。

诚实守信是扩大交往、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他告诫弟子，必须把“忠、信、笃、敬”四个字，牢牢记在心中，并时时、处处、事事照此去做。晋商之所以能称雄商海数百年，就是因为它坚守诚信为本的理念，讲求信誉。名震一时的三鹿集团，不讲诚信，毒奶粉事件一出，很快就垮掉了。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技术日益普及的背景下，讲诚信走遍天下，不讲诚信寸步难行，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明。

诚实守信是为政之要，治国法宝。孔子说：“道（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要点之一，就是要言而有信，这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追问：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去掉一、两条，该怎么办。孔子说，迫不得已时，先去掉军备，再去掉粮食，但绝不能失去民心，“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说明，孔子把民众的信任视为治国的基石，失去民心，国家赖以立足的基石就垮了。讲诚信，还是执政者顺利施政的必要条件。商鞅为了在秦国变法，“立木树信”，使新政很快得以推行。李世民之所以开创“贞观之治”，也是因为他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实行了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政策。

（八）君子之至德——中庸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把恪守中庸之道，视为君子至善至美的品德。

孔子讲中庸之道，主要有三方面含义。第一，从哲学范畴来讲，它指的是事物所包含的质和量相统一的度。把握住这个度，就能实现古人所谓“中和”的境界。第二，从伦理范畴来讲，它指的是人的品德。就是把度的概念运用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要求人们言语行动依礼而行，对人对事恰如其分，无过无不及，反对任何极端行为。第三，从政治范畴来讲，指的是允执其中。为政者要把握住“中”这个度，“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地处理民众的事情。

“中”，作为哲学概念，它是抽象的，难以把握的。“礼”，作为社会规范，它是具体的，可以衡量的。子贡问：怎样做才能把握住“中”呢？孔子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意思是说，按照礼去做呀！这个礼就是用来掌握“中”，使人做到恰到好处的。

孔子的学生子夏，待人宽厚，常常达不到礼的要求。而子张则办事勇武，不拘小节，常常超过礼的要求。孔子评价说：“过犹不及”，超过和达不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因为二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其实质都违背了礼的标准，都不符合中庸的要求。中庸的要求，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既无过，又无不及。

孔子把坚守中庸道德标准的人称为“中行”之人，这样的人，最理想，但也最难得到。如果得不到“中行”之人和他共事，就退而求其次，和那些奋进的人，或沉稳的人共事。孔子称奋进的人为“狂者”，他们志向远大，锐意向前，但好高骛远，勇力有余而踏实不足，超过了中庸的要求。孔子又称沉稳的人为“狷者”，他们有气节，有操守，不与不良现象同流合污，诚实可靠，但言行过于拘谨，踏实有余而勇力不足，达不到中庸的要求。“狂者”和“狷者”虽然各有所偏，但都有可取之处，是可教可造之才。

（九）君子之完美人格——文质彬彬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个人，如果质多而文少，就像个乡下野人，虽然很朴实，很坦率，但没有文化的熏陶，表现出来就是粗野、鲁莽，恰似《水浒传》里的李逵；如果文多而质少，就像个管文书的史官，本真的一面太少了，表现出来就是浮华，虚而不实，恰似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这两种偏向都是不好的。“文质彬彬”的“彬彬”二字，是形容事物相杂而又适均，这里是强调文与质配合适宜，既有朴实本真的情感，又有高雅的人文修养，这才算得上一个君子。

文与质，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君子必须兼而有之的两种素质。“文”这个字，最早见于甲骨文 ，含义指“文身”，字形是一个身上有文身图案的人形，表明原始人试图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文化觉醒。后来，人类发明了各种美丽的服饰来打扮自己。再后来，人们认识到人的美丽不仅在于外表，更在于内心，在于他丰富的学识、礼貌的举止和文雅的谈吐等人文素养。孔子关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论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告诉人们，文与质都很重要，不可偏废。现在人们使用“文质彬彬”这个成语，往往是形容人的举止文雅，态度从容不迫，只注重文，而忽略了质，这并不符合孔子的原意。

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基本途径就是教化。因此，孔子格外重视学文，学诗。

关于学文。《论语》有两处重要记载：其一是《学而》篇第6章，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其二是《述而》篇第24章，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学而篇》第6章是以德行列前，学文列后；而《述而》篇第24章则以学文列首位，德行列后。这是为什么呢？前者的教学对象是少年弟子，古代称为“小学”，故而把学习做人放在前面；后者的教学对象是成年人，古代称为“大学”，故而把学文列在前面。教学次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教学内容和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

关于学诗。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于诗，所兴的是人的情感。立于礼，强调礼教的目的是使人在社会上立足。成于乐，则是告诉人们，通过乐教才能使这种“立”最终得以完成。就教化的功能而言，“乐教”、“诗教”是一个人品德养成、人性完善的最高层次。孔子重视乐教、诗教，其原因就在这里。

孔子关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育人思想，对塑造完美的君子人格，培养大批有理想、有本领、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十）君子之独立人格——和而不同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小人习惯于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和谐友善的态度。这一观点，充分表明了孔子对人格独立的重视。

《中庸》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一个人，只有做到为人和顺而不随波逐流、立定中庸而不左偏右倚、国家政治清平时不改变志向、国家政治昏暗时宁死也不失掉操守，才算得上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君子。孔子于乱世中周游天下，不为所用，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独立人格，正是“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人生境界。

孔子所强调的独立人格，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和高远的志向。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认为，志士仁人视仁德重于生命，在为了维护仁道而需要付出生命之时，要“杀身成仁”；在国家遇到危难之时，要“见危授命”，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

（十一）君子之处世态度——敬

孔子说：“修己以敬。”他所强调的，就是君子的处世态度。只有修养好自己，而又敬重他人、敬业奉献的人，才能称得上君子。

君子对父母要孝敬。孝是血缘亲情的表达，其本质是一个“敬”字，对父母尽孝不只是经济上的赡养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发自内心的敬爱之情。

君子对上级要尊敬。孔子评价子产，“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正是君子修己治人的大节。“事上也敬”，是君子必备的素质，也是为政之道。

君子对事业要笃敬。子张问君子怎样才能行得通。孔子告诉他两句话：一是“言忠信”，一是“行笃敬”。孔子还指出，君子对九件事要格外重视，其中一件就是“事思敬。”

君子对人生要畏敬。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个“畏”，就是敬畏，涉及人的信仰问题，是更高境界、更高层次的“敬” 。

今天我们讲敬畏，还要敬畏道德，敬畏法律，敬畏历史，敬畏人民，敬畏人生。

（十二）君子之精神追求——乐

人人都追求快乐。然而，追求的境界有高尚与低俗之分，追求的结果有得益与受损之别。这就是孔子告诉我们的“益者三乐，损者三乐”。

人生就是为了追求快乐，这是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诚然，追求快乐，是人的天性。但是，人们对快乐的追求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孔子举出六种不同现象，并指出三者有益，三者有损。这就说明，只讲人生要追求快乐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追求什么样的快乐，怎样去追求快乐。 

纵观孔子的一生，他所追求的是学习的快乐，是求道的快乐，是为推行仁爱之道而奋斗不息的快乐。

一个人如果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就会变得庸俗；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就会腐化堕落；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就会迷失方向，落后挨打。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讲操守，重品行，努力做到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自觉追求健康快乐的人生。

（十三）君子之交——群而不党

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在与人相处时，庄重矜持而不争强斗胜，团结合群而不结党营私。

君子为什么能做到“群而不党”呢？主要原因有三：

原因之一，“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能够从道义出发，以忠信待人，他们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人，故而能够赢得大家的信任和拥护，把众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互相帮助，合作共事，这就是“群”。小人则是从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出发，互存营私之心，故而只能是为了一时之利勾结在一起，这就是“党”。

原因之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能够出以公心，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他们总是敢于公开表明自己的意见，对于别人的不同意见，则采取尊重和包容的态度，从而使大家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团结和统一，这就是“和”，也就是“群”。小人则恰恰相反。

原因之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的胸怀平坦而宽广。于已而言，内省不疚，俯仰无愧，无所忧惧。于人而言，有容人之量，能与人为善，“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因此，君子总是合群，总是能够理解人、体谅人、包容人、团结人。而“小人反是。”所谓“长戚戚”，就是形容他们的心胸气貌常常是局促而忧惧的样子。因为他们私心太重，欲望过多，心地狭窄，勾心斗角，时时刻刻算计别人，总怕别人比自己强。

总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语》所塑造的君子人格，就是可以古为今用的立足点。我们要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当代中国人心中，竖起“君子”这面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号召力的文化旗帜，引导广大群众做新时代的君子，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