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唐中央禁军，即神策军为宦官掌管，致使宦官势力坐大。大和九年（835），唐文宗李昂不甘受宦官控制，以观石榴树上天降甘露为借口，欲诛杀宦官头目仇士良。仇士良发觉后，屠杀朝臣、家属及所牵连之人达千余人，史称“甘露之变”。“甘露之变”后，文宗被软禁，于开成五年（840）郁郁而终。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伪诏立李炎即位，是为唐武宗。唐武宗表面上顺从仇士良，实际却通过任用宰相李德裕，削弱宦官的势力，打击仇士良的淫威，仇士良渐渐被冷落。会昌二年（842），仇士良鼓动禁军哗变，被武宗平息。会昌三年，仇士良被迫告老还乡，同年病死。次年，武宗下诏削夺其官爵，抄没其家产。《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立于会昌三年，正是唐武宗为示好宦官，巡视左神策军之后，应仇士良的请求而立的。此碑晚于《玄秘塔碑》两年，比《玄秘塔碑》更为成熟、精彩，历来被认为是柳公权“生平第一妙迹”。遗憾的是，这一书法杰作，却与声名狼藉的“左神策军”和飞扬跋扈的仇士良有着密切的关系。书法史上，柳公权以直言进谏闻名。他曾经以“心正则笔正”来规劝性格褊狭的唐穆宗。唐文宗曾扯着自己的衣服说：“这衣服已经洗过好几次了。”以标榜节俭，柳公权说：“作为君主，应该进贤良、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穿洗过的衣服，实在是小节。”说来也有意思，虽然柳公权以正直著称，留下了“心正则笔正”的佳话，然而《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却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前者歌颂迎佛骨的端甫，后者歌颂宦官头目仇士良，不禁让人觉得这与其风格存在较大反差。启功《论书绝句百首》第五十四首云：“劲媚虚从笔正论，更将心正哄愚人。书碑试问心何在，谀阉谀僧颂禁军。”讥讽辛辣，也无可为尊者讳。大抵文学与书法之士，于朝廷中终究是弄臣。面对宦官弄权、朝臣结党的局面，“困守翰林”的柳公权，毕竟无能为力吧。
大 《玄秘塔碑》
大 《神策军碑》
《神策军碑》的艺术风格，可以概括为“风神整峻，气度温和”。在点画上，柳体方圆并用，方笔多来自欧体，圆笔多来自颜体。其点画直中带曲，曲中取直，骨力雄健，正如米芾所说：“柳公权如深山道人，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柳体的结构也来源于欧、颜，整峻似欧、宽博似颜。柳公权独创的中宫紧收、四面辐射的结体方式，使得结体方式变化多端、丰富多彩。与《玄秘塔碑》相比，《神策军碑》的点画更为雄壮、更富于弹性，似乎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而结构上似欧体的地方更挺拔、更伟岸，似颜体的地方更宽博、更雍容，在挺拔、伟岸、宽博、雍容之间，找到了无穷无尽的变化，也找到了万变不离其宗的平衡，因而“遒劲丰润，自名一家”，以“颜筋柳骨”，与颜真卿分庭抗礼，交相辉映。真正的艺术，总是“杂多的统一”。所谓“杂多”，当然指其内涵的丰富，轻重、曲直、方圆、正斜、疏密、收放，种种矛盾的因素，在合乎理、顺乎道的前提下，融会无际，戛戛然塑造出迥出尘表的艺术形象，耿耿然彰显了至真、至善、至美的艺术精神。“法备于唐”“法备于柳”，柳公权凭着无懈可击的书法，标示了中国人文精神的高度。（作者：孟会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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