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朝以来的2000多年，中国社会的道统文化，一直是由儒家控制的。
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儒家礼教，与皇家或者官方的价值观念基本一致，主旨就是维护社会秩序，所以，就受到了历代王朝或者官方的支持。
但是，“五四运动”以来，儒家及其儒家礼教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猛烈批判，直到“文革”期间的“破四旧，立四新”搞得太过火了，受到了大众的厌恶，这才给了儒家及其礼教一个喘息之机。
但是，很明显的，儒家及其儒家礼教要想回潮，重温过去那长达两千多年的旧时光，那是基本上不可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儒家有两个致命的缺点。
第一，她只讲维护秩序，却不讲世界的变化，不讲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应该怎样维护这种变化中的秩序。
也就是说，她是极端片面地维护片面的秩序，却不实事求是地系统性看问题，不是统揽全局地维护系统性的秩序。
第二，她为了维护她们的儒家礼教，为了宣扬她们儒家礼教的正确，就拼命地阉割和篡改历史，拼命地阉割和篡改我们的传统文化。
关于第一个缺点，儒家只是极端片面地维护片面的秩序，而不是统揽全局地维护系统性的秩序，这里就略过不讲了。
我们这里只讲儒家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她们怎样阉割和篡改我们的历史，怎样阉割和篡改我们的传统文化。
大家如果略懂历史，并且思维敏感，就会感觉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桓公“尊王攘夷”开始，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就是你来我往，争战不断。
其中，既有北方游牧民族屡次入侵中原、融入中原；也有中原农耕民族屡次北伐，横扫大漠，将北方游牧民族驱赶到西方去，让他们再也回不了我们北方的蒙古草原。
但是，在齐桓公“尊王攘夷”之前，却不是这样。
在齐桓公“尊王攘夷”之前，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交往，更别谈战争。
好像在齐桓公“尊王攘夷”之前，北方的蒙古草原上，一直是空空荡荡的，就没有什么游牧民族。
当然，说北方的蒙古草原上没有游牧民族，那肯定是不对的。
毕竟，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还记载过黄帝“北逐荤粥”；《汉书·匈奴传》亦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
这说明，在齐桓公之前，北方草原上，还是有游牧民族存在的。
但是，为什么齐桓公之前，就只有黄帝“北逐荤粥”，其它时候的北方游牧民族，都只是“随草畜牧而转移”，从来不与中原农耕民族发生交往呢？
又为什么从齐桓公开始，北方游牧民族就与中原农耕民族“剪不断，理还乱”呢？
这样的历史，是不是很奇怪呢？
其实，除黄帝之外的五帝时代的其他帝王，肯定也是与北方游牧民族发生过战争的，只是，文献中的那些历史，被后来的人们给人为地阉割掉了而已。
《逸周书》就有这样一段记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无位；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这里的“唐氏”，就是五帝时代的第四代帝王帝尧。
尧帝为什么要去征伐“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无位”的“西夏”呢？
我们从《孙膑兵法·见威王》里面的一段记载，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原因。
《孙膑兵法·见威王》记载：“尧有天下之时，诎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国有四。故尧伐负海之国而后北方民得不苛，伐共工而后兵寑而不起，施而不用。其间数年，尧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传舜。”
这段记载说明，尧帝，并不是像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所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的帝王，他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征伐”，并且，也“不得人心”的帝王。
因为，当时的许多诸侯部落，都是和“西夏”一样“性仁非兵”，都反感和反对尧帝的“征伐”，所以，尧帝就要“抓典型”，就要拿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西夏”，来杀鸡儆猴。
而尧帝的这种“身衰而治屈”的局面，其实，在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里，也有曲折的反映。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这就是说，当时没有诸侯部落，愿意去驻守四方，舜帝只好建议尧帝，将一些“有罪”的诸侯部落，发配到边疆去驻守四方。
然而，结合后来的历史以及我们国家的地理形势，四方之中，对中原威胁最大的，应该是哪一方呢？
是不是应该为北方呢？
但是，搜索我们的历史文献，从黄帝以下，到齐桓公以上，有没有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战的记录呢？
文献中，这段时间有南征的记录，有东征的记录，有西征的记录，就是没有中原王朝北伐或者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记录。
这不奇怪吗？
而我们再来看，我们现在的考古发现。
距今5000年，东北地区红山文化消亡，被小河沿文化取代。
接着，就是距今4900年，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由第一期转变为第二期。
到距今4800年，庙底沟第二期文化消亡，中原地区出现文化断层。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中原地区的劳动人口都跑光了，经济活动完全没有了。
然后，距今4600年，中原地区又兴起龙山文化。
距今4500年，东北地区的小河沿文化消亡，而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却大放异彩，扩展到了山东地区。
然后，距今4300年，从石峁城开始，中原地区大量地兴起在战争中起着防御作用的城址。
距今4000年，龙山文化消亡，而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兴起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这个时候，也是文献中记载的五帝时代结束，大禹所开创的夏朝开始的时候。
所以，从考古发现来看，整个五帝时代，中原农耕民族，并不是没有和北方游牧民族发生交往，而是交往频繁，战争不断。
并且，最后的结果，是中原农耕民族彻底战败，导致龙山文化消亡，大禹的夏朝，就是在中原农耕民族彻底战败之后，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艰难抗战中诞生的。
但是，这些从考古发现中，历历可见的事实，却被从文献记载中，抹得干干净净。
那么，为什么要抹去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发生长期战争，并且最终战败的历史事实呢？
因为，这不利于儒家宣传尧舜的伟大，不利于儒家宣传尧舜之间相互禅让的礼制。
所以，齐桓公之前的中国历史，是被历朝历代的儒家们，出于宣传他们儒家礼教的目的而阉割了。
以上是说历史方面，儒家出于她们的一己之私而作的恶。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在传统文化方面，儒家对于我们的《易经》文化的阉割。
1977年春，在安徽阜阳双古堆发掘出了西汉汝阴侯的墓。在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个“太乙九宫占盘”，上面所画的图式，就是《洛书》的图式。
这说明，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太极图》《河图》《洛书》还是广泛流传于世的。
但是，自那以后，《太极图》《河图》《洛书》就只闻其名，不见其形。
一直到北宋时期，道家传人陈抟老祖，又在陕西华山再次拿出了《太极图》《河图》《洛书》。
可是，陈抟老祖虽然拿出了《太极图》《河图》《洛书》，却没有拿出对《河图》《洛书》的解释。
他只流传下来一篇《易龙图序》，看样子是要对《河图》《洛书》进行解释的；而这个《易龙图序》后面的正文，却没有流传下来。
更加反常的是，陈抟老祖是道家人士，而他所拿出的《河图》《洛书》，却在南宋大儒朱熹的手上光大于世了。
但是，明明《周易·系辞》里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意思就是黄河出《河图》，洛水出《洛书》，圣人伏羲就根据《河图》《洛书》画出了《八卦》。
而朱熹却根据《周易·系辞》中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句话，把《河图》《洛书》撇在一边，搞出一个图式来，说《八卦》就是《太极图》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而分出来的。
这样，就不需要《河图》《洛书》也可以画出《八卦》？那《河图》《洛书》又有什么用呢？
也许朱熹真的不懂《太极图》，不懂《河图》《洛书》，但是，董仲舒肯定是懂的，不然，他就不会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太极图》《河图》《洛书》了。
因为，《太极图》《河图》《洛书》都揭示了一个根本的道理，就是世界是变化的，秩序，也在世界的变化中发生变化。旧的秩序，总是会被新的力量所打破；新的秩序，总是会取代旧的秩序。
而董仲舒不管什么旧秩序与新秩序，他就是要维护当前的秩序，所以，他就鼓吹“天不变 ，道亦不变”。
可是，他的这个“道亦不变”的“道”，明显的和《易经》所揭示的“道”不合，与《太极图》《五行图》《河图》《洛书》以及《八卦》《六十四卦》所揭示的“道”不合，所以，为了坚持他自己的“道”，他就要对《易经》做手脚，他就要对《易经》进行阉割、改造，使《易经》符合自己的需要。
实际上，这也不是董仲舒一个人所为，而是她们整个儒家的有意与无意的必然举动，她们儒家的习惯性作为，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因为还只是“百家”之一，还没有掌握绝对的话语权，所以，他对于《易经》就是“述而不作”，就是整理摘编。
但是，在整理摘编的过程中，他是很注意方法的，就是只讨论《卦》，而不讨论《象》，不讨论《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整体性的，不能拆开来讲。
而不拆开来讲，就塞不进自己的私货，就只好干脆不讲了。
而《八卦》和《六十四卦》就不同，她们都是可以拆成一个个的单卦的。
而一个个的单卦，她就是一时的现象，就没有多大的变化。
只有所有的单卦都集合起来，才能看得到变化。
所以，孔子为什么要讲单卦呢？
就是因为，他只喜欢讲秩序，不喜欢讲变化。
而且，孔子讲《卦》，他也只是进行道德评判，而并不解释这一个卦象的真正内涵及其前因后果，因为，那样就还是要谈到变化。
所以，孔子讲《易经》，其实是挺辛苦的，他绞尽脑汁，都是为了自圆其说，而不是为了传播《易经》。
那么，到了董仲舒，他就比较自由了。
因为，他不仅一家独大，掌握了话语权，而且，他有皇权背书，可以让什么东西留下来，也可以让什么东西消失。
到了朱熹，他这个时候其实就没有董仲舒那么方便。
为什么北宋时期《太极图》《河图》《洛书》可以再现呢？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的文化斗争十分激烈，儒家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外强中干。
因为，他们只能纸上谈兵，而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所以，朱熹为什么要将道家内部流传的东西，拿过来公之于世呢？
他就是为了抢占话语权，抢夺对于《太极图》《河图》《洛书》的解释权。
既然不能再像董仲舒那样，让自己不想看到的东西消失，那就不如我把她夺过来，由我来解释。
我说她是什么，她就是什么。
所以，虽然《太极图》《河图》《洛书》在北宋时期就重新面世，但是，人们对于他们的理解，就仍然还是玄学，还是“无字天书”。
这其实就是儒家为了她们的一己之私，而刻意为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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