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的海南，碧水绿岸，和那皑皑白雪的东北地区，就是两个世界。
相比那零下几十度、狍子都能冻死在雪窝里的东北地区，这里的热风暖阳，可是对一些血衰气短的老年人们，要友好得多了。
所以，现在就有很多东北地区的老年人们，退休后都到海南来买房，居住养老。
这些人可能不知道，他们这是在无意之中跨出了一大步，从而颠覆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也有可能会改变我们中华文明的形态。
为什么说，他们这是颠覆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也有可能会改变我们中华文明的形态呢？
因为，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上，从来就是长江以南的人，过不了阴山-燕山线；阴山-燕山以北的人，过不了秦淮线的。
而他们东北人，现在居然从东北地区跑到了海南来居住，这不就是颠覆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吗？
另外，我们中华文明的形态，就是由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所塑造的。
他们现在颠覆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不就是可能会改变我们中华文明的形态吗？
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上，长江以南的人，过不了阴山-燕山线；阴山-燕山以北的人，过不了秦淮线呢？
这当然是与我们中华文明所在区域的这个地理气候有关了。
很多人都知道，我国在地理学上有一条著名的“胡焕庸线”，就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提出的一条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 。
胡焕庸先生将我国地图，从东北黑河，到云南腾冲，画出了一条线。
这样就划分出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也划分出了我国地理气候的对比，从而强有力地证明了人口密度与地理气候之间的关系，就是寒冷、干旱地区的人口密度小；温暖、湿润地区的人口密度大。
但是，大家所不注意的是，胡焕庸先生的这条“胡焕庸线”虽然重要，那另外的三条线，却比这条“胡焕庸线”还要更加重要。
因为，那另外的三条线，虽然没有决定我国人口密度的大小，却决定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和形态。
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和形态，就是在那另外三条线的牢牢控制下形成的。
那另外三条线就是，长江线、秦淮线、阴山-燕山线。
为什么这三条线，决定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和形态呢？
为什么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和形态，就是在这三条线的牢牢控制下形成的呢？
因为，这三条线和“胡焕庸线”一样，也是三条地理气候线，但是，他们不控制人口密度，却控制区域经济，从而通过区域经济，形成了三种区域文明，就是长江文明、黄河文明、草原文明。
这三种区域文明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就形成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也形成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形态。
我们都知道，黄河文明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主体文明。
但是，没有南方的长江文明和北方的草原文明，那是不会有她这个中间的黄河文明的。
长江文明，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滥觞，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底盘，没有长江文明，就没有我们中华文明的起始，同样，也就没有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
草原文明，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前哨，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催化剂，没有草原文明，就没有我们中华文明的成熟，当然，也就不会有我们中华文明的今天。
我们先说说长江文明吧。
1994年4月，英国《自然杂志》向世界宣布，出现在中国江苏上黄地区的距今4500万年前的中华曙猿，是人类的共同祖先。
1993年和1995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江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人类已知最早的陶器——距今2万年前的夹粗砂圜底陶罐，还发现了1.2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植的硅石遗存。
1990年至今，浙江杭州跨湖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骨器、木器、石器，以及人工栽培 水稻等文物，还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独木舟，及相关遗迹。
上面这些被发现的文明，都是中国乃至世界同类文明的开端——第一次，而她们都是发生在长江流域。
所以，这些发生在长江流域的开端性文明，就足以证明长江流域的长江文明，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源头。
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华文明的源头，会是长江文明呢？
为什么我们中华文明的源头，会是在长江流域呢？
这当然是因为，长江流域的气候温暖、湿润，最适宜人类生活居住，人类，至少是我们中华民族，就是以这里为原点，而逐步地向外扩展的。
我们再说说草原文明。
相对于南方的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北方的草原文明就比较寒酸了。
气候的严酷，导致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非常地不容易。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南方的一些人，还是会扩散到那里去，并且，努力地适应那里的艰苦生活。
由于地广人稀，如果能够勉强地生活下去，那么，少量的人们在那里生活，倒也是清闲自在的。
但是，有时候，生活实在是太过艰苦了，甚至是还要承受着生死存亡的考验，他们就免不了极目远眺，要看到南方地区的物茂财丰了。
所以，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战争，是随着气候的恶劣或者好转，而时断时续的。
并不是因为双方有仇，而仅仅是为了，各自都想活下去而已。
其实，战争，对草原游牧民族的伤害更大。
因为，他们的人口基数小，死一个，就少一个，特别是一些壮劳力的死去，使剩下的人们，就生活得更加艰难。
而中华民族的文明，特别是黄河文明，就正是在这种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时断时续的战争中发展、成熟的。
事实上，草原文明，就是中华文明发展成熟的催化剂。
当然，这个催化剂，也仅仅是个催化剂而已，她也需要其它各项条件的配合。
其中，最主要的配合条件，就是我们中华文明所处的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
首先，我们中华文明所处的区域，西面是高原和山脉，阻隔了古代西方与中国的交往，特别是战争的可能性，就要更低。
东面和南面，又是大海，在古代，那也是不可能与外来的民族发生战争的。
唯一的北面，也有阴山和燕山的阻隔，只是，相对于其它的三面，这个北面的山系比较低矮，就像是一扇大门，比较容易开合而已。
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整个大中华地区，又是以秦淮线为界，南方的长江流域气候温暖、湿润；北方的黄河流域气候寒冷、干燥。
但是，在秦淮线两边的黄河流域，虽然气候也是寒冷、干燥，却比更北方的阴山-燕山以北，又要好得多，起码，这里还是能够从事农耕生产的。
只是，他们的农耕作物，不是南方的水稻，而是比较适应于北方干旱气候的粟一类的旱生作物而已。
而过了阴山-燕山线，再往北去，却是只能放牧，根本就不能实行什么农耕生产了。
那么，这样的气候差异，不仅会造成农作物种植的地域局限，也会造成人类生活习惯的地域局限。
就是黄河流域的人，还勉强可以适应南、北各地的气候，还勉强可以往南、往北两头跑；但是，长江流域的人，就不敢过阴山-燕山线了；阴山-燕山线以北的人，也不敢过秦淮线了。
因为，南方人适应了南方温暖、湿润的气候，就适应不了北方寒冷、干燥的气候；北方人适应了北方寒冷、干燥的气候，就适应不了南方炎热、潮湿的气候。
而正是因为北方人适应不了秦淮线以南的南方炎热、潮湿的气候，不敢过秦淮线，所以，虽然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但是，这些战争，都是有限性的战争，而不是毁灭性的战争。
草原民族打了败仗，他们就会逃回他们的草原。
中原民族因为不适应、也不屑于去占领那片广大的草原，不屑于去过那种游牧生活，所以，就不可能去将他们游牧民族赶尽杀绝，而总是会留给他们一线生机。
中原民族打了败仗，就“衣冠南渡”，逃到长江以南。
因为北方游牧民族不适应南方炎热潮湿的气候，如果他们继续向南推进，风险就变得极大，所以，他们也会见好就收，而不会以消灭农耕民族为目的，继续去与南逃的农耕民族死磕。
我们现在记忆犹新的南宋灭亡和明朝灭亡，都只是政权的灭亡，不是民族的灭亡，不是文明的灭亡。
因为，打败南宋和打败明朝的，都是一些投降了北方蒙古和女真的汉人，并不是真正的蒙古人和女真人。
如果蒙古人和女真人单纯地依靠他们自己的人马，来和汉人打仗，那他们最多是占领中原地区就满足了，不会继续向南推进。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中华文明，就源远流长。
相比之下，世界上其她的古代文明，为什么都不能像我们中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呢？
那就是因为，她们都没有像我们中华文明所拥有的这种地理和气候条件。
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地理条件方面，和我们中华文明有些相似的，就是古代印度文明。
印度文明所处的地理条件，也是两面环海，两面环山，外部民族不容易与他们发生接触、甚至发生战争。
这一点，她们就和我们中华文明有些相似之处。
但是，她们和我们中华文明所不同的是，她们的整个区域内，没有太大的气候差异。
所以，只要外敌能够攻入到她们的领地，就一定会平推其全境，占领她们的整个区域，从而导致她们原有的文明整体毁灭。
其实，在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也有阴山-燕山线以北的北方游牧民族，跨越秦淮线，来到长江流域落地生根的。
比如，距今7800年的湖南高庙文化，就是由燕山之北的兴隆洼文化分化而来的。
兴隆洼文化分化成高庙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其中，高庙文化在湖南，赵宝沟文化就还是在兴隆洼文化原来的地方。
后来，赵宝沟文化又再次分化，分化成了红山文化和大溪文化，其中，红山文化还是在赵宝沟文化原来的地方，大溪文化则是在长江以南，和汉水以西。
那么，为什么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会两次分化，两次都有一部分来到长江以南呢？
这就是由于，他们侵略中原，却打了败仗，回不去老家了，只好一路南逃，一直逃到人家不再追击他们为止。
所以，如果主动选择，北方游牧民族，是不可能轻易地突破秦淮线的。
但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突破秦淮线，也不是不可以。
反正总是要死，与其被追杀而死，倒不如因奔逃而死，万一，能够在奔逃中逃出生天呢？
这就说明，人的观念，是由物质生活的条件限制的，古代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较差，他们就难以突破地域条件对他们的限制，除非，是为了活命而拼死一搏。
但是，到了现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南来北往，就不再具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所以，所谓的地域限制，也就不存在了。
这就是如今东北地区的老人们，能够，并且喜欢成群结队地到海南买房，安度晚年的原因。
由此来看，既然长江、秦淮、阴山-燕山三条线，已经被现代人的生活所突破了，那么，“胡焕庸线”被我们突破的日子，还会远吗？
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气候，只要有钱砸，只要肯砸钱，还怕它不适合我们人类到那里去生活居住吗？
在开天辟地的工业化时代，我们连月球都能够上去，地球上，岂还有我们不能够去的地方呢？
砸钱而已！
回头，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长江、秦淮、阴山-燕山三条线，决定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和形态呢？
关于这三条线决定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的原因，前面已经讲过了。
就是由于生活条件的不同，导致北方的游牧民族和南方的农耕民族，经常性地发生战争。
而战争主要是在中原地区进行，长江流域，就是中原农耕民族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后方和底盘。
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不断向前发展的。
那么，我们中华文明的形态，又是怎么由这三条线来决定的呢？
上面这些图片内容，就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易经》的内容。
我们每个中国人，应该都对《易经》不会陌生，只是都不太懂而已。
《易经》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我们中华民族的所有传统文化，都是由《易经》生发，都是由《易经》文化而展开的。
所以，《易经》所体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形态。
那么，《易经》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两幅图片的比较。
我们通常将《太极图》中对立统一的两个部分，分别称为“阴鱼”、“阳鱼”。
那么，它们到底是不是表示“阴鱼”、“阳鱼”呢？
这个，却并没有人能够肯定得了。
这个和《太极图》并列的“人面鱼纹彩陶盆”，是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距今7000多年。
她可以让我们确定，我们的古人们是具有“鱼神”崇拜的。
那么，当我们看到了这个“人面鱼纹彩陶盆”上的“鱼神”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肯定，《太极图》中对立统一的两个部分，确实就是两条鱼，它们代表的是一阴一阳的两个“鱼神”呢？
我们再看这两幅图片的比较。
这两幅图的内容，是不是和上面两幅图的内容，在形式上基本一样，只是她们所崇拜的“神灵”不同呢？
这两幅图中，崇拜的是“蛇神”；而上面两幅图中，崇拜的是“鱼神”。
但是，他们举行宗教活动的形式是一样的。
这说明，他们是属于两个不同的部族，但是，他们却又有着相同的文化。
由此，我们再看《太极图》和《伏羲女娲图》的比较。
这个《伏羲女娲图》，人们一般都称之为“伏羲女娲交媾图”。
但是，她显然不是表达伏羲和女娲“交媾”的意思，而是和左边的《太极图》一样，表达的是一种“矛盾”的对立统一。
只是，这两幅图，可能具有年代上的差距，所以，她们所表达的意涵，也就是不尽相同的。
其中，《伏羲女娲图》更古老，更原始，表达的含义就更简单；《太极图》更年轻、更进化，表达的含义就更复杂。
我们暂且不研究《太极图》的更复杂的含义，我们只看《伏羲女娲图》。
为什么伏羲和女娲两个“神灵”，要一神举“规”，一神举“矩”呢？
这不就是说，她们在谈判，相互约定，大家都要讲信用、守规矩吗？
那么，是哪些人之间，要讲信用、守规矩呢？
肯定不是中原农耕民族去和草原游牧民族讲信用、守规矩，而是中原农耕民族中的各个部族部落之间，要讲信用、守规矩。
为什么草原民族人又少，部落又穷，他们却还能够与中原农耕民族为敌，并且，往往能够占据优势地位呢？
其根本的原因，不是在于他们有多么强大，而是在于中原农耕民族有多么腐朽。
农业生产的第一要素是土地，而“土地兼并”，就是中原农耕民族一直无法克服的顽疾。
正是因为中原农耕民族内部的“土地兼并”，导致中原农耕民族内部的部落或部族之间相互攻伐，才给了北方游牧民族以可乘之机。
所以，“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这就是《伏羲女娲图》强调，要讲信用、守规矩的原因。
我们再看“人面鱼纹彩陶盆”与《洛书》之间的对比。
这“人面鱼纹彩陶盆”里的“人面鱼纹”，是不是《洛书》的来源呢？
只不过是，“人面鱼纹”里的四个“鱼神”，在《洛书》里转换成了四阴、四阳的八个点数而已，就是“鱼神”的“神体”和“神性”分开了。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神性”是不会改变的，就用四个阴性的点数表示（阴为静）。
“韶华易逝，红颜易老”，“神体”是不断变化的，就用四个阳性的点数表示（阳为动）。
还有祭师头上的半条“鱼神”（尾巴），那就是一个“神体”了，这个“鱼神”的“神头”（神性）在哪里呢？
那肯定是进入到祭师的头里面去了嘛，在《洛书》里，就成了点数阳五。
为什么阳五作为一种“神性”，它不是阴性的偶数，而是阳性的奇数呢？
因为它的地位，与其它四个“神性”的地位不一样，它处在中央之位，所以，它就为阳。
因为它是其她四个“神性”的中央，而“五数”在数序上也是其它八个点数的中央，所以，它的点数就为奇数五；
而从这个“人面鱼纹”或者《洛书》之中，我们有没有看到结构性的中央协调呢？
这就是说，《洛书》比《太极图》，要上升了一个档次，从结构性的对立统一，上升到结构性的中央协调了。
这不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庸之道”吗？
“中庸之道”，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形态，她是一种强调统一，强调协调的文明形态。
而这种文明形态，是在北方草原民族南下入侵活动的刺激下，基于全体中原农耕民族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一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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