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结庵修行
傅大士生活在梁朝,浙江义乌人，也号善慧大士，双林大士等。他所在的时代梁武帝、陈武帝等皇帝都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傅大士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应运而生。傅大士年轻的时候，端靖淳和，无所爱着，少不学问，时常和大家一起去捕鱼。傅大士捕到鱼后，每次都要把装鱼的竹笼沉到水下，使这些鱼有一个自由离去的机会。他想鱼儿能游出的都游出去，留在笼子里不出去的那才算是因果所致。“该走的走，该留的留”。他这样捕鱼，受到乡里人的讥笑，认为他是愚人。
傅大士24岁，有一天，他在稽亭塘边捕鱼，依旧对鱼说：“该走的走，该留的留。”此时来了一位嵩山头陀。受他的教化，傅大士临水照影而顿悟前缘。他对嵩头陀说：“炉韛之所多纯铁，良医之门多病人，度生为急，何思安乐乎！”于是，他抛弃了渔具，和嵩头陀一同回家。因问修道之地，嵩头陀指了指松山下双梼树，说：“此可矣！”过后，傅大士就来此结庵修行，这就是以后的双林寺。
但傅大士悟到前缘后，便发大乘愿行，不走避世出家的高蹈路线，所以他说出“度生为急，何思安乐乎”的话。这是参禅学佛的精要所在，不可等闲视之，以后傅大士的作为都是依此愿而行。
傅大士在双梼树下结庵修行，山顶有黄云盘旋，所以后来这山就叫云黄山，也有人叫横云山。云黄山在今义乌佛堂镇东部，周围30里，画溪环山而过。画溪和乌伤溪汇合后向西经100余里流到东阳郡驻地，即今之浙江金华。
舍报现天心，倾资为善会。
愿度群生尽，俱翔三界外。
归投无上土，仰恩普令盖。
傅大士是大乘佛教教义的推行者和实践者。大乘佛教的行道，为了众生可以施舍资财、眷属、妻子乃至自己的头目脑髓，但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傅大士的事迹愈来愈多，愈传愈广，大家都认为他是弥勒化身。这时，天台山有一和尚，名叫慧集，精勤佛法，闻有东阳傅大士，深解大乘，遂日夜兼程，来见大士愿为弟子。大士为他讲经说法，他也就朗然开悟。时慧集已37岁，年龄比傅大士还大6岁，又是天台山忠实的佛教信徒。他的皈依门下，为傅大士弘教找到了一个得力的助手。
不平静的后半生
傅大士从建双林寺后，即隐居松山，一生把所有的资财都布施给大众，拨济众苦。但是他的资产是有限的，光施财不解决问题，他就考虑用“法施”来感动上天和众生。先是持不食上斋，接着准备自焚烧身，为众生赎罪。但是他的门徒，个个都悲号啼哭，愿以身代。他们共同发愿将欲“庄严佛刹，克己灰身，成就胜德”。大家都“伏愿师主”，“久留世间”，“接养孤穷”，“利安贫老”。并且来挽留的人愈来愈多，有比丘法脱、法坚、普济，还有居士傅长、傅远等42人。这样，傅大士就答应暂留人间。
有一次，有一个沙门来看傅大士，他对傅大士说：“听说你修菩萨行，而修菩萨行的人，乞头与头，乞眼与眼，国城妻子，皆所不吝，今乞大士手中的香炉，你给我就是真菩萨，不给就不是菩萨。”大士说：“给你也好，不给你也好，都不能证明是菩萨或不是菩萨。”这个人就把香炉强抢了去。过了十余日，此人复来问：“我把你的香炉夺走，你怎么说呢？”大士说：“得如本有，失如本无，唯愿上人擎炉焚香，供养诸佛，生生世世增进菩提，常为善友。”这个沙门感到非常惭愧，连忙把香炉送了回来。
梁代末年，民生涂炭，傅大士不时拿出粮食、财帛举办法会宣扬佛法。天嘉四年，他舍了50担米、30匹绢。天嘉五年照样营斋，转诵法华经21遍。这一年，还在会稽铸宝王像10躯。自后五年，年年设六会如前。傅大士的一生，就是这样“计筹度人，对机立教”，广植善根，弘扬正法，“贪嗔痴”三业俱清，“根尘识”一丝不挂，立语言以垂教，示色相以参禅。
傅大士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由于傅大士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双林寺数度成为佛教活动中心，历史上规模之大、历代帝王赉赐供养之盛非一般寺院可比。陈、隋两代帝王大臣数百人为护法檀越，隋文帝、隋炀帝数次作书宣敕慰问住持，使双林寺声名大震，昭彰寰宇，成为“震旦国中，庄严第一”。北宋时，双林寺尚余僧舍1200余间。英宗治平三年（1066）御赐“宝林禅寺”匾额，徽宗大观毅年（1108）赐田40顷，其时僧众以数千计之，寺内的止观庵计有尼姑上千人，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宁宗品定天下禅宗从林，宝林禅寺名列十刹之八。
傅大士灭度至今已1430年了，但他的影响千秋不灭。南怀道先生说：“傅大士生于齐、梁之际，悟道以后，精进修持，及其壮盛之年，方显知于梁武帝，备受敬重。而终梁、陈之间。数十年，始终在世变频仍、生灵涂炭、民生不安中度过他的一生。他不但在东南半壁江山中弘扬正法而建立教化，而且极尽所能，施行大乘菩萨道的愿力，救灾济贫，不遗余力。当时江左的偏安局面，有他一人的德行，作为平民大众安度乱离的屏障，其功实有多者。至于见地超人，修行真实，虽游心于佛学经论之内，而又超然于教外别传之旨，如非再来人岂能如此。”
三次进京见梁武帝
傅大士从受嵩山头陀点化，经过10年的修道和弘法，在社会上已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已形成中国式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门下还聚集了一批能以生命殉道的信徒，一时人才济济。到了中大通三年，傅大士与弟子在云黄山居室前十里许开荒种麻豆等粮食，并建造了精舍。这时他考虑到寺院地处偏僻，要最大程度的弘法，必须感动人皇和京城的贵族官员，才能将他的教法普及开来，达到“通被慈悲，义无偏党”的效果。
但真正要感动官员和皇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梁武帝大通元年，傅大士的门徒认为应该和当地官府联络沟通，就带领了100多人去县城要求晋见县令范胥。可是范胥是一个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物，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愿，给了他们一勺闭门羹。新县令萧诩上任，松山的僧侣们认为是一个机会，带领三百僧俗上县衙门，可是县令并不相信傅大士的道行，所以也没有什么表示。
其时，梁武帝宣扬佛教，京城高僧云集。但是傅大士没有受到邀请，他对慧集说：“上人若能修无漏圣道者，当为我到京都去，舍命完成弘法大任。”于是慧集先到了京城，陈说傅大士的德业。开始没有人理他，他就到宫门外击鼓陈述因由，结果被罚服劳役。他在服劳役中仍继续宣扬佛教，还造起了砖塔数层。主管的人看他精神可嘉，就报告上司批准，把他释放还山。
到了梁武帝中大通年间，经几年的努力，傅大士名声渐起。中大通六年，傅大士认为打出去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写了一道奏折，遣弟子傅旺入都致书梁高祖武皇帝，提出治国三策。书的原文是：
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白国主救世菩萨，令条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虚怀为本，不著为宗，无相为国，涅槃为果；其中善，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普令百姓俱禀六斋。
傅大士这封给皇帝的信，充分体现了佛教平等思想和摆脱儒教君君臣臣的束缚，也显示出义乌人憨直性格。
同年（534）十二月十九日，梁武帝在善言殿接见了傅大士。
傅大士和梁武帝第一次接触，即谈得很投机。叫他住同泰寺，后徙钟山定林寺，并供给膳宿诸般费用。从此，“京洛名僧，学徒云聚，莫不提函负帙，问慧咨禅”。
这次法会之后，梁武帝又于寿光殿单独宴请大士开讲玄妙的理论，整整谈了一天。这一次讲论什么，不得而知。徐陵在《傅大士碑文》中作了如下记载：“大士言如重颂，句备伽陀，音会宫商，义兼华藻，岂唯宝积献盖，文成七言，释子弹琴，歌为千偈而已。”
有一次，梁武帝请大士讲《金刚经》。才升座，大士抚尺挥案，一敲便下座。皇帝给他弄呆了。在旁边的志公问武帝会否。帝日，“不全。”志公就宣布：“大士讲经已经完毕。”再请讲，大士索拍版升座，唱四十九颂便去。
这个志公和傅大士是同时代人物，但志公比傅大士年长，而且声望之隆，在傅大士之先。达摩大师到中国的时期也在志公与傅大士之间。达摩大师虽然传授了禅宗的衣钵给二祖神光，但当时他们之间的教授方法与作风，仍然非常平实，的确是走定慧等所持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如来禅路线。所以南怀瑾先生说：“唯有志公、傅大士等中国禅，可称为中国大乘禅作略，才有透脱佛教的形式，滤过佛学的名相，潇洒诙谐，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的禅趣——‘机锋’、‘转语’。尤其以傅大士的作略，影响更大。”
傅大士中大通六年应诏进京，大同元年（535）正月入重云殿参加皇帝举办的法会，使他得到了佛教高僧大德的敬重。如慧和法师者，年未二十已深究诸佛秘藏，讲论无敌。时归依头陀寺隐法师，及隐公将欲迁化，法师乃计谋后事，问：“谁可依止？”隐公答曰：“东阳傅大士自然智慧，深解大乘，可依为师。”于是法师礼谒请为弟子。这说明傅大士影响之大。加上这时又得到了信佛的皇帝萧衍的尊敬和器重，他的名声遂传遍朝野。
傅大士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到四月份就回到云黄山。同年九月二日，为了感激皇恩，复遣傅旺去京都敬献如意宝珠。
大同五年（539），傅大士第二次进京。三月十六日，皇帝于寿光殿与他共论佛学真谛。傅大士阐述了“息而不灭”的道理。“息而不灭”用现在的语言说，息就是止，就是稳定，但这并不是停滞，并不是什么都不存在，意思是说要在稳定的前提下存在和发展就是真谛。梁武帝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讲实用、讲功利，如此则未免流俗。大士退而作偈。十八日以偈进帝，阐述“息而不灭”的道理。其大意是：
事物存在和不存在是相对的，把社会看成什么都不存在，苦恼的事依然还是有的。有人对不生不灭有兴趣，那是学佛的归宿。若不对众生平等看待，就不会真正同情人民，既无同情心，就会放纵自身“为所欲为”。学佛学不到点子上，就不能够达到不生不灭的境界。若仍想取巧达到那种修行的最高境界，是缺乏见识。作为佛门信徒，一个现实存在的人，应该追求涅槃的最高境界。而“息而不灭”，当然不是汉梁，却是现实的辨证法，如果真正跳脱世俗的世界，才是大慈大悲，不过这样，就没有你存在的地方，也无你也无我。
纵观一切物质并无意识，无意识的东西，不会放逸也不怕他放逸。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自然存在，都和自己一样，都有他的欲望和需要，都要平安过日子。过去、现在、未来说到底都是空的，只有看破这一点，才能真正利益群生，共同解脱。所有的理论都是理论而已，人们要掌握它，其目的也是为了普渡群生，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私利。在这个前提下，就不会把自己束缚起来，也不会放纵自己。这样走向未来，也就是精进。
这一次，傅大士在京师住了一年。大同六年（540），大士辞帝东归。
数后月，傅大士以功德事，重新到京都。这是傅大士最后一次赴京。大士三次到京师，所度道俗不可胜计，使他成为当时佛教中的领袖，成为千佛中的一佛，成为维摩禅的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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