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周恩来在机场上举行仪式，热烈欢迎李宗仁的归来。
李宗仁是中国现代史上风云人物，有“北伐名将、抗日功臣”的赞誉。但在国共和谈中，妄图以江南半壁江山，与共产党讨价还价，直至晚年，寓居美国时才如梦初醒，幡然醒悟，叶落归根，回归祖国。
划江而治成为南柯一梦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在与蒋介石的争雄角逐后，终于逼蒋介石下野，自己登上了“代理总统”的宝座。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外有大军压境，内部分崩离析。李宗仁困坐愁城，举目四顾，除汉口及远在西南一隅的广西外，不能调动一兵一卒。蒋介石的党羽遍布要津。美国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在回忆录中说：“我就职那天，委员长辞职了，把那个共和国的总统职位交给了李宗仁将军。但是他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金全部搬往福摩萨（台湾），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改运福摩萨，这就使李将军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
1949年4月1日，李宗仁组织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前往北平。李宗仁对黄启汉说的一番话，道出了他真实的意图，他说：“我要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江山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显然，这只是李宗仁的一厢情愿。殊不知，三大战役后，国共双方已是强弱异势。他的“划江而治”只能是一种幻想。4月5日，毛泽东发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正告李宗仁的南京政府：“不管你们签字与否，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向前进军的。”
蒋介石虽然下野，可他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暗中遥控，幕后操纵，给和谈设置了所谓“国体不容变更”，中共不可过江，“双方就地停战”等先决条件，甚至说如中共不接受这些条件，则“政府立即召回代表，并宣告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中共”。此时的李宗仁面临着困难的选择，而他的选择又不外乎《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中所指出的，“一条是靠拢美、蒋，一条是靠拢人民”。
中共中央极力做李宗仁的工作，周恩来让黄启汉转告李宗仁：中共对蒋介石及其死党，不存在任何幻想，倒是希望那些错跟蒋介石走的人，应该认清形势，猛醒回头了。解放军完全有足够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和平的一切障碍。李宗仁、白崇禧不应再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应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这才是唯一的光明出路。
李宗仁自是心知肚明，但他仍以为可以凭借长江天险，与中共武力对峙，况且桂系中的另一员大将白崇禧更以为手握重兵，可以与中共直接交锋，拒不接受和谈的条件。尽管中共就南京和谈代表团所提意见，对协定草案作了40余处的修改，南京方面仍然坚持“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中共代表团不得不提出最后修正案，并以4月20日为期限，签字也罢，不签字也罢，解放军都是要过江，“划江而治”也就注定是南柯一梦。
与白崇禧分道扬镳
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4月23日凌晨，李宗仁怅然离开南京飞往桂林。他说：“思维抵桂之后，对大局将何以自处，深思熟虑之后，忽有所悟。自觉在今日情况之下，只有两途可循，一即决心引退下野，以谢国人……另一可循途径，便是与蒋先生公开摊牌，要让他如实履行诺言，保证绝对不再干预政治、军事和人事，交出国库中的金银和外币，好让我尽心尽力挽狂澜于既倒。”
可来到桂林所闻所见都是一片“和平”的气氛，这对他很有影响。在桂系“主和”人士的促使下，他也拿定主意，不去为蒋介石的内战陪葬，继续以“和平”号召西南，再也不愿把“这害国害民的内战坚持到底”，他自忖：“在目前局面下，蒋先生既不肯放手，我断然无力起死回生。蒋先生最后必凭借他优势的海空军，退保台湾一隅，建立一个小朝廷。到那时，我们在大陆全部溃败，恐怕想进入台湾谋一枝之栖也不可能。现在我既然在内战中失败，倒不如拿出体育家风度干脆承认失败，把军政大权让予中共，以免内战继续，生灵涂炭。”
桂系重新和议，又谈何容易呢？因为，这首先要得到手握兵权的白崇禧的首肯，而白崇禧以坚决反共著称，当“和谈”破裂时，他不惜与主和的黄绍竑反目，扬言：“凡再言安抚中共者，应首先杀之”，态度十分蛮横。5月20日下午，在李宗仁公馆召开桂系骨干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主和派占了上风。白崇禧不便说什么，只是撂了一句话：“和战取决于德公”，可会后却放言：“以后谁再言和，给我抓起来。”李宗仁不得不又缩了回去。
更陷他于困境的是美国政府的态度，当初美国对他持扶持的态度，如今却难以捉摸。美国对蒋介石失望至极，但对“代理总统”李宗仁，也是难以下“赌注”。
美国政府不做蚀本的买卖，看着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南进，又频频暗送秋波，可又脚踩两只船，不愿与国民党政权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又许诺李宗仁：“美国政府以后不再援蒋”，只要李宗仁“在广州组织一个与蒋氏截然分开的政府”，“美国必乐于出面援助”。
美援幻想破灭，重新组阁失败。李宗仁在桂系中招来许多怨言，威信一落千丈。白崇禧认为他“抓不起，放不下”。1949年11月20日上午，李宗仁乘飞机由南宁往香港。下午，白崇禧也从南宁飞往重庆。30余年患难与共的李、白，从此分道扬镳，纵横中国政坛20余年的新桂系集团也走到了末途。
侨居美国
李宗仁刚刚抵达香港，蒋介石便派来了几名说客，劝说李宗仁返回重庆。李宗仁表示“出国意志已决，不能更改。”他们见难以劝驾，便又转告了蒋介石的另一意见，那就是希望李宗仁可以“副总统”，而不是“代理总统”名义赴美考察，争取美援。出国护照由外交部代办，出国费用，可以全额报销。李宗仁对此断然拒绝，并向新闻界公开表示，自己没有考虑辞去“代理总统”，任何对于中国的美援，都必须要经由他而不是蒋介石。
李宗仁已明示了与蒋介石决裂的决心，12月7日，乘专机飞抵美国，以“赴美就医”的名义，以图争取美援，桂系东山再起。1950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对台政策声明”，明确表示美国目前对蒋介石政权将不作任何援助。李宗仁就此更有信心了，美国不援蒋介石，自然就援李宗仁了。此时，台湾屡屡来电催逼其返台，李宗仁理直气壮地回复：“病体尚需休养，未能即返。”“赴美就医未废政务，接洽美援，仍可遥领国是。”
台湾给李宗仁摆明了两条路：要么返台，要么辞职。同时，蒋介石的所谓“复职”也正紧锣密鼓。美国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选择中，仍然迟疑不定。3月2日，杜鲁门在白宫会见了李宗仁，虽然给予的是国家元首的礼遇，可在涉及实际问题时，又闪烁其词。美国人十分清楚，蒋介石仍有巨大的影响力，李宗仁却徒有其名。李宗仁回忆说：“在小客厅，杜鲁门和我倾谈很久。他说他是一切都了解，只是来日方长，劝我务必暂时忍耐，并与他保持接触。”开的是敷衍其事的空头支票。
恰在此时，美国的大选之年将至，民主、共和两党为竞选都在争取和利用李宗仁。共和党希望他提供执政的民主党对华政策失误的材料，可他却不买这个账，坚持国民党失败的责任归之于蒋介石，而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误。共和党对他很不满意。民主党让他提供攻击共和党的材料，他倒无意间提供了不少材料。谁曾想，共和党大选获胜，李宗仁因此而遭到非议，备受冷落。
1954年1月22日，李宗仁发表了《致蒋公开信》，痛斥蒋介石自行复职的卑劣做法，指出台湾的现状是“特务横行，人人自危”。3月10日，国民党在台湾召开所谓“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罢免了他的“副总统”之职，李宗仁也就成了侨居美国的一介平民。
当有人提议由他出面号召所谓“第三势力”时，李宗仁明确表示“无丝毫领导任何政团之欲望”。他说：“美国本想撇开蒋介石另行支援新兴力量，而蒋介石却有本事玩美国政客于股掌之上，使美国讨厌他们却仍不得不支持他那独裁反动的政权。”所有的尝试都成为遗憾后，他已经心灰意冷。
叶落归根
李宗仁的生活自此平静了许多，能以平常心审视过往历史的是是非非。他承认“大陆上的中共政权，十年以来已渐趋稳定”，新中国“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说举国瞩目。”孙女李雪诗撰文回忆说：“祖父终于明白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重新建立是决不可能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件事情，对李宗仁的震动非常大。一是抗美援朝的胜利，二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三是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他对朋友说：“中国有了原子弹，形成了原子大国的新的三角平衡，这是多大的变化！我们统治国家多少年……科学生产落后得不像样子。”
1963年7月14日，《欧洲周报》记者采访了他，在谈到当年美国没有给他提供援助时，李宗仁庆幸地说，如若得到了美援，如若“划江而治”，中国就“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民族所受的创伤恐怕几代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未来的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就台湾问题等发表了声明，其中说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李宗仁对此激动不已，在给老朋友程思远的信中，表示出对周恩来声明的欣赏和共鸣。
同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就台湾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批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要求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要求“美在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现台湾地区非军事化。”
周恩来注意到李宗仁的声明，此后不久，秘密邀请他的老友程思远来北京。周恩来在与程思远的谈话中说：“爱国一家，不分先后。”高度评价了李宗仁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并邀请李宗仁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国庆十周年前夕，程思远又被邀请回国。10月25日，周恩来会见程思远，程思远转达了李宗仁想回国的意愿。周恩来对此表示欢迎，建议李宗仁先去欧洲走一走，然后选择成熟的时机回国。
据程思远回忆，周恩来叮嘱程思远，一定要向李宗仁转达他对李宗仁回国的四点意见：（1）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2）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3）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4）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再回来，可以再回。李宗仁得此消息十分激动，向往祖国，归心似箭。
1965年7月17日，李宗仁克服重重困难，乘专机由巴基斯坦卡拉奇飞抵广州，在有生之年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20日，李宗仁由广州飞抵北京，受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欢迎。他在北京机场大厅宣读了他的《归国声明》，表示：“宗仁老矣，对个人出处无所萦怀。今后惟愿尽人民一分子之责任，在祖国颐养天年，别无他求。”这是他的由衷之言。（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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