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这座金碧辉煌的艺术殿堂里，人物的服饰也熠熠闪光，美不胜收。曹雪芹为他笔下人物设计的服饰，不管是在体制上，还是在款式、色彩上，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我们透过那多姿多彩的服饰，看到了这部不朽巨著艺术成就的又一个方面。在原始社会，人类衣禽兽之皮，主要是从功利的目的出发，为了护体和保暖。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服饰的审美因素日益增加。进入了阶级社会后，又逐步形成了一套服饰方面的礼仪体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每个朝代的服饰体制都表现了等级差别和礼仪要求，体现出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审美理想。《红楼梦》的服饰(据前八十回，下同)也不例外。但是文学作品中描写的服饰毕竟不同于现实生活中人们所穿的服饰。在《红楼梦》里，我们没有看到清朝官员帽子上标志官阶的花翎，也少见长袍马褂，而多是明代的宽衣大袖，有时还有其它朝代服饰的痕迹。但每当服饰涉及到清廷禁律时，曹雪芹又不敢僭越。这是《红楼梦》服饰的特点。
清兵入关后不久，清统治者为了清除大明的影响，巩固其统治地位，强令全国剃发易眼，违者轻则“杖之数十”，重则“枭首斩予市”［1］。经过了雍正初年抄家后的曹雪芹当然不敢担文字狱的风险，所以当《红楼梦》的人物碰到正规的礼仪场合，如见官和上朝，就严格依清例穿戴。贾元春才选凤藻宫，贾政一得到消息，便急忙“更衣入朝'谢恩。元春省亲本是回娘家，但因她是皇妃，全家自贾母起“俱按品大妆”恭候。虽然没有正面写贾政“更”的是什么“衣”，贾母等的“大妆”如何，但可以肯定是按照清朝的服饰制度穿戴的。北静王的服饰最能说明问题。他“头上戴着净自簪缨银翅壬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龙蟒袍，系着白玉红鞓带”。按清制，袍服以蟒袍为贵，为官员命妇所用。而五爪龙蟒袍，只有王侯、国公、郡王、贝子才能用，其它官员即使御赐也要挑去一爪才能穿［2］。北静王能穿五爪龙蟒袍，说明了他的王室身份。他的帽子和袍服是白色，而腰带是红色，一方面因为北静王此行是路祭秦可卿，按清朝礼仪，应该穿素；另一方面，黄色是皇帝、皇太子所专用，即使是亲王、郡王，不是御赐也只能用其它颜色。清朝有宗室(皇帝的本支)为黄带子，觉罗(皇帝的叔伯兄弟之支)为红带子的规定［3］，所以北静王着素服红带。
曹雪芹为什么又不完全按清制装扮人物呢?从主观上说，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有意用“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使其“无年代可考”，以便给自己的艺术创造一个广阔的天地，同时也是避免文字狱的一个花招。从客观上看，清朝虽然废除了明代服饰，但在有些方面还是沿用了前代的，其中最明显的是采用了明代官服的补子(前胸及后背用金丝绣成，以区别官阶的图案)。又由于实行剃发易服之初，汉人反抗甚烈，清统治者为了缓和矛盾，曾采纳了明遗臣“十从十不从”的建议，即在十种情况下可以不从清制［4］。这就为曹雪芹的艺术创造提供了客观依据。到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乾隆年间，满汉经过长期交流，服饰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满清已入主中原近百年，服饰不再影响其统治地位了。因此有人曾劝乾隆皇帝改服汉服，有一次他果真着汉式冕旒兖服召见亲近大臣［5］。这又为曹雪芹的创作提供了较好的社会条件。可见《红楼梦》的服饰总的来说遵循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审美标准，同时又有着曹雪芹自己的美学追求。
中国封建社会以红喻美色。曹植在《静思赋》中就有“夫何美女之烂妖，红颜而流光”的诗句。因此女子的服饰以红为美，以红为贵［6］。曹雪芹仿佛也象贾宝玉，特别钟情于女子，所以《红楼梦》的服饰描写大多为年青美貌的女性所有。她们的服饰又大多以红色为基调。王熙凤的服饰描写出现过三次，就有两次以红为主色。第三回初见林黛玉，她穿的是“大红云缎窄褙袄”；第六回见刘姥姥，是穿“桃红的洒花袄”，“大红洋绉银皮裙”。四十九回众小姐在稻香村聚会议诗社时的服饰则简直是一片红的世界。黛玉外面穿“一件大红羽绉面自狐狸皮的鹤氅”，湘云是“大红猩猩毡昭君套”，迎春、探春、惜春三姐妹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蓬”。这些青年女子一个个美若神妃仙子，都是天上太虚境挂了号的，所以都有美的服饰与之相配。红不但是美的代表，也是高贵吉祥的象征。
在封建统治者眼中，高贵就是美，曹雪芹也把美和高贵结合在一起。第十九回宝玉去袭人家，见一女孩穿一件大红衣服，回来后对袭人提起时便叹了一日气。袭人道：“你叹什么，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想是说他哪里配穿红的。”这说明在封建社会平民不配穿红。寡妇则不准穿红。前举四十九圆的聚会，姑娘们一片红妆，唯独李纨穿“一件哆啰呢褂子”。哆啰呢质料名贵，却不艳丽。这是因为李纨是丧夫寡妇，按照封建伦理道德，寡妇不得着艳丽吉祥之服，否则就是守节不坚［7］。《诗大序》说：“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仪。”这里虽然是说诗歌要合乎礼仪，实际上反映了封建社会把合乎礼仪当作重要审美标准。曹雪芹也是如此。
二
服饰除了要符合一定社会、阶级的审美标准外，更重要的是要合乎服饰自身美的规律。不同的人在不同环境下穿戴的服饰，其款式和颜色搭配都有不同要求。红色虽美，如若千篇一律，到处滥用堆砌也就不美了。曹雪芹深谙服饰的款式和色彩学，按照美的规律设计服饰，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即使是一次粗线条的勾勒也独具匠心。黛玉进京时，看见贾母房前看门的丫头也“穿红着绿”，觉得“果与别家不同”。这不同的主要表现是丫头们的服饰漂亮得体。绿色富有朝气，被誉为生命之色，红是暖色，具有热烈、快乐的特征。红绿相配又造成民间画诀中“红配绿看不足”的最佳搭配，产生了既活泼又华美的审美效果。在贾府，贾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她好热闹，喜人奉承，终日以取乐、享受为能事，以炫耀其福寿双全。困此，她的丫头不但要象鸳鸯那样善于体察**她，在外表上也要赏心悦目。这“穿红着绿”的丫头放在贾母房里实在是合适不过了。“穿红着绿”既合乎美的规律，构成美的服饰，又通过写丫头对塑造贾母的形象起了烘托作用。
服饰是人物外貌的人工装饰部分，它应该为烘托人物外貌的天生部分(身段、五官、肤色等)服务，这也是文明人类穿着打扮的主要目的。所以好的服饰描写必须使人物外貌显得更美，即如民间所说“三分人材七分打扮”。服饰如何美化人的外貌是服饰美学的重要内容。贾宝玉以堂堂须眉而在大观园脂粉堆里享有盛誉，主要是因为他风流漂亮。封建社会的文人以白净为美，故有“白面书生”的说法。曹雪芹为了突出宝玉这个白嫩的风流公子形象，在服饰上也下了功夫。第七十八回写他身上穿“一件松花绫子夹袄，袄内露出血红点般大红裤，脚穿石青靴子”，姐妹们看了都说“越发显出靛青的头，雪白的脸来了”。这套穿着之所以会有这种审美效果，首先是因为乌发与白脸，即黑与白是两种远距离的颜色，对比明显，形成反衬，能使黑者更黑，白者更白。同时松花色与大红色又从整体上与脸相衬，映出脸的白暂和粉嫩。在服饰款式上，曹雪芹几次写宝玉穿箭袖衣。这是一种窄袖袍服，原为便于骑射，由满族游牧尚武的民族传统而来。宝玉虽不**武，穿上它可以显得英俊干练，风流潇洒。如若改成宽袖长袍也许更适合读书人，却不免老气横秋，那就不象贾宝玉了。
王熙凤漂亮的外貌是她在贾府得以纵横捭阖，特别是对付男人的有力武器。曹雪芹当然更要精心打扮她。第一次见林黛玉，她“头上戴着金丝八宝珠髻，绾着朝阳五风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缨络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花大红云缎窄褙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裙”。从颜色看，上装的红袄与脸形成红白相映，使脸更加自皙；红袄外罩石青色褂，以石青压红，加以调和，不致过分浓烈，美而不俗；翡翠色的裙比石青色的褂颜色更深，下装比上装色深才不会在整体上给人不平稳的感觉；头饰以金黄为主调，与以大红为主调的服装造成红黄对比，显得富丽堂皇，艳丽夺目，给人以威赫华贵之感。从款式看，窄褃袄为一种紧身袄，能现出人的身段，凤姐穿上，她那苗条**的体态就更好地凸现出来了。这身段配以金黄、大红的服饰，产生了青春健美和富贵快乐的审美效果。再加以所饰的金丝八宝、朝阳五凤、赤金缨络、缕金百蝶花、五彩刻丝、翡翠撒花等华美的图案，既漂亮又尊贵；既洋溢着青春气息，又威赫凝重，把凤姐的外貌烘托得更美，也和她的性格、身份相吻合。
服饰虽然是人的外表穿着，但如何打扮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服饰，却是受一定的思想指导的，体现出人的内在修养、气质和性格。诸葛亮黑自相间的道袍，吴用的麻布衣裳，都颇有道骨仙风，透出他们智谋在胸的沉静，忠心耿耿的勤勉。高明的作家总是把服饰当作人物思想性格的外衣，使之与人物的内心世界相一致。薛宝钗是一个容貌美丽，家庭豪富的小姐，有十足的理由装扮自己。可是她的服饰却比较随便。《红楼梦》三次写到她的服饰。一次在家做针线活，是“家常打扮，头上只挽着鬓儿”，一次在家闲坐，“头上挽着黑漆油光的鬓儿，密合色绫子棉裙，一色半新不旧”，都是成色不新，色彩不艳，显得朴素淡雅。这以不见奢华，唯觉淡雅为审美特征的服饰，恰与宝钗的性格融为一体，托出了她品格端方，随分从时，罕言寡语，自云“守拙”的性格。第四十九回稻香村聚会是她唯一的一次大妆，也只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巴丝的鹤氅”，虽然质料昂贵，可能还是洋货，从中能窥见其皇商家小姐的身份。但她不象其他小姐那样极尽富贵阔绰，尽展娇艳华丽，与她的性格仍然一致。
史湘云就不同了。她喜欢穿男孩子的衣服。一次她把宝玉的袍子、靴子穿上，带子也系上，哄得贾母连连说“宝玉你快过来”。姐妹们也常说：“偏他只爱打扮成小子的样儿”。这调皮的穿着活现了她活泼开朗，心直口快，有几分男孩气的性格，表现了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闺阁雅趣。尤三姐也有男子气，但她的表现与湘云不同。第六十五回，贾珍、贾琏想轻薄她，尤三姐索性“卸了妆饰，脱了大衣服，松松的挽个鬓儿，身上穿件大红小袄，半掩半开，故意露出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十分撩人。弄得贾珍、贾琏欲近不能，欲远不舍，迷离恍惚，落魄垂涎，戏弄人者反被人戏弄。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居然敢在男人面前露出**雪脯，以毒攻毒，制服了两个**老手，确实把尤三姐风流轻狂、豪爽刚烈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显示了她不甘受辱的大胆反抗
服饰不但能突现人的外貌和性格，在阶级社会里，更能显示人的身份地位。殷商时的服饰虽无详细史载，但从出土文物中奴隶主所使用的玉佩、铜饰等珍贵精美的佩物看，可以推断出他们在服饰上的奢华。周代以后，从帝王后妃、达贵官人到黎民百姓的衣冠服饰都有严格区别，这种等级差别一直延续至整个封建社会［9］。这说明从服饰上可以看出人物经济状况的好坏和身份地位的尊卑高下。穷困的人置不起华美的服饰，曹雪芹也不愿多费笔墨。贾雨村还是寄住在葫芦庙内的一个穷儒时，曹雪芹只用“敝巾旧服”四个字就画出了这个落魄文人的潦倒。邢岫烟虽为小姐，无奈家道艰难，只能着“家常旧衣”，连冬天也穿得“很单薄”，寥寥几笔，她窘迫中寄人篱下的困境就一目了然了。以贾府之富，本可把丫头也打扮得非常华贵，然而尊卑有序，丫头们的服饰都是美而不贵。
只有袭人一次是例外，这正说明了她的特殊地位。袭人有一次回娘家，“头上戴着几枚金钗钏”，“身上穿着桃红百花刻丝银鼠袄，葱绿盘金彩裙，外面罩着灰鼠褂”。凤姐嫌褂子太素，把自己的一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给她换上。这是一种妇女的高贵礼服［10］，袭人独能享受这种殊遇，是因为“贾母曾将他给了宝玉”，以至第六回她就和宝玉“初试云雨情”；到第三十六回王夫人则更明确地对袭人说“我索性把他(指宝玉)交给你”，不久又把袭人的月银从一两增为二两。这说明她早就是被当作宝玉的妾物色的，到此时她便正式在经济上享受妾——半个主子的待遇了。对那些美貌而又富贵的人曹雪芹更是不惜浓墨重彩装扮他们。我们只要看看宝玉的佩戴物就知道了。他的帽子是嵌玉紫金冠；颈上挂着饰有“金螭缨络”的项圈；那须臾不可离的通灵宝玉，先是用“五彩金丝”系着，后又由莺儿织了一个“梅花络”**。仿佛这还不够，又有“寄名锁”——在神僧面前“寄名”为“弟子”，再铸一把锁，以示神命锁住；还有“护身符”，一种道士所画，能祛邪的“符”。仅从这为保证宝玉安全的佩物，我们就可看到他作为贾母、王夫人的掌上明珠，贾府宠儿的特殊地位。丽位高至皇妃的元春，曹雪芹又不细写她的服饰了。元春省亲时，我们只看到皇家仪仗队里有人捧着她的“冠袍带履”，回到家后，也只知道她一次次“更衣”。她到底穿戴如何，没有具体写。这是不写之写。曹雪芹很懂辩证法，位极人尊的人，无论穿什么都不足以标榜其尊贵，便索性不写。这不写之写能引起人种种美的联想，比详写更经济，更含义深远。
三
人物总是要在一定的环境中活动的，因此人物的服饰不仅要与人物相配。还要经常变化，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周围的环境、气氛协调一致，才更具美的效果。
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气氛，对服饰也有不同要求。《周礼·**》云：“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这说明早在周朝就有吉礼服和凶礼服之分，要根据不同事情，穿不同名称和颜色(即名物)的衣服。曹雪芹则更进一步，不但使服饰符合不同场合的礼仪要求，而且从美的角度设计服饰，使之与当时的气氛一致，取得了很好的审美效果。第三回，贾宝玉去庙里烧香还愿，头上戴着紫金冠，身上穿着百蝶穿花大红箭袖，外罩八团倭缎排穗褂，颈带项圈，系着美玉，脚踏石青小朝靴。这是比较正规隆重的场合，所以贾宝玉戴、穿、佩样样齐全。从头到脚金黄、大红、石青三色相配，富丽凝重，端庄肃穆；“八团”图案为高贵礼服用，朝靴是官员上朝所穿，宝玉穿上，益发烘托了烧香还愿隆重庄严的气氛，也表现了还愿者的虔诚和敬意。而同属正规场合的陪父亲外出访客，宝玉就“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衣服，只拣三等成色的来”。这种场合的穿着，只求正规，不讲奢华。这是贾宝玉的乖巧所在。如果他穿戴得富丽堂皇，必然会招来贾政“只会奢华，不肯读书”的斥责；如果他打扮得风流倜傥，必与贾政的迂腐、呆板形成对比，使贾政相形见绌，则不合父子之道。平时居家，宝玉的穿着就比较随便了。常常是“头上无冠”，头发“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中顶，总编成一个大辫”，“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下面半露松绿撒花绫裤，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靴”。半旧成色的衣服，除了那块视为**的玉外，没有复杂的佩戴。不觉严肃正规，但见宽松随便。银红、松绿相配，不见富丽鲜艳浓烈，只显淡雅轻松快乐。凤姐平时的服饰总是雍容华贵，第六十八回她去见贾琏在外偷娶的尤二姐时，却“头上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小袄，青缎子掐银丝的褂子，白绫裙”。这身素装也是由特定的气氛决定的，有许多妙用。素雅，给人以谦和、平易近人之感，可在一定程度上冲淡凤姐威严凶狠的坏名声，易于迷惑善良、单纯的尤二姐。尤其是素服属丧服，贾家正值国丧、家丧在身。凤姐以素服出现，表明贾琏此时偷娶是非法的，为封建礼教所不容，也不为家族所承认。这就给尤二姐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威慑，使她不敢不在凤姐面前就范。果然王熙凤轻而易举地把她赚入了大观园，并很快就用软硬兼施、借刀杀人的手段，结束了尤二姐年轻的生命。一身素服尽现了凤姐的歹毒，引出了一出悲剧，也展露了曹雪芹高超的服饰艺术。
季节不同，气候不同，自然界的色调不同。美的服饰必须满足不同的功利目的，又要有美的效果。贾宝玉冬季的服饰，从质料看，或“狐腋貂裘”(第十九回)、或“哆啰呢狐狸皮袄”(第四十九回)、或“大红猩猩毡”(第五十二回)，都是轻而保暖性能好的料子。从颜色看，或“大红色”(第十九回)、或“茄色”(第四十九回)、或“荔枝色”(第五十二回)，都是比较重、深的色调，属暖色，在寒冷的冬天能使人产生温暖的感觉。贾宝玉夏天服饰的特点是质轻而薄，色浅且淡，式宽又松。“藕合纱衫”(第二十四回)，“锦纱小袄儿，下面绿绫弹墨夹裤、散着裤腿”(第六十三回)，都是他夏天的穿着。其中的纱，质轻薄；藕色、绿色都浅淡，属冷色；不束裤腿，显得宽散，不但穿上，就是看了也会使人产生充满凉意的感觉。冬天服饰的轻暖，夏天服饰的淡凉，都既实用又美，曹雪芹把服饰的功利目的和审美追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较之只讲实用而无视人类爱美的天性，或只顾美而不讲实用的形式主义服饰美学，达到了更高的美学境界。
第五十回贾母偕众姐妹去芦雪庵赏雪，把人物服饰放到宽阔的大自然环境中，又一次显示了曹雪芹卓越的服饰艺术。小姐们一个个穿着貂裘狐皮，外罩大氅、雪帽，十来件大红衣裳，连凤姐看了也赞不绝口。这些服饰从质料、款式到颜色，恰与雪天的天气相契合，同雪天的景色相映衬。貂裘狐皮为御寒佳品，大氅、雪帽是华贵的雪装，为小姐们提供了赏雪的物质条件；而大红颜色放在雪地里，更增添了大自然的美丽。北国的冬天，一片琉璃世界，四顾环宇，并无二色。在这银色的世界里，闪动着几点红妆，犹如白雪红梅，美不可言。这里有三个层次的色彩对比。红色性暖、热烈，使人兴奋，点缀在寒冷的雪野，弥补了白的单调，冬的萧条，使人感到冬天里也洋溢着生气，孕育着温暖的春天信息。浅的白与深的红相处，色度差距大，对比强烈，特别引人注目，显得艳丽多姿，充满活力。小面积的红嵌在大面积的自上，如点睛之笔，使这幅图画顿然生色，平添了不尽的诗情画意。如果这十来件大红衣裳不是在雪野里，而是挤在同一间小房子里，就会让人感到拥挤、压抑，不会产生上述美感。所有这些又与这群少爷小姐的赏雪吟诗活动在更高的层次上产生审美效应。茫茫雪野，洁白无瑕；少男少女，无忧无虑，人的心境与自然环境十分和谐。白雪红梅，生机盎然；公子姑娘，诗意正浓；雪景激发了诗兴，诗兴为雪景增色，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赏雪图!
四
在叙事作品里，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创造跌岩多姿、丰富生动的情节，以达到真实感人的效果，常常是作家孜孜以求的。用某种物件作机制，穿针引线带出一系列情节，或以它为关键，引起情节变换，甚至把它作为揭示人物性格的道具都是作家常取之法。曹雪芹很好地利用了眼饰这个媒介，使之为引出情节，推动情节发展，揭示人物性格服务，为服饰增添了新的审美价值。
通灵宝玉不但是贾宝玉的**，也是《红楼梦》展开情节的重要机制，全书围绕着这块玉不知生出了多少是非。第三回林黛玉刚进京，宝玉见这位神仙似的妹妹都没有玉，顿时便发作，狠命把玉摔在地上，掀起了第一场风波。宝钗进京后，这玉便成了他们三人爱情纠葛的焦点。宝钗的佩物有一个金锁，上面所刻的“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八个字，与通灵宝玉上“莫失莫忘，仙寿恒昌”恰为一对。在婚姻问题上讲究姻缘的封建社会，这“金玉良缘”对宝黛的“木石前盟”极为不利，从此搅乱了宝黛青梅竹马的甜情蜜意，成了黛玉的一块心病。黛玉怕宝玉学外传野史上的才子佳人，因小巧玩物撮合，做出风流佳事，每每以金玉之说旁敲侧击，对宝玉进行试探考验。凡涉及到佩物一类的事时，她就特别敏感，不放过对宝钗的冷嘲热讽，说什么宝姐姐“在别的上头还有限，唯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他才留心”。黛玉虽知宝玉对她也有一片痴心，但仍不放心，一而再再而三使小性儿歪派宝玉，急得宝玉有口难辩，屡屡砸玉以明心迹。至于通灵宝玉对宝玉的安危祸福更是至关要紧。凡此种种，都是借这块玉演出的故事。
在《红楼梦》里，有时情节正朝着既定方向发展，由于服饰的原因，情节发生陡转，又朝着另一方向甚至相反的方向发展。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是宝玉和袭人关系发生飞跃性变化的开始。而这一变化就是由袭人给宝玉换“中衣儿”引起的。“蒋玉菡情赠茜香罗”则是宝玉命运的重要转折点。贾政向来对宝玉不肯读书，专在女孩儿队里胡混很是不满。无奈宝玉有贾母庇护，有恃无恐，贾政的一次次训斥都如过眼烟云，逢凶化吉。然而当宝玉引逗忠顺亲王的爱伶琪官(即蒋玉菡)，惹得忠顺亲王府找上门来寻不是时，贾政就绝不姑息了。他惹不起王府，也不能容忍宝玉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加之贾环所告刁状的激化，竟使他要置宝玉于死地以绝后患了。这一情节的陡转事虽突兀，实则是贾政久蓄于胸中那对宝玉不满的总爆发，突兀中蕴含必然。贾政即使不抓住宝玉这条辫子，也总有一天会抓住另一些辫子对宝玉进行教训，把这匹无缰之马**辔头，纳入封建礼教的轨道。这次毒打之后，宝玉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更大的自由，但毕竟以此为转折，结束了他在姐妹堆里胡闹的生活。连王夫人也觉得宝玉是该管教管教，并接受了袭人的意见，要在以后变个法儿，让宝玉搬出园去。从此，大观园内的悲剧气氛越来越浓，宝玉的行动受到了更多限制，姐妹们也有意无意地远着他，以避嫌疑。
一个人穿什么服饰，可以显示他的性格；一个人与服饰怎样发生联系，也能揭示人物性格。《红楼梦》几乎没有具体描写晴雯的服饰，但通过她与服饰有关连的情节——撕扇作千金一笑、病补雀金裘、抄检大观园时提箱倾出全部衣物、临死前与宝玉换小袄，鲜明地突现了她位卑人不贱，刚义泼辣，爱憎分明的性格。袭人是一个忠顺贤良的仆人，服侍贾母，心里就只有贾母；服侍宝玉，又一心为了宝玉。第三十六回写一个夏天的中午，大家都在午睡，连丫头们也横三竖四地睡着了，唯独袭人守在宝玉床边。她一边给宝玉驱赶从纱窗眼里进来的小虫子，一边给宝玉绣白绫肚兜。这肚兜让宝玉夏天睡觉时系着，万一掀了被子也不至于着凉。为了使十几岁的宝玉肯系这几岁娃娃用的玩意，袭人便费了许多功夫，上面扎着五色鸳鸯戏红莲绿叶的精美图案。宝钗见后，赞叹“好鲜亮的活计，值得费这么大功夫。”袭人说：“你还没看见他身上现带的那个呢”。可见袭人在此之前，还为宝玉绣过更费功夫的肚兜。这肚兜上凝聚着袭人对宝玉的情和爱，蕴含着一个仆人对主子的耿耿忠心。封建大家公予的丫环头领，常常是日后的妾。袭人是这样要求自己，也是这样努力的。但她对宝玉的爱不同于主子姑娘林黛玉赠诗，做一个小玩意儿的方式，也不同于晴雯的大胆(如与宝玉换小袄)，其中有黛玉的真情而无晴雯的孟浪，有宝钗的端庄而无她的道学味。袭人所奉献的爱是十年如一日的默默侍奉，无处不周的体贴入微。从这个小肚兜的一针一线里，我们正清楚地看到了这些。这样，服饰在《红楼梦》中的审美价值不仅表现在人物的穿戴上，还是作品内容一个有机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总之，曹雪芹笔下的服饰是在不违背清廷禁律的前提下，按照封建审美标准，遵循美的规律创造的。他用服饰塑造人物形象，渲染不同的环境气氛，点缀大自然的景色，推动情节发展，同时体现封建的伦理道德。《红楼梦》的服饰集中国封建社会服饰美之大成，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注释：
［1］［3］［5］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
［2］［6］［7］上海戏曲学校《中国服饰研究》
［4］十从十不从：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释不从；倡从优伶不从；仕宦从婚姻不从，国号从官号不从；税役从语言文字不从，出处同［1］
［8］参见［1］［2］。
［9］《红楼梦》五十一回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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