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满清是一个江河日下的日暮帝国，内部民变之忧与外部世界变局之患，导致晚清一步步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说到晚清时期的中国民变，人们大多会想到太平天国与更后期的义和团运动，但是除了这两场民变运动以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民变运动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捻军起义。
捻军起义是一场以淮北地区为主要根据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事件，于1851年爆发到1868年基本平息。捻军起义往往被看做太平天国运动在北方的一种延续，事实上捻军势力虽然也与太平天国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从成因与参与者两方面来看这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捻军其实是活跃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一股独立势力。
首先捻军的起源相对来说非常复杂，最初的主体其实也就是江湖帮会这种历史角色，而“捻”的字面意思就是捻绳，而这股民间势力从最初的开始，就是多重势力像捻绳一样杂糅起来所产生的民间组织。
地域独立势力的壮大其实是清王朝对地方民间力量彻底失控的一种表示，最终这些淮北的农民组织终于成为了敢于对抗清政府的军事力量。1852年已经初有规模的捻军头目张乐行等人聚众起兵，1855年，张乐行、苏天福等人为首的捻军集团将队伍分为五旗，张乐行成为捻军盟主首领，各方开始进行分工合作，成为了一支虽然内部权力分散但又进行协同的统一军队，而这个时候捻军已经扩张到了十万余人的规模。
此后捻军又于遭遇清军打击，开始进入防御状态，虽然队伍显得较为分散化，出现大量盘踞山林并以捻军为旗号的农民军，而张乐行等捻军主要头目开始与同时期的太平天国进行结盟。结果在这个时候，捻军的军事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部分捻军依靠山寨进行防守消耗清军力量，而另一部分以张乐行为首的捻军则采取游击作战与太平天国配合。捻军之患成为了清军在淮北地区的严重问题。
捻军这种起义军模式，虽然较为分散但是捻军的旗帜并非只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托词，事实上捻军所打出来的所谓“救我残黎，除奸诛暴 ”的旗号并非毫无意义，虽然捻军的最初起源来自古代中国社会当中的江湖文化，但捻军所提出这一套团结一致对抗官府的理论思想其实是一种很被许多农民阶级接受的共识，结果这种农民阶级反叛思想随着捻军的起义一起兴起，而这种思想本身成功的造成了更多反叛者的出现。
此后，僧格林沁南下开始率领他的清廷精锐剿捻，在初期取得了很好的战果。 但是捻军的防御与游击使得这位亲王越来越失去理智，不过在1863年清军还是成功取得了歼灭张乐行的雉河集之战的胜利。
但是情况在这之后，捻军与僧格林沁之间发生了反转，僧格林心剿捻越来越陷入僵局，而这个时候清王朝为了督促僧王加速剿捻，将其郡王之位再次封给了僧格林沁，而这种无功受禄其实反而是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僧格林沁开始越来越急于求成。
而捻军方面则发生了张宗禹的军事改革，张宗禹将大量的捻军步兵换成了骑兵部队，培养出了一支以骑兵为主的捻军作战力量，这支军队被史书称为“新捻军”，而这支力量将不可一世的僧格林沁送上了覆灭的道路。
1865年强弩之末的僧格林沁开始冒进，意图通过决战的方式消灭捻军，但五年的消耗作战早已使二者力量发生了反转，最终僧军被捻军引入了捻军早已准备好的决战地点——高楼寨，结果僧格林沁在决战中被捻军处处包围最终被全面歼灭。
僧格林沁之死，是捻军起义所取得的最大战果，也是这场农民军起义的一个高潮事件。
其实在僧格林沁已出现败端时，清朝就已经做出反映，一方面开始下令让僧格林沁不再进攻，而另一方面开始命令刘铭传等部北上支援。正式基于这种情况，不愿承认自己已经剿捻失败的亲王采取了非常盲目的作战决策，导致了失败。
由于太平天国已覆灭，包括曾国藩的湘军在内的强大地方部队得以北上进行剿捻。
在根据地遭到巨大威胁的情况下，捻军兵分两路突围，形成了“东捻军”
与“西捻军”。
之后张宗禹的“西捻军”甚至沿着河南攻入进入陕西，还和回民造反势力联合，一度蔓延到北方各个处，而之后张宗禹又进行北上，继续转战，但由于采取流寇的作战方式，实力逐步损耗，之后又转战到河北、山东等地支援这里东捻军，而这两支军队最后都在山东附近被成功围剿，1868年清王朝宣布捻乱已经平息。
但实际上，捻军其实还依旧存在，1868年之后，北方地区其实依然有捻军的活动，1869年直隶地区还出现捻军的活动，1898年安徽地区还曾出现了捻军的活动，更夸张的是到了1900年河南的一些地区居然还有捻军的活动。
而1868年之后的捻军，有些是原本没有被剿灭的捻军残部，但是其实更多是以捻军为旗号的某种“模仿犯”
捻军相比于白莲教、天地会那些有着宗教色彩的组织的区别在于它更为“无色”，捻军起义从刚开始就是以聚众为目的而聚众，“捻”在淮北一些地区的方言里本身的意思就是“聚集起来的人”，而捻军的宣传理念说白了只有两个部分“聚众”与“反官”。
所以捻军的起义的根源在于对地方执政者的不信任，是儒家社会保障体系失衡的一种表现，而捻军一开始的做法也只是划出区域在民间建立一定规模的自治，但是统治者的打击与饥荒等因素最终使得他们开始聚集进行集体造反，而正是因为其“无色”所以可以与其他的造反势力都能进行合作，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回民团。
而正是这种简单的思想，使得所有的民间势力都能以“捻”为旗号，而捻军的参与者其实就是当时无知的农民群体，而正是这种思路简单，反而使得这股力量能够进行汇聚，并突然爆发。
在捻军起义当中，其实也有一个用来宣传的故事，那就是参与捻军的天下贫农其实是给孔子借粮的范丹后人，所谓造反就是向孔子后人（乡绅大户等地主阶级）要粮。这个宣传故事的力度比起太平天国的“天王下凡”宗教性质小了很多，而正是这种简单与盲目，冲击性反而会更为持久。
以地域江湖团体为起源，以宗族血脉等为纽带，以简单的聚集与盲目的反叛为目的。所以捻军的反叛并非面临近代历史的晚清时期所独有，而是古代中国农村社会本质问题的一种体现。正是由于阶级矛盾与农业社会的不稳定性，导致农民阶级逐渐不愿意再信任统治力量才导致了民变的发生，而天灾人祸又使得民变以更加激烈的形式爆发了出来。
而其实捻军这种模式是晚清乃至近代其他的一些江湖团体的一种共性。只是捻军更为本质一些，而其他的组织被染上了“宗教”“以及近代社会的某些特殊政治诉求的色彩。比如天地会最初目的是城镇下层民众的互相扶助但是后来成为了“反清复明”的专门江湖团体，再比如义和团最初的雏形是地方小地主阶级组建的地方自治组织，后来组建整合成为了一支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宗教义军。
而这些民变事件的出现，本质都和捻军一样，根源在于中国小农社会的根本问题，而近代的社会变迁又使得这些事件的影响力被强化了。
虽然古代农业社会的民众是一群相信顺从文化的群体，但是当阶级压迫到了一定程度，顺从而分散的农民会转而联合并反叛， 转但是群体的无知性使得他们要么成为“暴民”，要么成为盲目革命的农民起义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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