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死因的初步结论

王国维遗像

就王国维先生的死因，我先后列举了当年与王国维同在清华学校执教的，梁启超和陈寅恪两位大师级学者以及王国维的长女和一位孙子，对于王国维自杀之谜的解读。

在关于王国维死因的诸说中，还有溥仪所认为的因罗振玉向王国维“逼债”而导致王“义不受辱”才自杀之说（参见溥仪著：《我的前半生》，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四章）。

我的看法是，王国维的死因与他和罗振玉之间原有亲友关系之破裂、恶化，固然有关，甚至像其儿孙等人所说的可能是导火索，但把王的死因完全归咎于两者的矛盾、甚至归咎于罗向王“逼债”则不靠谱；另有商承祚（1902-1991年）及罗振玉的后人有的认为王国维妻妾有外遇，他因不愿受辱而死之说。据我查到的资料所提供的相关史实是，王国维前后就只有两位太太，即莫氏和潘氏，且后者是在前者病故之后才续弦的，还与前者沾亲带故（称前者为“表姑”）。故“妻妾出轨”一说无据。

人都是具有情感的，人的一言一行无一例外地必然受其情感因素的支配、影响。而人际关系中亲疏、恩怨会影响其对于相关逝者之评价，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中国传统习俗中的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逝者讳”等等，在对于王国维的评价中也肯定难于避免。这些，都是作为与王国维毫无瓜葛的旁观者我们，在核查相关资料和文献时，需要密切留意并审慎核查的。但评价一个人及其死因，毕竟还是要依据可靠的，经得起时间和实践考验的文献、资料，而不能凭空猜度，更不能听信没有可靠可信证据的传言。

王国维自沉处颐和园鱼藻轩

综上所述，对于王国维先生的死因，我暂且得出的结论是：

王国维先生之死，是其遭遇内外多种因素（其中既有因长子早逝而导致的巨大刺激和怆痛，更有因文化人被残害而“惺惺相惜”所产生的疑虑和畏惧；既有与罗振玉的矛盾所导致的气恼和愤懑，更有因时局动荡而产生的悲观和恐惧；既有因溥仪被赶出清宫而失掉“南书房行走”所产生的失落、苦闷，更有对于未来教书治学前途迷茫而产生的迷茫、绝望；既有因亲友不和等家庭变故而引发的心态失衡，更有因改朝换代等时局动荡而产生的情志异常；等等）所综合而成的合力困扰、压抑的结果，是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通过其內在的特定个性和心理素质，尤其是可能患有的严重抑郁症等起作用的结果，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理想、前途完全绝望的结果。

王国维不是政治家，因而他对于时局的变化缺乏洞悉明察，难免失准；王国维不是权谋家，因而他对于动荡的世变不能顺风转舵、通达应变；王国维不是势利眼，因而他不能趋炎附势、随波逐流；王国维不是伪君子，因而他不会口是心非，说人话干鬼事。

王国维只是、也仅仅是一个痴迷于在文海书山随意游猎、奋发攀爬的学问家，所以他的判断、预见即便与社会现实及其发展不相符，即便他的绝望纯系“杞人忧天”，但他也只能自信而痴迷地苦心坚守，孤诣践行。

王国维就是王国维，他刚到50岁所酿成的人生悲剧，是由他所遭际的内外因素所铸就的特殊人格、秉性所导致的。

人，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指望和自信，也断不会自杀。王国维先生之所以有预想地选择在1927年6月2日（五月初三），即端午节前夕，到颐和园鱼藻轩坦然而从容地自沉于昆明湖，是他对于自己生的希望和信心完全绝望而选择的归宿。

根据他夫人潘丽正的回忆，1927年“4月下旬，一向不爱出游的静安竟然意外地抽出时间，偕同我和孩子一起游览西山。”显然旨在做悲剧开幕前的考察。他之所以选定颐和园昆明湖作为自己的归宿，大概认为惟有那儿才足以使之“静安”罢！

王国维走得镇静，坦然，从容。这是其家人和同仁及几乎所有评论者的共识。

一个刚到五十岁的学者，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在改朝换代的动荡年代，身历那么多的苦难，却能攀上那么多的学术高峰，收获那么多的学术成果，创作那么多的优秀著作，而且在哲学、史学、美学、文学、伦理学、文字学、考古学、心理学、词学、曲学、红学、金石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开山辟路，综合创新，成就卓越，贡献突出。时至今日，中国学界有几人能与之相批？所以他在决意自杀之前，虽绝望却很知足，虽决死却很心甘，践行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参见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于是才走得出人意料的镇静，坦然，从容。

王国维先生的“三境界”之说，本来是用于治学的，可后人却将其敷衍成“人生三境界”，即“志存高远，奋发图强，终达目的”，并得到广泛认可。

王国维先生镇静、坦然而从容地自沉而死，说明其在以远大宏伟的志向、坚韧不拔的毅力而获得硕果磊磊的学术成就（上网点击“王国维主要成就”便可知，故无需赘述），身体力行地走完其所描绘的治学“三境界”之后，已感很累，却又感知足，于是在由内外各种因素所促成的他对于未来人生前途彻底绝望之后，便陷入了比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孤寂境界所引发的“独怆然而泣下”，更加绝望的境界，于是便做出了与其忍辱苟活，不如沉湖自灭的抉择。（2019年3月16日撰稿）

清华园由陈寅恪撰写碑文的王国维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