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亦称中文字、中国字、国字，是汉字文化圈广泛使用的一种文字，属于表意文字的词素音节文字，为上古时代的汉族人所发明创制并作改进，确切历史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甲骨文。再到秦朝的小篆，发展至汉朝才被取名为“汉字”，至唐代楷化为今日所用的手写字体标准——楷书。汉字是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主要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有学者认为汉字是维系中国南北长期处于统一状态的关键元素之一，亦有学者将汉字列为中国第五大发明。中国历代皆以汉字为主要官方文字。
文字在语言学中指书面语的视觉形式，古代把独体字叫做“文”，把合体字叫做“字”，如今联合起来叫做“文字”，文字的基本个体叫做“字”。
汉字起源的旧说法有五种，汉字起源的旧说法有五种，
即结绳说、八卦说、河图洛书说、仓颉造字说和图画说。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结绳说：《北史·魏本纪》说：北朝魏的先世“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记录了一些原始社会部落，在文字出现之前，以结绳记事的方法，把战争、猎获、会盟、选举、庆典、联姻、生育、疾病和灾害等大大小小的事件记录下来。
过去亦有学者据《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论说，推断“文字起源于结绳”。
八卦说：孔安国《尚书》序（属伪作，但年代甚古）里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河图说：《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河图·玉版》：仓颉为帝，南巡狩，发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I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
河图洛书说
揭开此说的神秘面纱，不难发现，它真实的核心就是算数，能对照“九宫”算法。所谓“九宫”，在谶纬家来说，是八卦加上中央，合为九（“五”位于中央，还可以和五行联系起来）；在术数家眼中，则其数横、竖、斜偏、相加得数恒为15。
仓颉造字：“仓颉造字说”在战国时即已流行。
商代之前
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一说，这是因为最早的文字来源就是图画，书与画好比是兄弟，同根生，有很多内在的联系。汉字的起源就是原始的图画，原始人在生活中用来表达自己的“图画”形式。慢慢的从原始图画变成了一种“表意符号”。
汉字发源期有距今7762年（±128年）前的贾湖刻符、七千多年前内容丰富的双墩刻符、及半坡陶符、庄桥坟遗址文字、大汶口陶尊符号、骨刻文、尧舜时代的陶寺遗址朱文、夏墟的水书等等。
殷商时期
大约是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后期。“表意符号”演变成了比较定型的“甲骨文”。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较为完整、时代最早的文字。这被认为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龟甲兽骨文、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
甲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时代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古代的人认为把有关于疾病、梦境、狩猎、天时等一些疑问刻在甲骨，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是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记载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
这些文字和我们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西周时期
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
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与甲骨文相比，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
金文可略分为四种，即殷金文（前1300年左右～前1046年左右）、西周金文[4]（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东周金文（前770年～前222年）和秦汉金文 （前221年～219年）。
殷金文
西周金文 及至周代商起，金文渐兴，天子之事，如昭王南巡，穆王西狩等，多有记述。
东周金文
自平王东迁以降，铁器渐见，钟等青铜乐亦渐多，且亦能铸文于青铜器外侧，故金文所录，已非如当初般，只为王公大臣之事，战功、音阶等，皆有铸录。此时金文被广泛使用，堪称全盛时期。
秦汉金文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诏令书同文，并于四方立碑，所用之文字皆为小篆，且不再刻铭文于钟鼎之上，由是金文渐衰。及至汉代，民间多铸铭文于铁器之上，青铜之器，不复使用，金文自是不见于史。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
西周早期的金文从书体和书法风格来看，总的情势是清秀隽美，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结构严谨，行款章法自如。其前期的作品风格质朴平实，多挺拔的悬针笔法，仍带有甲骨文的影响。如武王时的利簋和天亡簋（或称大丰簋），字体平易古朴，笔划方圆兼备，具有凝练平直之气。
利簋仅用短短 32 字就记述了武王代商的重大历史事件，因而被称为武王克商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一件铸铭铜器，开创了西周金文书法的先例。后期的风格凝重雄放，已显出金文的独特艺术。如成王时的令、保卣，康王时的大盂鼎、大方鼎等，书法凝练奇古，雄伟挺拔，遒劲华丽，从人形或以人为偏旁的字及王字等，多用肥笔，用笔轻重明显，被书法家称之为“波磔体”。尤其是大盂鼎的金文，共 19 行，291 字，记载了康王追述文武受命，克殷建邦的伟绩，其文字端庄典雅，大小得体，形态生动，为成康之世金文书法造诣最高一品，其拓本摹本至今尚被书法大家所珍视。
大篆
石鼓文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 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
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至今故宫博物院内存有十个周代的石鼓，上刻有十首四言诗文，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原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
因为封建割据，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文字也不尽相同。一直到了秦朝。秦始皇一统中国。才把文字统一起来。
秦朝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各国的汉字出现了简繁不一、一字多形的情况。秦始皇灭六国后，下令以秦国的“小篆”作标准，统一全国文字。
中国文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轮廓、笔划、结构定型），象形意味消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人读方面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异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角色。
小篆又称秦篆，是秦统一后经过丞相李斯整理的一种通行书体。秦统一前由于长期地域割据，“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书写形式很不一致，一字多形现象十分严重。如“羊”就有二十多种写法，给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带来极大不便。故在统一货币、车轨和度量衡制度的同时，又着力推行“书同行”政策。小篆系由籀文大篆沿革演变而成。李斯在籀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废除异体，而创秦篆，统一了全国的文字。这个时候的文字几乎已经完全没有象形文字的痕迹了。
秦朝时期的“小篆”书写过于规范，书写起来速度很慢，于是民间就出现了许多的简便字体。这种字体的特点是变“小篆”的圆为方。改“小篆”的曲为直，并分出了一些偏旁部首，被称之为——“秦隶”。称为“古隶”，
所谓隶书，就是将篆书圆转的笔法改为方折的笔法，而且在结体上更加简化。相传秦代有一个叫程邈的狱吏，因得罪始皇而下狱，在狱十年中，他把篆书简化，变圆形为方形，变曲笔为方笔，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书体——隶书。
汉朝时期
隶书十分盛行，“秦隶”并没有完全摆脱“小篆”的结构特点，基本上是方形.
隶书的发展经历了古隶、汉隶和八分三个阶段（或三种形态）,汉隶大致在汉武帝中晚期形成，至汉宣帝时期成熟，可以五凤元年简和定县汉简为标志；八分书法在汉成帝时期形成，至西汉末年已相当成熟，可以尹湾名谒木牍为标志。
汉隶和八分是隶书的两种形态（也可以代表两个阶段）。这两种形态从西汉末年八分形成至汉末一直长期共存。在东汉，汉隶还广泛使用，并不因八分的流行而完全取代汉隶，最明显的例证是书于公元186年的《张迁碑》和书于公元185年的《曹全碑》。前者为汉隶，后者为八分。汉隶和八分虽为两种笔法系统，但两系长期共存，笔者认为汉隶是平画宽结结构类型的源头，八分为斜画紧结结构类型的源头。
汉隶，就完全发挥了毛笔的特点，出现了“蚕头雁尾”的波折之笔，书写起来轻松自如。西汉时期流行的这种隶书。称之为——“汉隶”。是指西汉使用最广泛的隶书体，五凤元年简（汉22）和定县汉简（汉23）是其成熟的形态。汉隶较古隶规范，又不像八分那样具有装饰性，是西汉直至汉末的通用书体。
八分，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又称楷隶，指东汉中期出现的新体隶书。字形方正，有规整的波势、挑法，横划起笔顿抑，终端上扬，所谓“蚕头”、“燕尾”。这种书体庄严典雅(见图)。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书写 7种经书，刻石立于太学，成为东汉晚期的标准书体。隶书从此向真书过渡，汉字的方块形象，也就由八分书奠定了基础。八分的名称始见于魏，历代说解纷纭。
汉朝流行“汉隶”的同时，“楷书”正在萌芽阶段。到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已经很盛行，晋代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楷书的真正创始人，同时吸取了篆书圆转笔画，也保留了隶书的方正平直，去掉了“蚕头燕尾”。使汉字的结构大体的固定了下来。当时被称之为——“真书”，后人因为以这种字体作为学习书法的楷模，即改称之为——“楷书”。楷书也叫正楷、真书、正书。从程邈创立的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更趋简化，横平竖直。《辞海》解释说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今，长盛不衰。
草书：汉字的一种字体，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形成于汉代，是为了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
初期的草书，打破隶书方整规矩严谨,是一种草率的写法。称为"章草"，章草是早期由草书和汉隶相融的雅化草体，波挑鲜明，笔画钩连呈"波"形，字字独立，字形扁方，笔带横势。章草在汉魏之际最为盛行，后至元朝方复兴，蜕变于明朝。到了唐代，今草写的更加放纵，笔势绵环绕，字形奇妙，变化百出，称为"狂草"，亦名大草。到了今天，草书的审美价值远远超越了其实用价值。草书是按一定规律将字的点划连字，结构简省，偏旁假借，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乱写。草书符号的 主要特征之一是笔画带钩连，包括上下钩连和左右钩连。隶化笔法的横势倾向，为左右钩连的草化提供了依据。章草笔法用"一"形，今草笔法用"s"形。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运笔放纵、点画狼藉的又称大草或狂草等。
唐朝时期
如今一般所说的楷书，是从汉隶逐渐演变而来的，按照时期划分，可分为魏碑和唐楷。
魏碑，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碣、摩崖、造像、墓志铭等石刻文字的总称，其中尤以北魏的书法水平为高，风格多样，朴拙险峻，舒畅流丽。极有名的如《郑文公碑》、《张猛龙碑》、《高贞碑》、《元怀墓志》及《张玄墓志》，已开隋、唐楷书法则的先河。
魏碑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体，它可以说是一种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书体，钟致帅《雪轩书品》称：“魏碑书法，承汉隶之余韵，启唐楷之先声。”魏碑经常带有隶书的写法在其中，因此它的楷书性质还不成熟，但正因为这种不成熟性，也就造成了百花齐放的场面，意态奇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康有为评价有“魏碑十美”。而狭义的楷书则是指到唐朝以后逐渐成熟起来的唐楷，其代表人物有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我们常说的楷书四大家“颜柳欧赵”，前三个就在唐朝。到了唐末，楷书已发展到了顶峰，风格已过于规整，于是逐渐走下坡路了。
但是“唐书重法，宋书重意”，宋朝的苏轼以其诗人的风度开创了丰腴跌宕、天真烂漫的“苏体”，堪称“宋朝第一”。宋末元初的赵孟頫，以其恬润、婉畅，形成了“赵体”，也就是四大家中的“赵”，但是“赵体”严格来讲应该属于行楷，不再是规规矩矩的楷书了，所以初学者一般从“颜柳欧”三体择一入手，这也被公认为学书之正路。
“草书”的起源，亦如行书，或其他书体，无法确指始于何时。史记说：“战国时，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盖草书之祖起[1] 于。”据此故有草书缘起于草稿之话，可见战国时即已有草书的形成。因为起于草稿的字体，为了发挥速写功能，较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写成，顾名思义而为草书。
初期的草书，打破隶书方整规矩严谨,是一种草率的写法。称为"章草"，章草是早期由草书和汉隶相融的雅化草体，波挑鲜明，笔画钩连呈"波"形，字字独立，字形扁方，笔带横势。章草在汉魏之际最为盛行，后至元朝方复兴，蜕变于明朝。到了唐代，今草写的更加放纵，笔势绵环绕，字形奇妙，变化百出，称为"狂草"，亦名大草。到了今天，草书的审美价值远远超越了其实用价值。草书是按一定规律将字的点划连字，结构简省，偏旁假借，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乱写。草书符号的 主要特征之一是笔画带钩连，包括上下钩连和左右钩连。隶化笔法的横势倾向，为左右钩连的草化提供了依据。章草笔法用"一"形，今草笔法用"s"形。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运笔放纵、点画狼藉的又称大草或狂草等。
但此种草书，仅能说是古篆(当时使用的字体)的草稿，真正草书的开始发现，则始自汉初，其演变过程，自应是先有“章草”，而后又有“今草”，再又有“狂草”等草体了。由于楷书的工整，为了书写快捷的需要，和书者为了抒发自己的胸臆，寄情于笔端的创造，产生了一种流动顺畅，一气呵成，极具有韵律和艺术感染力的字体——“草书”。
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就是“行书”，行书没有楷书那样规范严肃，也没有草书那样奔放和难以识别，而是优雅欢畅的运笔，字体书写灵活贯通。也是最受大众喜欢最常用的一种字体。大约出现在西汉晚期和东汉初期。行书的名称始见于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一文：“魏初，有钟（繇）、胡（昭）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唐代张怀瓘《书断》记载：“行书者，刘德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张怀瓘在其《书议》又云：“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明代丰坊在《书诀》中则有更为形象的描述：“行笔而不停，著纸而不刻，轻转重按，如水流云行，无少间断，永存乎生意也。”行书正因其行云流水、书写快捷、飘逸易识的特有艺术表现力和宽广的实用性，从产生起便深受青睐、广泛传播。行书历经魏晋的黄金期、唐代的发展期后，在宋代达到了新的高峰，于各种书体中逐渐占居主流地位。纵观漫长的书史，篆书、隶书、楷书的发展都存在盛衰的变化，而行书则长盛不衰，始终是书法领域的显学。历代书法大家共同书写了行书发展辉煌灿烂的历史。
随着当代书法艺术的蓬勃发展，行书创作的探索与创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热潮，呈现出多元激荡的繁荣景象。在繁杂的书法热浪中，笔者以自己对书法的理解和执著追求，理性地摸索，从多年的躬耕实践中总结了一些初步的体验与感悟。
在浩如烟海的书法艺术宝库中，行书无疑是一座最为绚烂多姿、丰富厚重的宝藏。其中王羲之创作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颜真卿创作了“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苏轼创作了“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王珣创作了《伯远帖》，王献之创作了《鸭头丸帖》等。这些照亮书法艺术星空的经典之作，是历经漫长岁月淘洗留下的艺术精髓，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审美领域的独特贡献。
宋朝时期
中华四大伟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被毕升改进为活字印刷术，“宋体字”也应此产生。最早产生于北宋，是由楷书变化而来。有肥体和瘦体之分，可无论肥瘦，都是横细竖粗，方方正正。显得古朴端庄。
宋体在宋代就已经产生，但并不成熟，而且宋代崇尚仿书法字体的颜体、柳体、欧体。
在中国宋代出现了木版印刷，由于当时的中国书籍每一版印刷两页，使用的是长方形木板雕刻制版。木板具有木纹，一般都是横向，刻制字的横向线条和木纹一致，比较结实；但刻制字的竖向线条时和木纹交叉，容易断裂。因此字体的竖向线条较粗，横向较细。横向线条即使比较结实，在端点也容易磨损，因此端点也较粗。由此产生了竖粗横细，横线端点有一粗点的宋体字形。
一直到明代，由于经济因素，占据版面较小的宋体逐渐流行，由于这种字体缺少变化艺术性，被明代文人诟为"匠体字"。宋体字东传至日本，被日本称作明朝体。今天成了汉字文化圈主流的印刷字体。
在现代印刷术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已经习惯于看宋体印刷的书籍有一千多年了，所以现代铅字也采用了宋体印刷。后来依据西方文字的黑体和意大利体的方式，在汉字印刷体中也创造了黑体和仿宋体的铅字。
与此同时，“黑体”也诞生了，这种字体醒目大方，笔迹全部一样粗细，结构醒目严密，笔划粗壮有力，撇捺等笔画不尖，使人易于阅读。由于其醒目的特点，常用于标题，导语，标志等等。丰富了汉字的表现形式。
新中国时期
出现了综艺体、整块体、浮云体、变体等等。这是祖国文化繁荣的具体表现，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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