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部丝绸之路通史——《丝绸之路全史》重磅推出，出版前微信自媒体独家连载，让亲先睹为快。
丝绸之路全史连载十三
作者 武斌
第四章 丝绸之路的早期开拓
青铜文化交流与“青铜之路”
在考古学上，继新石器时代之后的时代被称为青铜时代。大约5000年前西亚和中亚部分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大约4000年前东亚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夏商周三代，大体上属于青铜时代，是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的关键时期。
青铜文化是世界范围的一个普遍文化现象。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始于公元前21世纪，止于公元前5世纪，大体上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约经历了1500多年的历史。在《史记·封禅书》中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的记载。其他文献中还有“蚩尤作冶”（《尸子》）、“蚩尤以金作兵器”（《世本》）等记载。这些记载并不能作为中国青铜产生的确切依据，但可以说明古人认为铜器的发明是很早的。
中国步入青铜时代，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为代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80-前1580年间，加上山西夏县东下冯、山东岳石文化、辽宁长城东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黄河上游的四坝文化等，都相继出现了品类繁杂的青铜制品。上述遗址的考古年代，正好在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纪年范围内，说明夏代的制铜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开展。“从那以后，人们已经学会制造青铜器，从而进入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青铜时代。”“从获取矿石，经冶炼到铸造铜器的生产，是一个有组织的协作劳动，十分复杂的工艺过程，这一工艺的出现，……是继快轮制陶之后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性的工业革命。”
商代早期，约当公元前16-13世纪，以河南郑州二里冈文化为代表,青铜器数量大增，品种也有新的增加。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
到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约当公元前13-前10世纪，中国青铜时代达于鼎盛，青铜铸造工艺相当成熟，出土大量的精美青铜礼器、武器与工具。这时的青铜文化以安阳殷墟为代表，这里是商王朝的政治统治中心，也是青铜铸造业的中心。
殷墟是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殷墟遗址出土的数以万计的青铜器,大至可分为青铜礼器、青铜武器和工具、马车或木器上的青铜制品、纯粹为死者陪葬的冥器。其中礼器和乐器是商周青铜器中最主要的器物，种类繁多，工艺精湛，代表了商代青铜器的最高水平。种类主要有鼎、尊、觚、爵、斝、方彝、盘、盂、觯、壶、簋、甗、卣等等。商代最大的传世青铜器“司母戊鼎”，重达875公斤，高1.33米，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另一件四羊方尊，造型雄奇，工艺高超，是商朝青铜器中的精品。大部分青铜器物上有华丽图案装饰,动物纹是中国青铜器的纹饰主体，主要有虎、牛、象、鹿、蛇、龟、蟾蜍、鱼、蝉、凤等动物纹饰，栩栩如生，精工绝伦。象征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意义,其中占主要位置的纹饰是一种被称作为“饕餮”的神兽纹样。
以司母戊鼎为代表的殷墟青铜器，采用独有的片范铸造法和复杂的铸铜工艺，达到了古代东方青铜铸造技术的高峰。在殷墟被发掘的区域里,还发现有大型铸铜作坊,其中有大量的铸铜范块、泥模、坩埚、鼓风嘴等,还有锡锭与孔雀石之类铸铜原料,充分证明了当时制铜业的发达。有学者推测，当时的工匠们已经学会了在矿石的产地进行冶炼粗加工，然后把加工过的粗铜、粗锡、粗铅运到这里，进行配比熔炼。历史学家翦伯赞指出：在商代，“炼铜遗址之普遍，炼铜规模之宏大，铜器的种类之繁多，铜器的应用之广泛，铜器的生产量之庞大，铜器的制作技术（如选矿、冶炼、范铸、镂刻、锤击等）之精巧等，实足以确切地证明殷代已经是青铜器文化时代。”翦伯赞还指出：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已经不是低级水准的青铜器，而是高度发展的青铜器。无论从其形制抑或从其数量与器类乃至从其所表现之艺术看来，都证明它已臻于完全成熟的时期。像这样高级水准的青铜器文化之出现，诚如李济氏所云：“这不是短时期能做到的。换言之，殷商的铸铜业，没有长期的培养，决不能达到这种境界。”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生产代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其器物的组合、造型、装饰与当时的生活习俗、社会风尚、文化特质、民族审美心理等密切相关，种类繁多、形制瑰丽、花纹繁缛、制作精湛，充分体现了中国青铜器特有的艺术魅力和鲜明的民族风格，构成了中国无与伦比的青铜文化。中国商周时代所创造的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李约瑟曾说：没有任何的西方人能够超过商、周两代的青铜器铸造的。
商周青铜器是早期中国人智慧的突出成果，也是丝绸之路上的技术交流的重要结晶。关于欧亚大陆上的青铜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有学者提出了一个中西交通的概念：“青铜之路”。认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着一条东西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
所谓“草原丝绸之路”或“欧亚草原通道”，或者前文说到的“彩陶之路”、“玉石之路”，再或者“青铜之路”，实际上都是在说明，在人类文明起源的初期，在广阔的欧亚大陆上，就已经有各民族的迁徙、对话与交流。这个交流是通过贯穿于欧亚大陆的交通通道进行的，这个交通通道可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道路，而是一个相对发达的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征战、迁徙、贸易、游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先民之间的接触、碰撞、交流、对话，都发生在这样的交通网络上。
世界不同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并不相同。从全球范围看，安列托利亚半岛是最早冶铸青铜器的地区，目前发现有公元前6000年的青铜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进入青铜时代，已发明范铸法和失蜡法，不同比例的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也相继发明。在此之前还有一个上千年的铜石并用或红铜时代。公元前2000多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主要的青铜冶铸技术均已发明，并对周围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后的数千年间，随着西亚文化的扩散，冶金术随之外传，进入东南欧的多瑙河中游、高加索和中亚的广大地区，乃至欧亚交界的乌拉尔一带，并继续东渐，进入新疆和河西走廊一带。古代中国使用铜、青铜以及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稍晚于其他古典文明。“但我国很快就发明了铜-锡二元合金和铜-锡-铅三元合金，形成了一整套从冶炼、熔炼到铸造的独特技术的路线，很快就走到了世界各国的前列。”
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主张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是由西向东传播的，认为金属冶炼技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高加索或伊朗传入中国。他们认为冶金术这样重大而复杂的发明在人类发展史上不可能是多元起源，就像水稻起源于中国一样。他们认为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国早期铜器很可能是通过草原通道进来的。他们依据的理由是，在仰韶和龙山时代，西北地区的文化大大落后于中原，但其冶金术的发展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进步。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古墓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公元前2000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2013年中国考古重大发现之中，有距今四五千年的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它出土了冶铸青铜的炼渣、尚待加工的玉材和不少小麦遗存。考古学家认为，那时的河西走廊已经是东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孔道。这一发现显示，二里头文化已经吸收了中亚、西亚的文化成分，引进两河古代文化培植的麦类，增加了粮食供应的多样性，尤为重要的是，二里头文化还掌握青铜的冶铸技术，这必定提升了这一文化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这就是说，来自西方的青铜技术是通过草原民族的中介传播到中原的。麦克尼尔说到这种传播可能的情形：
冶金术的早期传播一定是由那些流动的探矿者和铁匠引起的，他们严格保守其职业秘密，身上配有特殊的标识：在他们所为之工作的异乡人眼里，他们具有一种半神圣化的身份。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些原始的手艺人从盛产金属的山区向北或向南移动，因为大草原上的蛮族部落及其首领很快就知道，要欢迎和尊敬这些懂得制造有价值的物件如金属斧、刀和胸针之秘密的外乡人。……
和夏商青铜文化同时，在欧亚大陆上还有两个青铜文化中心。一个是在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发展起来的阿凡纳西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约前2000—前1500后）和继起的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前1500—前1200）、卡拉苏克文化（Karasuk Culture，前1200—前700）；另一个是有悠久历史的以南土尔克曼为中心的纳马兹加V期和VI期文化（Namazga Culture，前2000—前1000）。南土尔克曼以红铜文化著称；它与已经发现红铜文化的河北唐山、内蒙伊金霍洛旗以及河西走廊之间，有可能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已经有了某种接触。公元前2000年末到公元前1000年初，在费尔干那正在形成楚斯特文化，纳伦山口的遗物表明，这一文化和中国文化有某种程度的联系。
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欧亚大陆青铜文化传播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对新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欧亚大草原的牧羊人创造和传播了安德罗诺沃和塔里木盆地的青铜文化。新疆地区与甘肃地区青铜文化的联系亦异常密切，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是青铜文化由西北向西南、东北、中原传播的中继站。这就是说，从乌拉尔到黄河流域在考古冶金学上已没有明显的缺环。李约瑟指出：
大约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期间，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Akkad）王国的繁荣时期，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印度的城市如莫亨朱达罗则都处在青铜时代。青铜器传入东地中海是在该时期末叶，传入西欧则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因此，西欧青铜时代克尔特的冢墓建造者和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商代青铜器铸造者才是真正的同时代人……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艺术和技术曾经从埃及、新约沃地以及印度河流域等古代文明的主要中心向东、向西两方传播开来。
商文化与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的卡拉苏克文化的联系就比较明显了。在外贝加尔湖地区发现的卡拉苏克文化遗物中有陶鼎和陶鬲，还有青铜弯刀和半圆形装饰品。这种半圆形装饰品在鄂尔多斯发现过，在蒙古出现过它的过渡形态，是由河套地区向北传播的。卡拉苏克文化遗存受到商文化同型器物的直接影响。我国学者纪宗安指出：“卡拉苏克文化正值我国殷商和西周时期，大批北方的狄人部落迁居到南西伯利亚，包括以西的广大草原地区，把中国文化，特别是青铜铸造技艺传到了欧亚草原，不但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早期交流。”
中国北方青铜器与卡拉苏文化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主要器物有：青铜短剑，以铜柄与护手（格）铸为一体为特征，剑身与柄之间有凸齿；管銎战斧，此种战斧除了有较长的管銎外，还具有刃狭身厚的特点；青铜小刀，刀身与刀柄连铸，刀身与刀柄之间有舌状突，刀背呈弧形；铜锛，锛的后部有銎；弓形器，此种器物用途不明，有人认为它是系在腰上用来系挂马缰的，有人认为它是弓的辅助工具，也有人认为它是用在旗帜上的；此外，还有带耳铜斧以及一些青铜饰物等。从艺术上看，这些青铜器的纹饰也非常相似，例如青铜短剑及刀柄上往往饰有各种动物，这些动物一般双眼突出，两耳竖起，动感很强。在国外，欧亚草原上的这种动物纹饰被称作“野兽纹”，我国学者则称之为“动物纹”。上述这些具有共同特征的青铜器在草原通道上分布很广，从中国北方到黑海沿岸都有。特别是乌拉尔南部地区图尔宾诺文化中的塞伊马（Seijma）类型青铜器，与克拉苏文化青铜器及中国北方青铜器有不少相似之处。而且，有些类似的青铜器还出现在中国中原地区的殷墟文化中。
李济在《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一文从殷虚中矢镞、戈、矛、刀削、斧斤5种铜器的形制探求其演进程序，其中仅戈为在中国本土发生成长之物，其他4种在欧洲皆有独立成长之历史，而在殷虚则为较成熟的形制，或与其晚期成品相当。如殷虚带刺有脊的矢镞，其脊、刺、茎三者，在欧洲则各有其独立演进之程序，而殷虚则为此三式之复合型。又如殷虚的矛有筩，筩旁有两环，与不列颠型式同，是欧洲最普通之兵器，且为其最晚期之物。殷虚的空头斤与不对称之刃，亦为欧洲青铜器晚期之型式。欧洲及小亚细亚有青铜器约在公元前3000年以上，远较殷虚时代为早。西伯利亚出土之铜器，皆有与殷虚相似可相同之型式。因此，李济认为，殷虚铜器必非自中国本土孕育而成，其冶铜技术可能由外而来。但李济还说：
青铜业在两河流域及小亚细亚一带，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殷商的青铜业比两河流域至少要晚1500年，但殷商的青铜器之形制与做法，大半是中国的创造。
美国汉学家胡博(Louisa G.Fitzgerald-Huber)在《齐家和二里头:关于远距离文化的接触问题》一文中考察了内蒙古和甘青地区早期金属时代文化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并依据西伯利亚几处遗址以及巴克特里亚马尔吉安纳文化群的最新碳14校正年代,认为中国早在青铜时代滥觞期即已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还列举了许多实例,其中有伊朗出土的红铜爵和觚形器。这两件红铜器出自伊朗南部克尔曼省克尔曼东北的沙赫达德。该地位于卢特沙漠外缘,其文化性质与阿富汗到土库曼斯坦间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基安纳文化群有密切关系,一个特点是有相当多的锤制金属容器,其中小型的有流容器和圆筒形饮器特别流行。前者有些像中国的爵,后者像中国的觚。伊朗沙赫达德的爵形器,其形制有与中国的爵相似之处,有流和尾,深腹平底,在这两点上接近二里头。
青铜镜也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中原较早的铜镜见于殷墟妇好墓，可能源于齐家文化，而正如后面还要说到，齐家文化正是那个时代中西接触和交流的一个交汇处。美国学者狄宇宙指出：
这一系列相似之处表明，中国的“北方地带”与外界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而且有可能成为新技术输入和输出中国的枢纽。
从公元前2千纪初期开始，远离商代文明的中心区域，在中原文化、中亚和南西伯利亚的青铜时代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文化过渡带。商代文明与这种中间地带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几个商代遗址所展示出的特征显而易见是外来的、侵入的。
国内外也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中原是青铜文化的起源地之一。许倬云指出：
中国青铜的起源，过去颇多“外来说”的聚论。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新资料，说明中国境内在青铜文化形成以前，曾有其萌芽阶段。现在青铜在中国本土形成的理论，有比前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及逻辑。在陕西、甘肃和山东，分别有早到西元前3000年的铜刀铜镞出土。先商文化只有小型铜刀即铜镞。早商文化以郑州遗址为代表，其早期的铜器中也罕见容器，早商文化的晚期则已有成套的青铜礼器。盘庚迁殷以后，可称谓商代后期，以殷墟文物为代表，青铜礼器、兵器及工具都已司空见惯，至今已有数千件出土。整个商代，青铜器甚多在当地铸造。
美国学者墨菲也指出：
至于青铜，商代中国在技术的完善和器物的美观上一直鹤立鸡群，大异于任何古文明的青铜器，证明中国经过长期试验，用不同比例的铜、锡、铅和锌混合，取得了最佳比例的成就。地理上离商文化中心越远，青铜制品乐粗糙；这里没有苏美尔或哈拉帕文明的任何痕迹。由于这些及其他原因，中国文明，同印度文明一样，显然是一种独立的创新，它早在与其他同样先进或古老的文明实际接触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但中国的青铜器确实要比西亚晚1000年左右。中国大约公元前2000年前才进入青铜时代，商周之际中国青铜文化达到鼎盛时期，在青铜铸造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工艺美术方面有独到之处。
青铜鼎、鬲、爵、戈等是中国人偏爱的器物，很可能是中国的创造。商代后期青铜器的制作，其技术水平超过了在它以前进入青铜时代的埃及和巴比伦，并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向四邻地区扩散。广泛分布于欧亚大草原的青铜鍑亦可能源于中原，被认为是马具、野兽纹、兵器三大特征之外的第四个反映游牧文化的显着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游牧民族起到了桥梁作用，并且从中充实和改进了自己的技术装备。
有的学者提出了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北方地区，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直接接触融合。中原殷商文化通过北方青铜器而影响草原通道上的青铜器，草原通道上的青铜器也通过北方青铜器而影响殷商文化。而且，草原游牧文化中的许多青铜器最先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然后分别传播到草原通道上的其它地方以及中原地区。例如，殷墟出土的青铜短剑、小刀、管銎战斧、弓形器以及一些饰物等显然来自北方青铜器。同样，北方青铜器也受到殷商青铜文化的影响，例如北方青铜器中铜斗的产生、啄戈结合体的出现。草原通道上广为流传的青铜器，实际上有着不同的起源地，有的产生于中国中原或北方地区，有的源自米奴辛斯克盆地或黑海北岸，还有的可能源于中亚甚至西亚。
笔者认为，实际的情况可能是，通过“青铜之路”，在北方草原文化带来西亚起源的青铜文化后，在中国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进一步地得到改进和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青铜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有布罗代尔说到物种交流的情况，有本地文化“技术骨干”的参与。我们在许多地方都看到相似的情况，一种新文化进入中国文化系统之后，往往又有一个继续的改进、再创造和再发明的过程。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指出：
商朝青铜器的质地不但高，而且一般都公认中国青铜器的年代愈古老，其制作与艺术愈精。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使人相信中国铜器的使用是突发的，铜器技术是以很发达的形式输入中国，也许是由入侵者带进来的。入侵的路线，则是由中亚的绿洲到中国的西北。
铜器输入中国时，其技术的发展还很低，其输入的原因不是由于高水平文化的征服，而是经由一个文化传播、文化学习的过程。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假定：制作铜器的知识在经过黄河流域西部新石器时代居民的地区时，由于极低落的文化水平，他们无法对其进行利用。而到黄河中游地带时，那儿的新石器文化进化得很高，这些高文化的居民不但在他们得到铜器的知识时即能利用，而且其文化之进步使他们在短时期内就对这个粗陋的输入技术进行了改良，致使今天的考古学家凭据现存的材料，认为这个技术在输入中国时就已经很发达了。
许倬云具体描述了这个再发明的过程，他说：
我们也许可以推测，中国地区的青铜工艺，当由西路传入，但传播过程中，中国地区的工匠可能并未得到铸造合金的完整知识，于是各地还是从打造原始铜件开始，摸索寻求青铜工艺的技术。中国新石器文化制陶的工艺技术相当成熟，能够掌握火候，高温焙制陶器。从制陶工艺发展到铸铜技术，有了掌握高温及制造陶模两项条件，铸造青铜的工艺，即不难迅速的发展了。
无论如何，在青铜时代，中国与欧洲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联系。西方学者詹斯（O. Jause）曾在其研究论文中证明从商代以前直到周代，欧洲和中国在器物方面有实质上的一致性。詹斯指出：下述每一种形状的刀剑，在欧洲和中国并且有时也在中间的草原地带广泛流行：
（1）具有兽角柄头的双刃剑；
（2）具有环形柄头的双刃剑；
（3）剑鞘带上附有形状相同而复杂的青铜制或玉制装饰品；
（4）剑鞘上的小片附属物或楔形物。
詹斯还讨论了一些奇特的十字形管子或扣子，它们可能是马具的残片或饰物；这些东西都是中国青铜器时代和欧洲哈尔希塔特文化所特有的。詹斯在一篇论文中还列举了许多别的相似性。其中进一步描述了下列诸物在形式上的一致：
（1）石制锤斧（和现在的锤子相似，一端有锤头，另一端有斧或凿）；
（2）仰韶彩陶的特色——“反向螺旋”纹饰；
（3）三翼的箭头，这种箭头仅在哈尔希塔特地区、俄罗斯南部和中国发现过；
（4）兽形壶把；
（5）兽形金饰物；
（6）特殊形状的剑鞘饰物；
（7）金银高脚杯，杯脚上有环形或环形饰物。
詹斯还举出了另外一些东西：
（l）某种形状的青铜矛头；
（2）项圈；
（3）一些祭祀用的斧头；
（4）马具饰扣；
（5）扁平长方斑岩石斧，斧把简陋，供祭礼用；
（6）青铜方銎斧。
李约瑟在引述了詹斯的上述研究成果后指出，这些材料说明“旧大陆的两端几乎同时出现相似的思想和技术。詹斯着重指出，远古时代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边界，足以阻止横越广大草原地带（从波罗的海和喀尔巴吁山伸展到鄂尔多斯）的传播和交流。……他也敏锐地观察到，哈尔希塔特文化以及和它对应的中国文化，两者都在一开始便和食盐、炼铁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还注意到，两者都喜欢黄色的琥珀。”
我国学者易华将“青铜之路”与“丝绸之路”两个概念做了比较。他认为青铜之路与丝绸之路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青铜之路活跃于夏商周三代，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史不绝书，主要是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两者先后相继而方向相反，可以说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取代了青铜之路。丝绸之路表明中国对人类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青铜之路证明中国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发明创造。青铜之路将欧洲和东亚纳入了以西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体系，丝绸之路又加强了东亚与西亚、欧洲的联系。只有将丝绸之路与青铜之路相结合才能全面系统地理解欧亚大陆文化的形成及其相互交流与互动的历程。
大体而言，丝绸之路是一条由东向西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源于东亚，但对西方尤其是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促进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且加速了工业革命和殖民活动。与此相反，青铜之路大体上是一条由西向东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青铜之路传播的不止是青铜技术和青铜器，而且包括众多的物资和观念如牛、马、羊及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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