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一个在史书上颇有争议、毁誉参半的的王朝。这一王朝延续和发展了唐朝辉煌的文明，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瓷器、戏剧等文化艺术蓬勃发展，通过丝绸之路对外发展海外贸易、与亚非各国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又展示了这个王朝的高度包容性和开放性。
而经济和文化繁荣的另一面，是宋朝政治的平庸和腐朽。在与少数民族政权交锋的过程中，宋朝屡战屡败，屡屡对外妥协，展现出惊人的软弱无能；在国内，广大市井百姓尤其是农民被迫要为宋政权对外战争的失败赔款以及为上层阶级的享乐无为埋单，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是什么造成宋朝的政治危机呢？这还要从宋朝的政治体制及其造成的冗官现象出发。
1、 鉴于唐朝节度使问题严重而做出的过度改革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后期，节度使权力恶性膨胀，独揽军政大权，形成了藩镇林立包围中央的局面，也造成了唐灭亡后五代十国政权频繁更迭的现象。在这一期间竟然涌现出六十多位皇帝，然而国祚短命难以维系，政局如此动荡，造成“兵革不息，苍生涂地”的疮痍景象。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将士们的推举下在陈桥发动政变，取代后周成为皇帝，然而这样得来的国家神器并不牢固，同时他又深谙唐朝因为中央贫弱、地方独大而天下分崩离析的教训，因此他通过“收精兵、削实权、制钱谷”的改革措施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顽疾。
在军权上，他在中央建立起枢密院掌握统兵权，但是无“握兵之重”而是在枢密院之外建立起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这三个机构统称为“三衙”并各设正副都督；在地方官职上，中央委派文人出任州郡长官管理政事，也就是“知州”，同时又设立“通判”对其监督；为了分割知州财政权又设立转运使，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后来成为最高行政官员；此外，就连知州的司法权也被提点刑狱司主管。
就这样，地方知州的权力被层层分割乃至呈现出被架空的局面。虽然建立起了相互牵制和分散事权的地方官僚体系，却使得地方官员数量空前增加，这就是典型的“冗官”现象。
2、 为巩固统治而盛行的恩荫制度
为了构建相对和睦的君臣关系、笼络名门望族对于政权的支持以维护皇帝至高权力的威严，宋朝建立了优待官员家族子弟的恩荫制度。恩荫又称门荫、荫补和任子，是一种依靠家谱和关系任官的制度，一些达官显贵的子弟，不需要经过科举选拔，也不问其才能品行，只要背景够显赫，就可以进入朝廷任职，有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遗风，即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相比于同时期的科举取士而言，腐朽的“恩荫制度”无非在历史发展上开起了倒车。它招揽了大批无能之辈和纨绔子弟进入统治集团，以高额俸禄和显贵头衔优待之，一度出现了将帅不谙兵马，学士不习书礼，三司不识财务的现象。
为了分割权力以拱卫王室，豢养如此平庸之辈且数量又如此之多，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3、文人治国思想下频繁的科举取士
与以往“贵族治国”和“军政治国”不同，宋朝在“文人治国”思想下建立起独特的“文官政治”制度，文人地位举足轻重。这套制度的出现离不开宋朝科举制的高度发展。
科举制本出现于隋炀帝时期，在唐朝得到较快发展，为寒门子弟提供了入仕机会。而在宋朝，这一制度更是被发扬得淋漓尽致，宋王朝为了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对科举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无论是科举内容还是应试人数的规模上都大幅增加。
据史书记载，宋朝科举取士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唐朝的二十倍之多，社会重学风气逐步形成，在科举之下“求君于科场之中”以求飞黄腾达成为一种舆论共识。科举制的兴盛带动了宋朝文化、艺术、科学等领域的繁荣，然而又进一步加剧了“冗官”的严重性。
1、宋朝政府也曾多次进行改革来裁减官员
南宋学者王应麟的观点是，宋朝曾经实施过三次规模较大的裁官策略，分别是北宋太祖的“开宝省官”，南宋高宗的“建炎省官”和宋孝宗的“隆兴省官”。
前两次的举措都相对温和，分别主要采取按各州县户口和人数确定官僚数量与裁减原有虚设机构并在新设机构上重定吏额。而隆兴省官则相对严厉，直接限制“荫补”特权、严格规定官员必须在70岁致仕、并限制科举制“特奏名”（科举制专为久试不中，科场潦倒的士人所设的科名）的额数。
此外，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也曾试图改革臃肿的官僚制度。它按照《唐六典》进行官职的循名责实，颁布《寄禄格》以阶易官、按格定禄，使得官员的职务和职称相符合，提高行政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另外恢复唐朝时期的三省制度，其规模和职能均以唐制为样板，从而进一步减少了不必要的官职。
2、 受限于封建社会的性质只能遭遇失败
诚然，痛斥冗官之弊的开明官员不在少数，诸统治者亦深知其害而在不同程度上对其进行改革。然而这些改革并不彻底，只是局部调整和改良而未从根本上改变官僚制度，使得这些改革无论在前期是收效甚微还是成效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成果又会被新一轮的“冗官潮”所销蚀。正所谓“年增岁益，未见其止”，宋朝靡朱满路 ，袭紫成林的景象仍没有得到改观。
最为典型的就是门荫制度和科举取士的广泛性依旧。先说门荫制度，统治者们只是对门荫补士的做法稍做限制而不是废除，况且改革亦由于保守派的攻击和统治者的轮换而难以为继，很快这些限制又会被放宽乃至废除。
然后是科举取士，前期对科举制的广泛推行已经使得“士农工商”的高下之辨取得了社会舆论的共识，农民和经商受到社会的鄙视，人们反而把科举入仕看做实现人生理想的唯一路径，在这种社会观念的控制下，科举制很难缩减其名额。
而在治理冗官裁撤官员的过程中，又会引起官僚的激烈反弹，甚至还引起几百人大闹相府、游行示威的闹剧。
可见，宋朝的社会环境和顽固不化的政治体制，使得从根本上改变冗官制度几无可能。
1、降低了宋朝政府的办事效率
官僚机构的臃肿首先造成的就是人浮于事。
一方面，宋朝实施的是官职分离制度，名义上是一套体系，而实际差遣管事的又是另一套。前一套体系容纳的就是大量吃空饷的冗官，因为宋朝规定，在职的官员“并不治本司事”，而要以“他司主管”，唯有“特敕”方能执政。因此这些官员闲散无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惰性，提高行政效率简直是一纸空谈。
另一方面，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增设大量机构以进行职权分割，军权、财权、行政权由多人把持并相互牵制。它的确对某些官员权力膨胀炙手可热的现象起到阻遏作用，然而这也意味着在重大决议上众口难辨而难以取得共识，进而拖累办事效率乃至危及国运。
2、直接引发了其后的冗费
宋朝的官民配置比极其失衡，其他朝代更是望尘莫及。况且在宋朝“文人治国”的大背景之下，为了取得全国地主阶级的支持，宋朝对官员的俸禄供给也是相当优厚的。
正如前面所说，一位官员往往身兼多个虚职，尽管在其位不谋其职，却也照样拿着与正式官吏同样的俸禄，也就是说，即使你没有干什么实事，你的待遇也和那些想要有作为的官员一样。
因此，这样不思进取的怠惰气氛始终弥漫着整个宋朝政坛，懒政怠政的官员数量多如牛毛，甚至还腐蚀了原本以社稷为重的贤臣们。他们无法为朝廷和宋朝社会带来改观，而其待遇却格外优厚，只能使得国家财政处于收不抵支的赤字状态，而这些沉重的负担却要最终转嫁给百姓。
2、滋生了大量贪污腐败现象
门荫制度，可以说是中国最腐朽落后的选官制度。通过恩荫进入统治集团的人，根本不需要任何德才学识就可以占据高位，岁岁吃禄米，年年拿俸钱。
王安石这样讽刺他们：“恩泽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义，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
这种现象的长期猖獗，导致宋朝政坛始终无法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风气，大量官员并不想把本职工作和业务做好，反而盘算如何贿赂高官、趋炎附势、攀附权贵、拉拢关系以求升迁得道的机会。
官员的品秩高了，对于其家族和依附者而言，无疑是件弹冠相庆的“喜事”，这意味着家族子弟们也将依靠“恩荫”而不费吹灰之力地挺进政坛，前程似锦又光耀门楣，岂不乐哉？所谓“违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
朝廷内外充斥着国家的蛀虫，还怎样期盼国家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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