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为人师
教学相长的快乐
中国农村的民办教师，一度有四百万人之多。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担负着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亿几千万农村中小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将现代文明传播到最偏僻的角落，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他们被誉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
一九七零年学制改革，小学实行五年制，中学四年制，即九年义务教育。公社设高中，有条件的小学附设初中班，此举叫“小学带帽”。这一年刚过完春节，大队通知我去克旗土城子师范进修。即将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虽然依旧挣工分，但毕竟从此脱离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了。春耕时不用一身粪土拎着簸箕去散粪，夏锄时不用起五更爬半夜露水一身地去趟地，秋收不用弯腰九十度挥舞镰刀去割地、汗如雨浆地抡钐杆，冬藏更不用戴着星星去打场、披着月亮扛粮食了。
能成为一名教师是运气，但也充满了挑战。试想，一个腹中只有初中一年级书底的我，为同等学历的人传道授业解惑是何等的考验。但当时的学校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这叫做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学校十几位老师中，也就有三两个是科班出身的公办教师。好在当时的课业并不十分深奥。课前依靠教学参考书再向同行们请教一些，解决了生字、生词，能准确地划分段落，总结中心思想，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开讲了。《学记》有言“教学相长，教，然后知困；学，然后知不足”真乃至理名言。在教中学，在学中提高，几年下来，我的初中语文课讲的有声有色，民办教师也当的有滋有味。虽然伙食一般，玉米面是主粮，除了工分以外每月有几块钱的补助，但我自认为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做学生能遇上一个好老师，参加工作能遇上一个好领导真是一种福气。校长武凤林有着十几年管理学校的经历，作风正派，工作务实。学校走五.七道路，校田、羊群、菜园一应俱全。老师和初中班的同学除了完成课业以外，还需要参加适当的农业劳动。我曾带领我们班的同学用夯土的方式为园田建筑了围墙。也曾带领学生一道去生产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老师要先做到。凡是要求老师做到的，校领导也一定做出表率。为了提高民办教师的文化业务素质，学校曾经从赤峰和经棚下乡知识青年中选拔教师充实队伍。漂亮纯洁的张文娟教学知识丰厚，庞志城则是体育特长生，出色的篮球裁判。外来的和本地的老师相互取长补短使得兴华五七学校的校风校貌、教学质量等各方面在芝瑞公社乃至克什克腾旗均榜上有名。白卷先生张铁生、反师道尊严先锋黄帅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没有波及到这个学校。我有一个笔记本，上面是手抄的《唐诗三百首》。诗集是借芝瑞公社秘书丁志明的。为了欣赏这文学瑰宝，同事吕方和我合作，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手抄了两本，我的这本至今仍然保存着。初二班华兴大队来的学生赵作清，家境贫寒但学习刻苦，其作文文字之优美、叙述之得当，说实话我自愧不如。因此我所负责的墙报每一期都会登载他的诗歌或散文。“亚圣”孟轲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人生之一乐。我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走出校门后，在各行各业都有令人欣慰的表现，有的在乡镇担任主要党政领导，有的成为科局单位负责人，村两委班子成员也常见他们的身影。
兴华学校的五年教学工作，我在教学相长中积累了知识，在领导的带领和同事们协作中造就了责任心。一九七五年九月，公社党委的一纸调令让我成了兴华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实际上书记并不难当，无非开好支部大会、民主生活会和党小组会，上好党课，把上级的任务传达好，落实下去。开会讲课，教学时练就了基本功，无非会议内容不同，参加人员有别而已。学习上级文件、两报一刊社论，村民们只能听听而已。农业学大寨，推广大寨经验是当时工作的重点。把平整土地，修渠打井，坟上山、路靠边，果树缠腰、松树带帽作为大队、生产队具体的工作目标。大队干部每年每人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三百天，以生产队的工分册为凭。书记、主任每年可挣劳动日四百个，日值七八角，一年下来收入三百多块钱。清正廉洁之作风是现在的干部所不能比拟的。
一九七六年注定是天灾人祸连连。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朱德元帅留下了锦绣江山和社会主义基业先后而去，再加上唐山大地震，人们在惊噩中忧愁地期待未来的日子。大队则组织基层民兵集中训练战备值班，半自动全自动步枪、轻机枪、火箭筒、手榴弹等武器配备到位，随时可以还击一切敢于趁机来犯之敌。继一九七二年对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政治清算后，王、张、江、姚四人帮被清除政治舞台，全国又一次全方位地展开对四人帮的批判。这当然是党支部的一项中心工作。
一九七七年十月，因工作需要我调到公社农机站担任站长职务。次年二月，经本人强烈要求被安排到芝瑞中学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工作。这是我对职业的首次个人选择。促使我提出这种选择的社会原因是高等教育招生考试的恢复，同时性格也是决定因素。我习惯于按部就班地从事业务单一的工作。伴随嘹亮的钟声走向操场，走向课堂，这是一种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像园丁一样把辛勤的汗水化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为禾苗洗去污泥，以枝繁叶茂的风姿打扮祖国的春天。从七八年的二月份开始回归教育事业，到一九八四年又一次离开学校，六年的时间先后担任过高中语文教员、永兴大队学校校长、兴华大队学校校长职务。
一九八零年，昭乌达蒙族师范专科学校函授部通过考试招收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员，学制为三年。我不但被录取而且一开始面授便被委任为班长。函授部开办课程实行单科结业，全部学科结业即毕业。函授学习平时交作业，假期集中面授。学校虽然在赤峰，但面授时也会把教学点安排在一些旗县所在地。一九八三年九月我顺利取得汉语言文学大学专科毕业证书。三年内，像样的完成学业对于我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参加面授时的交通问题。八十年代，旗县到乡下还没有开通客运班车，要先去经棚才能坐上班车。记得那是八二年正月，我和同学吕方搭乘芝瑞供销社送羊皮的货车去经棚，驾驶室里已经容纳不下我俩，为了不耽误面授只好趴在车顶的羊皮上。春寒料峭，汽车带起的寒风像无数的针扎得人直打哆嗦，好不容易坚持到经棚，从车上下来时，浑身颤抖，话都说不上来了。
一九八四年，芝瑞公社划分为芝瑞乡、南店乡和昌义乡。当年全旗干部有减员指标。为了补充干部队伍，旗委决定从广播电视大学、业余大学、函授大学等非全日制大学中选拔二十七名毕业生充实乡镇干部队伍。我被分配到南店乡担任党委秘书。虽然自己钟情于教育事业，但教师由民办转为公办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招干后由挣工分的民办教师变成领俸禄的国家干部，收入也有明显的提高，权衡利弊自然也就愉快地走马上任了。
南店乡在苇莲沟，顺沟南上直接和塞罕坝相连，沿沟北下则并入百岔川。分乡前原本就是芝瑞公社的两个大队，分乡后两个大队拆分为七个村。乡政府办公室是在原大队办公室的基础上又接了几间房子。整个乡政府就是一排二十间平房。房子的对面有一座突兀的大山，山体遍布绿色灌木。山的顶部是一块巨大的黑褐色岩石，如同一位身披绿袍的巨人屹立在天地之间。
康劭阗，克什克腾旗芝瑞镇兴华村人，1983年昭乌达蒙族师范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毕业，1989年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法律专业毕业。曾任芝瑞公社兴华大队党支部书记、农机站站长、芝瑞中学语文教师、兴华大队学校校长、南店乡党委秘书、芝瑞乡司法助理、广兴源人民法庭庭长、新庙人民法庭庭长、克旗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长。2002年离岗，被选骋为赤峰市仲裁委员会驻克旗办事处专职仲裁员。200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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