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启祥 一 历史的进程已行将走到二十世纪的尽头，返身回顾本世纪上半叶的红学研究，由于有了半个世纪时间的间隔，这段距离足以使人变得比较从容、比较超脱，少了几分当事者的局促和偏狭，多了几分後来人的客观和包容。这是我们发愿汇编这样一部大型资料书的重要原因。同时也由於长期的积累，搜索和汇集了这一时期发表在全国各种报刊杂志上的红学论评约有五百馀篇。这项收集和整理工作最早应上溯至二十多年前，即七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套《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其第三辑即相当于本书所涵盖的时段，只是由於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仅精选了三十三篇，而绝大部分摄制的胶卷沉睡於档案库中。至九十年代初，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所在《红楼梦大辞典》完稿後曾有编辑《红楼梦汇要》（包括史汇、文汇、论汇）的设想，因人力物力不逮而搁置，其中“论汇”曾局部启动，到全国各大图书馆查阅、复印了数百篇资料，但一置多年亦未能利用。鉴於上述的渊源，我们感到将这一批资料加以汇集、整理、编辑、出版已不能再延宕了，否则，资料的流失和湮灭势所不免，而要重新再把散见于几十上百种报刊中的长文短论报头刊尾一一查找收集起来，其工作量和难度，将远远超过往昔。因此，为了使这项旷日持久的工作结出一个果实，更为了省却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检阅之劳和搜求之苦，我们编就这部《红楼梦稀见资料汇要》面世，相信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代红学虽则远不如当代之“显”，但同样为人们关注和爱重。当时的人们对《红楼梦》的观感和见解自有其独特之处，作为一段历史是不可复现不能代替的；因而，不仅治红学学术史者应当了解，即便是普通的读者和研究者，也可从中得到启示和借鉴。 本书所涵括的时段已如上述，为本世纪上半叶，大体上自1911年至1949年。此前清代的《红楼梦》研究资料已由一粟所编《红楼梦卷》汇集，该书广搜精选，功力深湛，早已成为研红必备之书。我们这套资料上限力求与之衔接，下限则止於1949年。其次，本书所收作者不包括胡适、俞平伯等大家，原因是他们的论著已多次出版，广泛流行，不仅有《文存》、《全集》行世，而且作为新红学的开创者，其红学论述已有专书出版，读者容易看到。周汝昌、吴恩裕（笔名负生）等名家有关曹雪芹生卒年及某些背景材料的考辨文字虽已见诸四十年代的报刊，由于他们在五十年代及其後有远为详备完整的专著和文集，已为读者所熟悉，故本书亦不再收录。再次，本书只收单篇文章，不拘长短，如果同一作者或不同作者的文章汇集成册，单行出版，则选收其当初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比方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和王昆仑（署名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是当时十分重要的红学专著，成书之前都曾在报刊上陆续刊出过。本书所收的《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红楼梦的世界》、《红楼梦里重要人物的分析》、《红楼梦辨证的再认识》等文即为李著中的重要篇章。而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影响更大，不仅在四十年代已结集成书，至八十年代更修订重版，考虑到此书当代读者较易得见，因仅收少量以为代表，另有太愚《红楼梦的语言》一篇不在《人物论》中，本书理所当然将其收入。此外，如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这一长篇论文，曾先发表在刊物上尔后又收入同名的一本文集中，则当然应在本书的收列范围之内。 作为一种资料书，保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编辑者所应遵循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从总体上说，我们采取兼容并包、不拘一格的态度，不以学术观点、文化背景、政治倾向为取舍；在形式上也是数万字的长篇宏论和几百字的杂感补白兼收。就每一篇文章而言，以保持其原貌为整理的要求，仅作必要的文字标点处理，订正明显的舛讹，不加任何改动，并於文后注明其原载何处。现在本书所收录的一百余位作者的约三百篇文章，占到我们所及见的五百多篇的大部，未收入的除去上文说明的几位大家而外，数量已不多，况且其中有些是因旧时尤其是抗战时期报刊纸张印制皆差，实在无法看清楚而不得不舍弃。正因如此，我们这部资料书与其叫“选辑”不如名“汇要”也许更能反映实际情况，反映我们尽可能加大容量保存原貌的初衷。本世纪上半叶单本的红学著作很少，我们希望藉助这里提供的散见於报刊上的几百篇文章，加上人们熟知的名家论著，得以大致复现这一时期《红楼梦》研究的真实面貌。 本书各篇以时间为序顺次编排，有的因报刊连载今加以集中，个别因性质相近小有调整，均不影响总的时间序列。其出发点也是为了存真。 二 收入本书的三百篇文章如果试作一粗略的分类统计，大致是：短评杂感30篇，占百分之十；论文112篇，占百分之三十七，其中综论约50篇，余者为人物论和艺术论；小考、评点及本事索隐90篇，占百分之三十；作者家世及版本含後四十回的探讨共24篇，占百分之八；序跋、书评及书话27篇，占百分之九；其他十六篇，占百分之五。当然，这样的分类不尽恰当，因为有的文章难以归类；统计也不可能精确，因为有的文章分割连载而成为很多篇。不过，我们可以由此得出一个大致的印象，心中有“数”总比混沌一片来得清晰些，这组数字至少显示出人们的注意和兴趣的重点和趋向。 在当年，红学既无政治的干预也无商业的炒作，凭藉自身的魅力和价值风行於世、备受爱重。正如有的论者所描述概括的那样：“旧说部里面几部流传极广的书，当以《红楼梦》为首位了。此书受新旧学者一致推崇，读者群中包括了各色各样的人物，有大学教授，有左翼文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无不沉迷其中。近来研究红学之风，更盛极一时，西南联大既设红学讲座於前（主持者为刘典文教授），文学家王昆仑复出版专著於后後（太愚著红楼梦人物论），皆极有成就。此外各报的副刊文字更时有登载，谈红学者不一其人，此因《红楼梦》这一部足以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之林的佳作，太伟大了。书内有各种各样可供研究的资料，有各种各样发掘不尽的宝藏。好比名山大川，气象雄奇，风景瑰丽，随便从任何角度去考察俱有蕴蓄不尽的异彩奇光。”[1]的确，《红楼梦》犹如一块磁铁，在它周围形成了一个磁场，吸引了各色各样的人，而在读者群中，最迷恋、最投入，或者说是用心灵去感受、用生命去体验的，首先是青年。 无论是从二十年代初闻天的《读红楼梦后的一点感想》[2]，还是三十年代姜亮夫的《红楼梦送我出青年时代》[3]，以及四十年代重庆中央大学文学院师生的对话研讨[4]，都可以看出《红楼梦》在当时青年人心目中的位置。张闻天的这篇评论劈头就问道“人生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的繁忙究竟为的是什么？”这是文艺家思想家一刻不能忘记的，《红楼梦》这一部书可说是著者“对于人生的经验，对於人生的观察和他所味到的人生的意义”，“其中精彩的地方，真是‘美不胜收’，但是最引起我们的注意、怀疑和悲哀底所在，就是林黛玉之天真和薛宝钗之虚伪！”他激赏林黛玉从心坎中流露出来的“全人格”的爱，“这种爱就是伊底生命，失了这种爱就失了伊底生命”；同时论及薛宝钗因为要适应机械无情的社会，“就不能不丧失了伊底天真”，“伊底虚伪是拿了伊底赤子之心去换来的。诸君，这代价大不大呢？”有感於年岁愈大入世愈深烦恼愈增，“赤子的眼光 Childish view不能不改为灰色的眼光grey view”的苦痛，闻天喊出“为了人生”奋力保持“人的中心”的呼声，“人的中心就是我底真生命、就是我底标准、也就是我底宗教、我底爱！”，“我们情愿为了赤子之心受人家底欺骗”，“终算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对得住全人类”。在文後的短跋中作者说写这篇读《红楼梦》的感想是受到宗白华法国来信的触动，他们都努力在这个苦闷罪恶的世界人生中保持自己的天真和赤子之心，并且提到“雁冰兄也有意见”要发表，《红楼梦》成了他们的共同话题。一九三五年，姜亮夫在一篇回顾自己从小的读书经历的短文中写道：“英雄派的小说，历史派小说，差不多都看过，然而还不曾真的‘入魔’。后来不知怎的，偶然间在书架上发现一部《红楼梦》，偶然的翻了几页，不料竟成了整个中学生时代的好伴侣。”“我曾为贾府绘了顶顶详细的世系图，为大观园里的公子小姐们画过像，又费了若干力去想像一个大观园的图模。这时我最赏识的是宝钗探春史湘云三人，其次才是黛玉、宝玉，为钗探湘黛四人画了四张特别大的像，题了些歪诗，作了些详论四人的文章。葬花词不必说是读得滥熟，就是零零散散的诗词，也记得不少，也陪过黛玉落泪，也陪过宝玉相思，……”後来读到王静安的《红楼梦评论》才觉得自己作过的评论文字太幼稚，这里还有如许大的哲理！ 再来看看本书所收1944年重庆中央大学文学院的一次学术座谈会纪实，论题是“《水浒传》与《红楼梦》”，教室内外拥挤着两三百人，在抗战时期一个停电的晚上凭藉着烛光聚会，讨论十分热烈。主讲人李长之教授先就本题作半小时的讲演，声明是以客观的对人物并无爱憎的态度作一个分析，指出两者的背境不同、意识不同、创作的过程和美的观念不同。《水浒》是不满现状的反抗，写落魄江湖的亡命之徒；《红楼梦》则在现状中求享受，写温暖的家庭。“所以我常说夏天最好的读《水浒传》，因为它写得痛快；冬天最好读《红楼梦》，因为它写得温暖”。《水浒》是史诗、是壮美，《红楼梦》是抒情诗、是优美；《水浒》中男女间金钱高於一切，《红楼梦》则以感情为重心，宝黛是柏拉图式的恋爱；《水浒》是短篇小说的集合，《红楼梦》是长篇小说；等等。又举出了二者的相同点在於都有形而上的思想，都假定有两个世界；都是描写寂寞，热闹之中的寂寞；都是细腻的、伟大的作品。其时系主任汪辟疆先生赶来参加，为大家作了十多分钟的精彩讲话。之後与会者谈锋屡起，同学们有问难、有反驳，也有补充李先生见解的，往来论辩，至十点钟散会还有人不舍离去。同学们的讨论由整理者归纳为“十大问题”：一、《红楼梦》所写的，是个温暖的家庭吗？《红楼梦》作者的思想，是享受的吗？二、林黛玉和史湘云哪个可爱？三、妙玉到哪儿去了？四、薛宝钗是否可爱？五、《红楼梦》是一部民族伤心史吗？六、眼泪是感情的表现吗？七、《红楼梦》的结局，在艺术上的评价怎样？八、梁山泊和大观园在哪里？九、太虚幻境的意义何在？十、宝玉为什么一定要出家，难道当了和尚，就圆满的完了吗？其中有些问题如作者的思想、宝钗的评价、妙玉的去向、英雄泪和儿女泪等等的对答论辩，十分精彩，引来了大家的掌声和笑声，足以见出探讨的执着和气氛的活跃。 当我们翻看这些半个世纪以前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对《红楼梦》的感受见解之时，真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既新鲜又亲切。觉得亲切倒不单是因为许多熟悉的名字就是我们师长或师长的师长，而是他们竟然和我们有相类的感受和相同的问题；觉得新鲜是因为他们的所想所言，充溢着时代和个性的色彩，鲜活如生，而为今人所不曾经历不可重复。谁说《红楼梦》不是一棵常青树呢，围绕着她永远有古老而新鲜的话题，温故可以知新，追踪前人的轨迹我们又一次进入了《红楼梦》，领略了她那内在生命的脉动。 三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红楼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於她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红学在清代本是文人学士的戏谑之称，其学术地位的确立不能不归功於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新红学的创建。今天，人们对新红学奠基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以及其後的许多著作都相当熟悉，也深知他们对当时和以後红学发展的巨大影响；然而，对於与他们同时代的许多学者的研究与建树则知之不多，对各界人士的热心探讨和一得之见亦相对忽略。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红学是多元的，多彩的，也是相当开放的。 首先，对新红学的开山之作不仅有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而且也有尖锐的批评和深入的探讨。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不论是短评还是研究性的长文，论及胡俞著作表示钦佩的自不在少数，如谓其是《红楼梦》有史以来的“前途转机”[5]，“有伟大贡献”[6]，甚至说“这一件大功，值得凌烟阁上标名[7]，足见新红学的成就和影响。同时，也很有一些论者不赞成自传说，对新红学考证方法的有效范围提出质疑，如黄乃秋《评胡适<红楼梦考证>》[8]就是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黄文写道：“余尝细阅其文，觉其所以斥人者甚是，惟其积极之论端，则犹不免武断，且似适蹈王梦阮、蔡孑民附会之覆辙”。“胡君谓考证《红楼梦》，范围限於著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知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能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与上三派如出一辙。所不同者，三派以清世祖董鄂妃等，胤 朱竹 等，暨纳兰成德等相附会，而胡君以曹雪芹曹家李家等相附会耳。明於责人，昧於责己。”他认为胡适的结论和方法“大背于小说之原理”，而这才是黄文着意阐发的重点，也是胡适种种附会的“根本之蔽”所在，“概以一语，曰，以实际之人生绳《红楼》耳。夫《红楼》者，小说也。”作者从小说的特性出发，论证《红楼》所表现之人生与实际人生迥然不同，指出：一、《红楼》为已经剪裁之人生；二、《红楼》为超时空性之人生；三、《红楼》为契合名理之人生；四、《红楼》为已经渲染之人生。“是则《红楼》一书之所叙述，殆断不能以实际人生相绳”。“居今日而读《红楼》，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如黛为人之卒失败，如钗为人之终成功等。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 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然即欲考证，亦只能限於著者本子二问题。问著者为谁何？生何年？卒何时？家世何若？成此书何日？出版何年？本子有几？优劣何若？审慎其结论，缺其所不知，以备文学史家之采择，而便读此书者得选善本而申感谢此大著者之意。外此，即非考证范围，即不容有所附会。”另一位署名怡墅的作者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他在比较研究了各家关于《红楼梦》的解释之后，得出了以下几条：一、小说非历史；二、历史小说亦非历史；三、小说除“闻见悉所亲历”以外，须加以艺术上的锻炼，四、小说在“闻见悉的亲历”以外，更须有想像力；五、《红楼梦》经不起考证。它既非信史，那就只能“考”而不能“证”了。这位论者赞赏俞平伯的话：“总之，再炼，再调和，一切创造皆是新生，而非重现。曹雪芹以其生平之经验为材料尚可，以为即其生活之纪实则不可。”（按：原文未注出处，似来自俞平伯《<红楼梦辨>的修正》，取其意。）他认为胡适的批评蔡元培“不免是五十步笑百步”。他的结论是，“要了解《红楼梦》只有一条路：就是去读《红楼梦》！”[9] 以小说的观点来看待《红楼梦》、重视其文学价值的论述还可以举出很多，大体上都是觉得学究气太重的研究无益於领略《红楼梦》的旨趣，人们之所以喜读《红楼梦》是因为作家打破了旧说部的惯例合於现代的文学原理，而“文学上之价值虽放诸四海通诸六合而不变者也，纵考据家论断精确亦足大贬本书之价值耳。”[10]更有的为了强调文学价值而趋向极端，谓“其历史的价值，可说是等于零”[11]。所有这些，都说明即使在新红学风行的时代，仍有各种持相异以至对立的观点，相互论辩，彼此补充，呈现一种率意而谈，颇为生动的局面。 正因如此，这一时期红学的学术视野相对宽阔，不拘囿于新红学的家数或与之论辩的套路，人们各各从自身所处的地位和所具的学养出发来认识《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由於时代所赐、风气所及，有的学者往往是在世界的范围内，把《红楼梦》置於同外国小说的比较中，来认识其价值、评说其短长的。吴宓就是很突出的一位，四十年代当他任教於西南联大外文系回顾自己的《红楼梦》研究时写道：“宓关于此书，曾作文二篇。一曰《红楼梦新谈》，系民国八年（1919）春，在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之演说。其稿后登上海民心周报第一卷十七、十八期。当宓作此演说时，初识陈寅恪先生（时在哈佛同学）才旬日。宓演说后，承寅恪即晚作“红楼梦新谈题辞”一诗见赠，云：‘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原注：虞初号黄车使者）更有人。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怆神。’此诗第四句，盖勖宓成为小说家，宓亦早有撰作小说之志，今恐无成，有负知友期望多矣”！[12]吴宓作为早期的中国留美学生，在异国他乡以《红楼梦》为题作演说本身就是红学史上值得记取的一件事；而陈寅恪作为同学知友，题诗相赠，更为红坛学林留下一段佳话。这篇演辞亦即嗣后刊登在《民心周报》上的《红楼梦新谈》。该文开头第一段便写道：“《石头记》（俗称《红楼梦》)为中国小说一杰作。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西国小说，佳者固千百，各有所长，然如《石头记》之广博精到，诸美兼备者，实属寥寥。英文小说中，惟W.M.ThacKeray之《The New comes》最为近之。自吾读西国小说而益重《石头记》。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盖文章美术之优劣短长，本只一理，中西无异。细征详考，当知其然也。”[13]以下即以其在哈佛修习之小说理论，对《红楼梦》加以论析。吴宓的另一篇文章为《石头记评赞》，1939年作于昆明，原稿系英文（A Praise of THE DREAM OF RED CHAMBER),後撮译其要点，发表在1942年桂林的《旅行杂志》上。该刊在篇前的编者按中说：“此篇由中西比较文学之观点，评定《红楼梦》一书之文学价值并阐发该书之优点，读者自必感觉兴趣。书中的事迹与理想，经作者详为分析，且多用图表，帮助读者不少；篇中小说与艺术理论的指示，抵得一部文艺论，其功更不限于文艺批评而已。”[14]《评赞》之作上距《新谈》已二十年，在“以西洋小说法程规律，按之石头记，莫不暗合”这一点上一脉相承，其贯通中西、融会而出已见，则更进一步。他认为“石头记为中国文明最真最美而最完备之表现，其书乃真正中国之文化、生活、社会、各部各类之整全的缩影，既美且富，既真且详。”其叙述主人公灵魂的历程，“可与柏拉图筵话篇，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但丁新生及神曲，歌德威廉麦斯特传比较。又可与卢梭忏悔录及富兰克林自传反比”。文中更以《石头记》与西万提司之《吉诃德先生传》比较，指出《吉诃德先生传》乃最佳之骑士游侠小说，，此书一出，“西班牙盛行已久之千百种骑士游侠小说，竟无人读，一扫而空”；而《石头记》乃最佳之才子佳人小说，《石头记》出，“旧日之才子佳人小说弹词，降为第二三流，有识者亦不爱读之矣”。由此见出《石头记》的影响和地位。此外，本文专有一节叙及《石头记》早年的诸种译本（英文、德文、法文）和以《石头记》作成学位论文的法国巴黎大学里昂大学诸君的情况，特别推重李辰冬的著作。这些史实和见解，都值得重视。 以中西比较的视点来观察和研究《红楼梦》自然不止吴宓一人，当时学兼中西又熟悉《红楼梦》的人几乎都有这方面的心得。他们往往是在读了大量西方小说之後，返观红楼，愈觉其佳妙；或是在学得了西方文学理论後，按之於红楼，无往而不合榫。如汝衡在《红楼梦新评》中也说过，“《红楼梦》为最佳之写实派小说，其体大思精，虽西洋小说，亦罕有其匹”[15]；上举黄乃秋文所据之小说原理亦来自西方文论。这在西学东渐、新知纷呈的文化背景下原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不单是西洋，东洋的理论来得更切近，日本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便是某些论者乐於据引的文艺论，有一位作者大段征引了该书第三篇“文艺上根本问题的考察”来批驳道学家对《红楼梦》的曲解，说明“艺术的道德不道德，卑下不卑下，不在情节，乃在精神。”[16]《红楼梦》作为言情小说，情、爱、性，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从现代心理学、性学的观点来阐释正是一种新的尝试。二十年代末在上海出版的《情化》杂志创刊号上登载了竞生的论文，提出胡适的科学方法只是第一步的成功，“名著如《红楼梦》，不是用科学方法所能得到其精湛之所在的。因为科学方法重在返本探原，而将万绪变化的神情归纳为简单无味的逻辑”。因此他倡言“创造的方法”，“这不是玄学的渺茫，而是有规则与条理的，它与科学方法不同处，它不仅重视客观，而且兼及主观。这个‘创造的方法’，每为‘心理分析家’所取用，因为研究人类的心灵，非用创造的方法不可。”他认为林黛玉忧郁哭泣近於变态的性格，有其病理上的根据，也与性的不满足有关。[17]由此可以明显看到弗罗伊德学说的影响。不论张竞生的此种分析是否合於《红楼梦》创作的实际，仍不失为一种严肃的学理上的探讨。与张文差不多同时，刘大杰发表了《红楼梦里性欲的描写》，文章从人们对郁达夫小说的否定性批评谈起，指出“这些没有艺术的眼光，就来批评人家作品的话，不仅可以不答辩，简直可以把它当做耳边的风声，因为他们不懂一件有价值的文艺作品，是超乎善恶道德的，读一件作品，应该欣赏这件作品的艺术，并不是分析这件作品中的道德成分。他们因为错认了批评的根本问题，所以得了这些偏见的结论”。“《红楼梦》里面描写性欲的文字，真是多极了，比郁先生的描写还要深刻的地方，实在是不少呢！不过我们读《红楼梦》，是拿艺术的眼光来欣赏的，所以那些地方，我们只觉得他的描写的深刻，总不至于说他是淫秽的写实。”[18]正如沈雁冰所说“中国文学在‘载道’的信条下，和禁欲主义的礼教下，连描写男女间恋爱的作品都被视作不道德，更无论描写性欲的作品。”[19]卫道的先生们一方面指斥《红楼梦》为“诲淫”之作，另方面又以畸形的心理津津于性的描写。刘大杰此文从正面揭破卫道士虚伪的假面，以纯正的艺术家的眼光来鉴赏和肯定红楼梦中有关性欲描写的文学价值。在长期封闭的、性教育和美育都十分欠缺的中国社会文化氛围中，刘文显示出一种难得的开放心态和艺术眼光。 引进新的观念和方法，为《红楼梦》研究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也不免存在生搬硬套食洋不化的现象，此种倾向也被有识之士注意到了，并有所警示。比如熊润桐在《红楼梦是什么主义的作品》一文中有这样的话：“近来文学批评界里面，许多人很喜欢拿西洋文学中的什么主义，去贴在《红楼梦》的面上，他们有的以为《红楼梦》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有的以为《红楼梦》是自然主义的作品。这两个判断，彼此是很相反的，究竟谁是谁非？在我看来，他们大家都是武断，都有同样的谬误。他们祗见得《红楼梦》的一部分，并不曾把《红楼梦》的全体观察清楚，便拿了他们自己平日所嗜好的某一种主义的招牌，随便加在《红楼梦》上！”这位论者认为《红楼梦》的精神是彻头彻尾东方的，和西欧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红楼梦》自身有独立的价值”，何必“不远千里的从西洋借那些动人耳目的主义，替《红楼梦》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标榜。”[20]历史不会重复，却可能有惊人的相似。这种提示不仅在当年足以清醒人的头脑，即在今天又何尝不是有益的箴言。 四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红学既然呈现出多元的、开放的局面；那么，对於晚清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这样重要的著作，也不致冷落。在这点上，今人似乎有个错觉，认为像《红楼梦评论》这样首次系统阐发《红楼梦》的哲学和美学价值的专论，在以後很长的时期里，反应寂寞，几成绝响。实际的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我们看到，在本世纪上半叶的红学论评中，不乏提到《红楼梦评论》并给以崇高评价和积极响应的文章。 二十年代发表在《清华文艺》上署名涛每的《读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之后》，就是一篇对王著进行全面介绍和充分评价的文章。该文写道：“《红楼梦》一书为中国小说界空前未有之著作，历来研究批评者非常之多，或从文艺方面，或从影事方面，或从考据方面；然皆流於穿凿，蔽于一端，见其偏而不能见其全，务於小而失其大；因为研究者立足点不高，故不能赏识原书真正伟大之价值。近读王国维先生以前所著之《红楼梦评论》一文，其见地之高，为自来评《红楼梦》者所未曾有。”“王先生这一篇评论过人的地方，就是他观察立足点很高，所以能够看见常人所看不见的地方。他对于宇宙人生美术有精到的见解，所以能阐明别人所不能阐明的哲理。”[21]又如三十年代《红楼梦杂话》一文亦屡屡引述王国维的议论，据以发挥，“王氏的《红楼梦评论》中又说，此书中壮美的部分，较优美的部分多。本来艺术作品的目的，不在给予我们以道德的教训，而在赋予我们以最淳澈的美感。我们读一种作品，不应该理智地计较其思想的是非得失，而应该直觉地享受其审美的愉快。哥德的作品是这样，易卜生的作品也是这样，曹雪芹的作品又何尝不是这样。王氏之读《红楼梦》自始至终不曾以功利的眼光去计较其思想之是非得失，而只是彻头彻尾的欣赏其悲哀的壮美。”[22]又有《红楼梦之思想》[23]一文，谓人生痛苦无常，亦以王国维之言为善。这些论者都能体察王著的精神，道出其超越之处和精华所在，《清华文艺》上的一篇更能见出王著的缺陷，足见其非同庸常的学术水准。这位作者认为，“王先生评《红楼梦》之根本观察点，盖发源于叔本华之哲学思想。然而《红楼梦》作者与叔本华二人之所见是否能相合至如此程度，吾人不能无疑？予终觉根据一家言以看他家，终不免有戴起颜色的眼镜看物之危险，因所引证无论如何精密，总脱不过作者之成见，而其他不合其成见者，容易忽视过去……此实东西学术接触时作学者所应万分留意者也。”“故以叔本华之学说看《红楼梦》，不如就《红楼梦》看《红楼梦》”。应当说这是很中肯的见解，有助於人们全面地理解《红楼梦评论》，也有益於“东西学术接触时”学者保持客观的态度。 四十年代之初有两篇出於出一作者的文章，即《叔本华与红楼梦》[24]《尼采与红楼梦》[25]，显然是直接受到王国维论著的影响而写的。这位作者回忆二十年前还在清华作中学生时得读《红楼梦评论》，因了里面“许多精透的见解，当时我爱不释手，叔本华和曹雪芹的悲观思想，充满了我的心灵”；今虽时过境迁，此文“始终是第一篇影响我思想的文章”，“像静庵先生那样有见识的文艺批评家，还寥若晨星”。他认为叔本华和曹雪芹的思想，同一源泉，就是解脱，就是对生存意志永远的清除；而男女之欲是生存意志生命延续的伟大表现，故必须压制寂灭之，因而“林黛玉在艺术上不能不死”，以完成贾宝玉解脱的程序。至於尼采，後期反对叔本华哲学最激烈，其人生态度和曹雪芹也极端相反。因而“研究叔本华，我们只能解释《红楼梦》；研究尼采，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批评《红楼梦》。根据叔本华来看《红楼梦》，我们只觉得曹雪芹的‘是’；根据尼采来看《红楼梦》，我们就可以觉得曹雪芹的‘非’。”作者认为尼采痛恨悲观主义，主张生存意志和权力意志，虽偏激，但进取，是现代中华民族的对症良药。在这里作者多少有些借题发挥，其论及《红楼梦》的地方并无超出王国维之处。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这样一篇文章。在标题和行文中并没有提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而在精神气脉上却与之贯通，那就是牟宗三所撰题为《红楼梦悲剧之演成》的长文，约有二万字，牟宗三认为红学的考证虽较合理，究竟与文学批评不可同日而语；作家们对描写技术与结构穿插的赞叹也只是一种赏鉴，很少涉及作品表现的人生见地，“中国历来没有文学批评，只有文学的鉴赏或品题”。“在《红楼梦》，那可说而未经人说的就是那悲剧之演成。这个问题就是人生见地问题，也就是支持那部名作的思想主干问题”。那么，悲剧为什么演成呢？不是善恶之攻伐，是由於“性格之不同，思想之不同，人生见地之不同。在为人上说，都是好人，都是可爱，都有可原谅可同情之处；惟所爱各有不同，而各人性格与思想又各互不了解，各人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说话，不能反躬，不能设身处地，遂至情有未通，而欲亦未遂。悲剧就在这未通未遂上各人饮泣以终，这是最悲惨的结局。在当事人，固然不能无所恨，然在旁观者看来，他们又何所恨？希腊悲剧正与此同。”“发于情，尽于义，求仁得仁将何所怨？是谓真正之悲剧”。可见其悲剧观念同王国维十分近似，而且他们都是把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充分评价黛玉之死和宝玉出家的悲剧性质，“後者正同释伽牟尼一样，都是以悲止悲，去痛引痛”。故“宝玉出家一幕，其惨远胜于黛玉之死”，他要解脱此无常，其狠与冷并非是恶，吾人何所饶恕？“惟如此无可恕无所恕之狠与冷，始为天下之至悲。”[26] 此外，从哲学意义和时代思潮来解析《红楼梦》的文章还可举出一些，如熊润桐《八十回红楼梦里一个重要的思想》[27]、王树槐《谈谈<红楼梦>中的人生理想》[28]、陈觉玄《红楼梦试论》[29]等。熊文以“因空见色”四句偈语为《红楼梦》的纲领，用“灵与肉”的冲突加以解析，谓“空”与“灵”相当，“色”与“肉”相当。偈语的前两句是《红楼梦》的正面，後两句是背面，风月宝鉴的正反之诫一段话“简直就是一篇读《红楼梦》的方法论；就是教人研究《红楼梦》应该钻入他正面所写着的肉的生活里，去领会他背面所藏着的灵的神秘！”他悟出曹雪芹解决灵肉冲突的方法是与朱熹、周敦颐大异其趣的，从而劝告青年不要做一个“以灵制肉”的道学家。王文谓“《红楼梦》中的人生理想，据我看来，统言之，便是求人性的充分发挥。”其要点一是“忘已为人”的精神；二是“超越现实”的精神；三是“解脱罪恶”的精神，求取心灵的解放。陈觉玄所撰为万余字的长篇论文，其核心在於提出贾宝玉这个人物是“体情遂欲”的新人性论在文艺中的反映，并结合作品列举了“新人”八个方面的特征。“新人”形象的哲学依据是清初启蒙思潮中的新型人性理论，“其特征就是人们自我之醒觉与发见，强调人类性去反抗封建的传统，对抗中世纪礼教的人生观，把人性从礼教中解放出来。”“新人”形象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因为都市商业经济成长的结果，便有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抬头，对於旧社会制度由不满而生怀疑，甚至予以否定，这是新兴市民意识表现的自然姿态，他们便需要能够表现自我理想的新文艺之产生了”。这一篇文章似乎是最早提出“市民说”而过去却被忽略了。 上述诸文前一篇发表于二十年代初，後两篇发表于四十年代末，合同本文前面述及的一系列相关篇章，尽管见解各异、深浅不同，但可以得出这样的总体印象，这一时期对於《红楼梦》意蕴旨趣较深层次的探求，始终没有停歇过。 【作者】吕启祥
五
在探讨《红楼梦》哲学和美价值的同时，人们并未怠慢了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份内”的多方面成就，诸如文学观念、艺术结构、人物塑造、文学语言等等。作品的总体价值和艺术机体的每一个方面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前文所说的“多元”也体现在文学范畴内研究角度和层次的多样性。
其实，在本文第三节所叙的那些不以史传观点而以小说的 观点看待《红楼梦》的评说中，和以西洋文学原理来衡估《红楼梦》的论述中，就已经包含着对曹雪芹小说观和文学观的肯定，认为这是一种不同於中国旧说部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观念。这里，可以再举出较晚的高语罕《红楼梦底文学观》[30]和关懿娟《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派小说》[31]二文来对这一问题作些补充和归纳。高语罕举出四点来把握作者的文学观：一、它是写实主义的；二、它反对无病呻吟；三、它注重创造；四、它重视卓越的描写技术。文章对各点均依据小说作了申述，结语谓：“由此看来，《红楼梦》（指前八十回）的作者的文学观点是如何的伟大，是如何的革命：知此，始可与读《红楼梦》！”关懿娟的文章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曹雪芹先生替我们完成了一个和平的文学革命”，文中以西班牙的骑士文学作比，借用拜论的话，“西万提斯一笔杀死了骑士行事”，意即西万提斯的吉诃德出来后，那班靠骑士文学讨饭吃的作家，自觉没趣，不敢再作。至於《红楼梦》底作者，“比‘吉诃德爷’的作者厚道得多，他不用讥讽，也无需嘲笑；开宗明义，便堂堂正正的假借石头答空空道人的话说出来”。“即使作者不说这段话，自其全书观之，我们也能明白：这本《红楼梦》，不但与前代千百本平庸的小说有别，且是一本有意挥去那业经发霉的才子佳人思想的书。”《红楼梦》的章回仅具形式，“它的本质和内容，已非章回体所能规范得住了”。“作者之成功，就在他有眼光，有勇气，摆脱俗套，把这书做成一本无可挽救的大悲剧。”总之，《红楼梦》为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为中国文学史立下一方界石”。这类论述大体上揭示了曹雪芹的文艺观，给《红楼梦》在文学史上定了位。与此相关还有一篇《红楼梦林黛玉论诗》[32]的文章，实际上也折射出了曹雪芹的诗词修养和理论观念。
下面来年看艺术结构，这方面专文不多，有一篇《红楼梦之结构》，谓小说之结构指情节及布置情节之方法。该文大段征引日本盐谷温氏的《中国小说概论》复述情节尔后论曰，“至於《红楼梦》之布置情节也，则祸福倚伏，吉凶互兆，错综变化，不紊不乱，如线穿珠，如珠走盘，可谓我国小说中仅有之作。”[33]在其他综论《红楼梦》的文章中也常常涉及这一方面，如说“其全体之结构，甚似欧洲中世之峨特式教堂，宏丽、整严、细密、精巧，无一小处非匠心布置，而全体则能引读者之精神上至於崇高之域，窥见人生之真象与其中无穷之奇美。”[34]而最为人称道、被人引用最多的当数李辰冬的论《红楼梦》结构。他在《<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这篇论文的第一节就是专门讨论结构的，他写道“读《红楼梦》的人，因其结构的周密，与其错综的繁杂，好像跳入大海一般，前后左右，波涛澎湃；而且前起後拥，大浪伏小浪，小浪变大浪，也不知起於何地，止於何时，使我们兴茫茫沧海无边无际之叹。”他以张道士提亲引起的宝黛风波和宝玉挨打这两段故事作例，让人们注意海水怎样地涨潮，许多小浪怎样地摧动，潮退以后又怎样化为无数小浪，起伏相继，馀波未尽。他以中外名著如《西游》、《水浒》、《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等作比，认为无一可及。在这些作品中“选文的人，很容易选一篇自有起讫的文章；至於《红楼梦》则不然，如果选了一段精彩的文字，往往令人莫名其妙，因为他的起，已在前数回中伏下，他的落，到後数回中还有余波。”只有莎士比亚的作品，和曹雪芹一样，“没一点结构的痕迹”。曹雪芹“不像巴尔札克用尽精力，去驾御这五十匹马，让人家喝彩。他对他的人物，一点显不出故意驾御的神色，好像海洋对于波涛一样，任其澎湃泛滥，一点也不约束，一点也不领导，然而个个波浪，没不是连结的，个个波浪，没不是相关的。“总之，《红楼梦》固以贾宝玉为主人翁，但叙事不一定全以他为中枢……然均以宝玉为证。以结构而论，没有与《红楼梦》可比的”。[35]
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本为他1934年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至1942年在国内正中书局出版。该书“以文学的立场，把小说当做专书来研究”，“是破天荒的创举”[36]，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红学著作之一，一年内出至六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书中的各个篇章，在出版之前曾先後在报刊上发表，上文所引《（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即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篇，应能代表此期《红楼梦》艺术研究所能达到的高水准。
《红楼梦》人物在任何时代都是个热门话题，不仅学者作家关注，更为广大读者乐于谈论。作为研究者，上举李辰冬文章中即有一节专谈人物描写，他还另有一篇《<红楼梦>里重要人物的分析》在北平《晨报》连载，[37]分别论析宝、黛、钗、凤、雨村及薛蟠诸人。作家端木蕻良在《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中称“古今中外的一切小说里，我最爱红楼梦”，喜欢书中传写人物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生动手法，从对照反衬中显出各人面目的高明技巧，以及深入人物心灵的本领。[38]至於见诸报端的各方人士的人物评论，时有一得之见和独到之处，如说红楼姐妹中最重要之三人，分得真（湘云）、善（宝钗）、美（黛玉）三字；[39]如说贾政并非一味责骂宝玉，也有亲子之爱的流露；[40]如说全书人物独贾母能幽默，以其阅世深、有胸襟，加上聪明、闲暇，于是幽默出矣；[41]等等。当然，谈得最多的是宝、黛、钗三者及相互关系。暨大校刊的“学生之页”上有篇读红文章说黛玉值得怜爱，宝钗值得敬爱，《红楼梦》的主题决不是薛林争逐宝玉，“不能说宝钗是最标准的妻子，就一定要嫁给贾宝玉，宝玉又何尝是最标准的丈夫呢？宝玉、黛玉才是天生的一对”[42]另有一位作者在《幸福世界》杂志上发表的《重读红楼梦》说，“宝玉和黛玉的结合，照理是可能的，虽然这结合不一定会美满，但它可以创造一种生之奇迹，一种超越生命的幸福，这幸福也许短暂，它的形成已经预示了它的毁灭”。“黛玉像一朵美丽的花儿，谢了！宝玉却像一朵云，没入那虚渺的太空……”[43]虽然人们的同情常在林黛玉这一边，但赞美薛宝钗性格并给以高度评价的，并不少见，《曾国藩与薛宝钗》一文可堪代表。该文作者从个性气质的类型出发，将胡适与鲁迅对举、曾国藩与左宗堂对举，进而引述了红楼梦中一系列薛林对照的故事，归结道：“总之林若无薛，其可爱处不显；薛若无林，其可贵处不见。我意黛玉若是男子，必是左宗堂，都是眼高心大一流人物。……宝钗若是男子，必又是一个曾国藩。世人或爱逞能使气，或愿藏拙装愚，这二种人，无以名之，乃名前者的林左型，名后者为曾薛型。前谓友人拟为曾薛做媒，此似嬉言，实则不是；如果世间人人之妻规夫以曾，人人之夫期妻以薛，人我之间确可免去不少无谓争执。须知曾薛型所代表者乃是人与人间关系之最高理想”。[44]不过更多的读者在佩服宝钗出将入相的才华和道学修养的渊深之馀，还是把票投给了以生命殉情爱的林黛玉，“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拥黛派”[45]。薛林的话题，确是永恒的。
这一时期所有关於人物的评论中，见解最深刻、分析最透彻、文笔最优美、影响也最深远的要数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自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上半年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他在《现代妇女》杂志上连续刊出了一系列《红楼梦》人物主要是女性人物的评论，依次为袭人、晴雯、探春、鸳鸯、司棋、尤三姐、妙玉、惜春、紫鹃、芳官、凤姐、可卿、湘云、宝钗、黛玉、贾宝玉等，于1948年结集成《红楼梦人物论》，共收文章十九篇，由国际文化服务社印行。正如当时的一些书评所说，“太愚先生的近著，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完整的文艺批评”、“作者是一位有深刻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造诣的人，他运用了史的唯物论的方法和他那修养有素的如花妙笔，把这部若干年来被模糊、被歪曲、被割裂、被一知半解红楼梦，正本清源完完全全地提示给读者了”。他“不但告诉我们怎样去剖析作品中的人物，并且告诉我们怎样去探索作者的灵魂。不但告诉我们怎样去了解过去的人物，而且教我们怎样去认识自己身边周围的人物。”[46]《红楼梦人物论》在八十年代重又修订再版，当代读者易於看到，故本书仅收一篇作为代表。
关於语言，研究的专文不多，王潢《论<红楼梦>里的文学用语》有比较全面的论述，认为“中国语言的成熟，有赖于曹雪芹”，作家“不仅是语言的挖掘者，还是语言的创造者”，《红楼梦》是“中国语言的宝库”。[47]计开在《红楼梦的对话》中则谓小说的叙述描写死板，人物由对话而“起死回生”。[48]太愚复有一篇《红楼梦的语言》[49]，当然不在“人物论”之列，现收入本书。此外，在不少长篇综论中多有论及语言的，如说《石头记》为中国文之最美者，“纯粹、灵活、和雅、圆润，切近实事而不粗俗，传达精神而不高古”。又能恰合每一人物之身分性格，纤悉至当；更具备中国各体各家文章之美於一人一书。[50]有的短文专对《红楼梦》中的“早晚”、“驳回”等用语加以辨析探讨，[51]是很切实具体的语言研究。
《红楼梦》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除去前文述及的在中西文学的座标中观照外，也偶见《红楼梦》与《子夜》、《红楼梦》与《茶花女》一类题目[52]。较多的还是《红楼梦》与中国其他古典小说的比较，如《水浒传》，本文第二节曾涉及，还有一位论者比较阅读二书之感受：一个是“快读”一个是“细绎。一个是橄榄，一个是雪梨。正如春兰秋菊，各极一时，同样动人。若说耐读，则红楼到处可以流连；而水浒利落，大刀阔斧，一览无余。“我情愿吃那橄榄的亦苦亦甘，暂不吃这雪梨的又脆又甜！”[53]可谓形象真切，道出个中滋味。
六
考证作者家世和研究版本是新红学的主要贡献，本书既原则上不收胡、俞等诸红学大家的论著，因而这方面的文章自然相对地少。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重要篇什值得今人参考。
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和严微青《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发表於三十年代，[54]是曹家朱批奏折发现後较早的研究成果；四十年代初，又有周黎庵《谈清代织造世家曹氏》一文，也是根据这些新资料提出对雪芹上几代家世看法的，徐文滢《<红楼梦考证>的商榷》肯定新资料提供的事实，对“自传说”则大持异议[55]。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这批文献资料，今天普通读者都能看到，家世研究业已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但我们仍可从上述文章中了解当年获知这些新材料的兴奋和由此推导得出的论断。由对家世的探讨自然联系到雪芹的祖籍，李玄伯的文章提出了“曹寅实系丰润人而占籍汉军”，正是曹雪芹祖籍丰润说的来源。至1947年12月，北京《新民报副刊》有一署名守常的短文《曹雪芹籍贯》，主丰润说；同月在青岛《民言报》晚刊上刊有署名萍踪的《曹雪芹籍贯》，文更短，所见雷同于上文[56]。青岛之文被时在山东大学的杨向奎所注意，致信胡适请问祖籍问题并转引该文，胡适因作复申述“曹雪芹的家世，倒数上去六代，都不能算是丰润人”。胡适的答复载1948年2月14日《申报》“文史”第十期，今作为萍踪文之附录收存。关于祖籍问题，这一时期并未引起更多的讨论。
版本方面，容庚在二十年代有《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一文连载于北京大学的刊物，他以自己购得的一部旧钞本和排印的程本进行对校，中心意思在论证：“钞本当在程本之前，钞本已经是百二十回，则後四十回断不是高鹗所补作。”[57]对高鹗续作说持异议的还有宋孔显，他的题目即标举《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不过论证的角度不同於容文，是从程高的序、引言以及前八十回也存在矛盾疏失等方面来加以说明的。[58]关于正文的文字，有一则短文很引人注目，这就是见于1924年《小说世界》上吴轩丞的《红楼梦之误字》，谓第十二回“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据作者在金陵四象桥下购得的一册《红楼梦》残钞本，其中“冬底之冬字，作八月二字，并写一格中”，於是原先“颇费猜疑”的时序上的矛盾得到解决，“不觉恍然大悟”。[59]吴轩丞即吴克岐，为《犬窝谭红》撰者，此处所举系残钞本重要异文之一。另有署名素痴的《跋今本<红楼梦>第一回》，指出今本《红楼梦》以“此开卷第一回也”起，而这起首一段本是评语的总序，“传钞者误以与正文相混，相沿至今”。[60]
关於所谓旧时真本的一则记载，见于境遍佛声《读红楼梦 记》：“相传旧本红楼，末卷作袭人嫁琪官后，家道隆隆日起，袭人既享温饱，不复更忆故主，一日大雪，扶小婢出庭中赏雪，忽闻门外诵经化斋之声，声音甚熟习而一时不能记忆为谁，遂偕小婢启户审视，化斋者恰至门前，则门内为袭人，门外为宝玉，彼此相视，皆不能出一语，默对许时，二人因仆地而殁。以上所云，说甚奇特，与今本大异”。[61]另有三六桥本，情节与此不同，北大张琦翔文中提及，“在日本三六桥又有四十回本（按，似应作三十回本），传闻如此，未见本书”[62]今将张文收入备考。
後四十回问题自新红学家提出之後歧见极大，可谓南辕北辙、天上地下。持肯定意见的不乏名家，如吴宓认为“愚意後四十回并不劣於前八十回，但盛衰悲欢之变迁甚巨，书中情事自能使读者所感不同，即世中人实际之经验亦如此，岂必定属于另一人所撰作乎？”[63]佩之谓“依全书结构而看，这书万万不是出于两人”[64]。许多论者都是把全书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并激赏其续作和结局的，牟宗三的见解可作代表：“人们喜欢看《红楼梦》的前八十回，我则喜欢看後四十回。人们若有成见，以为曹雪芹的技术高，我则以为高鹗的见解高，技术也不低。前八十回固然一条活龙，铺排的面面俱到，天衣无缝；然而後四十回的点睛，却一点成功，顿时首尾活跃起来。我因为喜欢後四十回的点睛，所以随着也把前八十回高抬起来。不然，则前八十回却只是一个大龙身子，呆呆的在那里铺设着，虽然是活，却活得不灵”。“全书之有意义，全在高鹗之一点。”[65]持贬抑和否定见解的，也很有力量。且看李辰冬的评论，他以为前八十回“所描写的是人类的灵魂，所以事实少而意象与情感多”；“自从八十一回以後，描写的完全是些事实，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味如嚼蜡，枯燥生涩，好像是从前八十回里取些事实，而把些事实写个结束罢了，引不起一点意象与情感。他所描写的是中国大家庭的琐事，而非人类的灵魂。前八十回的《红楼梦》是世界的作品，而後四十回是清初中国家庭的情形。前八十回能百读不厌，且每读一次都有些新的发现，而读後四十回的目的仅在知道故事的结束，结果知道了，没有再读的勇气。”後四十回的中心思想，以四个字了之，就是“福善祸淫”，[66]李辰冬从思想、风格与环境来分析前后的异质，较之胡俞就版本、回目与故事情节等判别二者的不同更进一步。王璜从语言的角度断定全书决不是一个人所写，“最足以证明後四十回是高鹗续写的，却是书里的文字用语。高鹗只续完《红楼梦》的故事，却没法续用曹雪芹所采用的日常用语。後四十回的语言，单调而枯燥；续者虽深深感到语言的贫困，却没法一谋解救”。“後四十回的作者，虽能体会前八十回作者的用意，凑补这未完成的故事，但因不善采用这些贵族层的日常用语，（也可以说，根本不注意语言的运用），而遭受悲惨的失败。”[67]有的论者贬斥更甚，谓“高鹗的国语程度，只不过四十分左右，而妄想弄巧，其成拙也当然，实在太看不过高鹗的横行无忌”。[68]更有人代贾宝玉拟“致高鹗的抗议书”说，“您把我硬拉下水去做和尚……也把我宝钗姐姐写得太不堪了”。[69]这虽近游戏文字，却也反映了对後四十回的看法。正反两面的论评尚多，不胜枚举。我们看双方的理由和语气，真是旗鼓相当，莫能相下，这种歧见和争论，一直延续到当代。
索隐派在这一时期虽不像清末那么风行，却连绵不断。本书收录了蔡元培1926年为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所作的序以及景梅九《红楼梦真谛》自序。蔡序谓寿著“为专演清世宗与诸兄弟争立之事，虽与余所见不尽同，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70]景序作于1935年正当民族危亡之际，“迩来强寇侵凌，祸迫亡国，种族隐痛，突激心潮，回诵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颇觉原著者亡国悲恨难堪，而一腔红泪倾出双眸矣。盖荒者亡也，唐者中国也，荒唐者即亡国之谓，人世之酸辛莫甚于亡国”。“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亡国之人真不知身死何所，瓜分耶，共管耶……昔者惟我独尊，今则寄人篱下矣。”文後有编者附言，谓读景著“始知《红楼梦》为民族革命文书，序文尤足唤醒我民众之精神”。[71]由此可见，虽时移世迁，而索隐家心系时政，“持民族主义甚挚”的情怀，始终不改。清代索隐诸家的影响也一直存在，学者文士持此类观点者代不乏人，本文第二节曾述及中央大学文学院讨论会，系主任汪辟疆就发言称《红楼梦》“是一部民族史”，“作者有亡国之痛”，“应该要用读历史的眼光去读它”。更为有趣的是当学生提出“妙玉到哪儿去了”的问题时，汪先生答：“她回慈溪老家去了”！大家愕然。汪解释说，“因为相传《红楼梦》是说明珠家事的，宝玉是纳兰成德，妙玉便是姜西溟”，是成德的老师，据《郎潜纪闻》，一次成德提起“家大人”请“老师出山”当礼遇权贵之事，惹得西溟大怒，“卷起行李一气归隐慈溪，所以我说妙玉回到慈溪去了。”引起听众大笑。[72]至四十年代後期，有一位署名湛庐的作者，在1947年的《北平时报》上一连二十二次揭载其索隐之心得，总题曰《红楼梦发微》，之前有一篇“我亦为红楼索隐”，说自己之爱好《红楼梦》“因为它是民族意识特高的一部小说”，这方面的兴趣，完全受了蔡元培的影响。[73]然其具体意见却不同于蔡，甚至相反。蔡以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我认为作者的春秋笔意，绝对以男子代表汉人，为阳；以女子代表满人，为阴。”水来土淹，满人虽侵略华夏，汉人亦能抵抗、同化，“泥实为水和土而成”。[74]次年即1948年10月至11月间，湛庐又在《华北日报》上连载“发微”，继续发挥红楼梦为民族小说，所隐为清初四朝之事的观点。他不同意索隐阻碍欣赏的说法，认为索隐工作与文学欣赏是一体的，“文学上出色的作品，所以才值得後人探索”[75]。对于清代索隐盛行的原因，有一种解释颇为独特，认为是小说地位低下的反映，清代的读书人“一方面觉得《红楼梦》好，一方面又觉得《红楼梦》出身低贱”，就如老爷爱上了丫头，怎么办呢？只有“把《红楼梦》扶正，于是所谓索隐，所谓影射，便是这扶正的一种手段了”。“在我个人看来，《红楼梦》的索隐批评，实际便是这种轻蔑小说的潜在意识在作祟。”[76]这篇文章受到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作为一则文学漫谈，不论是否谈到点子上，其探究索隐的批评心理的意向是显而易见的。
《红楼梦》的考证除了作者和版本两大方面外，小说本身还有许多问题足以引发人们考索的兴趣，诸如人物的原型问题、年龄问题、脚的问题、地点问题，等等。有一位作者，从十来种清人笔记中，提供了七位“与曹雪芹有关的女子”[77]或有中表之亲，或为美姬情婢，“让有兴致的读者，自己去和《红楼梦》印证”，意在提供书中黛钗等人的原型。其他亦有论者指人物故事确有其人其事者。年龄问题则早就有人发现书中矛盾，如巧姐忽大忽小、宝玉元春究差几岁、黛玉年岁多处不合等等。[78]有专文考订的，也有综论述及的，历来是细心读者的一大疑惑。说到《红楼梦》写女子是“天足”还是“缠足”，更是一个费解的闷葫芦，因其关系到满汉习俗，满人天足、汉人缠足，更成了人们颇感兴趣的一个小小热点，二十年代北京《益世报》上就刊出过“脚的研究”之讨论文章，[79]太抵以主张天足占上风，均以《红楼梦》中相关描写证之。以後余绪不绝。当代仍有论者做这方面文章，宜乎一观前人所论。地点问题更是一个新红学家业已提出，不断为人探讨的问题，主张南京说、北京说、西安说各有所据，还是李玄伯在两篇讨论地点问题的短文中所说合於情理，他以为小说并非传记，不必实指，“长安”“不过文章内泛用的京师而已”。[80]大观园座落何处同样是从清代起就众说纷纭的老话题，有随园说、什刹海说等，园中建筑和风光景物南北兼备，令人惝恍迷离。《大观园源流辨》堪称论析这一课题的很有说服力的文章。它从园林发展史的角度，指出“中国园林的发达有两个系统：一是苑囿式，一是庭园式”。前者起于秦汉，豁达雄大，北部各园多属之；后者自赵宋而后，形成幽深闲寂的风格，为南方庭园特色，重借景、工叠石。明清之际，燕京西部名园林立，造园艺术益臻成熟。由此“可知北京园林的发达，至康熙乾隆间而极盛。这个时期，北方苑囿系统的园林，大部分被庭园系统的因素浸润了。《红楼梦》大观园的规模就是在这个历史的根据下而产生的，它是溶和苑囿和庭园两种系统而成的一个私家园林。”它受当时皇家园林设计的影响极大，特别是稻香村观稼和栊翠庵建寺更非私家园林所能有。大观园的规模格局、景点布设、意境营造、材质图案等等，无不可以从当时的园林艺术中借鉴、汲取，进而脱胎、创造。作者申明这种研究不能助长索隐诸说，“我的本意只在辨明大观园之所以为大观园的客观根据，如果有奢望的话，亦只在使人不敢再任意瞎猜它就是谁的园林罢了。”[81]无论对红学研究还是园林研究，这都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文章。
《红楼梦》的名物考索亦颇受关注。小说中写到的“洋货”，为中西文化交通史的研究者所重视，撰成专文，大有助於考订《红楼梦》所处的特定时代和社会生活。这方面早在二十年代就有人以《红楼梦里的西洋物质文明》[82]为题，摘出小说中八处写到西洋物品的地方与《清统一志》和《文献通考》中所载的外国贡品加以对照。到了四十年代，方豪撰写了《<红楼梦>新考》等多篇文章[83]，全面系统地梳理了《红楼梦》中的外国物品，分类考索其来源，所据资料不仅有清朝的官方档案和士人笔记，更有外国教会的文献和外籍教士的记录。这些资料不仅翔实丰富，而且有些为一般人难以见到，方豪以其与教会的缘分和精通拉丁语、法语、英语等多种外语，悉心收集、严密考订，作成此项研究，功不可没。《新考》是一篇近三万字的长文，包罗的外国物品的类别有呢布、钟表、工艺、食品、药品、动物、美术品等，尔後分别考索其何时传入，由何种途径传入，皇帝和王公大臣对此类西洋事物有何种反应，以此与小说中的相关描写对照印证。该文还有一节专述“《红楼梦》撰人与外国人的关系”，连同方豪的另一篇文章《康熙时曾经进入江宁织造局的西洋人》，提供了当时外国传教士在康熙南巡时“见驾”的情形，由此推论雪芹先人“俱有晤见西人之机会”，书中西洋物品之“来源虽非一途，但来自洋教士者必占多数，盖贡使寥寥可数，而又稍留即返，不若教士之常居中国，并有在‘内廷行走’者，且教士络绎而来，故西洋物品之传入宫中及显宦之手，亦源源不绝也。”这样的结论自有其合理性，所据资料对了解《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弥足珍贵。
论及《红楼梦》里医药的文章很少，有一篇以此为题且篇幅颇长之文，谓《红楼梦》作者虽渊博，“但他的对於医、药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还是很平庸的”，[84]所见与人不同，应备一说。
七
本书收入的文章中，有几种长篇论著应当给以专门的介绍，它们都是作者下了很大功夫、包含了各自研究心得的，分述如下。
张笑侠的《读红楼梦笔记》是一部评点式作品，全长约十余万字，在1928、1929年的天津《泰晤士报》“快哉亭”专栏中长期连载。其内容包括：第一章，红之谱，包括各家之家谱、全书之年谱、各人之年谱；第二章，红之表，包括各人生辰表、全书人名表、各人之下人表；第三章，红之评，包括全书之舛漏及总论；第四章，各人之小传。这一次序在发表过程中有所调整。第三、四章调换，第四章为总评（红之舛附入），篇幅最长，为全书主体。总评依小说回次，顺序而下，固然是对小说本身的评批，亦常对前人评批发表评论，如对太平闲人、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常持异议。这部“笔记”具有历来评点派作品之特色，即读书很细，间有独到之见而总体观之不免支离零碎，有时还颇拘迂，如说最难明白“宝玉黛玉宝钗及其他姐妹之才学，均不知其系由何处得来”。由于《笔记》篇幅太长且引述情节过多，本书仅节选若干。
本节要着重介绍的是以下三篇论文，即二十年代刘大杰的《红楼梦里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三十年代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四十年代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
刘大杰这篇论文是为《晨报》七周年纪念而作的，发表在1925年12月1日《晨报》增刊上。全文约三万五千字，分为十节；一、《红楼梦》的作者及其生平，二、曹雪芹与贾宝玉，三、《红楼梦》索隐之派别，四、高鹗续书之讨论，五、《红楼梦》的地点问题，六、《红楼梦》里性欲的描写，七、《红楼梦》之描写与结构，八、《红楼梦》的版本问题，九、《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的位置，十、余论。从上述小标题可以看出刘文的规模，涉及的问题相当全面。刘文汲取和肯定了前人的成果，多持平之论，比方他充分评价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取用其在作者和家世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校正了自传说，代之以“自叙传的小说”，将二者加以区别，“写贾宝玉的个性及身世，说取材于曹雪芹自己，当然是可以；说里面的贾宝玉，就是曹雪芹，那也就不对了”。又比方对索隐派，虽则认为它是附会，无助于发现红楼梦的价值，但是“索隐的先生们的原来的用意，确是想提高红楼梦的价值，他们这一点苦心，我们无论如何是应该了解的”，因而对索隐各派，给以介绍。再比如他认同後四十回比不上前八十回，高鹗的才情比不上曹雪芹，但这是因为“续书比原著难”，肯定高鹗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大胆地写黛玉病死、宝玉出家，眼光高出一般。同时，刘文也包含了他个人的独特见解，比方说他认为《红楼梦》的地点，在陕西的长安。又比方他认为《红楼梦》“强于描写个性，拙於描写风景”，描写大观园那些文字就很抽象，难说精采，而描写个性则特别有力量，最深刻的是林黛玉、刘老老、王熙凤三个。作者亦长於叙事，“描写失意的事情比描写得意的事情，都要深刻而活动”。再比如论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的位置，可以与屈骚、史记、唐诗、宋词、元曲并列，“谁也应该承认它是第一等的作品。但是拿起世界文学批评的眼光来说话的时候，那就有点不同了”，它不能摆脱中国旧有的消极思想，故不能同世界第一等作品相提并论。总的说，在二十年代中期就有这样一篇相当全面而中肯的综论，殊为难得。
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发表于1933年，在3月4日出版的《清华周刊》三十九卷第一期和第七期上分两次刊出。全文约三万三千字，从第一节“引子”可知，该文是为“纪念伟大的天才曹雪芹逝世百七十年”而写的，以下的标目依次为：二、《红楼梦》作者对於文学的态度之考察，三、论《红楼梦》的文学技巧，其中分列，1、艺术家的看见，2、实生活中的活材料，3、活的语言之运用和国民文学，4、自然主义作风的成和败，5、深刻的心理分析，6、清晰的个性的人物。全文未完，作者在“暂跋”中写道，“就现在发表的说，只有全文的一少半。在论文学的技巧下，还有两个小题目，阐说红楼梦之悲剧的意义；和论文学的技巧相并列的还有三个大题目，一论红楼梦之内容，也就是论作者的思想和情绪，一论红楼梦的社会史的分析，一是总结论。在北平文化机关的‘装箱’空气中，我的文章材料也寄到远处了，因而暂结”。由此可以了解这篇文稿本应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著作，未能刊完是由於时局的原因。在已刊出的第一部分里，李长之以悲愤的心情痛感天才曹雪芹被国人冷遇和误解，呼吁要冲开一切，“和我们的天才握手”。他认为一百七十年来只有三件事可记：一是1797高鹗後四十回的完成，高鹗“非常了解曹雪芹，他本人的艺术的手腕也并不让於曹雪芹”，“他是曹雪芹死后的第一个知己”。
後文甚至还比拟说“曹雪芹像托尔斯泰，高鹗像朵斯退益夫斯基”，高更能写精神的方面。一是1904年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这是第一个会赏鉴红楼梦的人。他完全拿了西洋美学的眼光，用着近代文艺批评的态度，来加以估量的。他敢说红楼梦是中国第一部艺术作品……他最了解红楼梦了。不但在过去，就在现在，也无人及他。”一是1928年“胡适作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把他六年前的红楼梦考证更加确定了。他把红学打得一扫而空，他把作者的生活、背境，给人作出一个确然的轮廓”，“於是一切没有证据的，或者证据不可靠的，便都敛迹了”。李文第二部分考察红楼梦作者看重的是不计功利的纯文艺，反对陈套，要求艺术提高人的精神和表现理想。第三部分由於结合小说作了大量具体分析，因而所占篇幅亦最多。值得注意的是李长之对文学形式技巧的理解，认为形式可以消解内容，“我们对着一种大艺术品时，我们只就那形式，便获得了它的内容……我们的精神活动浸入埋伏于当前即是的艺术品的形式之中，我们与作者立在同一的情绪里，材料的痕迹化为乌有了”，“那内容在形式里已好好地传给你了”，这虽来自於大诗人席勒的启示，以其合於艺术的规律，李长之融会而施之於《红楼梦》，“岂是单单道着他的文学技巧”，“道着他的全部人生”。因而这大篇《红楼梦》文学技巧的具体分析便超越了评批式的就事论事的局限，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
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发表於1942年11月15日在桂林出版的《文学创作》第一卷第三期，後收入一本包括多篇论《红楼梦》人物的集子，就以“贾宝玉的出家”为书名，於1946年由东南出版社出版。张文约三万三千字，它并非是一篇单纯的人物论，而是由主人公的结局切入，以果求因，提示出人物和作品本身存在的深刻矛盾。文章先是嘲笑了那些“圆梦派”的续书作品，虽说是“圆”了，结果弄得贾宝玉不成其为贾宝玉，林黛玉不成其为林黛玉。继之进入正题，提出贾宝玉出家这个结局的意义比那样的团圆高明得多，解决的是“整个人生大道的大问题”。然而“宝玉出家以後怎样”？书中并无下文，参照作者笔下已经出家的两类人，已经暗示“这条路走不通”。虽则楔子中点明，一切都是前世因缘，梦幻而已，作家却把尘世生活表现得那么生动、亲切、温暖，“他倒是着眼在现世因缘，把因因果果抓得紧紧的，一步一步合理地发展下来的”，这是“本书极可贵的优点”。宝玉的出家正是诸般因果发展之必然，“他有他自己的世界，跟别人不同，可他实际上又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他不就范就要超脱出去。文章揭示了人物自身以及作家对人物的态度存在的矛盾，认为那两首评批宝玉的《西江月》词“既不能视为反话，也不能把它当作正面的教训”，“作者对贾政，对贾宝玉，似乎各都给以同情、首肯……可贾政所代表的这个世界偏容不得贾宝玉型。这就不容易处理了。於是我们就只好跟着作者的笔——在这两者之间摆来摆去。”张天翼忠实地道出自己阅读的感受，“不肖种种大承笞挞”是全书中自己所喜欢段落的首选，“我总觉得这段描写，是全书中最悲剧性的东西”，“不瞒你说，我看到别的那些惨伤的场面——甚至晴雯之死、黛玉之死，也不及这里使我感动”。“这悲剧的成因，我想就是在於——他们有爱，而缺少彼此的了解。”作家的感情与理智不能一致，而创作又不能虚伪，导致了矛盾现象，即使叫“出家万岁”也还是并未找到出路。文章的结论，“这部作品是两重性的：非悲剧，亦非非悲剧。”对於後四十回则有十分风趣的批评，谓出家大不易，还得履行种种麻烦的手续，圆房、赶考，“自己看破了红尘，却一定要留个後代下来，以便在红尘里爬来爬去出风头”，难道成佛也讲求正途出身，还要惊动皇帝老子敕封文妙真人……兰桂齐芳，世界恢复老样子，出家就更冤更无谓了。看来续作者更热中於世间，心地极好，也是团圆派里的一位；他“总算是救出了红楼梦的故事坯子”，可原作的两重性矛盾不见了，“不再徘徊於世间和出世间”，乾脆回到了富贵场中。总之，张天翼以创作家的敏感和批评家的逻辑，处处从阅读的感受出发，无大幅引例和大段说理，娓娓道来，如剥茧抽丝，层层递进，在亲切幽默中使人憬然有悟。
以上三篇论文，尽管撰者学术个性不同，发表时间不同；然而都是力作，无论从广度或深度上，均堪称这一时期红学论文中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论著。
这里还应提及一篇专论即《红楼梦与中国经济》[85]，以经济的视角来论评，不说绝无仅有也十分稀见。该文从《红楼梦》这样一部文学巨著看中国社会，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中国某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实录，同时也提供了清代乾隆年间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方面的背景材料，可资参考。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这一时期出版的几种《红楼梦》的序言，序言往往也是一种评论。如1923年许啸天的“新序”[86]猛烈抨击素隐家和考据家，认为不必迷信最初的版本，尽可按照文学上尽善尽美的理想大胆删改，因将《红楼梦》校成一个百回本。此举受到刘大杰的严厉谴责，指为版本史的耻事、“文艺界的公敌”[87]。三十年代茅盾的《节本红楼梦导言》概要表述了对《红楼梦》的见解及删节原则，是对“独秀先生提议”即他曾期望“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88]的一种回应。此节本在当代曾经再版。
八
行文至此，读者对这部“汇要”大致有了一个轮廓，编者力求保存历史本来面貌的初衷也许能够得到读者的体察。
我们期望：
首先，本书至少可以作为一种资料长编，供研究本世纪上半叶红学发展的学者参考。前文曾经提到，这一时期的《红楼梦》研究少有政治的干扰和商业的炒作，因而保有其本分和本色。评论文章比较个性化，少八股气；既有学理探讨，亦不乏随笔感想；虽多歧见，而少意气。从总体上说，尽管数量质量远不能同近五十年相比，但仍有其值得珍视和发扬的风气和传统，应当受到治红楼梦学术史者的重视。
其次，对于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具体切实地了解这段历史可以避免炒冷饭、走弯路，可以把起点置於前人的成果之上，收事半功倍之效。上文已经论及这一时期红学研究的多元和多层，不论是研究的范围还是研究的方法，都已相当广泛和多样，许多问题都已提出或涉及。大而言之，“《红楼梦》确实包含了‘文学’‘哲学’‘历史’的三项，不能够单单靠定了一途立论，不然怎么算得起‘横看成岭竖成峰’的书啊”[89]这是一位论者1920年所撰文章的结束语，足见以文、史、哲多个层面去研读《红楼梦》，早在二十年代之初就被郑重提出了。小而言之，《红楼梦》中“脚”的问题、即女子是天足还是缠足，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屡有讨论，前文已及。今天如果再把这些当成新鲜见解、独家发明，岂不有点可笑！
再次，对於一般读者，即使并不熟悉甚至未曾接触过《红楼梦》，本书也不失为一种有趣有益的读物。本书收录的一位作者，以他个人读过三十余遍《红楼梦》、接触过上百爱红者的经验，在心领神会之馀，总结出如何读《红楼梦》的十四条建议，谓“应趁风和日暖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明媚新鲜”；“应趁秋高气爽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全声玉振”；“应趁风晨雨夕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怨旷萧骚”；“应趁冬闺消寒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温暖融和”；其第十四条曰，“红楼梦宜於升官发财时受罪入狱时读之，以便有缩手回头的机会”。还举出《红楼梦》可“移人性情”的十一项功能，如可医俗病、可医吝病、可医贪病……等等[90]。看了这位论者的心得，真教人不由得不去翻开这部奇书，加入爱红者的行列。《红楼梦》的读者由此更加众多，阅读水平更加提高，不亦宜乎。
总之，本书果若能使人温故知新，各有所获，则编者於愿足矣。
最後，应当说明这样一项大型资料得以集结出版，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事，而编委会全体成员的同心协力更是促其完竣的直接保证。尤其是林东海先生自七十年代初受命编辑《红楼梦研究资料》，经年累月孜孜於北图柏林寺报刊馆，为此书奠下基础，今主持编审，总揽其成，贡献良多。周绚隆同志担任本书责任编辑，整理校阅，细加厘订，作了大量工作。还应特别提到长期从事资料工作、埋头苦干甘愿奉献的刘伯渊君，本书的大量资料从收集、整理、复印、放大以及若干初步加工，无不渗透着他的辛劳和汗水，许多琐屑而具体的的事务都由刘君承担，令人感佩。因此，本书的出版应归功于大家尤其是上述诸位，笔者所做十分有限。至于这篇前言挂一漏万、轻重失当、述评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文责所在，笔者当不能辞其咎。
限於闻见及各方面条件，本书从收录到编辑，难以尽善，恳请读者和方家批评赐正。
一九九八年八月
注释：
[1] 习之《红学之派别》，载1948年6月14日北京《新民报日刊》
[2] 闻天《读红楼梦後的一点感想》，载1921年7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3] 姜亮夫《红楼梦送我出青年时代》，载1935年6月上海《青年界》第八卷第一号
[4] 中央大学文学院《第一次学术座谈会纪事》、《水浒传与红楼梦》、《汪辟疆先生的意见》、《十大问题》，载1944年4月重庆书局发行《中国文学》创刊号“艺文丛话”
[5] 刘大杰《红楼梦里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载1925年12月1日《晨报》七周年增刊
[6] 梅生《红楼梦辨》，载1923年4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
[7] 哀梨《红学之点滴》，载1927年9月3日北京《世界日报》
[8] 黄乃秋《评胡适〈红楼梦考证〉》，载1925年2月《学衡》第三十八期
[9] 怡墅《各家关於红楼梦之解释的比较和批评》，载1928年10月29日《南开双周》第二卷第三期
[10] 汝衡《红楼梦新评》，连载於1922年6月30日、7月3日、7月4日、7月5日、7月6日、7月7日、7月8日上海《时报》“小说观”专栏
[11] 吴俊升《我读红楼梦的见解》，载1922年3月18日上海《时事新报》
[12] 吴宓《石头记评赞》，载1942年11月桂林《旅行杂志》第十六卷十一期
[13] 吴宓《红楼梦新谈》，载1920年3月27日、4月3日上海《民心周报》第一卷第十七、十八期
[14] 同[12]
[15] 同[10]
[16] 平沙《知识与“红楼”》，载1924年4月27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17] 兢生《红楼梦林黛玉的哭》，载1928年5月1日上海美的书店发行《情化》第一卷创刊号
[18] 刘大杰《红楼梦里性欲的描写》，载1929年2月《文学论集》
[19] 沈雁冰《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载1927年6月《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
[20] 熊润桐《红楼梦是什么主义的作品》，载1924年12月1日《革新》第一卷第六期
[21] 涛每《读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之后》，载1925年10月《清华文艺》第一卷第二期
[22] 红瓣《红楼梦杂话》，载1938年7月30、31日天津《庸报》
[23] 王家 《红楼梦之思想》，载1933年11月10日上海《光华大学》第二卷第三期
[24] 陈铨《叔本华与红楼梦》，载1940年7月昆明《今日评论》第四卷二期
[25] 陈铨《尼采与红楼梦》，载1941年11月昆明《当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期
[26] 牟宗三《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载1935年12月15日、1936年1月15日《文哲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第四期
[27] 熊润桐《八十回红楼梦里一个重要的思想》，载1923年4月上海《革新》第一卷第四期
[28] 王树槐《谈谈〈红楼梦〉中的人生理想》，载1947年9月30日《文化先锋》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
[29] 陈觉玄《〈红楼梦〉试论》，载1948年4月15日《文讯》第八卷第四期
[30] 高语罕《〈红楼梦〉底文学观》，载1943年8月15日《东方杂志》（重庆）第三十九卷第十一号
[31] 关懿娟《〈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派小说》，载1945年1月1日《华声》半月刊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
[32] 刘梦秋《〈红楼梦〉林黛玉论诗》，载1946年4月1日《东方杂志》（重庆）第四十二卷第七号
[33] 王家 《红楼梦之结构》，载1933年11月25日上海《光华大学》第二卷第四期
[34] 同[12]
[35] 李辰冬《〈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载1934年11月26日、12月2日《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四十七、四十八期
[36] 雅兴《红楼梦研究》（书评），载1942年8月30日《文讯》第三卷第二期
[37] 李辰冬《〈红楼梦〉里重要人物的分析》，载1935年5月24日、28日、30日《北平晨报》“北晨学园”第八一四、八一五、八一六号
[38] 端木蕻良《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载1942年6月20日桂林《文学报》第一号
[39] 绪《宝钗、黛玉、湘云》，载1944年9月6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40] 仁《亲子之爱》，载1947年3月30日汉口《星报周刊》第三十二期
[41] 绪《红楼梦发微·幽默》，载1944年5月13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42] 戴潮声《读红楼梦记》，戴1943年5月15日《暨大校刊》第一期
[43] 谢紫《重读红楼梦》，载1947年9月25日《幸福世界》第一卷第十一期
[44] 实斋《曾国藩与薛宝钗》，载1943年11月上海《天地》第二期
[45] 蛟兄《论宝钗》，载1947年5月4日、11日、25日汉口《星报》第三十七、三十八、四十期
[46] 明沙《〈红楼梦人物论〉读后》，载1948年4月1日《现代妇女》“儿童节特辑”
[47] 王璜《论〈红楼梦〉里的文学用语》，载1944年7月15日《东方杂志》第四卷第十三号
[48] 计开《红楼梦的对话》，载1942年8月桂林《文学批评》创刊号
[49] 太愚《红楼梦的语言》，载1947年9月10日上海《国文月刊》五十九期
[50] 同[12]
[51] 浪漫书生《红楼梦中之“驳回”》，载1931年5月16日上海《申报》“自由谈”；高寿庵《红楼梦中的“早晚”》，载1933年5月27日北京《世界日报》“国语周刊”第八十七期
[52] 萍生《“红楼”与“子夜”》载1933年5月22日、23日、24日、25日北平《华北日报》副叶；郭云浦《〈子夜〉与〈红楼梦〉》，载1935年11月上海《青年界》第八卷第四号；英之《〈茶花女〉与〈红楼梦〉》，载1928年8月3日天津《泰晤士报》“快哉亭”
[53] 竹心《〈石头记〉与〈水浒传〉》，载1926年11月21日北京《世界日报》“说书摊”
[54] 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载1931年5月16日、23日《故宫周刊》八十四、八十五期；严微青《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载1936年5月25日《时代青年》创刊号
[55] 周黎庵《谈清代织造世家曹氏》，载1940年2月《宇宙风乙刊》第二十一期；徐文滢《〈红楼梦考证〉的商榷》载1942年3月上海《万象》第一卷第九期
[56] 守常《曹雪芹籍贯》，载1947上12月7日北京《新民报日刊》；萍踪《曹雪芹籍贯》，载1947年12月23日青岛《民言报晚刊》
[57] 容庚《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载1925年11月、12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一卷第五、六、九、十一期
[58] 宋孔显《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载1935年5月《青年界》第七卷第五号
[59] 吴轩丞《红楼梦之误字》，载1924年1月上海《小说世界》第五卷第一期
[60] 素痴《跋今本〈红楼梦〉第一回》，载1934年3月10日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十七期
[61] 境遍佛声《读红楼梦 记》，载1917年3月《说丛》第一、二期
[62] 张琪翔《读〈红楼梦〉札记》，载1943年6月《北大文学》第一辑
[63] 同[12]
[64] 佩之《〈红楼梦〉新评》，载1920年6月25日《小说月报》第十一卷第六号
[65] 同[26]
[66] 李辰冬《〈红楼梦〉辨证的再论识》，载1937年6月10日《光明》第三卷第一号
[67] 同[47]
[68] 华皎《红楼梦的语言及风格》，载1942年4月南京《古今》第二期
[69] 羽白《贾宝玉致高鹗的抗议书》，载1948年10月7日北京《新民报日刊》
[70] 蔡元培《红楼梦本事辨证序》载1928年1月9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周刊”第二期
[71] 老梅《石头记真谛序文》，载1935年6月20日南京《革命公论》第六期
[72] 同[4]
[73] 湛庐《我亦为“红楼梦”索隐》，载1947年8月5日《北平时报》
[74] 湛庐《红楼梦发微 四——男女、阴阳》，载1947年8月19日《北平时报》
[75] 湛庐《红楼梦发微的缘起》，载1948年10月1日、8日、15日《华北日报》
[76] 桐君《红楼梦索隐》，载1935年8月25日上海《新中华》第三卷第十六期“艺术漫谈”
[77] 进《与曹雪芹有关的女子们》，载1944年7月青岛《民民民》第五期
[78] 赵誉船《红楼梦中人年龄考证》，载1923年6月21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朝霞”第十四号
[79] 芙萍《红楼梦“脚”的研究》，载1929年4月14日北京《益世报》；张笑侠《读〈红楼梦“脚”的研究〉以後》，载1929年5月29、30、31日北京《益世报》；张笑侠《红楼梦的“脚”有了铁证》，载1929年6月29、30日、7月1日北京《益世报》
[80] 李玄伯《红楼梦的地点问题》，载1925年4月24日《晨报》“猛进”第八期；李玄伯《再论红楼梦及其地点》，载1925年5月22日《晨报》“猛进”第十二期
[81] 藏云《大观园源流辨》，载1935年7月14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一六0期
[82] 昌群《红楼梦里的西洋物质文明》，载1928年6月上海《贡献》第三卷第二期
[83] 方豪《红楼梦新考》，载1944年5月《说文明刊》第四卷合刊本；方豪《康熙时曾经进入江宁织造局的西洋人》、《红楼梦所记钟表修理师》、《清初中国的自动机器》、《红楼梦九十二回所记汉宫春晓围屏的来历》，均载1948年5月北平上智编译馆《方豪文录》
[84] 胡明树《论红楼梦里的医药》，载1944年3月1日桂林《文艺杂志》第三卷第三期
[85] 王增宝等六人《〈红楼梦〉与中国经济》，载1944年2月、11月重庆《新认识》第八卷第五、六期合刊、第九卷第二期
[86] 许啸天《红楼梦新序》，载上海群学社1923年4月版《红楼梦》卷首
[87] 同[5]
[88] 陈独秀《〈红楼梦〉新叙》，载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5月初版《红楼梦》卷首
[89] 王小隐《读〈红楼梦〉剩语》，载1920年《新中国》第二卷第四、六、八期
[90] 木村《〈红楼梦〉读後记》载1947年11月台北《建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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