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现代人与古代人历史观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古人更注重于所谓“正统”地位。这也就是每一个朝代用以证明自己立国合法性的依据。皇帝不是你想干就能干，关键是要借以彰明“君权神授”。否则，人心不服。
别小看“人心”的作用，那的确是统治权的最重要的一道考题。后来即使是元和清用极端暴力解决了人心问题，但却依然为善后伤透了脑筋。
正因为如此，尽管天下在北方五胡入侵后已经呈南北分裂之势。但最终比较认可的南北朝开启时间是自公元420年刘裕代晋时起。因为之前的东晋，被传统史学家认为是天下正统的位置。而同样是因此原因，做为刘邦真正后人的刘裕不得不抛弃了以“汉”作为新王朝的国号，而是以“宋”为国名。以言明“道统”是继承于作为正统的“晋”。相比之下，北方少数民族的顾忌相对就没有这么多，匈奴人刘渊早就直接就以“汉”为了国号，引得南方的士大夫侧目，也为自己的上升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南朝宋开国皇帝武帝刘裕
但是没有办法，每一个王朝的建立都是在于有效整合各方资源的基础上的。当皇帝也不可以为所欲为。刘裕虽然起自贫寒，但他的成功基础却是在于有效地保护南方各大士族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方面使腐朽的士族制度在新朝得到了延续的机会，但在另一方面也造就了门第不高的刘姓皇族与士家大族矛盾的延续。
但要说起时代给社会留下的最深的烙印的地方，还是在思想领域方面。两汉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经学神系被现实撕裂得七零八落。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深感世事无常，转而向另一个世界寻找慰籍。但时代的最大得益者却不是道教，而是佛教。因为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本身就诞生于古印度的一个充满战争和各种思想争锋的时代。同时，印度人因为有着比中国更“优越”的生活环境，所以更热衷于放飞自己的思想。（必须补充说明的是，这个“优越”，是相对而言的。印度其地冬无霜雪，这样就省了一些衣着和住宿的需求。野生动植物更为丰富，这就解决了食的问题。）
因此，佛教于中国南北朝时代的发展完全可以用“飞速”来形容。相对之下，道教也趁机扩大影响力。但遗憾的是，在前期，道教过早地卷入了政治活动。“太平道”、“五斗米道”的军事化倾向使得统治者对道教更多了几分戒心。在东晋，来自南方的很多起义或叛乱首领，如孙恩、卢循也多以道教为思想基础。最后的结果就是道教的发展被佛教所超过。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佛教的理论也有不适合于统治者需求的一面。原始佛教认为，人出家后就是个完全脱离尘俗的人。世间等级尊卑于他再无制约，上不跪君王，下不跪父母。这样自然又为重视尊卑等级的中国社会看不惯。于是在道佛两教之间，统治者还在做反复了解、选择。
名僧鸠摩罗什
更何况，江山代有人才出。这一时期的佛道两教也多有能人出世。佛教的鸠摩罗什、佛图澄、杯渡，道教的魏华存、杨羲等人，都在不断丰富着自身宗教的教义。使之更适合于这个世代的需求。在这里面，道教新兴的一大宗派也就是上清派起到了先锋作用。
最开始的“黄帝—老君”二元神系被摒弃了，全新的神系被建立，最高神变成了紫虚上皇，他就是后来的三清之首元始天尊。先汉时的尸解成仙的观念被嘲讽。这里面可能有佛教的原因。因为在佛教神话中，有一种可怖的尸鬼叫“守尸鬼”。其类似于僵尸，是由死后恋栈不去的亡魂重新进入尸体变成，以活人或新鲜尸体为食。
道教徒们也就根据这提出了全新的理念，那就是以尸解成仙为下，以白日飞升为上。这当然比之前的难度提升何止百倍。事实上，这也并非是一个明智的主意。因为毕竟，死亡的转换相对是必不可少的。其神秘性可以掩盖很多东西。只可惜从本身的教义上来说，“乐死”的道教本来与死亡有难以调合的关系。修道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长享世间快乐。这就使得道教全力向逃避死亡的这条不归路开了过去，而花费了太多的精力。
要说明这道理的话，可以举个例子。最关键的还是因为死亡不可避免。在两汉时代，在佛教还没占据中国人的思想空间时。如果有哪位人士无疾而终，死后身体柔软，面色如常的话。一般会被认为尸解成仙。而在佛教思想大行之后，这样的模样很可能被认为是去了极乐净土。人们更愿意相信看到道士们乘云冲霄而起。当然这样的情况估计百年难得一见。飞升罕见而死常见，当然和尚胜过道士。
佛教的极乐净土信仰
为什么道士们逐渐以白日飞升作为修炼的目的呢？这还是要归功于炼丹术与道教教法的逐渐融合。前面说过，早期的炼丹术与道教的联系远没后世密切。事实上，之前提过的左慈、魏伯阳还是葛洪，他们的炼丹更象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关系不是那么密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刘宋的宋文帝时期。当时的上清派第七代宗师陆静修才把炼丹整合成为修道的功课之一。
陆修静也就是东吴名将陆逊的后人。陆家世居吴郡，与顾、朱、张并称为“吴中四姓”之一。但陆修静这一支似乎名位不彰。
刘宋王朝也似乎与道教不怎么对付。其创始人刘裕在还是东晋将军的时候，其屡次征讨，对手多是道教教众，如卢循等人，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在刘宋王朝立国的时候，就非常敬重佛教。与之同时，道教的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滞后形式，在这之前还继续以张天师创教之时的“祭酒”、“二十四治”作为重要结构，表现得残破不堪。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道士也就难以进行炼丹活动，大部份过着清贫的生活。从生到死，只有丹术，却苦无资金炼丹。但后来这情况发生了变化。
时间是南朝第三代皇帝宋文帝时间，准确地说，宋文帝还是一个不平凡的皇帝。他的理想就是继承父亲刘裕的武功，重新统一中国。但在外，他的对外战争，三次南北大战，均以失败告终。对内的，他对于处理家庭矛盾缺乏智慧。因为他的帝位是依靠推翻哥哥宋少帝而得来的，这多少对他的心理造成了阴影。
但是做为一个皇帝，宋文帝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更长，身体更好。这也许就是他将在街上卖药的陆静修请进宫庭讲道的根本原因。说到底，这时道教在江南民众心中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了。这不是一两个皇帝疏远能够左右的。
“三教合一”在那时已经有了苗头
道教的即身成仙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比佛教更吸引中国人的地方。生命的很重要的品质体现就在于划分“我”和“彼”。就象马列主义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认识一样。佛教的“空”，也是非有大勇气者无法接受的。大多数人都还是希望在滚滚红尘中能够作到真灵不昧。这也就是道教所以无法抛弃对生的执着的原因。金丹无疑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工具。
但是刘宋皇帝疏远道教还是有其合理处的， 也就在陆静修入宫的时候，一个名叫“严道育”的女巫，或者说女道士，也进入了宫中。但事实上，她是一个杀手，是被太子刘劭，还有其姐姐东阳公主请进来搞政治谋杀的。历代皇帝活得太久了对太子都不是好事。
严道育深深卷入了刘宋的宫斗中，在几位“贵人”授意下，她甚至采用汉代“巫蛊之乱”的模式，对宋文帝实施“咒杀”。这当然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她被毫不意外的发现，却在重重宫闱中奇迹般地逃出生天。宋文帝气得发抖，最终明白这是儿子搞的鬼，但还没有来得及对这几个不孝子采取措施时，就被人家提前发难，夺去了性命。
也许是因为开国皇帝出生于武人的关系。刘宋王朝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亲人的自相残杀史。所以这支皇族向来以残暴而著名。很可能传说中的“十殿阎罗”中的“第三殿宋帝王”就是他们的化身。
在宋文帝死后，皇位几经周转，落入宋明帝的手中。宋明帝是个残暴的帝王。但信佛好道。用偏见一些的话来说，就是热衷“迷信”，传说中还有一只神秘的“鬼兵”部队为他服务。不过对于陆静修，宋明帝还是比较看重的，给了他很高的礼遇，这也就给了陆静修改革道教的条件。陆静修乘此机会，树立了正统道教经典“三洞四辅十二类”的体系，这对后世道教影响极为深远。
陆修静
在刘宋王朝，也是炼丹术从帝王下放的时间。想长生的岂止是帝王，这是每一个人的愿望。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陆静修的努力，很多达官贵人也开始转变态度，追求仙丹了，结果果不出然，酿成了种种悲剧。
有一个例子就是益州太守刘亮，他请来了一个武当山的道士叫“孙道胤”的，为他炼制长生不老的金丹。结果成功了，但孙道胤却吩咐他：这丹药火毒未除，不能贸然服用。但刘亮却急得上窜下跳。终于趁孙道胤不在的时候。派人天不亮就去打开城门，取来井水，服下了这丹。结果等到吃早饭的时候，刘亮就感觉心痛如绞，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
现代科学认为，因为丹药中含有砷元素，再经过炼制，事实就氧化形成了剧毒的砒霜。所谓“砒”，指的就是指上古神兽“貔”，剧毒无比。被毒死当然也无可厚非。但想深入一层，这真的是因为丹药的原因。
刘亮为什么如此急不可耐的要吃下丹药？难到虔诚的信仰也无法使他等待一分一毫吗？极有可能是他当时已经身染重病，所以须臾不可等待。所以想尽早服下丹药以摆脱病痛。但他本身已经病入膏肓了。就算不吃下丹药，估计也活不了多久，但将他的死因归于丹药，合理吗？当然，换个思维，那个孙道胤可能也正是明白刘亮的情况所以才这样钓他。也就是说，这一切都在其掌握之中，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刘亮如此急切地服下仙丹的时候，他不在现场。很自然的，他事后可以将这事推得一干二净，哪怕是我们也找不出破绽。所能够确定的，就是刘亮不遵医嘱。
但孙道胤的理由在公平的看来，的确无可挑剔。所谓“火毒”，在中医学中是存在的，后面我们会详细提及。这也就是所以这些“事故”并没有影响大部份人对于道教的信仰。炼丹之术继续火爆流行的原因。
在刘宋朝的时代，道教终于形成了与以前割裂的“三天六气”的神话观。在其观念中，上古神灵，包括上古五帝和五帝之上的昊天上帝，都是这世界的痛苦根源，都是人民苦难的罪魁祸首，即“六天故气”。要摒除他们的危害，只有虔诚信奉以三清圣尊为中心的三清正道，才能拯救这世界。这种观念后来终于成为了中国道教的世界观的主轴。
三清
从这时开始，春秋时代的思想家老子，越来越变得象是一个烧锅炉的老头，他也开始炼制各种长生金丹，为天帝服务。其实如果神界是真实的存在，这也很正常，每个人或者神，不管你有多长的寿命，多高的法力，在这无穷的时空中，你必须尽早掌握全新的技艺，否则，必将被这时代所抛弃，为人们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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