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尚法——隋唐书法实践和理论

【人物档案】

方立，别名龙泉山人，方碧文。浙江淳安县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69年1月入伍，1970年5月入党，1971年6月提干。1990年5月，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任政治组筹建负责人兼党支部书记、信息组副组长。1996年后分别任信息研究局、政治研究局、国际研究局局长，2003年9月任研究室副主任。2013年3月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聘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文化委员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

专著有《当代中国的命运和前途》（1992年）、《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国社会主义》（1998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0年）、《古丝绸之路的当今对话》（2006年）等。主编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探》等30余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400余万字。书法作品入编《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年鉴》等辞书。

方立楷书作品：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34cm×980cm

唐 尚 法

——隋唐书法实践和理论

文／方　立

【编者按】应本刊之约，方立先生以《中国书法研究入门》为题撰写系列文章在本刊连载，本期发表的《唐尚法》系第六篇。作者认为，唐人尚法是晋人尚韵和宋人尚意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其书风上承魏晋余韵下启宋意先河。唐人把晋人潇洒韵味纳入法度之中，使书法规范而自由、重法度仍生动，常为世人以“法”概而言之。从魏晋的尚韵到唐代的尚法，使极端工整的楷书和纵横神逸的草书发展到新的高峰，揭开了书法史上最为灿烂的篇章。由于这一时期书法法度的确立和书法体系的完备，书法从此进入艺术自觉发展的历程。敬请关注和讨论。

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权臣杨坚强迫周静帝让位，建立隋朝。589年，隋灭陈，历时300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结束，使分裂造成南北不同的书法风格开始得到融合，并开启唐代高度发展和繁荣的书法。

隋朝统一天下，南北书风自然融合、渐趋中和，上接北朝、下启三唐。隋文帝杨坚登基后，创立考试任官的科举制，设立国子监作为教育行政领导结构。在国子监下首创书学、算学、律学等专科类的中央官学，与传统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形成六学系统。30余年的隋朝，立国短促，著名书家不多，大体有智永、智果、丁道护等人。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由陈入隋的僧人，世称永禅师，继承和发展王氏书法，使之法度规范、系统。受卫夫人《笔阵图》七条笔画势论的影响，智永和尚总结楷书基本笔画的“永”字八法，受到历代学书者的重视。至于欧阳询、虞世南等人，在暮年发轫，应该归于初唐书家。

隋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次年，废黜隋恭帝自称皇帝，改元武德，建都长安，国号唐，是为唐高祖。在唐代，一、南北书风合流促使书“法”的初步确立；二、唐代政治、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因素为书法的尚法提供了条件；三、楷书和草书体现着唐代的书法法则，也代表了唐代书法的最高成就。唐代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上的第二座丰碑，其书风上承魏晋余韵下启宋意先河，常为世人以“法”概而言之。从魏晋的尚韵到唐代的尚法，使极端工整的楷书和纵横神逸的草书发展到新的高峰，揭开了书法史上最为灿烂的篇章。

方立行书作品：《老子》句扇面一34cm×68cm

唐代书法实践

唐代书法实践大体可以分为初唐（618-713）、盛唐（713-805）、晚唐（805-906）3个时期。唐初，欧阳询、虞世南等一批书家由隋入唐，基本主导了当时的书风。盛唐时期，各种书体达到新的高峰，李邕、张旭、颜真卿、李阳冰、怀素等享誉一代的名家辈出，确立了唐朝在中国书法史的高峰地位。晚唐时期，随着社会动荡、国力衰退，书法逐渐衰落，书风趋于程式化，较有影响的书家仅柳公权、杨凝式少数几人。唐代写经、墓志书法多趋时风，留下许多质朴率真的宝贵文化遗存。隋唐五代时期，唐代书论最为兴盛，孙过庭、李嗣真、张怀瓘等提出了独具慧眼的见解，张彦远收集保存了前人的珍贵书论。

唐代书法兴盛与发展变化，同帝王爱好密切相关。唐太宗李世民（599-649）酷爱书法，于贞观初年下诏，出内府金帛征求王羲之等名家墨迹，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加以鉴识编目，又御选拓书人精工拓模，使广为流传。《贞观论》记载：所购逸少书凡真行三百九十纸，装为十卷；草二千纸，为八卷。据何延之《兰亭记》记载，唐太宗所得《兰亭序》是派御史萧翼到智永弟子释辩才那里骗来的。唐太宗还下令将《兰亭序》在他死后陪葬。李世民将出重金收集的三吴遗迹，藏入内府，君臣共相玩赏，并以虞世南、褚遂良等为师，研习书法。唐太宗独尊王羲之书法、巩固王羲之书圣地位的最重要措施，是在编纂《晋书》时亲自为王羲之作传论，评价王羲之书法用笔、结体、布白均十分工致研妙：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唐太宗认为，艺术和书法都应该“节之中和，不系于浮放”。北朝雄强书风过于粗率，南朝秀丽书风失之柔媚，都不符合唐太宗中和的审美要求。王羲之书法增损古法，裁成今体，不偏不倚，文质彬彬，具有中和之美，符合唐太宗的审美情趣。唐太宗不遗余力推广王羲之书法，以帝王之力确立了王羲之书圣地位，也为唐代尚法书风提供了规范和楷模。李世民本人先师隋史陵，后参学虞世南，还追仿王羲之，工行草，善飞白，留下《温泉铭》等行书刻碑。唐太宗的爱好和提倡，推动唐初产生了一场书法革新运动，改变了过去南师北帖、北宗魏碑的局面，使王羲之的真书成为全国书体的正宗，直接影响着唐代尚法书法艺术的走向。

唐代书法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尚法书风的形成，还得益于科举制推动了书法教育的推广和规范。科举制萌芽于南北朝、开始于隋朝、成熟于唐朝。在唐太宗的重视和推动下，科举作为取士制度巩固下来，成为千余年封建时代士人进入官场的唯一途径。科举制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6科。明书又称明字，是以书法为专业的科举考试，主要内容是文字学和杂体书法。这样，科举把做官与书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推动了书法教育。在唐朝，书法不仅是开科取士的科目，而且是遴选官吏的重要标准。“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书法是考核、测试、取舍官吏的重要标准。

在唐代，书学是国学内容之一。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元年敕令在弘文馆开办贵族子弟书法班，在京五品官员以上子弟，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弘文馆内学书，由侍书大臣虞世南、欧阳询任教。这是我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官办书法学习班。唐太宗又在贞观二年（628年）恢复高祖时罢废的书学，承隋制隶属于国子监，内设书学博士和助教，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为学生。国子监书学是专门培养书法人才的学校，学生以书法为专业，教学内容包括《石经》、《说文》（即《说文解字》）、《字林》等。石经即魏正始年以古文、篆、隶三体书写的五经，是以书体与儒家经籍学习相结合的专业课程，需要3年修成。国子监其他学生也规定书法学习内容，需要学书，“日纸一幅”。帝王身边有侍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六学中有书学，都要参加科举中的明书科考试选拔，只有善书者才能升官晋职。因此，地方学校模仿中央学府，注重书法教育。此外，还有广泛存在的家传师授的私学教育，延续书法教育传统，培育大批社会书家，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大家都是由家学起步。唐代科举制促进了专业书法教育的兴盛，为当时尚法书风兴起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

唐代的尚法书风，同唐朝统治者以及书家的审美情趣和意识也密切相关。在唐代21帝中，至少有16帝与书法结缘，不仅自己爱好和擅长书法，而且对当时书风产生重大影响。唐太宗李世民在书法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书法理论也独具一帜，其核心是倡导讲求骨力、韵味、规范的书风。他说，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于是，唐初书法家都按照帝王喜好，追求瘦硬特点。欧阳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八诀》和《三十六法》，为尚法书风提供了理论依据。

唐太宗以后，后来的历代帝王如高宗、睿宗、武宗、玄宗包括武则天，无不重视书法。玄宗李隆基（685-762）初政，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他承贞观遗风，尊贤尚文，完善馆阁制度。弘文馆聚集了工书善鉴之士，从事校书、抄写等文献工作，由此形成了一支馆阁书家队伍。由于他本人擅长隶书、章草，喜肥美之姿，不满当时风行的以二王为祖的书风，因此提倡用隶书、章草来矫正楷书和草书。李隆基亲自写《纪泰山铭》及《石台孝经》，又颁布《字统》规范隶书的形式和写法。馆阁书家多以书法为朝廷服务，字体以实用为本，美观整齐为主要目的，在李隆基亲自颁布的《字统》法度严格规范下，艺术性和个性都不足。此时书家书写隶书都以李隆基隶书为典范，规矩整齐，讲求对称，用笔丰润，带有楷意。这种法度森严的隶书还可以作为唐初尚法书风的延续。但是，李隆基把生活中喜欢肥胖美人的审美观带进书法，世人应其喜好和要求，于是“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又有“李北海、颜平原、苏灵芝辈，并趋时主之好，皆宗肥厚”，圆润丰腴的隶书在盛唐大行其道。因此，唐初推崇的瘦硬尚法书风经过盛唐肥美尚法隶书过渡阶段，逐渐演变。清万经曾在《分隶偶存》中比较唐隶与汉隶的不同：汉多拙朴，唐则日趋光润；汉多错杂，唐则专取整齐；汉多简便如真书，唐则偏增笔画为变体。神情气韵之间，迥不相同耳。

由于唐人追随玄宗喜好八分，蔡邕作为唐人眼中的八分之祖，其书法地位越来越高，唐人还把很多汉碑书写权也归属蔡邕，蔡邕书法理论及相关笔法传说相继问世。当时唐人不但认为《熹平石经》是蔡邕所书，而且认为是八分书的典范。张怀瓘《书断》列蔡邕八分、飞白为神品，大篆、小篆、隶书为妙品。他评价蔡邕书法说：“工书，篆、隶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今古。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真异能之士也。”他的《六体书论》更将蔡邕的大篆、小篆地位拔高，文云：“大篆者，史籀造也。……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为其嗣。”又说“小篆者，李斯造也。……李斯是祖，曹喜、蔡邕为嗣。”张怀瓘的《书断》完成于玄宗开元十五年，他在这一年以善书自举应制，召为翰林待诏。他将蔡邕八分书列为神品，似乎有意配合唐玄宗恢复古学的旨意。《书断》述八分书的祖宗是王次仲，而张怀瓘稍后的《六体书论》，直接将蔡邕奉为八分的祖宗了。他说：“八分者，王次仲造也。点画发动，体骨雄异，作威投戟，腾气扬波，贵逸尚奇，探灵索妙。可谓蔡邕为祖，张昶、皇象为子，钟繇、索靖为孙。”张怀瓘以蔡邕代替王次仲作为八分之祖，不应该是笔误。即使笔误，也是有意为之。

其实，在唐代很长时期内，蔡邕的书法地位并不高。唐朝初期，唐太宗《王羲之传论》、孙过庭《书谱》祖袭南朝诸家之说，他们关注的是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书谱》说：“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武则天时期，把李嗣真《书后品》作为历代书法家的谱录，自李斯以后书家都见载记。他将历代书家分成十等，将蔡邕书法列为上中品，若以十等论之，仅列第三等。蔡邕是《熹平石经》碑刻的主持人，《熹平石经》在当时就是作为规范经学和文字的法经而立，盛唐把他作为八分之祖，倒也符合唐代的尚法书风。

尚法之风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唐太宗李世民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综观初唐欧阳询、虞世南、李世民三家书论，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法理论的廓清和梳理，欧阳询的结体论、虞世南的用笔论、李世民的中和美学思想，都为唐代尚法之风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规范，直接促使了后一阶段尚法风气的成熟。而“中和之美”、“尽善尽美”则是在精神气质上对书法进行了更高层次的规范。王羲之书法作为这两种规范的统一体，成了唐代书家顶礼膜拜的典则，位居天下之尊。

总起来说，虽然“尚法”不能概括唐代绚丽多彩书风的全部，但可以反映唐代书风的本质特征。

方立篆书作品：李白《独坐敬亭山》34cm×136cm

唐代主要书家

唐代书坛出现了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这样的楷书大家，出现了张旭、怀素、孙过庭这样的草书大家，出现了李世民、李邕这样的行书大家，出现了李阳冰、李潮这样的篆书大家。就书论而言，有李世民、李煜这样的帝王书论家；有李白、杜甫、司空图等诗人书论家；有张怀瓘、张彦远、李嗣真等专业书论家；更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张旭、颜真卿、李阳冰这样的书法兼书论的大家。书法家和书论家队伍浩浩荡荡，令前朝后代望其项背。传为唐太宗所作的《笔法诀》、《论书》、《指意》和虞世南的《笔髓论》，都继承王羲之为首的晋人尚韵重意的风气，强调书法创作中的主观因素。稍后孙过庭的《书谱序》、李嗣真的《书后品》也分析钟繇、张芝、二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思想，重视探讨书家思想、感情与书法风格的关系。

初唐四大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都是唐太宗时期成名的。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四人在唐太宗影响下，都学习二王书法，欧阳询、虞世南最先成名，到褚遂良以后真正开启了唐代楷书新风格。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因其父欧阳纥谋反被杀，自幼由父友尚书令江总收养，历仕隋唐，贞观年间为弘文馆学士，官至太子率更令，封渤海县开国男，世称欧阳率更或者欧阳渤海。书法受养父江总启蒙，初学梁陈时风，上追二王，后师北齐刘珉，参学索靖草书，综合南北之风，形成方整险劲风格。他精通各体，楷书和行书成就最高。《旧唐书?欧阳询》记载：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为楷范。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贞观初，受到唐太宗重视，奉教与虞世南同于弘文馆教示楷法。楷书存世代表作有碑刻《化度寺碑》、《九成宫醴泉铭》，属于晚年书风成熟作品。

《化度寺碑》为贞观五年（631）年书刻，时欧阳询75岁。此碑用笔与王羲之《黄庭经》相近，接近小楷，带有隶意，书法遒劲温雅，结字用笔轻快、灵动。至奇古处，乃隶书一变。

《九成宫醴泉铭》比《化度寺碑》晚一年，险劲严谨的特征更鲜明，被历代书家奉为欧体楷模。造型险劲又具稳定感，点画位置轻重缓急准确无误。字形四周线条形成向字内弯曲的弧线，显得中宫紧凑；字内短线笔画组成有序瘦长方形，长线向外伸展拉长，形成字外形状斜度大、对比强烈的菱形。用笔则显得圆润浑厚。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出身世家大族，幼年丧父，过继给叔父。隋时任秘书朗，贞观年间为弘文馆学士，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世称虞永兴、虞秘监。他深受唐太宗器重，常与之谈论书法，并且通过他学习王羲之的书法。米芾《书史》云：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虞卒后，唐太宗痛哭不止，宣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虞世南师承智永，得二王法度，其书温润含蓄、端庄静穆，不尚奇巧，更加符合士大夫中和之风气，被认为是王字正宗。他受唐太宗殊荣，所书《孔子庙堂碑》获得特赐王羲之黄银印一颗，名声大起，遂与成名更早的欧阳询齐名天下、甚至过之。

《孔子庙堂碑》的许多字体与欧体相似，但字型更偏瘦长，上紧下松，形体、线条多呈现外鼓形，字内空间轻松、疏朗，用笔温润雅致，圆转为主，线条变化简洁，对比微妙含蓄。

褚遂良（596-658），字登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他擅长书法，博通文史。贞观时，唐太宗叹虞世南去世后，无人可与论书。魏徵便举荐褚遂良，称誉他下笔遒劲，得王羲之体。他少年时师法虞世南，长成后学习王羲之。他把王羲之的行、草笔姿融入楷书，行笔变化多姿、飞动豪逸，书法方整古朴，生拙刚健，带有隶意。他的传世作品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他因为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被贬，死后官爵被剥夺，儿子被杀。

薛稷，字嗣通，蒲州汾阳（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人。他是魏徵的外孙，书法以学习褚遂良为主，深得其精髓。时人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传世作品有真书《信行禅师碑》。

盛唐真行草各书体名家辈出，李邕的行书，张旭、怀素的草书，颜真卿的真、行书，李阳冰的篆书都是享誉一代的绝唱。

李邕（675-747），字泰和，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曾官至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他生性耿直，敢于直言争辩，得罪不少人，屡遭人陷害，常被贬官，最终死在北海任上。《宣和书谱》记载李邕书法：初学变右军行法，顿锉起伏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从他存世的行书代表作品《李思训碑》等可以看出，许多结字、用笔都来自《集王圣教序》。李邕将王字纵势的长方形易为横势扁方形；弱化线条的丰富变化，以简、直为尚，突出横向拓展的外形；强化王字向右上角仰侧的姿态；形成敦厚宽博、古拙朴素的个人风格。董其昌赞誉：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李邕改体，为初唐书风遒劲向盛唐雄浑豪放发展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也影响到宋元明书家。李邕在世时，已经有人专门临写他的书法。他提出：似我者死，学我者俗。

唐代草书发展是划时代的。初唐，贺知章和孙过庭仍然是二王体系的今草书风，至张旭、怀素则发展到纵情恣性的连绵狂草，拓展了草书的表现领域。

贺知章（659-744），字季真，自号四明狂客、秘书外监。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官至秘书监，后弃官为道士。史称贺秘监。他为人狂放不羁，善谈论，喜饮酒，草书是他率真感情的流露。每醉必作。

张旭（约675-759），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左率府长史，人称张长史。他与贺知章是姻亲，兴趣相投，交往密切，他的草书比贺知章更加纵逸，时人常以贺张并称。张旭因为嗜酒而行为癫狂，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世呼张颠。

张旭、贺知章同李白等清逸豪迈之人结为酒中八仙。杜甫《饮中八仙歌》曰：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他把张旭称为草圣。张旭自谓看了公孙大娘舞剑以后，书法大有长进。唐文宗李昂则将张旭草书、李白诗歌、裴昊剑舞诏称为三绝。张旭书法师从堂舅陆彦远，上承陆柬之、虞世南，取二王法。他在二王传统草书基础上笔势连绵回绕、纵势狂草，开拓出草书新形式。张旭传世作品有《古诗四帖》、《肚痛帖》。行笔如纵空掷下，有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

怀素（737——？），字藏真，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自幼出家，尤好草书，性格豪放，不拘小节，喜欢饮酒养性、草书畅志。酒酣兴发，寺壁、衣服、器皿，无不书之，时人称醉僧。怀素自称：真出于钟繇，草出于二张（汉张芝、唐张旭）。他继承张旭笔法，发展狂草。张旭书肥，用笔上中锋提拔按顿挫强烈，并间之侧锋阔笔，有骨有肉。怀素减少用笔动作变化幅度，多用中锋，减少侧锋，书法瘦劲，行与行联系趋于简化、秩序化。他的传世作品有《论书帖》、《自叙帖》、《小草千字文》等。

盛唐书法最富盛名的应该是颜真卿，被后人称之为盛唐气象。他那雄强博大、浑厚丰腴的书法新风，是继王羲之之后的第二个书法高峰。后人常将颜真卿的书法、杜甫的诗、韩愈的文称之为唐代文化三绝。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临潼）人，祖籍琅琊临沂，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多受帝王重用，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他为人刚正、敢于直言，多次遭人排挤、陷害。虽然身体处逆境，仍然忠君报国。天宝十二年（753）年任平原太守时，安禄山谋反，河朔沦陷，独平原城固守未失，遂名重朝野，有颜平原美誉。建中四年（783）奉诏宣慰叛将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归顺，遭软禁，2年后殉国，享年77岁。德宗闻之，辍朝5日追念，并诏赠“司徒”，谥“文忠”。

颜真卿出身历代儒学传家、擅长书法、精通文字训诂的名门士族，自言“自南朝以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母亲殷氏一族也善书，自幼得母亲殷氏亲授，并受褚遂良影响，后师从张旭，学书之初重实用和法度。文字规范、法度健全是唐朝统一兴盛的需要，也是当时政治对书法的要求。颜真卿顺应时势，锐意求法立法，终有成就，以楷法盖世。他存世作品多，前后风格变化大，可分早中晚3个时期。44岁时写的《多宝塔碑》是早期代表作品。55岁前后写的《郭氏家庙碑》等，是中期作品，初步形成个人风格。大历六年（771年）书刻的《麻姑仙坛记》，时值63岁，是他中晚期过渡作品。该作品雄伟遒劲、体方笔圆，别有一番拙朴意趣。他的晚年作品字型偏长，重心偏上，造型挺拔俊美，代表作品是《颜家庙碑》等。

还值得一提的是，盛唐李阳冰复兴了篆书。隋唐统一前后，书法正处于真行草形成发展时期，字体使用混杂，多体共存，日常使用书体以真行草为主。篆书用于庄重场合，往往掺杂传抄古文的影响，同时笔画盘绕，习惯以缪篆、鸟篆形式装饰，变化随意，很不规范。李阳冰目睹魏晋南北朝以来篆书的失落，感叹“惜时四方杂乱，执政以为迁，而阳冰之志不克就”。他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刊定《说文》，复兴篆学，发挥规范籀篆的作用。他对自己的篆书也很自信，认为得到“篆籀之宗旨”，所以“愿刻石作篆，备书六经，立于明堂，为不刊之典，号曰大唐石经，使百代之后，无所损益”。实际上，李阳冰之后很少有随意作篆的现象，自唐延续到清代，书家都以他的篆书为楷模，后人把他与秦朝李斯并称为二李或者斯冰。从李阳冰对篆书复兴，也可以看到唐代尚法书风的重大影响所在。

晚唐书法以柳公权（778-865）最为著名，与颜真卿齐名，有颜筋柳骨之称。他是今陕西耀县人，官至工部尚书、太子太师，封河东县公，历任穆宗、敬宗、文宗三朝翰林学士，书法极受皇帝青睐，名声显赫。当时公卿大臣家庙碑志，如果不是柳书，就会被认为子孙不孝。他为人耿直，敢于直言。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

柳公权以当时颜体时风为本，远追钟王，兼收初唐书家瘦硬、妍媚风气，书法规范严谨、中宫紧密，用笔刚劲瘦挺，为后世学书者提供了完备的规范程式，但也容易导致走向程式、缺少情致，干禄体、台阁体泛滥的危机。米芾在《海岳名言》中批评：“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

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建梁，从此进入五代十国分裂动乱时代。五代经历50多年，士大夫无意留心翰墨，书法尤其冷落。独有杨凝式在乱世中承接唐代遗风，开启宋代尚意书风。

杨凝式（873-954），字景度，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唐哀帝相杨涉之子，历仕梁、唐、晋、汉、周五代，官居高位。因汉时任职太子少师，又称杨少师。他佯狂得以闲居，纵情书法、山水、佛道，遍游寺院道观，留下许多书迹。由于唐末时期书法法度森严，世人翰墨循规蹈矩，五代时沿袭此风，束缚了书法发展。独有杨凝式放荡不羁，敢于按己意作书，客观上有利于突破唐法束缚，得到宋人共鸣，成为宋代尚意书法的先河。流传下来的行楷《韭花帖》是他的代表作，萧散淡远，中宫内敛，轻松自然。

方立篆书作品：周邦彦《玉楼春》136cm×34cm

隋唐五代书法理论

唐代书论无愧于唐代书法实践，参与者众，论述体例丰，阐释问题深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据史籍记载，唐代有李世民、李煜等帝王书论家；有李白、杜甫、司空图等诗人书论家；有张怀瓘、张彦远、韦续、窦泉、李嗣真等专业书论家；更多的则是象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张旭、颜真卿、李阳冰这样的书法家兼书论家。唐代著名书论有一百余种，李世民的《笔法诀》，欧阳询的《八诀》，虞世南的《笔髓论》孙过庭的《书谱》，颜真卿的《论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李阳冰的《论篆》，窦泉的《述书赋》，李嗣真的《书后品》，张彦远的《法书要录》，韦续的《墨蔽》，影响极其深远。

随着隋和初唐书法的不断成熟，对书法理论探索也不断深入。由于唐代全面规范了楷书、隶书、篆书的法度，这种尚法风气首先表现在隋和初唐的书法理论中。初唐对楷书技法理论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为欧阳询，一为虞世南。欧阳询在《八诀》中谈到创作的状态、构思、执笔等，要求“四面停匀，八边具备”，在均衡中见精神。《三十六法》则是对《八诀》中结构理论的具体阐释：“字法所谓偏则正之，正者偏之，又其妙也。《八诀》又谓勿令偏侧，亦是也。”传为欧阳询所作《传授诀》、《用笔论》、《八诀》、《三十六法》，对书法理论有许多总结。在《传授诀》中云：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均，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攲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则行枯；复不可肥，肥则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要妙处。在《三十六法》中列出：排叠、避就、顶戴、穿插等多种楷书结字规律。欧阳询在《八诀》中提出了“虚拳直腕，指齐掌空”的执笔论，用自己别创一格的欧体楷书实践了自己的理论。

与欧阳询结构理论建树相对应的是虞世南用笔技法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和之美”的观念。中和之美的提出，反映了儒家艺术观对书法的渗透。如果说，技法理论是物质规范，那么中和之美则构成精神规范。虞世南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笔髓论》。他在“心、手、管、毫”四者关系中认为，“心为君”，契于妙的方法是“心正气和”。他在《笔髓论》中，提出了执笔的“指实掌虚”说，“得之于心，应之于手”的得心应手说，“内旋外拓”，“旋毫”“转锋”“悬管聚锋”的用笔说，关键是“笔法”。

唐代书论涉及到书法美学的各个层面，但中心议题仍是笔法。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永字八法。永字八法及技法理论的起源有3种说法：一是元人李溥光《雪庵八法》认为，由崔瑗、钟繇、王羲之总结提出。二是智永说，宋人《书苑箐华》提出这种观点。三是张旭说，宋人朱长文《墨池编》持这种观点。唐朝韩方明在《授笔要说》中这样记载：八法起于隶字之始，后汉崔子玉历钟、王以下，传授经永禅师而至张旭，始弘八法。永字八法的流传，都涉及这3种说法。在汉魏至六朝的书论中尚未见到八法讨论，到唐初欧阳询《八诀》、唐太宗《笔法诀》中论及笔法，与八法有相似之处。永字八法以“永”字讨论点画用笔规律，基本包括了楷书各类笔画，简单明了。

用笔还需要从楷书学起。张敬玄在《论书》中说：“其初学书，先学真书，此不失节也。若不先学真书，便学纵体，为宗主后，却学真体则难矣。”这也使后世人渐次养成了从楷人手的学书习惯。中晚唐出现大量谈论笔法的著作，对执笔法、用笔法、点画之势、结体、章法均有严格规范。韩愈创传的“拨镫法”主要是指法规定。传为颜真卿所作《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其中有“印印泥”、“锥画沙”之语。徐浩将藏锋视为用笔的唯一方法。中唐人突出师承重要，认为只要遵守笔法原则，再兼之以“白首之功”，必然可致佳境，对“法规”没有丝毫怀疑。

传为智果所撰《心成颂》由颂和注两部分组成，主要以分析楷书机构为基础，从平衡与变化的组合原则出发，总结构成书法结构美感的若干法则，如回展由肩、长舒左足、峻拔一角、交换垂缩等。

孙过庭的《书谱》墨本，既是草书佳制，又是中国书法理论批评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历来被视为“双璧”。《书谱》主旨在建立一种古典秩序，一种儒家“以和为美”的审美原则统辖下的书法秩序。在这里，法度虽未成体系，却已见规模。如果说唐初书论体现了一种审美观念的更新和对审美新理想的企望，那么孙过庭已经建立了唐人尚法的审美新风尚。

《书谱》中极力赞赏书法“志气和平，不激不厉”的“中和”之美，这与“阳刚”、“壮美”不同，强调书法美的本质是“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书法客观美与主观美是统一的，主观美往往附着于客观美，书法美的种种观照，就如悬针垂露、奔雷坠石、鸿飞兽骇、鸾舞蛇惊、绝岸颓峰、崩云、蝉翼、泉注、山安等。他认为，运用最广的书体，是真书、草书。“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形质与情性辩证地统一在真、草书体中，这是极为精辟的见解。

《书谱序》辩识及兼通各种书体，认为不同书体有不同特点和功用，相互之间有内在联系：“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真草相通，应该融会各体。《书谱序》还指出了创作主体与书法风格的关系。从许多书家同学一人而演变出多种风格的现象分析，孙过庭认为，创作主体是探求书法风格的本原，个人的思想感情、心态爱好、年龄大小等方面因素对书法作品有明显影响。他还指出，王羲之书写作品展现出不同风格，是因为书写内容不同而带有不同感情。

《书谱序》提出学习书法的三步骤和书法创作中的五合、五乖。学书或谓书法成熟的三个阶段：第一，初学分布，但求平正；第二，既知平正，务追险绝；第三，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就是说，学书要经过不平到平又到不平的具体追求，才能够逐步达到人书俱老的艺术境界。书法创作是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配合，以求达到心手合一，这是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书谱序》还提出“古不乖时、今不同弊；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等著名艺术观点，至今还能够给人们许多启示。

孙过庭为何写《书谱》？他说：“自汉、魏以来，论书者多矣，妍蚩杂糅，条目纠纷。或重述旧章，了不殊于既往；或苟兴新说，竟无益于将来。徒使繁者弥繁，阙者仍阙。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第其工用，名曰《书谱》。庶使一家后进，奉以规模；四海知音，或存观省。缄秘之旨，余无取焉。”他企望从自古以来杂糅的书论中理出头绪，不重述旧章，不苟兴新说，去繁补阙，论述书法美学的基本原理。这是一件难事，又是一件大事。可惜的是，现在能见到的只有《书谱》序言部分，“撰为六篇，分成两卷”的本论部分早已散佚。

李嗣真的《书后品》。李嗣真（？-696）字承胄，滑州匡城（今河南长垣）人。永昌中拜御史中丞、知大夫事。他博学通音律，善阴阳推算之术，以善画佛道鬼神名世。因为南朝庾肩吾已著有《书品》，故其《书品》又称《书后品》，为永昌（689）年任上所作。《书后品》仿照庾肩吾《书品》体例，取82位书家，分为十等，在庾肩吾的三等九品的上上品之上，首次增加并确立逸品，对各品都加以评论。逸品属于偶合神交、自然冥契的境界，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完全自然流露，精神与技巧高度统一，合乎艺术创作规律。能够评为逸品的，仅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4人，认为他们的作品“扬庭效伎、策勋底绩、神合契匠、冥运天矩，皆可称旷代绝作也”。

张怀瓘，广陵（今江苏泰州）人，是盛唐时期的著名书论家，为多产书论家，书迹于今不传，却留下体系庞大的理论著作。有《评书药石论》、《书断》、《书估》、《书议》、《玉堂禁经》、《书评》、《论执笔法》、《论用笔十法》、《文字论》、《二王等书录》等10余种。传世的有《书断》三卷、《书议》一卷、《书估》一卷、《文字论》一卷、《六体书论》一卷、《论用笔十法》一卷、《玉堂禁经》一卷、《评书药石论》一卷、《二王等书录》一卷。张怀瓘书论著述甚多，涉及书法艺术各个方面，自傲书道无所不通，擅长真行草篆，自言“真行可比虞、褚，草欲独步数百年”。张怀瓘讲述了书法发展观，强调创作中要对主体精神的高度张扬，提出了神采美的书法美理想。他还总结了六朝以来关于执笔法、用笔法、点画之势、结构之势的各种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书法学习的技法理论。他进一步阐述“永字八法”和楷书用笔规律，奠定了楷书点画之势的范式，使这一方法在盛唐以后流行起来。

张怀瓘用3年时间撰写的《书断》分3卷，上卷为书体论，列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楷）、章草、行书、飞白、草书等十体，各介绍其源流，后继之以赞。《书断》中下卷分神、妙、能3品，录“爰自黄帝、史籀、仓颉，迄于皇朝黄门侍郎卢藏用，凡三千二百余年间”书家86位，后各列小传，形成一个有书体演变和历代书家及作品批评的完整体系，是书法理论史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专著，与孙过庭的《书谱》同被誉为唐代书论双壁。

盛唐书法评论家还有窦泉、窦蒙兄弟等人。晚唐书论家有张彦远等人。

孔子以《论语》议事、议政、议文，开创了对话文体。唐代出现了以语议书的特殊书论，议书者恰好是张旭与颜真卿两人，所以影响极其深远。张旭系草圣，颜真卿为楷师，两人同处盛唐时代，过从甚密。世传颜曾两次弃官，拜张旭为师学书，欲求笔法，而自古名家都秘而不传笔法。颜真卿第一次拜张旭，张要颜多临多写。张用功夫临写，书法大有长进，但仍不满足，再辞官到东洛拜访大师张旭。时值张旭住在裴儆家，裴儆也多次请教张旭笔法，每次对这个问题都是“大笑而已”，“唯言倍加功学临写”。在颜与裴再三请求下，张旭当堂盘坐于床，与颜真卿就笔法问题进行了一段问答式对话。颜心领神会，将这段对话整理成《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希望如同孔子《论语》一样，作为张门弟子学书的“语录”。

张旭认为“笔法玄微”，不容易说清楚，按“真草之体”，可从12个方面谈意旨，即：平谓横、直谓纵、均谓间、密谓际、锋谓末、力谓骨体、轻谓曲折、决谓牵掣、补谓不足、损谓有余、巧谓布置、称谓大小。最后，张旭点明了书法的辩证法，即“工若精勤，悉自当为妙笔”。书道关键是工夫“勤”，奥妙表现在执笔、识法、布置、纸笔、变法等5个方面。他说：“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谓口传手授之诀，勿使无度，所谓笔法在也。其次在于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纸笔精佳。其次变法适怀，纵舍掣夺，咸有规矩。五者备矣，然后能齐于古人。”

张旭还对颜真卿、裴儆指出：“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当其用笔，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功成之极矣。”“锥画沙”，“力透纸背”成了书法艺术的至理名言。两位艺术大师，通过一问一答，将自己的积淀和经验和盘托出，形成一篇意深旨宏的书法论文。

用叙事方法叙评书迹优劣及鉴藏价值，这是唐代又一种书论形式。褚遂良《榻本乐毅论记》、徐浩《古迹记》、何延之《兰亭记》、司空图《书屏记》、武平一《徐氏法书记》等，都属这一类。《榻本乐毅论记》记载，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以冯承素所拓王羲之《乐毅论》真迹，分赠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杨师道等六位大臣之事，评拓本“笔势精妙，备尽楷则。”褚为行家，其评自然中肯。唐代楷书尚法，其源盖出于《乐毅论》，这就是书法的渊源关系。《古迹记》为表进之文，记叙太宗、武后及玄宗各朝内府收藏二王法书之盛衰、聚散情况，太宗时收，武后时散，玄宗时再聚再散，徐浩据此史实深叹二王书迹之散失，反复指明二王书迹的艺术价值。唐中宗时太平公主取出内府二王书迹五帐五十卷私藏，“爱《乐毅论》，以织成袋盛，置作箱裹，及籍没后，有咸阳老妪窃举袖中，县吏寻觉，遽而奔趁，妪乃警惧，投之灶下，香闻数里”，徐录此书坛轶事，以赞《乐毅论》之绝。《徐氏法书记》，写作者应徐浩之请，记二王书帖在内府集散情况，与《古迹记》成为姊妹篇。《兰亭记》详细记述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出现、传流种种情况，特别是把唐太宗计赚《兰亭》及殉葬始末作了绘声绘色描绘，这是对艺术珍品的追忆、惋惜以及向往和崇拜，给后代留下书法艺术史上的大问号，理性色彩同样十分浓厚。

值得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在唐代以前，由于古人都是席地而坐，书写姿势大都是站立的，纸张比较宋代以后的要硬和重，直接拿在手上悬空书写，并没有书桌的依托。只是到了晚唐以后，才从西域流传和引进了高度适宜书写的书桌，到了宋代书桌使用才开始普遍流行起来。宋代活字印刷的发明，促使造纸术进一步发展，纸张也得到革命性改造和进步，变得轻薄和柔软起来。如果用于书法，需要有书桌的依托。因此可以大体判断，唐代以前古人谈笔法，都是悬空书写的笔法，关键是掌握书写过程中毛笔的转动和运用。这样的观点，可以从古代书画作品和出土文物中塑造的书写人物形象中得到认证。

从历史角度看，唐人尚法是晋人尚韵和宋人尚意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唐代把晋人潇洒韵味纳入法度之中，使书法规范而自由、重法度仍生动。另外，唐人尚法书风形成与五体书定型是水乳交融的，由于这一时期书法法度的确立和书法体系的完备，书法从此进入艺术自觉发展的历程。尽管中晚唐由于对“法”的夸大与程式化，使书法由艺术化变得庸俗化，但并不因此而影响法度确立的进步意义。唐人尚法书风的形成，不仅提高了书法社会地位，而且使书法成为传统文化标志，成为一种文化认识方式而作用于其他艺术，还为后人提供了长久学习、遵循和仿效的范本。

（文章来源于《神州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