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城与作诗 ∣ 郁土

读谌旭彬《秦制两千年》有感

曹操（字孟德，155年~220年）不但是一位军事家、政治家，而且是位文学家，其诗入选大中学教材，如《蒿里行》《短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其中《步出夏门行》之“东临碣石”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我曾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过。余下的则于大学时学过。

《短歌行》之“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其求贤若渴之情，令人感动。而《蒿里行》之“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其对乱离中百姓之遭遇深表同情。

然近日读谌旭彬的《秦制两千年》，在第八章《如何自群雄中胜出》，作者写到了曹操：

汉末军阀当中，曹操最喜欢屠城。仅见于史书者就有：攻张超屠雍丘，征徐州两屠彭城，征乌丸屠柳城，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征侯音屠宛城，攻袁绍坑杀降卒八万。其中，又以“徐州大屠杀”最为丧心病狂。据《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传》记载，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征讨陶谦：

破彭城傅阳……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百姓流依（陶）谦者皆歼。

阅读至此，倍感震惊，却原来大文学家曹操，也有如此残暴之一面。作者继续写道，“因为'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屠城令的存在，曹操大概率还有更多的屠城劣迹，只不过没有被载入史册”。“从初平四年的'徐州大屠杀’，到建安十六年程昱劝阻曹丕不要再执行'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屠杀令，曹操屠杀了无数的无辜降卒和无辜百姓。曹操的制度性屠杀也许连以残暴著称的董卓都要甘拜下风。荆州百姓对曹操的屠杀法令深感恐惧，听闻曹军南下，赶紧收拾家当南逃，可以说是情理中事”。作者最后总结道：

秦制时代的军阀混战有一个非常寻常的道理：谁的手段越狠，谁就越有能力从百姓身上榨取到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谁就最有可能胜出。曹操正是汉末、三国时代的那个手段最狠的人。屠城只是他“狠”的一隅，更狠的政策是所谓的摧抑豪强与兴办屯田……曹魏之所以能够在汉末、三国的乱世之中胜出，核心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曹操、曹丕个人如何雄才大略，而是他们的手段够狠、够硬、够有效，建立起了比其他军阀更强大的人力、物力的汲取机制。

阅读至此，不禁废书而叹，我开始怀疑自己从前所学的曹操的诗歌了。这还是那个“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曹操吗？还是那个“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曹操吗？可毫无疑问，这就是同一个曹操呀!

他可以写下“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也可以颁布屠城法令，让百里无人烟，生民连“百遗一”也没了。他可以拿起写诗的笔，也可以握着杀人的槊。别忘了，横槊赋诗正是曹操的本色耳!

清代大思想家唐甄有言，“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三代以后，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帝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当其屠城阳之时，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当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为之臣也”（《潜书》下篇下《室语》）。

怪我以前读史粗心，以至今日始知曹操屠城事。自今而后，吾不忍读其诗矣，虽然它具建安风骨。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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