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耽读日本东洋史大家宫崎市定先生的著作，必欲穷之而后快。这样的阅读体验，曾发生在知堂、金庸与莎士比亚身上。这三位，都是文学家，而宫崎先生却是位历史学家。以一个退休之人，而整日沉溺于一位日本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想想也十分的有趣。
中国当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陈寅恪等的著作也是读过的，却从无此种体验。盖宫崎对中国历史研究之深入，史料掌握之丰富，观点之新颖独到，真可谓集史才、史学与史识于一身!从他的著作中，我觉得自己也能够试着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看中国历史，并且慢慢地理解了我们的古人。
随之有一个问题在脑际浮现——我们为何出不了这样的历史学家呢？
今晨读其“亚洲史考论”中的《从部曲到佃户——唐宋间社会变革的一个侧面》，其结尾这样写道：
今年夏天，恰好遇上了出席在德国慕尼黑附近召开的宋史研究第二次会议，这才有了汇编、修订旧文的机会，完成了多年来没能完成的课题。
这一年是1971年。
这一年，我们的历史学家又都在做什么呢？此时正值“文革”期间，历史学家们大约都被打倒在地，或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或自杀身亡。当然，受此影响的又何止历史学家。
手头正好有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美国与美国人》，此书由三本小册子组成，分别是1945年出版的《初访美国》，1947年出版的《美国人的性格》，1980年出版的《访美掠影》。其代表作《江村经济》则作于1936年秋。费孝通先生在他的第三本著作中，曾经回答过我的疑问，那便是在《应用压倒理论》一文的开头：
我这次去美国访问主要任务是学术交流。我感到最苦恼的是我碰到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里许多我不熟悉，不好理解的新名词。这是我和西方学术界长期隔离的结果，我跟不上他们在这三十多年里的变化。我要和他们交流，那就必须弄清楚这些新名词，这却不是这一个月蜻蜓点水式的访问所能做到的。如果对这些新名词不搞清楚，谈话也只能平行前进，流而不交。幸亏我见到了不少熟人，他们知道我的底细，我向他们请教一些基本概念并不致见怪。我也不肯放过这些机会，老老实实说清楚那些字眼我不懂，请他们指教。
其实正是这些我不清楚的新名词给我提供了了解这几十年来美国这些学科变化的钥匙。举个例子来说，谈话中常常出现model（“模式”）那个名词，我越听越糊涂。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座谈会上，我就开门见山地捅出这个名词来要求他们讲解……
幸亏费先生在美国遇到了一些老熟人，否则，这将会是何等尴尬的事情呀，在座谈会上，连人家提出的概念也搞不清楚，又谈何学术交流呢？费孝通在1957年被打为大右派，基本中断了学术研究。据费宗惠、张荣华《费孝通先生学术年表》载：
1957年：……7月，被定为右派分子，受到批判……
1958年：走撤销民盟中央盟内一切职务……
1959年：……12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1960-1961年：赋闲在家，读书。
1962年：……撰写回忆文章《留英记》。
1963年：翻译《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1964年：赋闲在家，读书……
1966年：……9月，受“文革”冲击，被抄家，遭批斗。
1967年：接受批斗改造……
1968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劳动改造”。
1969-1971年：到湖北潜江中央民族学院五七干校劳动。
1972年：8月，由干校返京……
1971年夏，当宫崎市定先生出席在德国慕尼黑附近召开的宋史研究第二次会议时，费孝通先生正在湖北潜江中央民族学院五七干校劳动。
费孝通先生的自述，及其《学术年表》，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中断并与西方学术家长期隔离所造成的后果。而这恐怕非止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界如此罢。这一点，陈徒手在《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中有真实的反映。邵燕祥在《序言》中感慨“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比如他引用康生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不要迷信那些人，像北大的游国恩、王瑶，那些人没什么实学，都是搞版本的，实际上不过是文字游戏。
我把这种事当作是业余的消遣，疲劳后的休息，找几本书对一对，谁都可以干。王瑶他们并没有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
此种领导指示一经下达，教授们的日子可想而知矣。
1954年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全国性政治大批判。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12月底，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一百一十多次，发表批判文章五百多篇。“文革”中俞平伯去河南息县干校劳动。
其真相与细节如此。
书中的马寅初、陈垣、冯友兰、汤用彤、贺麟、周培源、傅鹰、王瑶等，也有类似的遭遇。至于那自杀的老舍、傅雷、李平心、陈梦家、刘永济、刘盼遂、熊十力、吴晗、剪伯赞夫妇等，更是不用说了。
宜乎我读不到中国当代历史学家如此的著作了!随手翻身边陈寅恪先生（1890~1969）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二种作于壬午年（1942年）。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则是根据他1929年至1930年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史”的讲课提纲配以图片编辑而成。此两书都是1949年之前的著作了。
返回头来再检索宫崎市定先生（1901~1995）的著述。他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其毕业论文《南宋末期的宰相贾似道》作于1925年。1944年起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曾荣获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法国儒莲奖，并获日本学士院奖和文化功劳者奖章。在中国史的诸多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其代表作《科举史》出版于1946年；
《亚洲史概说》出版于1947~1948年；
《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出版于1956年。
其他如《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出版于1943年；
《菩萨蛮记》出版于1944年；
《东洋的近史》和《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出版于1950年；
《隋炀帝》出版于1965年；
《大唐帝国》出版于1968年；
《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出版于1972年；
《论语的新研究》出版于1974年；
《中国史》出版于1977年。
其论文发表年代如下：
《<史记·货殖列传>所见物价考》发表于1954年11月；
《唐代赋役制度新考》发表于1956年3月；
《中国史的历史分期》发表于1957年12月；
《雍正二年版<缙绅全书>和<中枢全书>》发表于1958年3月；
《<唐宋时期金银研究>献疑二则》发表于1959年10月；
《王建诗再论》发表于1959年12月；
《冯道与汪兆铭》发表于1960年2月；
《吐鲁番出土田地文书的性质》发表于1960年5月；
《十字军对东方的影响》发表于1960年5月；
《中国古代的天、命及天命思想》发表于1963年1月；
《关于“可汗”的读音》发表于1963年12月；
《肢体动作与文学——试论<史记>的成书》发表于1965年4月；
《东洋的古代》发表于1965年9月；
《从部曲到佃户——唐宋间社会变革的一个侧面》发表于1971年；
……
从宫崎先生的著述来看，从上大学起其其生命终了，其学术生命就没有中断过，是连续的一个过程。与此同时，他的那些中国同行，则陷入思想改造、大批判、反右、“文革”等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中，从而中断了宝贵的学术生命。对于一位学者来讲，不能从事自己热爱的学术研究，虽生犹死也。我不能想象，假如宫崎先生置身于俞平伯、王瑶、游国恩、吴晗、剪伯赞他们的环境，又会怎样呢？我还会读到上述精彩的著述吗？
其弟子、京都大学教授砺波护在《隋炀帝》一书的《解说》中，引用了池岛信平的推荐文中之语句“是时代造就了人物，还是人物造就了时代？每到时代更替之际，这个既古老又新鲜的命题一定就会摆在我们面前”。是啊，对比宫崎先生的中国同行之遭遇，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宫崎市定；而宫崎先生反过来就又会影响无数的学人，从而造就一个新时代，这恐怕也是事实。
无论如何，没有被迫中断的学术生命无疑是幸福的，此种幸福既属于宫崎先生，又属于像我这样的读者。他的著述，使我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与认识。
二零二四年元月九日上午
郁土微信相关文章
————————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