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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约翰·穆勒自传》
约翰·穆勒（1806～1873）（又译约翰·密尔）为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经济学家，其代表作为《论自由》《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学原理》《论代议制政府》《功利主义》等。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严复就将《论自由》翻译介绍给了中国读者（书名为《群己权界论》）。
穆勒对自由的定义是“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论自由》第一章引论）。他认为“人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接着讨论和经验人能够纠正他的错误”（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
他对群己画出的界限是，“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第二，关于对于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第五章《本文教义的应用》）。
他的这些思想成果，至今仍然在浇灌着我们干渴的心灵。在品尝着这些甜美无比的思想果实之时，如能考察一番这棵思想之树当初是如何萌芽、破土、成长的，也未尝不是件有益的事情。但这样的考察殊非易事。好在有《约翰·穆勒自传》在。
好的自传也读过几本，如《知堂回想录》《富兰克林自传》等，但专写自己思想成长历程者，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也就弥足珍贵了。作者在第一章中写道，“在舆论转变的年代，记录下总是在前进的各个阶段的心灵发展的，可能是有趣和有益的，或者向自己的或他人的思想学习，或者抛弃自己的或他人的思想”。谢谢穆勒为我们留下这份无比珍贵的精神遗产。
在幼小的穆勒心中种下一颗思想的种子，并精心呵护、浇水施肥者，是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老穆勒为著名经济学家（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原理》）。“小穆勒没有进过学校，自幼在父亲特殊方式教导下成才。童年时就学会希腊文和拉丁文，读了希腊罗马时代的不少古典历史名著。8岁起攻读几何学和代数学，12岁开始系统地学习经院派逻辑学，13岁学完政治经济学全部课程，14岁旅法，研究过化学和植物学，15岁时研究过心理学和罗马法，17岁进东印度公司工作，历时35年……”（《译者前言》）
且看他是如何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的——
他（老穆勒）习惯在早饭前散步……我在读书时用纸片写下笔记，早晨散步时就把记下来的内容念给他听。我读的主要是历史书，就在这种方式下我读了大量历史著作。如罗伯逊的历史著作，休谟和吉本的作品。但是在我当时和以后一段长时期里最喜欢的是沃森写的《腓力二世和三世》的历史。（第一章《童年和早期教育》）
我和父亲经常谈论我读过的书本，他一有机会总是向我解释一些概念，如文明、政治、道德和精神修养等等，过后叫我用自己的话向他重述这些概念的含义。有许多书，我嫌它乏味，不主动去找来阅读，父亲就指导我读，还要我向他口述书本的内容。这类书中有米勒的《从历史观点看英国政治》……
小穆勒8岁开始学习拉丁文，至12岁，他读过的拉丁文、希腊文书籍有：
弗吉尔的《牧歌》和《安尼特》的前六卷；除《抒情诗》以外的全部贺拉斯作品；费德勒斯的寓言；利维著作的前五本；萨拉斯特的全部作品；奥维德的《变形》的很大一部分；特伦斯的几种剧本；卢克雷休斯的两三种作品；西塞罗的几篇演说词和论演说的文稿……
在希腊文方面我读完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索福克尔斯、欧里皮德斯和阿里斯托凡斯的一二个剧本；苏基季德的全部作品；色诺芬的《希腊史》；德摩斯梯尼、埃斯希尼斯和利西阿斯的大量作品；西奥克里图斯和阿纳克雷昂的作品；《希腊诗选》的一部分；季奥尼休斯的少许作品；几本波利维乌斯的书；最后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这是我第一次读到的论道德与心理的、表达明晰的科学论文，其中有古人对人性和生活的许多精辟见解，父亲要我特别用心阅读，并嘱咐我把书中要点摘录下来写成提纲。（同前）
一名12岁的孩子，在我们不过是读小学六年级或初中预备班的年龄，可小穆勒却阅读了这么多经典著作。12岁的时候，我又读过点什么呢？那时正值“文革”后期，在村子里几乎无书可读。有位诗人曾对我说，他在女儿每晚入睡前，给她读半小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目前已读完前三卷。这已经够令我吃惊的了。可看了小穆勒的阅读书目，我觉得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大约从12岁起，我的教育过程进入另一个更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对象不再是运用思想的补助手段和工具，而是思想本身。从学习逻辑学着手，开始立即读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读到《分析篇》为止……父亲要我读几篇关于经院逻辑的拉丁文论文，有的全读，有的读一部分，每天在散步时要我把所读的内容详细讲给他听，并回答他提出的无数盘根究底的问题……我最初能自如地运用智力，表现在对错误论点的分析上，找出谬误的所在。虽然我获得的这种能力来自父亲坚持不懈地对我进行的智力训练，但是，经院派逻辑和研究这派逻辑中养成的思维习惯是这种训练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也是确实的。我相信，在现代教育中，没有任何学科比适当运用经院逻辑学更能造就善于把握词和命题的精确含义，并不被空洞含糊或模棱两可的词句所蒙蔽的真正思想家。
完全可以说，小穆勒这株思想幼苗，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开始破土而出了。诚如作者所言，“父亲要我继续攻读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书籍，主要是那些不只在语言上，还要在思想上都值得阅读的书籍”。我想问的是，今日我们的中小学课本中，真正思想上值得阅读的文章又有几篇呢？
如此阅读学习与教育，小穆勒的早慧是可以想见的。早慧少年何时何地没有呢？王安石不是写有《伤仲永》么？且看老穆勒如何对待此一问题的——
父亲特别加意防范早年学业有成就者最易犯的一种毛病，就是自满，它往往毁灭青年的前程。他以高度警惕性不使我听到赞美的话，不让我和别人作自我夸耀的比较。在他自己和我接触中，我只能听到对我不满意的意见，他给我定的比较标准，不是和别人所做到的相比，而是和一个人能够做到和应该做到的相比……我根本不知道，我所得到的知识以我的年龄而论是颇不寻常的（同前）。
小穆勒何其幸运，而那些仲永们又何其不幸哉，不是所有的天才少年都能拥有像老穆勒这样富有智慧的父亲的。
除了知识的学习外，道德教育也至关重要。且看老穆勒是如何施教的——
父亲一直主要以“苏格拉底美德”作为教诲我的道德典范，这就是正义、克制（这一点他作广泛的运用）、诚实、坚忍，有吃苦耐劳的决心，关心公益、根据人的优点评论人，根据物所固有的效益评价物，关于生活则要求努力奋斗，反对贪图安逸与懒散。他把这些和别的道德规范简要言辞说出，根据情况，有时是恳切的规劝，有时是严厉的谴责和鄙视。
父亲的直接道德教育使我获益匪浅，但是间接的指导收效更大。他对我性格上产生的影响不单是依靠有直接目的的言论和行为，更多的还在他的身教，让我看到他的为人。（第二章《少年时期的道德影响父亲的性格和见解》）
而他父亲的朋友有大卫·李嘉图、休谟、边沁。
现在，小穆勒这株思想的幼苗开始拔节生长了。“父亲一直教我运用边沁‘最大幸福’的准则来观察事物”，“我读洛克的《论文》，根据它写出笔记，包括每一章的完整摘要，偶有所得，做一些评注；这些评议有时由父亲读，有时我读给父亲听，都要彻底讨论。我用同样方法学习爱尔维修的《精神论》”（第三章《教育的末期和自学的初期》）。
现在，老穆勒亲手种下、精心呵护的思想小苗长成了一棵小树，能够独立思考了，并以追求真理为自己之目标，于是乎——
父亲的《论政府》一文……我们并不赞同文中的一个段落，在那一段中他提到可以不给妇女普选权，这与良好政治并不抵触，因为她们的利益与男人的利益相同（同前）……所谓妇女的利益包含在男子的利益里，就等于说臣民的利益包含在国王的利益里一样，而把普选权给予每一个人的理由要求不应该把妇女排除在外。
父亲的前提确实太狭隘，只包含政治学中重要结果所依据的几个一般真理。统治者和整个社会之间的利益一致不是产生良好政治的唯一条件；此种利益一致也不是仅仅有选举制度就可以有保证。我很不满意父亲对待麦考利批评的态度。
作者在学习德文时与几个同伴组成了个学习班。这种方式对他影响颇大——
从此起有数年之久我们集体学习所采取的形式对我思想进步有很大帮助。我们的办法是通过阅读和讨论，集体研究几门我们希望掌握的学科……学完政治经济学以后，我们以同样方式开始讨论三段论逻辑学……学完逻辑学后，开始学分析心理学……我一直这样想，我成为一个有创见的独立的思想家是从这些讨论会时候真正开始的；讨论会使我养成（或大大加强）一种心理习惯，有了此种习惯才使我能有已经做到的和将后要做到的思维工作的成就，才使我决不把解决一半的难题当做完全解决来看待；使我决不放弃一个难题，一定要反复加以研究，直到完全清楚为止；使我对问题中任何含糊的地方决不因为它无足轻重就任其存在；使我在尚未理解整个问题之前决不自认完全懂得问题的任何部分（同前）。
小穆勒开始成为一名大思想家。他交友的标准是——
具有学问愿望的人，如果可能，一定得择友而交，至少要与在知识、才智和高尚情操上与己相等，最好尽可能与更高超的人交往。倘若品格和思想是建立在人类思想中少数基本点之上，那么在这些基本点上信念与感情的一致，在任何时候，在一个真正诚实的人看来，是值得称道的友谊的基本条件。所有这些情况使我们今天愿意与之交往的人很少，愿与之深交的人更少。
而令人无比羡慕的是，他居然有幸遇到了一位与自己在思想上并驾齐驱的女性Helen Taylor，并与之喜结连理。
我的思想与她的思想是并肩前进的，我的思想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以前有进步，懂得更多事物，过去懂的东西，现在理解得更透彻……
当两人的思想和默念完全交融时；当两人在日常生活中谈起有关知识或道德意义的所有问题，探索的深度远远超过为一般读者所写的寻常议论时；当我们从同一原则出发，运用共同的方法得出我们的结论时，要分清是谁的创见，是谁执笔这类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执笔最少的人也许是构思最多的人；两人共同写成的作品，根本不可能区分各自的范围……可以说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她的贡献和我一般多，而且在我的作品中她的贡献是与年俱进的……
在我脱离公职前二年内，我的妻子和我一起写作《论自由》一书。
却原来我读的《论自由》，也有穆勒妻子的一份功劳，向这位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女性致敬！
至于后来这位大哲学家当选议员期间，致力于种种社会改良活动，如在美国内战时支持废奴的北方，领导牙买加委员会向刑事法庭控告英国驻牙买加总督和高级官员，支持爱尔兰农民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等，就一笔带过了，感兴趣的读者自可去阅读《约翰·穆勒自传》。
可以说，没有老穆勒，便不会有今日之小穆勒；没有小穆勒的妻子，也产生不出《论自由》这般经典之著作。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约翰·穆勒生于清嘉庆10年，卒于同治11年。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代，假如约翰·穆勒出生在中国，既有老穆勒这样的父亲，又有Helen Taylor（实际上也不可能），他能够成为后来影响整个世界的大哲学家、经济学家么？
二O一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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