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的?!谁说的?!简直就是……高见!说得太对了!与我英雄所见略同!特别是“过默者藏奸”这几个字,似乎就是为我量身订做的。
我本人从小就金口难开,沉默寡言,长大后依然寡言沉默,金口难开。有没有“过默”,暂时还不知道,不过,他们都说我是“奸人”。对此我不想作任何辩解,我想我也应能享有像电影中的香港警官在拘讯疑嫌人时所说的“你有权保持沉默”的权利。当然,我也知道,任何辩解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半夜三更,扪心自问,我确实“藏”有一点“奸”。比如,我的美人,我的爱,你伤害了我,我却一言不发,一笑而过。眼角明明在流泪,为何装作无所谓?心中明明在恨你,为何装作没关系?
我承认,沉默确是一种美德。某些人,成天胡言乱语,废话连篇,一件事,还没做到一毫米,大话已经说了一公里。少说些空话,多干点实事,多好!人声鼎沸,汽笛长鸣,这个世界喧嚣嘈杂,请降低一些声调,最好保持安静。
我承认,过于沉默也确实容易出问题。人是社会动物,相互协作是必须的,语言沟通是必要的。而且,人需要表达,向这个世界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表达也是一种发泄,人要维持自身的心理平衡,发泄是一剂良药。比如米国总统受了老婆的闲气,他的发泄方式往往是骂遍全世界的所有国家。我受了老婆的闲气,往往是借悟空问答的酒,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写点虽然不是很通的文章,但郁结于胸中之怒气顿时就通了。人如果过于沉默,显然就会失去这条“泄气”的重要管道,如不采取其它有效的疏通方式,久而久之,会有积气成痞之虞。这时侯,阴暗的奸谋可能会如同春天的野草般疯狂的生长。沉默的疯狂,往往会超出人的想象!
我相信,过于沉默、刻意藏奸的人是极少的。一些人言语不多,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一种是话不投机,人家懒得说。遇着对路的人,便开启了滔滔不绝的模式。一种是羞涩怯懦,等脸皮厚些了,话会越来越多。还有一种是心高气傲,不屑与一般不三不四的庸人说些不痛不痒的无聊话。
那一天,风雨如晦。翻开一本闲书,看到一个词:谦虚。顿时心有所悟:“谦”有可能是“虚”的。
谦本应出于至诚。“过谦”,不免就让人怀疑是虚伪做作,其中有“诈”。
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是第一位的。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
这似乎有“过谦”的嫌疑。对此,张中行先生评论道:“专从现象方面来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
胡适先生也许不只是“谦谦君子”那样简单。他一只眼看着学术,另一只眼则注视着政治,待价而沽。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他甚至成为老蒋眼中可以竞选总统的一员。
鲁迅先生不仅文笔犀利,眼光也犀利,看人稳、准、狠。鲁迅先生大约便觉得胡适先生不是表面那样谦和,掩藏在后面的是不坦荡、有机心。在论到陈独秀和胡适的不同时,鲁迅有一个著名的武器库的比喻: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当然,什么是“过谦”,似乎各人有各人的标准。一般来说,不近人情之“谦”,大家便要怀疑了。那什么又是“不近人情”?似乎也难以说清。举个栗子。
竖刁为表忠心,自行阉割。易牙为表谦恭,杀子蒸肉,齐桓公吃了,觉得嫩如乳羊。管仲临死,齐桓公问:“竖刁如何?”管仲答:“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对于易牙,管仲遗言:“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奈何桓公没听进去。后来竖刁、易牙作乱,齐桓公落得个已死两月有余,寝宫蛆虫遍地,尸臭熏天才下葬的下场,而齐国也从此失去了霸主地位。
谦默本是美好的内涵,有时成了奸诈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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